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1940年生于武汉,1980年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7年调进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主要著作有《渎神的节日》《门:一 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缺席的权利》《语言空间》《创伤记忆》《禁止与引诱》《偶在论》《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三卷本)等。

沉河,本名何性松。1967年12月出生于湖北潜江。2001年底调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起主持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出版诗集《碧玉》,散文集《在细草间》等。编选出版《21世纪初中国实力诗人诗选》《本草集》等当代诗选本。统筹出版《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策划出版“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等。

…… ……

我的生命在1990年的前后是不存在的。我全部的生命就在1990年。

我对公心易这样说时,他说,可能是这样吧。一个人的童年在到达,一个人的老年在返回。到达的到达哪里,返回的就返回哪里。你所说的就只是一个点而已。它甚至不是一条线段,不是一个圆。但它最终也不是一个点。在它的外部无限小时,它的内部正无限大,当一个个体呈现出他的本体时,他就不再是一个个体了。他比群体更具有代表性。你所说的一个人的生命放在时间的立场上而言,它的存在也是可疑的。正是在某一个所谓的时间中,生命正展示着它的无穷可能性。因为一个人的思想的无时不在,时间已变得多余;因而一个人的生命活在他的事实中,即在他的“在”中。不是他活着,而是他在活着,他的在是他的有,他的不在是他的无,他的在同时又是他的不在。他的不在同时也是他的在的不在的在。呵呵!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1990年就是1989年,1990年就是1991年。1990年就是你的也是我的一生。

公心易是我的老师。

…… ……

1998年,还在中学教书的我更热衷于写作,想写一个长篇小说,题目是“1990”。想学习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黑塞的《玻璃珠游戏》,讲一个青年的精神之旅。而这个青年有一个人生导师就是“公心易”。导师的原型就是张志扬先生。“公心易”之名取了张老师名字的一半而成,“公”谐音“弓”。

2018年的今天,张老师马上八十大寿了;我也受教于张老师近三十年。特写下此文以作纪念。

1989年的秋天比以往的更为萧瑟,曾经热闹的校园冷寂起来。不过于我而言也不是件坏事:多了些读书思考的时间,也交了些真正的同道朋友。譬如钱文亮兄,他正好在那个秋天来我的大学读研。而我已经大四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功课要上,自由的时间比以往多很多。第一次去见张志扬老师就是钱文亮的一个同学带我们去拜访的。在此之前,我一直只是和中文系的老师有交往,他们给我上课,传道授业;我也爱好文学写作,和几个我比较喜欢的青年教师如李俊国老师、冯黎明老师、余艳波老师等有所接触。对于张志扬老师却并没有多少了解,只知道我的大学里有个德国哲学研究所,而我从大二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文学后,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西方现代哲学感兴趣。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在八十年代西学东渐的风潮中深受我们这些所谓写现代诗的年轻人喜爱。于是,德国哲学研究所也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当时湖北大学的中文楼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木质结构,二三层的样子,外面刷着深红的油漆,我们都叫它红楼。红楼斜对面不远就是一座二层的水泥建筑,长长的一排,一侧面也开着一个门,门两边挂着一些牌子,其中一块上就写着“德国哲学研究所《德国哲学》编辑部”的字样。红楼于我不神秘,我经常去那儿上课、考试、查资料,但每每从红楼出去,不经意中就会看到斜对面那个黑黑的少有人进出的门洞,心里总是充满着好奇。后来便知,张老师就是在那上班。

第一次到张老师家拜访的情景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主角是钱文亮的同学,我估计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但第二次见张老师的情景我终生难忘,并且把所有去张老师家拜访的情景全部压缩进这记忆中。仿佛所有的拜访都是同一的拜访。事实上也大同小异。我一直留在记忆中的便是这样的情景:我独自一人穿越一个大大的篮球场,拿着我的一个厚厚的日记本爬上七楼,敲响老师家的门。一般总是张老师亲自开门,这样让我有个误解,以为老师家里总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我去向张老师请教一些问题,却不是什么知识问题。它们并不具体、清晰,现在想来都和人生的一些终极问题有关,有关一个青年人的忧郁苦闷迷茫之类。倾诉的意义大于请教。所幸张老师就是一个不喜言谈的人(后来,读到赵越胜写张老师的一篇文章《渎神与缺席》,赵先生对张老师也是这印象)。所以,我得以自得其乐地在那儿一呆近一个小时。直到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张老师也听完了,我才起身告辞。

