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恺:紫藤庐:台湾的公共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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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紫藤庐属日式建筑,经过周渝的改造,这里的一树一木都散发出台湾本土气质。就像他的茶道摆脱了日本茶道一样——他发明了“正静清圆”的茶学体系,这是周瑜自己的中国茶道。

每年冬天,周渝都在这里开讲关于茶学思想的课程,报名者络绎不绝。

台湾茶界里,周渝是如此与众不同,什么复杂的仪式和繁琐的道具,在他这里都看不到,但是细细一看,他的茶道又无所不包,只是表面朴拙而已。

绝不仅是一间茶室

把喝茶变成有文化性的品茶活动,这是紫藤庐的发明。早年台湾只有酒廊和咖啡厅,周渝1975年就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一间文化沙龙。台湾舞蹈家林丽珍回忆说,是周渝把她们这些无处可去的贫穷的波希米亚人都收留进来了。她还记得,那时候,她在茶室中央跳舞,周围人喝着用大锅煮的老普洱,茶具用得也很朴素,清朝的老碗,只不过舀茶和奉茶的人的动作特别干净。

在林丽珍的印象中,周渝是一个创造者,他不是把音乐和茶简单结合在一起,而是给音乐和茶一个共同的空间。“最终使我们能面对当下的忧虑,做到超然物外。”王心心的南管,台湾的古琴雅集,昆曲雅集,包括很多新生艺术家演出都放在这里。喝茶人会以不同的形式围坐在演出者周围,有时候是一桌桌地泡;有时候是自酌,空间和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可以互动的关系。

这其实是台湾喝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紫藤庐甚至有自己专门的音乐作品,是1988年大陆作曲家周成龙为其所作的民乐作品。早些时候,紫藤庐没有自己的音乐,为了展现自然的空间,这里常放的是巴洛克音乐和巴赫,也有些中国民乐,当时台湾没什么民乐唱片,很多老唱片都被听残了,只能反复地听。

周渝把一张风景明信片寄给大陆朋友的时候,上面写的一段关于紫藤庐的介绍被上海作曲家周成龙看见,他对紫藤庐非常好奇,两人于是有机会在上海会面。周成龙就向周渝询问情况。周渝说,来客们平时都喜欢在藤荫满屋的桌子旁坐着,虽在屋中,但中国茶有一特点,喝一口茶就感觉云雾山川都在眼前。周成龙就因此写了埙和阮咸对话的《紫藤光影》,还有箜篌、编钟和筚篥合作的《云山如梦》,专门请民乐高手演奏,成为紫藤庐独有的音乐。

1975年,周渝的父亲、台大教授周德伟先生去美国定居,把位于市中心的紫藤庐留给了幼子周渝。周德伟一生清贫,留给子女的东西不多,周渝将父亲留给自己的一幅齐白石的画卖了,支持了台湾第一个独立剧团,院子稍加整顿,就成为台湾首个小剧场。晚上,不少剧团成员无地可去,就住在这幢两层小楼中。1981年,他正式把这幢楼改成茶馆,提出“自然精神的再发现,人文精神的再创造”,是所谓的人文茶馆。“知识分子什么都忧,忧国忧民忧天下,到我这个地方,茶是解药,可以暂时休息会儿,治疗他们的忧愁。”

不过这话半带玩笑,他要展示的是自己认知的茶文化。“这样的提法特别自然而然。”周渝回忆,父亲周德伟是“五四一代”,不过后来他反思五四运动,觉得太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了,写了不少文章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他和父亲交流中逐渐形成关于茶文化的概念。他觉得:茶文化是以汉文化的天人哲学为基础逐渐形成的,既包含了《易经》的阴阳思想,也包括了老庄的自然哲学,紫藤庐绝对不仅是一间茶馆,希望能对外传递这种东方的哲学。

具体的音乐和空间,包括茶具,在周渝心态中,都应该是这种东方哲学的体现。他拿出两套紫藤庐上世纪80年代定做的茶具,这是30年前蔡晓芳作品,由周渝自己造型和色釉。一套是灰绿色,简捷的造型,一个碗状的公道杯配几个小杯,异常沉稳,被称为紫藤组。另一套,称为大朴组,走古朴路线,灰白色,带有一种自然而宁静的气质。这种造型是后来晓芳窑走精美瓷器造型中所看不到的。“这种瓷器能带给人共通的感觉,很多陌生人走进来,瞬间,你看他们的面容,就被这里的一切所打动。”打动他们的除了这些器皿,还有大量细节,它们构成了整体的环境。

