最早的紫藤庐属日式建筑，经过周渝的改造，这里的一树一木都散发出台湾本土气质。就像他的茶道摆脱了日本茶道一样——他发明了“正静清圆”的茶学体系，这是周瑜自己的中国茶道。
每年冬天，周渝都在这里开讲关于茶学思想的课程，报名者络绎不绝。
台湾茶界里，周渝是如此与众不同，什么复杂的仪式和繁琐的道具，在他这里都看不到，但是细细一看，他的茶道又无所不包，只是表面朴拙而已。
绝不仅是一间茶室
把喝茶变成有文化性的品茶活动，这是紫藤庐的发明。早年台湾只有酒廊和咖啡厅，周渝1975年就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一间文化沙龙。台湾舞蹈家林丽珍回忆说，是周渝把她们这些无处可去的贫穷的波希米亚人都收留进来了。她还记得，那时候，她在茶室中央跳舞，周围人喝着用大锅煮的老普洱，茶具用得也很朴素，清朝的老碗，只不过舀茶和奉茶的人的动作特别干净。
在林丽珍的印象中，周渝是一个创造者，他不是把音乐和茶简单结合在一起，而是给音乐和茶一个共同的空间。“最终使我们能面对当下的忧虑，做到超然物外。”王心心的南管，台湾的古琴雅集，昆曲雅集，包括很多新生艺术家演出都放在这里。喝茶人会以不同的形式围坐在演出者周围，有时候是一桌桌地泡；有时候是自酌，空间和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可以互动的关系。
这其实是台湾喝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紫藤庐甚至有自己专门的音乐作品，是1988年大陆作曲家周成龙为其所作的民乐作品。早些时候，紫藤庐没有自己的音乐，为了展现自然的空间，这里常放的是巴洛克音乐和巴赫，也有些中国民乐，当时台湾没什么民乐唱片，很多老唱片都被听残了，只能反复地听。
周渝把一张风景明信片寄给大陆朋友的时候，上面写的一段关于紫藤庐的介绍被上海作曲家周成龙看见，他对紫藤庐非常好奇，两人于是有机会在上海会面。周成龙就向周渝询问情况。周渝说，来客们平时都喜欢在藤荫满屋的桌子旁坐着，虽在屋中，但中国茶有一特点，喝一口茶就感觉云雾山川都在眼前。周成龙就因此写了埙和阮咸对话的《紫藤光影》，还有箜篌、编钟和筚篥合作的《云山如梦》，专门请民乐高手演奏，成为紫藤庐独有的音乐。
1975年，周渝的父亲、台大教授周德伟先生去美国定居，把位于市中心的紫藤庐留给了幼子周渝。周德伟一生清贫，留给子女的东西不多，周渝将父亲留给自己的一幅齐白石的画卖了，支持了台湾第一个独立剧团，院子稍加整顿，就成为台湾首个小剧场。晚上，不少剧团成员无地可去，就住在这幢两层小楼中。1981年，他正式把这幢楼改成茶馆，提出“自然精神的再发现，人文精神的再创造”，是所谓的人文茶馆。“知识分子什么都忧，忧国忧民忧天下，到我这个地方，茶是解药，可以暂时休息会儿，治疗他们的忧愁。”
不过这话半带玩笑，他要展示的是自己认知的茶文化。“这样的提法特别自然而然。”周渝回忆，父亲周德伟是“五四一代”，不过后来他反思五四运动，觉得太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了，写了不少文章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他和父亲交流中逐渐形成关于茶文化的概念。他觉得：茶文化是以汉文化的天人哲学为基础逐渐形成的，既包含了《易经》的阴阳思想，也包括了老庄的自然哲学，紫藤庐绝对不仅是一间茶馆，希望能对外传递这种东方的哲学。
具体的音乐和空间，包括茶具，在周渝心态中，都应该是这种东方哲学的体现。他拿出两套紫藤庐上世纪80年代定做的茶具，这是30年前蔡晓芳作品，由周渝自己造型和色釉。一套是灰绿色，简捷的造型，一个碗状的公道杯配几个小杯，异常沉稳，被称为紫藤组。另一套，称为大朴组，走古朴路线，灰白色，带有一种自然而宁静的气质。这种造型是后来晓芳窑走精美瓷器造型中所看不到的。“这种瓷器能带给人共通的感觉，很多陌生人走进来，瞬间，你看他们的面容，就被这里的一切所打动。”打动他们的除了这些器皿，还有大量细节，它们构成了整体的环境。
院里有三棵巨大的紫藤树。可是看上去真不止三棵，紫藤因为根系发达，不时从这里或者那里探出头来。台大生物系的教授来检测过树龄，发现这几棵树已经有60年左右的历史，应该算是最早引进台湾的紫藤。
