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李明在病危时对我谆谆告诫的只有一句话：“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这回光返照的遗嘱，概括了我二十年右派生涯的缘由。正是一两篇善意的批评文章，导致我成为大右派，导致我家破人亡……
两篇文章惹的祸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从吴淞柴油机厂调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巴金主编）。我曾发表过“步步设防”，文中指责宣传部门领导人对作家写作规定多面防区，如批评下层干部执行政策随心所欲、不能写社会阴暗面和干部贪污腐化、不能写模范人物有缺点、更下许涉及谈情说爱等戒律；另有“一板之隔”，其中指出：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完全是旧式官僚作风，这批干部不愿承认这一条，反而责怪群众文化水平差，这就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一道墙，那就需要墙倒众人推的合力。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到各地煽风点火，鼓励大家大鸣大放。那时我以为是真的，长久蓄积在心中的不平和愤懑，藉此机会写了系列杂文。直至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在五七年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上用化名徐汇发表了“王若望是哪家的香花”，其中引证我所写的文章，张春桥这么写道：“你王若望的‘步步设防’，就是违反了我国的宪法。”
紧接着，张春桥的搭档姚文元又在《文艺月报》上批评我的杂文，如“步步设防”、“一板之隔”等，标题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使用的“五把刀子”，比“谁家的香花”的标题更明显更尖刻。
这就意味着王若望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之一员。
严厉的惩罚接踵而来，姚的那篇“王若望的五把刀子”打上门来挑战副主编王若望，按理，我也有权利批驳文坛打手姚文元对我的污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作协党组就裁去我的一切职务，立即下农场劳动改造。
妻子的精神和信仰崩溃了
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抓右派的战术，学的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成几何级数扩大战果。
试以活把子王若望为例。我是第一波捉拿的要犯，然后四面开花，不久将安徽劳动局工作的三弟王鹤打成右派，小弟弟雷华在青岛海军服兵役，按党中央指示，部队里不搞反右；从他的哥哥“要犯”的血缘关系上，他终未能逃过这一劫，被军队押送回我的老家，当局并向亲邻宣布他是右派，交群众监督改造，连经商或进街道工厂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下田干劳役。
在一个阴雨霏霏的周末，我回到上海家中度过可怜的周末，我的李明精神恍惚地告诉我：
“前天来了一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对我说：‘你要做党员还是要王若望？由你选。’”
我妻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们有那么多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呀！”
从那以后，她的精神和信仰一起崩溃了，许多反常的行为出现了。有时，她会突然抱着我嚎啕大哭：有时，嘴里骂着：“你为什么要反党？”并且用头撞我，踢我。我那时非常驯服地接受了她的打，一点违拗的意思也没有。我意识到，她把心里的怨恨朝我身上发泄，或许能减轻她内心的痛楚，叫我赴汤蹈火我都乐意干。我深深地谴责自己，是我在文字上闯下了滔天大祸，害得她患了精神分裂症，我必须管束自己，千万不能也得了精神病，一定要保住头脑清醒去服侍她，安慰她，报答她。
下放农村的日子
整个家庭，这几年中笼罩着阴沉的哀愁的气氛。我下放去农村劳动、不把我当人看待的那种歧视和政治压力，并没有损伤我的意志和精神。老实说，这一切对我已失去了威慑作用，因为我的神经变麻木了，我的感官变迟钝了。萦绕在我心头的唯一的悬念，便是神经不正常的妻李明：“她现在怎么样呢？她肯按时服药吗？我不在她跟前，她会砸碎家里什么东西吧？一时脑筋想不通，她会从窗口跳下去吗？……”
当我一想到这个可能发生的悲剧场面，身上便直冒冷汗，呼吸都感到局促，我不能自已地朝西向大路上奔去。直奔得两腿酸麻，上气不接下气，这才停下来，才悟到刚才那个悲剧不过是心造的幻影，这是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悸动。我拍拍自己的前额，自问自答地说：“王若望啊，沉住气吧，首先不要让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为了李明，为了我们的孩子，必须活下去，千万不能得精神病呀！”并且意识到我是在这里“监督劳动”，不辞而行又会招来新的折磨，于是拖着疲惫的脚步又慢慢走回来。
李明始终站在我这一边，她是以整个生命捍卫爱情的忠贞，见面时，她没有批评过我闯了大祸的杂文有什么差错。
（李明在延安被推选为劳动英雄，由组织部长陈云颁发奖状，我于三九年调往敌后根据地，在四一年秋，她自延安长途步行来到临沂，终于团圆。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分配她任市委组织部人事处长，市委委员、食品工会主席。）
柯庆施点名王若望“翘尾巴”
在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康生跟在毛后头也来上海鼓励大家鸣放，他在“文艺会堂”召见文艺界人士。我听康生传达毛的两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没有墙、没有派反而不正常。我便在这一启发下，写了支持“拆墙”的文字。半个月以后，《解放日报》用头版头条以赞许的语气做标题——“王若望提出党外有墙的主张”。原稿的副题是“康生谈党外有墙”，编辑部删去了康生的名字。
这样便掀起了批斗王若望的高潮。我在批斗会上申辩道：“这两句话原是康生同志说的，到会的作家都听到的吧？这笔账怎么算到我头上？”台下观众却以喊口号压倒了我的申辩。这样的批斗会共开了三次。
在六二年的十月十四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中苏友好大厦作报告，其中有一段这么说：
“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嘛，像王若望，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三面红旗，你们去找来看看，就看出他的攻击多么恶毒和巧妙。无产阶级松一松，资产阶级攻一攻。你们看，要是松了阶级斗争，就会闹成什么局面？”（涉及农村强迫实行吃大锅饭，必需砸毁锅灶，农民对此逆来顺受，终于保留下一口锅，在六二年七月号《上海文学》刊出）
上述这个会是党内会议，李明还保留了党籍，她听到了“上海一霸”指责王若望又翘尾巴的侮辱性讲话，我却没资格参加会议。我等待李明回来，快到下午七点，她跌跌撞撞地打开了屋子的门，一看到我，泪如泉涌，绝望地喊：“完了！”说完便扑向沙发，脸苍白得可怕，眼睛又像五八年那么呆滞。我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轻声安抚她：“什么事？又犯病了，送你去医院好吗？”
我从邻居那里才知道了柯庆施如何侮辱了王若望，这对于李明来说，就像是一把匕首猛地插在她的心窝里。狼犬的狗鼻子还是嗅出了反党的血腥味。柯大鼻子有两句信条：“信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到到盲从的地步。”毛泽东脚下的奴才，对敢于冒犯他主子的叛逆，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她走出了会场，失魂落魄，竭力躲开众人的眼睛，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此时，她已经处在精神分裂症的状态……
妻子的遗嘱：“再也不要动笔了”
这一回的大发作，使她无缘无故地笑，睡眠很少，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当她莫名其妙地大笑时，那形象更可怕，更让我受不了。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我看到她梳头，并且背得出八首唐诗，彷佛看到一刹那的欢乐和阳光，尽情地享受这难得的时光。
关于那个可怕的《一口大锅的历史》，她再也不提起，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有。
她在病危时对我谆谆告诫的只有一句话：“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大概是她回光返照的遗嘱了。
她只活了四十五岁，于一九六五年八月离开了我们。
她的弟弟梅芳赶到华东医院，没能见到姐姐最后一面，当场晕了过去，经过抢救，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姐姐，你在哪里呀？”
我的右派帽子是在七八年十二月获得改正的，虚度二十年的少壮时期而成为贱民。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六日于纽约
《争鸣》1997年7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