院里有三棵巨大的紫藤树。可是看上去真不止三棵,紫藤因为根系发达,不时从这里或者那里探出头来。台大生物系的教授来检测过树龄,发现这几棵树已经有60年左右的历史,应该算是最早引进台湾的紫藤。

紫藤庐周围都是高楼大厦,只有这个院落经过力争保留了下来。门是木头的,从前是日式的庭院,处处是人工的精致;周渝按照自己的观念改造了这个庭院,青苔满布的饲料斗里,现在是游鱼;一些农村常用的瓮和坛子里,随意插着大束的花朵;高大的紫藤树下,是上面隐现着青苔的石桌面。最让人轻松的布置是,楼的一层落地窗户全部可以打开,坐在室内室外,其实是没有间隔的,院内石板和屋里的老木板结合得非常自然。随时无论屋子内外,穿透老树的阳光和凉风都可以洒落在人身上。

不过周告诉我,看似随意的环境布置其实没那么简单,他只是追求“拙”的境界。在插花和布置的过程中,他会要求这里的工作人去和环境、花对话。这是周渝的一份理想,就是工作人员抱着艺术家的态度去生活。他们在整理环境的时候,无论老瓮、古物、石头还是盆栽,包括藤椅,都先尊重这些物的语言,深深注视他们,就会有一种对话发生,透露如何放置他们。“说是在对话,其实是反观内心。自己去摸索,比如我插花,就有一种疏狂的态度。”

“环境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心灵对话对出来的,我经常要求我这里的茶人们要用心去和环境对话。”说到底还是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这才有了异常自然而舒展的空间。

“来这里不管是懂不懂茶的人,身体会放松,可以踏实地随便坐下,身体放松才能带来身体解放,进一步带来心灵的放松。”周渝说,台湾这30年来,有很多逐步深入茶的爱茶者,他们气质和面容都很宁静,会把自然引入家中,在自己家中与石、花、茶、土对话,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会与社会文明产生鸿沟,走出家门面对喧嚣世界的时候,会不安。他感觉这其实是东方文明面对现代挑战时的不安。所以,他希望自己的茶空间是一个“自然和人文的双重道场”,也希望台湾有更多这样的茶空间,这里不是权威性,而是开放的美学场所、创造场所。

因为探究茶的本性,所以这里还有一年一次的祭天仪式。“过去普通人哪里能祭天啊?这是皇帝的专利,所以我这里其实是祭自然。”

这也是周渝追求的茶文化的延伸,他觉得,早从周朝开始,中国人就与自然形成了和谐相处的法则,之后生长出来的茶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完全顺从自然不做一点变动,但是要和自然做很深的相处、互动和对话,人类是自然的部分。”而在茶山中自然生长的古茶树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代表,茶人理所当然应该敬天地。

“不是鬼神信仰。而是敬天地的一种仪式。”周渝说。他是主祭——手里捧着精心炮制的茶汤,后面的茶人们捧着蜡烛,院落的中央生了篝火。茶汤洒地三次,一祭天,二祭地,三祭万物生灵。他说,之所以搞这个仪式,就是希望人们重新重视和自然的关系,不要以破坏自然的代价获得自己想要的茶。“希望参加的茶人们能明白什么是好茶,不要光是需索无度地要产量。”

“知识分子什么都忧,忧国忧民,包括忧天下,到我这个地方,茶是解药,可以暂时休息会儿,治疗他们的忧愁。”

紫藤庐的茶道

对茶有思索,所以钻研茶,周渝和他的朋友们尝试过标准的抹茶制作,并非照搬日本的抹茶道,而是完全古法操作:找到福建出产的青斗石的石磨,这是明治年代出口日本的老东西,被他们买了回来。将冻顶茶慢慢烤黄,烤制过程中香味至今让他难忘:“如雾汹涌,是一种特别奥妙的事情。难怪宋朝文士那么爱亲自参与到茶道过程中。”

之后将烤过的茶磨成粉末,然后用专门器具将茶粉与热水搅打泡沫。“这些事情,接触了之后才发觉除了艺术的美感,还有巨大的感官享受。”他说,打出来的泡沫特厚,上面有天然花纹,越厚的沫,香气越浓。沫散尽了,香气也就没有了。他们尝试了多道,放置不同的时间段,然后尝试。古诗中写的不见水痕的茶道确实最佳,“满口香,满口的茶味道。真有两腋生风的感受”。