紫藤庐周围都是高楼大厦，只有这个院落经过力争保留了下来。门是木头的，从前是日式的庭院，处处是人工的精致；周渝按照自己的观念改造了这个庭院，青苔满布的饲料斗里，现在是游鱼；一些农村常用的瓮和坛子里，随意插着大束的花朵；高大的紫藤树下，是上面隐现着青苔的石桌面。最让人轻松的布置是，楼的一层落地窗户全部可以打开，坐在室内室外，其实是没有间隔的，院内石板和屋里的老木板结合得非常自然。随时无论屋子内外，穿透老树的阳光和凉风都可以洒落在人身上。
不过周告诉我，看似随意的环境布置其实没那么简单，他只是追求“拙”的境界。在插花和布置的过程中，他会要求这里的工作人去和环境、花对话。这是周渝的一份理想，就是工作人员抱着艺术家的态度去生活。他们在整理环境的时候，无论老瓮、古物、石头还是盆栽，包括藤椅，都先尊重这些物的语言，深深注视他们，就会有一种对话发生，透露如何放置他们。“说是在对话，其实是反观内心。自己去摸索，比如我插花，就有一种疏狂的态度。”
“环境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心灵对话对出来的，我经常要求我这里的茶人们要用心去和环境对话。”说到底还是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这才有了异常自然而舒展的空间。
“来这里不管是懂不懂茶的人，身体会放松，可以踏实地随便坐下，身体放松才能带来身体解放，进一步带来心灵的放松。”周渝说，台湾这30年来，有很多逐步深入茶的爱茶者，他们气质和面容都很宁静，会把自然引入家中，在自己家中与石、花、茶、土对话，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会与社会文明产生鸿沟，走出家门面对喧嚣世界的时候，会不安。他感觉这其实是东方文明面对现代挑战时的不安。所以，他希望自己的茶空间是一个“自然和人文的双重道场”，也希望台湾有更多这样的茶空间，这里不是权威性，而是开放的美学场所、创造场所。
因为探究茶的本性，所以这里还有一年一次的祭天仪式。“过去普通人哪里能祭天啊？这是皇帝的专利，所以我这里其实是祭自然。”
这也是周渝追求的茶文化的延伸，他觉得，早从周朝开始，中国人就与自然形成了和谐相处的法则，之后生长出来的茶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完全顺从自然不做一点变动，但是要和自然做很深的相处、互动和对话，人类是自然的部分。”而在茶山中自然生长的古茶树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代表，茶人理所当然应该敬天地。
“不是鬼神信仰。而是敬天地的一种仪式。”周渝说。他是主祭——手里捧着精心炮制的茶汤，后面的茶人们捧着蜡烛，院落的中央生了篝火。茶汤洒地三次，一祭天，二祭地，三祭万物生灵。他说，之所以搞这个仪式，就是希望人们重新重视和自然的关系，不要以破坏自然的代价获得自己想要的茶。“希望参加的茶人们能明白什么是好茶，不要光是需索无度地要产量。”
“知识分子什么都忧，忧国忧民，包括忧天下，到我这个地方，茶是解药，可以暂时休息会儿，治疗他们的忧愁。”
紫藤庐的茶道
对茶有思索，所以钻研茶，周渝和他的朋友们尝试过标准的抹茶制作，并非照搬日本的抹茶道，而是完全古法操作：找到福建出产的青斗石的石磨，这是明治年代出口日本的老东西，被他们买了回来。将冻顶茶慢慢烤黄，烤制过程中香味至今让他难忘：“如雾汹涌，是一种特别奥妙的事情。难怪宋朝文士那么爱亲自参与到茶道过程中。”
之后将烤过的茶磨成粉末，然后用专门器具将茶粉与热水搅打泡沫。“这些事情，接触了之后才发觉除了艺术的美感，还有巨大的感官享受。”他说，打出来的泡沫特厚，上面有天然花纹，越厚的沫，香气越浓。沫散尽了，香气也就没有了。他们尝试了多道，放置不同的时间段，然后尝试。古诗中写的不见水痕的茶道确实最佳，“满口香，满口的茶味道。真有两腋生风的感受”。
在周渝看来，复古不是他所追求的茶道，多年习茶下来，他发明了自己“正静清圆”的茶道。“是我个人对传统文化，对自然美学的体会实践，在闽南茶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人格蕴涵的茶道。和日本的茶道‘和寂清静’相去甚远，我觉得这是很中国的茶道。”
