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右派帽子使我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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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李明在病危时对我谆谆告诫的只有一句话:“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这回光返照的遗嘱,概括了我二十年右派生涯的缘由。正是一两篇善意的批评文章,导致我成为大右派,导致我家破人亡……

两篇文章惹的祸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从吴淞柴油机厂调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巴金主编)。我曾发表过“步步设防”,文中指责宣传部门领导人对作家写作规定多面防区,如批评下层干部执行政策随心所欲、不能写社会阴暗面和干部贪污腐化、不能写模范人物有缺点、更下许涉及谈情说爱等戒律;另有“一板之隔”,其中指出: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完全是旧式官僚作风,这批干部不愿承认这一条,反而责怪群众文化水平差,这就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一道墙,那就需要墙倒众人推的合力。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到各地煽风点火,鼓励大家大鸣大放。那时我以为是真的,长久蓄积在心中的不平和愤懑,藉此机会写了系列杂文。直至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在五七年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上用化名徐汇发表了“王若望是哪家的香花”,其中引证我所写的文章,张春桥这么写道:“你王若望的‘步步设防’,就是违反了我国的宪法。”

紧接着,张春桥的搭档姚文元又在《文艺月报》上批评我的杂文,如“步步设防”、“一板之隔”等,标题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使用的“五把刀子”,比“谁家的香花”的标题更明显更尖刻。

这就意味着王若望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之一员。

严厉的惩罚接踵而来,姚的那篇“王若望的五把刀子”打上门来挑战副主编王若望,按理,我也有权利批驳文坛打手姚文元对我的污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作协党组就裁去我的一切职务,立即下农场劳动改造。

妻子的精神和信仰崩溃了

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抓右派的战术,学的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成几何级数扩大战果。

试以活把子王若望为例。我是第一波捉拿的要犯,然后四面开花,不久将安徽劳动局工作的三弟王鹤打成右派,小弟弟雷华在青岛海军服兵役,按党中央指示,部队里不搞反右;从他的哥哥“要犯”的血缘关系上,他终未能逃过这一劫,被军队押送回我的老家,当局并向亲邻宣布他是右派,交群众监督改造,连经商或进街道工厂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下田干劳役。

在一个阴雨霏霏的周末,我回到上海家中度过可怜的周末,我的李明精神恍惚地告诉我:

“前天来了一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对我说:‘你要做党员还是要王若望?由你选。’”

我妻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们有那么多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呀!”

从那以后,她的精神和信仰一起崩溃了,许多反常的行为出现了。有时,她会突然抱着我嚎啕大哭:有时,嘴里骂着:“你为什么要反党?”并且用头撞我,踢我。我那时非常驯服地接受了她的打,一点违拗的意思也没有。我意识到,她把心里的怨恨朝我身上发泄,或许能减轻她内心的痛楚,叫我赴汤蹈火我都乐意干。我深深地谴责自己,是我在文字上闯下了滔天大祸,害得她患了精神分裂症,我必须管束自己,千万不能也得了精神病,一定要保住头脑清醒去服侍她,安慰她,报答她。

下放农村的日子

整个家庭,这几年中笼罩着阴沉的哀愁的气氛。我下放去农村劳动、不把我当人看待的那种歧视和政治压力,并没有损伤我的意志和精神。老实说,这一切对我已失去了威慑作用,因为我的神经变麻木了,我的感官变迟钝了。萦绕在我心头的唯一的悬念,便是神经不正常的妻李明:“她现在怎么样呢?她肯按时服药吗?我不在她跟前,她会砸碎家里什么东西吧?一时脑筋想不通,她会从窗口跳下去吗?……”

当我一想到这个可能发生的悲剧场面,身上便直冒冷汗,呼吸都感到局促,我不能自已地朝西向大路上奔去。直奔得两腿酸麻,上气不接下气,这才停下来,才悟到刚才那个悲剧不过是心造的幻影,这是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悸动。我拍拍自己的前额,自问自答地说:“王若望啊,沉住气吧,首先不要让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为了李明,为了我们的孩子,必须活下去,千万不能得精神病呀!”并且意识到我是在这里“监督劳动”,不辞而行又会招来新的折磨,于是拖着疲惫的脚步又慢慢走回来。

李明始终站在我这一边,她是以整个生命捍卫爱情的忠贞,见面时,她没有批评过我闯了大祸的杂文有什么差错。

(李明在延安被推选为劳动英雄,由组织部长陈云颁发奖状,我于三九年调往敌后根据地,在四一年秋,她自延安长途步行来到临沂,终于团圆。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分配她任市委组织部人事处长,市委委员、食品工会主席。)

柯庆施点名王若望“翘尾巴”

在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康生跟在毛后头也来上海鼓励大家鸣放,他在“文艺会堂”召见文艺界人士。我听康生传达毛的两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没有墙、没有派反而不正常。我便在这一启发下,写了支持“拆墙”的文字。半个月以后,《解放日报》用头版头条以赞许的语气做标题——“王若望提出党外有墙的主张”。原稿的副题是“康生谈党外有墙”,编辑部删去了康生的名字。

这样便掀起了批斗王若望的高潮。我在批斗会上申辩道:“这两句话原是康生同志说的,到会的作家都听到的吧?这笔账怎么算到我头上?”台下观众却以喊口号压倒了我的申辩。这样的批斗会共开了三次。

在六二年的十月十四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中苏友好大厦作报告,其中有一段这么说:

“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嘛,像王若望,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三面红旗,你们去找来看看,就看出他的攻击多么恶毒和巧妙。无产阶级松一松,资产阶级攻一攻。你们看,要是松了阶级斗争,就会闹成什么局面?”(涉及农村强迫实行吃大锅饭,必需砸毁锅灶,农民对此逆来顺受,终于保留下一口锅,在六二年七月号《上海文学》刊出)

上述这个会是党内会议,李明还保留了党籍,她听到了“上海一霸”指责王若望又翘尾巴的侮辱性讲话,我却没资格参加会议。我等待李明回来,快到下午七点,她跌跌撞撞地打开了屋子的门,一看到我,泪如泉涌,绝望地喊:“完了!”说完便扑向沙发,脸苍白得可怕,眼睛又像五八年那么呆滞。我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轻声安抚她:“什么事?又犯病了,送你去医院好吗?”

我从邻居那里才知道了柯庆施如何侮辱了王若望,这对于李明来说,就像是一把匕首猛地插在她的心窝里。狼犬的狗鼻子还是嗅出了反党的血腥味。柯大鼻子有两句信条:“信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到到盲从的地步。”毛泽东脚下的奴才,对敢于冒犯他主子的叛逆,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她走出了会场,失魂落魄,竭力躲开众人的眼睛,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此时,她已经处在精神分裂症的状态……

妻子的遗嘱:“再也不要动笔了”

这一回的大发作,使她无缘无故地笑,睡眠很少,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当她莫名其妙地大笑时,那形象更可怕,更让我受不了。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我看到她梳头,并且背得出八首唐诗,彷佛看到一刹那的欢乐和阳光,尽情地享受这难得的时光。

关于那个可怕的《一口大锅的历史》,她再也不提起,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有。

她在病危时对我谆谆告诫的只有一句话:“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大概是她回光返照的遗嘱了。

她只活了四十五岁,于一九六五年八月离开了我们。

她的弟弟梅芳赶到华东医院,没能见到姐姐最后一面,当场晕了过去,经过抢救,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姐姐,你在哪里呀?”

我的右派帽子是在七八年十二月获得改正的,虚度二十年的少壮时期而成为贱民。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六日于纽约

《争鸣》1997年7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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