在周渝看来,复古不是他所追求的茶道,多年习茶下来,他发明了自己“正静清圆”的茶道。“是我个人对传统文化,对自然美学的体会实践,在闽南茶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人格蕴涵的茶道。和日本的茶道‘和寂清静’相去甚远,我觉得这是很中国的茶道。”

周渝自己泡古树普洱的时候,动作很干净。一把老银壶,一个破旧的民间大碗,方正的布巾上放着晚明的简陋紫砂壶具轮珠,还有三个朴素的茶杯。这次是福建德化老工匠做的茶杯,取其民间风格,釉色不白净,黄白色,德化泥土软所导致的厚胎也没有去刻意回避,反倒有种特殊的美感。

周渝说,刚被日本茶道影响的时候,他也觉得很震撼,觉得里面的系统庞杂,需要认真领会。可是周瑜慢慢觉得,台湾茶道有自己的体系,不应该照搬日本:“就拿寂来说,他们要的是寂灭,是佛教思想,我这里没有这个东西。”

先说正,要泡壶好茶,先准备器具,妥当器具,后面的发展才会好,所以一开始就是“正”字。怎么开始?在桌面放一块方巾,周渝管这个叫“素方”,很多素方是他员工用台湾土布裁减而成的。方代表中国人讲究的天圆地方,也代表一种正。慢慢铺陈开方巾,把精神集中在眼下,过去的经验也就慢慢涌现出来。周渝说,他的感受是集中的“正”会使自己对周边器物充满感觉和灵感,一切都很真实,每个器物的特点全部会涌现出来。

“我研究日本茶道,发现他们为什么要有那些繁杂的程序和动作?就是作为一位茶人,要带领客人们进入茶器、茶空间和茶所营造的环境里。这样的带领,只有自己正才能做到。”

外在的东西要内在化,所谓静,肯定是由动到静,由正到静,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你专心泡茶,自然就进去了。周渝觉得,泡茶是一种入静的方便法门,并不需要专门面壁之类,很多茶空间大书特书静字,他觉得那反倒是一种约束。“享受一壶代表天地的茶,多么幸福。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是不很好的茶,有气,香还没到,气就到了,进入身体浑身舒服,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特征。”

至于清,是饮用好茶后的事情。他提倡喝茶入口的时候有三种方式,在眼神上,第一是闭目,闭目可以产生幻想,苏东坡说从来佳茗似佳人,他的理解不同:“好的铁观音很雄壮,令人想到大丈夫,沙场老将,但是闭目是品茗一法。”第二是眼神下垂,垂帘,集中在茶上,这样比较能体会茶味。第三种方式是将眼神投向无限远的地方,这时候,也许一泡好茶所带来的茶乡风光就会展现在眼前。他自己特别喜欢这种方式,劝大家喝到好茶也可以试验。

正是比较紧的第一步,是为了宁静;喝了茶,身体清了,精神也松快了,这时候茶友互相沟通,大家共同有机会享受这泡茶。“茶太奥妙了,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坐到一起享受茶,会有共同的领会。”

这种沟通,周渝就称之为圆——无论地位和职业,坐到茶桌旁,就茶而沟通,茶让人放松。“有时候沟通不了,但这是性格使然,这时候不要互相压制,而是讲究尊重和适可而止,沟通就很好。就像古时候射箭比赛,比赛之后要互相行礼,我提倡的茶道最后就是圆,互相尊重。”

这四个字,周渝想了20多年,从前用过“正静深远”四字,过了五六年,换成了现在的几个字,自己尤其满意的是“正而圆”,就是讲究方中有圆,不像日本茶道那么严肃,“它们的宗教性强。而我们更注重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不要距离那么远”。

周渝自己就按照这四个字去泡茶,他烧水的老银壶已经有了年头,水上升的温度很快。“泡古树普洱尤其讲究水温,台湾气压低,所以水温的控制有自己的讲究方式。不过我觉得,茶道不能光讲究这些技术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很简单,你说白了就是烧水和煮茶两件事。就像老庄强调由技而艺,由艺入道,我希望大家能从茶中体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学到人与人相处的快乐。”

所以,周渝的茶课程以哲学为主,他说:“我很不愿意茶课沦为阔人的消遣,它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去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方便法门。”他最近举办的茶课讲座,开篇题目就是“茶汤世界中的生与死”,题目很大,却是茶界在眼下的问题,如何喝到真正的好茶。这个“生与死”,是他考察云南古树茶园得到的启示——“茶要有活性,这就需要我们尊重自然,尊重生态,不能让土壤死亡。否则一切都没有价值了。”