周渝自己泡古树普洱的时候，动作很干净。一把老银壶，一个破旧的民间大碗，方正的布巾上放着晚明的简陋紫砂壶具轮珠，还有三个朴素的茶杯。这次是福建德化老工匠做的茶杯，取其民间风格，釉色不白净，黄白色，德化泥土软所导致的厚胎也没有去刻意回避，反倒有种特殊的美感。
周渝说，刚被日本茶道影响的时候，他也觉得很震撼，觉得里面的系统庞杂，需要认真领会。可是周瑜慢慢觉得，台湾茶道有自己的体系，不应该照搬日本：“就拿寂来说，他们要的是寂灭，是佛教思想，我这里没有这个东西。”
先说正，要泡壶好茶，先准备器具，妥当器具，后面的发展才会好，所以一开始就是“正”字。怎么开始？在桌面放一块方巾，周渝管这个叫“素方”，很多素方是他员工用台湾土布裁减而成的。方代表中国人讲究的天圆地方，也代表一种正。慢慢铺陈开方巾，把精神集中在眼下，过去的经验也就慢慢涌现出来。周渝说，他的感受是集中的“正”会使自己对周边器物充满感觉和灵感，一切都很真实，每个器物的特点全部会涌现出来。
“我研究日本茶道，发现他们为什么要有那些繁杂的程序和动作？就是作为一位茶人，要带领客人们进入茶器、茶空间和茶所营造的环境里。这样的带领，只有自己正才能做到。”
外在的东西要内在化，所谓静，肯定是由动到静，由正到静，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你专心泡茶，自然就进去了。周渝觉得，泡茶是一种入静的方便法门，并不需要专门面壁之类，很多茶空间大书特书静字，他觉得那反倒是一种约束。“享受一壶代表天地的茶，多么幸福。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是不很好的茶，有气，香还没到，气就到了，进入身体浑身舒服，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特征。”
至于清，是饮用好茶后的事情。他提倡喝茶入口的时候有三种方式，在眼神上，第一是闭目，闭目可以产生幻想，苏东坡说从来佳茗似佳人，他的理解不同：“好的铁观音很雄壮，令人想到大丈夫，沙场老将，但是闭目是品茗一法。”第二是眼神下垂，垂帘，集中在茶上，这样比较能体会茶味。第三种方式是将眼神投向无限远的地方，这时候，也许一泡好茶所带来的茶乡风光就会展现在眼前。他自己特别喜欢这种方式，劝大家喝到好茶也可以试验。
正是比较紧的第一步，是为了宁静；喝了茶，身体清了，精神也松快了，这时候茶友互相沟通，大家共同有机会享受这泡茶。“茶太奥妙了，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坐到一起享受茶，会有共同的领会。”
这种沟通，周渝就称之为圆——无论地位和职业，坐到茶桌旁，就茶而沟通，茶让人放松。“有时候沟通不了，但这是性格使然，这时候不要互相压制，而是讲究尊重和适可而止，沟通就很好。就像古时候射箭比赛，比赛之后要互相行礼，我提倡的茶道最后就是圆，互相尊重。”
这四个字，周渝想了20多年，从前用过“正静深远”四字，过了五六年，换成了现在的几个字，自己尤其满意的是“正而圆”，就是讲究方中有圆，不像日本茶道那么严肃，“它们的宗教性强。而我们更注重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不要距离那么远”。
周渝自己就按照这四个字去泡茶，他烧水的老银壶已经有了年头，水上升的温度很快。“泡古树普洱尤其讲究水温，台湾气压低，所以水温的控制有自己的讲究方式。不过我觉得，茶道不能光讲究这些技术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很简单，你说白了就是烧水和煮茶两件事。就像老庄强调由技而艺，由艺入道，我希望大家能从茶中体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学到人与人相处的快乐。”
所以，周渝的茶课程以哲学为主，他说：“我很不愿意茶课沦为阔人的消遣，它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去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方便法门。”他最近举办的茶课讲座，开篇题目就是“茶汤世界中的生与死”，题目很大，却是茶界在眼下的问题，如何喝到真正的好茶。这个“生与死”，是他考察云南古树茶园得到的启示——“茶要有活性，这就需要我们尊重自然，尊重生态，不能让土壤死亡。否则一切都没有价值了。”
在茶中追寻人与自然的关系