记忆中最有印象的有三点:一是张老师有一间很大的书房。书房一面是满墙的书,书房中间是像乒乓球台样大的书桌,桌上堆满了书、艺术杂志和电影画报以及一摞摞的唱片。后来我还注意到有一摞摞的读书卡本。它们不太整齐,也不散乱,是一种很自然的摆放态势,估计都是张老师随用随取的。进门左手墙边是一排短沙发,正对着书桌的一端。我一进门便被张老师引坐到上面。张老师便坐在书墙与书桌间的椅子上与客人交谈。二是张老师喜欢听音乐,大致是一些西方的古典音乐。后来我知道,他更喜欢看电影,写观影笔记。我进去后,他会把音乐声音调得极低。三是张老师住在顶楼,一面窗子正对着沙湖(也许是我想象的,因为我并没有去到窗边看过)。张老师读书写作累了,应该是经常点着一支烟,站在窗边,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湖水蓝天的。这三点印象是我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形象定格。以至于我一生都想有这样的一个顶楼靠湖的大大书房。处高,临水,宽阔。多么适合读书思考写作啊!

张老师个子高大,坐姿严正,但声音却温和淳厚,第一次单独和他在一起向他请教,竟没有一点拘束感。也许还是因为自己太年轻,把他当成正教我课的老师看待了。师生关系真的是这世界上最纯洁的关系,为着对知识和真理的获得而交往的两个人真正是忘怀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年龄。亦因此,有了第一次的请教,以后大半年间几乎十天半个月我会在一个晚餐后的傍晚跑到张老师那间书房去和张老师说话。我现在不用请教、拜访、打扰之类的词表达我的这种行为,纯粹是因为我的年轻,一个才二十二岁的喜欢诗歌与哲学的年轻人,完全把张老师作为一个父亲样的长者向他倾诉;甚至于把自己厚厚的日记本——那里记载着一些极其幼稚的思考和情感以及诗歌习作,放在张老师处请他看了“提意见”。下一次去张老师家,张老师交还我日记本时,似乎有羞赧的表情,说,这都是你的日记,我不方便多看的。我接过后,也就不再提其他要求了。

某一次,张老师显得比较兴奋,和我聊了很多话,还拿起他正在写作的手稿给我看。原来他正在写《渎神的节日》,我看到的手稿是《墙》这一章。那天我才第一次听张老师讲他坐牢喂猪的个人经历。也许是写作勾起了他埋葬在心中很久的记忆,现在面对一个不经世事的年轻人,他也有了倾诉的欲望。那次,我足足听了半个多小时,听到张老师讲他如何在牢里学德语,如何在劳动群众的监督下喂猪,喂猪的同时如何学习,写哲学笔记,不久平反后,如何去准备考研究生。第一次听张老师讲他的个人经历,我有点惊惶失措的感觉。当时,张老师在国内哲学界已经很有名气,我们一些青年学子私下都自豪地称“北有李泽厚,南有张志扬”。我真没有想到张老师四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而且还坐过近十年牢。当时喜欢和张老师聊天,是因为看他的文章很亲切,没有读学术书的感觉,每篇文章都是以文学的笔法写自己的思考,而一些所谓的概念在张老师笔下都很形象化,很诗意,很情绪,这吸引了很多如我一样爱好诗歌喜欢思考的年轻人。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是我们无意中忽略了的。只有在认知之后,才在以后对他的阅读中新增了一种背景:所谓生命哲学,有温度的学术,大抵是指张老师这样的思想吧。