在茶中追寻人与自然的关系

周渝是最早去云南寻找普洱茶的台湾茶人之一。最早时,台湾从香港进普洱茶,喝到老普洱,非常兴奋。“我是最早倡导用身体喝茶的人,好茶喝下去,浑身疏通,而且有轻身的功效。老茶尤其有这种功效。当年香港进来很多老茶,有的喝下去,那种活泼和活性让人非常舒服,我就很迷恋普洱。为什么它有这么好?我就去了云南。”

周渝说,那是90年代的云南,古树普洱尚未流行。但是新方式生产的普洱正在消灭从前的制作方法。“刚去那边,就发现了很多破坏自然生态的事情,使用除草剂、化肥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以云南的树种和生态环境来说,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做法,之后我就一年去几次,反复推销我的观念,让他们不要使用化肥和除草剂。”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质量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茶文化能否沿袭的问题。

周渝说他早年在台湾做茶,早已顽固地形成了自己的这套思路。台湾的很多茶行委托他去配备一些类似早年老茶味道的茶饼,因为他们觉得新的原料做出来的味道不对,他安排若干天直接去考察茶山。“为什么我爱茶?茶和其他农产品不同,它是中国的天人观念下的传统农业的最典型代表。老茶园不是纯粹未被触动的自然,云南那些茶园是在几百年前,或者一千年前开垦出来的,先民专门选种栽培。这种古园中,树与树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中间有很多杂树,像樟树或肉桂,包括大量野草,我觉得这是‘放野’的古茶园。”他分析,这是历代政权想“以茶兴边”的一项政策,所以会有这么多藏在深山的财富。

云南的土壤肥沃,先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放养茶树的办法,这些茶做原料的茶叶,最多可以冲二三十泡,是后来施化肥的茶园不具备的品质,这也是后期普洱即使经过存放质量也不如早期的理由。

周渝觉得,人类要生存,本来就要改造自然,那种纯粹让茶树自然生长的茶园不存在,但是要做到道家的“先天而天弗远”,就要找到和自然尊重相处、互动的法则,就能做到《易经》里说的“与天地合其德”。

在台湾一些茶园栽培家的帮助下,他找到一些方法去告诉云南当地的茶农。“你们可以和虫子分账,不要用除草剂,虫子多你就让它多,到时候这些虫和草都可以成为肥料,你等到秋天再去砍草,茶园完全可以依靠自然肥料,这样就是互相尊重,深入研究下去,其实这种方法很科学。”

随着茶叶原料的涨价,许多高山上不用除草剂的地方也开始用,有一个纪录片拍摄到周渝痛心疾首地和当地茶农交谈,他本是个平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异常激动。还批评一些从台湾、广东去的收茶人、种茶人弄坏了风气。“他们把灌木茶和乔木茶完全弄混了,台湾是灌木茶,才会想到用除草剂,你们这里自然条件这么优秀,而且是乔木茶,还是恢复自己的传统耕作吧。你看那些茶园,放了除草剂,雨水就把大量的土壤冲走了,肥力也弱了很多,这样种出来的古树茶,甚至连人工育种的台地茶都不如。你们赚了几年钱,这片茶园就荒废了,觉得值得吗?”

最终,他放弃了年复一年的劝说,有几年甚至不再去云南了。“现在喝普洱的多,但是他们弄不明白,这么好喝是因为自然生态的原因。他们要得更多,人类的贪婪,可能会把先民留下来的自然古茶园最终破坏殆尽,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他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去一次西双版纳都会难过许久,“我觉得那些老茶树在冲我悲鸣,一点都不愉悦了。他们心情不好,那些三四百年的老树被砍被过度采摘,能高兴吗?”