周渝是最早去云南寻找普洱茶的台湾茶人之一。最早时，台湾从香港进普洱茶，喝到老普洱，非常兴奋。“我是最早倡导用身体喝茶的人，好茶喝下去，浑身疏通，而且有轻身的功效。老茶尤其有这种功效。当年香港进来很多老茶，有的喝下去，那种活泼和活性让人非常舒服，我就很迷恋普洱。为什么它有这么好？我就去了云南。”
周渝说，那是90年代的云南，古树普洱尚未流行。但是新方式生产的普洱正在消灭从前的制作方法。“刚去那边，就发现了很多破坏自然生态的事情，使用除草剂、化肥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以云南的树种和生态环境来说，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做法，之后我就一年去几次，反复推销我的观念，让他们不要使用化肥和除草剂。”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质量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茶文化能否沿袭的问题。
周渝说他早年在台湾做茶，早已顽固地形成了自己的这套思路。台湾的很多茶行委托他去配备一些类似早年老茶味道的茶饼，因为他们觉得新的原料做出来的味道不对，他安排若干天直接去考察茶山。“为什么我爱茶？茶和其他农产品不同，它是中国的天人观念下的传统农业的最典型代表。老茶园不是纯粹未被触动的自然，云南那些茶园是在几百年前，或者一千年前开垦出来的，先民专门选种栽培。这种古园中，树与树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中间有很多杂树，像樟树或肉桂，包括大量野草，我觉得这是‘放野’的古茶园。”他分析，这是历代政权想“以茶兴边”的一项政策，所以会有这么多藏在深山的财富。
云南的土壤肥沃，先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放养茶树的办法，这些茶做原料的茶叶，最多可以冲二三十泡，是后来施化肥的茶园不具备的品质，这也是后期普洱即使经过存放质量也不如早期的理由。
周渝觉得，人类要生存，本来就要改造自然，那种纯粹让茶树自然生长的茶园不存在，但是要做到道家的“先天而天弗远”，就要找到和自然尊重相处、互动的法则，就能做到《易经》里说的“与天地合其德”。
在台湾一些茶园栽培家的帮助下，他找到一些方法去告诉云南当地的茶农。“你们可以和虫子分账，不要用除草剂，虫子多你就让它多，到时候这些虫和草都可以成为肥料，你等到秋天再去砍草，茶园完全可以依靠自然肥料，这样就是互相尊重，深入研究下去，其实这种方法很科学。”
随着茶叶原料的涨价，许多高山上不用除草剂的地方也开始用，有一个纪录片拍摄到周渝痛心疾首地和当地茶农交谈，他本是个平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异常激动。还批评一些从台湾、广东去的收茶人、种茶人弄坏了风气。“他们把灌木茶和乔木茶完全弄混了，台湾是灌木茶，才会想到用除草剂，你们这里自然条件这么优秀，而且是乔木茶，还是恢复自己的传统耕作吧。你看那些茶园，放了除草剂，雨水就把大量的土壤冲走了，肥力也弱了很多，这样种出来的古树茶，甚至连人工育种的台地茶都不如。你们赚了几年钱，这片茶园就荒废了，觉得值得吗？”
最终，他放弃了年复一年的劝说，有几年甚至不再去云南了。“现在喝普洱的多，但是他们弄不明白，这么好喝是因为自然生态的原因。他们要得更多，人类的贪婪，可能会把先民留下来的自然古茶园最终破坏殆尽，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他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去一次西双版纳都会难过许久，“我觉得那些老茶树在冲我悲鸣，一点都不愉悦了。他们心情不好，那些三四百年的老树被砍被过度采摘，能高兴吗？”
周渝把他七八年前监造的仿照红印普洱拿出来冲泡，这是一种符合他想象和要求的茶饼，香气浓厚，耐泡，价格也便宜。最引人注目的优点是茶气非常有劲道。可是他说，自己喝起来并不是很愉快，世界上恢复自然生态的农耕法已经成为潮流了，为什么云南反其道而行之？这是目前他最痛苦的事。按照新法做出来的古树普洱失去了特点，沦为平庸茶。
