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月二十三日《明报》的“明眼看天下”中,有一篇旅美作家非琅的“中国作家的悲哀”一文,其中提及一位流亡作家的演讲:“共产党就是暴政的代名,同时,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警察国家,六百万警察遍布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中国作家是不幸的,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甚至无法躲避流亡海外的命运,……说着说着,居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弄得台下来的五湖四海的作家莫名其妙。”

非琅先生对此的评论非常离谱,他评曰:“我当时的感觉是仿佛在看一场表演,中国政府无论怎样一无是处,它毕竟还是领导着十二亿人民搞‘四化’建设,毕竟有那么一串全世界瞠目的经济增长数字,毕竟是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这一事实,怎能是一番言语可以颠倒的?就中国作家而言,其境况也不是那么糟糕,创作自由度越来越高,言论空间越来越大,生活境遇都要好过一般工薪阶层。”i

所谓“四化”,原是周总理提出的奋斗目标,二十余年来,只有国防现代化完成了三分之一。其他三“化”全部落空,于是由魏京生在西单墙上公布的“第五个现代化”一文,提出必须补上“政治民主化”。谁能料到,为此判决魏京生坐牢十五年。这原是邓小平犯下的罪行之一。至于“那么一串全世界瞠目的经济增长数字”,我只须引五月二十四日《明报》A版,大标题:“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讨会”中,有几位专家的评述,美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席阿马提森说:“许多国家认为只要经济改革,其他的一切都会随之好转,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官方为了顺利推动市场经济化而有意将某些消极社会后果大事化小,以规避可能遭遇的阻力,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

另一位哈佛大学经济教授萧庆伦认为:“贫富不均、受教育不平等,城乡医疗保险差距拉大,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消极社会问题。”斯坦福大学教授洛什里说:“中国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少数民族人口中,有一半左右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事实上,它更是城乡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说:“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收入下降或停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四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完全纠正了非琅先生的“颠倒”。最后谈起“中国作家的创作自由度越来越高,言论空间越来越大”,可惜非琅先生没有举出具体的事实来,这就缺乏说服力。本人是上海的作家,曾两次被捕,刑期七年。对执政当局竭力打击敢于讲真话的作家,确有切肤之痛。被禁的书刊,近两年内就有六种,销毁的文艺书籍共有七万余册。

且举最近的消息,在五月二十一日,于北京召开作家座谈会。出席人员在会上一致表示,即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要坚持毛泽东讲话的方向(指五十五年前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把文艺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引自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世界日报》)。如今还在把当年毛泽东套在作家头上的枷锁,再祭出来缚住当代作家的思想,这不是借尸还魂吗?

按照“讲话”的限定,不得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党干永远是正面形象,地、富、反、坏、右加上知识分子,只能是反面人物,必须丑化;不能写中共某项政策错误,或是在执行中被人民指责;不能写三角恋爱和同性恋;写战争题材,只能写解放军大胜,不可失败,不能写贪官污吏,最近出版的《天怒》,其中影射陈希同和王宝森,即遭禁止发行。

还是让事实来回答中国作家的创作自由度、言论空间的大小吧,毋须再费笔墨矣。

《明报》1997年6月28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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