周渝把他七八年前监造的仿照红印普洱拿出来冲泡,这是一种符合他想象和要求的茶饼,香气浓厚,耐泡,价格也便宜。最引人注目的优点是茶气非常有劲道。可是他说,自己喝起来并不是很愉快,世界上恢复自然生态的农耕法已经成为潮流了,为什么云南反其道而行之?这是目前他最痛苦的事。按照新法做出来的古树普洱失去了特点,沦为平庸茶。

周渝说,早期做台湾茶道比赛评委的时候,对当时茶汤流行讲究的“香、甘、滑、重”四字,他第一个起来反对,觉得这几个字把茶圈死了,反而不利茶的发展,茶中所带有的大自然气息,没这么简单就圈住,这是他一步步从精神领域去研究茶的动因。他说:“用天人合一的观念去喝茶看茶,包括寻访茶园,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有多少误区。”现在的道路能不能改变,最终能不能走下去,这是他现在每天呼吁的问题。

台北最年轻的文保建筑

媒体人陈文茜是周渝的好朋友,30年前就开始在紫藤庐喝茶。她觉得,周渝是那种天然就有一颗老灵魂的人,所以很早就能把紫藤庐做成迥异于外界茶空间的地方,是“台北老灵魂”的集聚地。

不过周渝觉得不完全如此。他说,这块空间的基因更多来自自由主义的父亲。他的父亲周德伟早年是哈耶克的学生,1937年写了博士论文后就回到祖国,一直反对计划经济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束。到台湾后任“海关总署”署长,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和殷海光、夏道平、张佛泉等学者都很熟悉。1950年起,每隔两周,台湾的一批学者在他家有聚会,当时这里还不叫“紫藤庐”。父亲的书斋叫“尊德性斋”,这房子是日据时代的高级住宅,“财政部”配备给了周德伟,这里迅速成了学者的乐园。

但是這些学者们当时对老先生并不钦佩。“我父亲爱讲中国哲学,他们觉得他是玄学鬼。”周渝回忆,父亲爱讲从孔子到司马迁的传统,与殷海光的学生们是互相抵触的。“殷海光不发言,不赞成也不反对,学生们常露出不服的样子。” 后来,当局开始监视这里,聚会自然消失了,不过还是有很多名人来往。他记得白崇禧就经常来下棋、吃饭,基本不说话。周渝的哥哥上了台大经济系后,李敖、陈鼓应他们也常来。自从雷震等人被捕后,父亲也不太说话,晚年他一直在翻译哈耶克的著作。1975年退休后,他去美国生活,兄弟姐妹也全部出国,这所老宅就只剩了周渝。

现在周德伟先生的照片还放在茶室中间的壁架上,旁边是周渝插的鲜花,父亲走后,他一半的收入都放在维持此地的运转上。开始是不对外开放的“波西米亚时代”,穷艺术家们挤满了这个空间,周渝说自己真正接触到茶就是这个时代。

1981年,他正式命名这里为“紫藤庐”,用自己的对茶道的见解去改变这处空间。一开张,这里立刻就成为茶界的“圣地”。那时候他也不过30岁,可是一泡茶,那种认真专注的神态就吸引了绝大多数人,陈文茜说,这里要不是周渝在主持,早就不会是这种风貌了。

当时台湾茶界还没有清晰的关于茶道的观念,周渝也很简单,他说自己主持这么一块茶空间,不是要建立什么茶道规范,而就是借助茶,延续中国文化的生命和活力。“现在回头看他的说法,还是觉得很有道理,他确实就是用自己的身心去创造茶文化,去四处寻找他认为最好的茶,他是一位创造者。”陈文茜评价。

因为这里总有各种聚会,所以“财政部屡”次要求收回房产,说这里本来属于公家。但事实上,房子在台风中损害多次,都是周家自己在维修,包括现在两层楼的格局也是周家的创造,所以宅子保住了,但是院落还是要被收回查封。1997年,台湾闹得轰轰烈烈的“紫藤庐收回事件”就这样开始了。

法院先是把院落用木板封闭,然后把日式房舍的部分也封存起来。“其实这里已经是台湾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了,所以朋友们出主意,叫来媒体拍摄,然后是丁乃竺和胡茵梦两位亲自砸开了封闭的木板,我们声称,封闭这里违反古迹保护法,因为我们已经把这里申请为古迹保护建筑了。”他们在一周时间内寫出了图文并茂的申请文件,很快获得了台北市的批准。

在各方利益妥协下,龙应台任职台北文化局长的时候,宣布这里属于市文化局,委托周渝和专门的基金会管理,存在了几代人文化记忆的空间才保留下来,并具备了更多的公共性。

“不过紫藤庐出名,靠的不是这段历史。许多不知道任何这里历史的人,走进来也会觉得很舒展,颇能抖落尘俗,进入一种人文和自然交织的境界。”这就是周渝按照天人哲学多年维系的结果,茶道在这种空间里,自然上升为一种艺术。(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4月刊,作者王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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