周渝说，早期做台湾茶道比赛评委的时候，对当时茶汤流行讲究的“香、甘、滑、重”四字，他第一个起来反对，觉得这几个字把茶圈死了，反而不利茶的发展，茶中所带有的大自然气息，没这么简单就圈住，这是他一步步从精神领域去研究茶的动因。他说：“用天人合一的观念去喝茶看茶，包括寻访茶园，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有多少误区。”现在的道路能不能改变，最终能不能走下去，这是他现在每天呼吁的问题。
台北最年轻的文保建筑
媒体人陈文茜是周渝的好朋友，30年前就开始在紫藤庐喝茶。她觉得，周渝是那种天然就有一颗老灵魂的人，所以很早就能把紫藤庐做成迥异于外界茶空间的地方，是“台北老灵魂”的集聚地。
不过周渝觉得不完全如此。他说，这块空间的基因更多来自自由主义的父亲。他的父亲周德伟早年是哈耶克的学生，1937年写了博士论文后就回到祖国，一直反对计划经济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束。到台湾后任“海关总署”署长，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和殷海光、夏道平、张佛泉等学者都很熟悉。1950年起，每隔两周，台湾的一批学者在他家有聚会，当时这里还不叫“紫藤庐”。父亲的书斋叫“尊德性斋”，这房子是日据时代的高级住宅，“财政部”配备给了周德伟，这里迅速成了学者的乐园。
但是這些学者们当时对老先生并不钦佩。“我父亲爱讲中国哲学，他们觉得他是玄学鬼。”周渝回忆，父亲爱讲从孔子到司马迁的传统，与殷海光的学生们是互相抵触的。“殷海光不发言，不赞成也不反对，学生们常露出不服的样子。” 后来，当局开始监视这里，聚会自然消失了，不过还是有很多名人来往。他记得白崇禧就经常来下棋、吃饭，基本不说话。周渝的哥哥上了台大经济系后，李敖、陈鼓应他们也常来。自从雷震等人被捕后，父亲也不太说话，晚年他一直在翻译哈耶克的著作。1975年退休后，他去美国生活，兄弟姐妹也全部出国，这所老宅就只剩了周渝。
现在周德伟先生的照片还放在茶室中间的壁架上，旁边是周渝插的鲜花，父亲走后，他一半的收入都放在维持此地的运转上。开始是不对外开放的“波西米亚时代”，穷艺术家们挤满了这个空间，周渝说自己真正接触到茶就是这个时代。
1981年，他正式命名这里为“紫藤庐”，用自己的对茶道的见解去改变这处空间。一开张，这里立刻就成为茶界的“圣地”。那时候他也不过30岁，可是一泡茶，那种认真专注的神态就吸引了绝大多数人，陈文茜说，这里要不是周渝在主持，早就不会是这种风貌了。
当时台湾茶界还没有清晰的关于茶道的观念，周渝也很简单，他说自己主持这么一块茶空间，不是要建立什么茶道规范，而就是借助茶，延续中国文化的生命和活力。“现在回头看他的说法，还是觉得很有道理，他确实就是用自己的身心去创造茶文化，去四处寻找他认为最好的茶，他是一位创造者。”陈文茜评价。
因为这里总有各种聚会，所以“财政部屡”次要求收回房产，说这里本来属于公家。但事实上，房子在台风中损害多次，都是周家自己在维修，包括现在两层楼的格局也是周家的创造，所以宅子保住了，但是院落还是要被收回查封。1997年，台湾闹得轰轰烈烈的“紫藤庐收回事件”就这样开始了。
法院先是把院落用木板封闭，然后把日式房舍的部分也封存起来。“其实这里已经是台湾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了，所以朋友们出主意，叫来媒体拍摄，然后是丁乃竺和胡茵梦两位亲自砸开了封闭的木板，我们声称，封闭这里违反古迹保护法，因为我们已经把这里申请为古迹保护建筑了。”他们在一周时间内寫出了图文并茂的申请文件，很快获得了台北市的批准。
在各方利益妥协下，龙应台任职台北文化局长的时候，宣布这里属于市文化局，委托周渝和专门的基金会管理，存在了几代人文化记忆的空间才保留下来，并具备了更多的公共性。
“不过紫藤庐出名，靠的不是这段历史。许多不知道任何这里历史的人，走进来也会觉得很舒展，颇能抖落尘俗，进入一种人文和自然交织的境界。”这就是周渝按照天人哲学多年维系的结果，茶道在这种空间里，自然上升为一种艺术。（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4月刊，作者王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