又有一次,张老师送我出门时,楼梯间正上来一位气质优雅高贵的中年女士。她给张老师打声招呼后,便把一双明媚娟秀的眼光投向我。张老师给我介绍:这是萌萌老师,曾卓的女儿。我叫了声“老师好”,便匆匆离去。后来也便得知,张老师和萌萌老师、陈家琪老师邓晓芒老师等是武汉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一个思想圈子,他们和国内一些思想新锐的青年学者刘小枫、赵越胜等交往密切。多年后,我看到尤西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作为精神团契灵魂的萌萌——追忆1983-2006》,不禁对萌萌老师更生敬慕。萌萌老师不幸英年早逝,这对于张老师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萌萌,诗人曾卓之女,“作为我国当代最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萌萌教授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视野,对感觉、情绪、语言、意义等重大哲学问题作了原创性的思考和表达。萌萌教授英年早逝,是中国现象学界的重大损失,是中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孙周兴语)

一晃大半年过去了。1990年的春天已经到来。我去实习,写毕业论文,还承受着一次失恋带来的痛苦。但那时仿佛自认为已经和张老师很熟悉了,也跑到他那去向他咨询如何从失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问题。张老师对这一类太小儿科的问题从来都是不置可否的,他也知道对于一个失恋者而言,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好在我慢慢地解脱了出来,在写作毕业论文的间隙还写了两个小中篇:《语言游戏》和《现实主义》。从小说题目上也可以看出当时西方哲学对我的影响。这些东西也都拿给张老师过目。张老师肯定是不怎么看的。他有他自己太多的东西要写。他随手记一些思考的片断;读到喜欢的小说、看到喜欢的电影也会写一些书评和影评,这些书评和影评只是他自己思考的一个引子或本事,他总是在这些文章中清理出一些独到的思想线索;对于个人的经历,他也已经开始着笔,比如上面提到的《渎神的节日》,他说香港要先出版。现在我重新看他那个时期写的文章,发现,这些东西还算是生逢其时了。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能写,写了怕也难面世。所幸,他的这些文章在1994年至1999年间陆陆续续都出版了。它们就是《渎神的节日》《缺席的权利》《禁止与引诱》《创伤记忆》等。这些书中,他有很多问题提出来,每每提出来,就给我们一番惊喜。在我们看来,问题的提出就是解决。可惜,我的年轻让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它们的重要。我们就是我和钱文亮、黄斌、夏宏这一直交往到现在三十年了还在交往的几个好朋友。

我毕业那一届是不兴考研的,研究生只有保送的指标。我自然是一个学习的不务正业者,毕业后还有幸留在武汉一个很一般的中学教书,先教初中(教了五年)。钱文亮还在读研,黄斌和我同年毕业,他被分到湖北大学附近的河运专科学校办校报。夏宏也在湖大,正读大二。这个小圈子有个共同的趣味就是喜欢诗和哲学,认张志扬先生作老师。

因为有张老师还在湖大,我毕业后竟没有认为我已经毕业,经常在周末从我工作的汉口古田二路,转很多次车再过轮渡再转车到湖大会朋友,见张老师。那时没有电话,行程都得提前写信告知。我把信寄给黄斌,黄斌再通知文亮、夏宏我要过来。过去后,一般要在黄斌宿舍或湖大找地方住一晚上。

也有我不写信直接过去找他们的时候,但偏偏是那一次,我起很早去湖大,居然在湖大前门那条小路上遇见了张老师,张老师正到菜场买菜回去。我大吃一惊,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张老师也会去菜市场买菜。由此也可见,我真是一个太不经世事的人。那天早上我正是要去见张老师,想和他谈我想考他研究生的事。想听听他的意见。我是中文系的,对西哲没有任何基础,会不会有很大的难度?张老师这次很认真地听,并给出意见:先准备英语,再准备专业。听到张老师的意见后,我感觉到他是很严肃对待这事的,他还说,不是他一个人招,是德国哲学研究所招。大约在他心里,我还是个可塑之材吧,既然我有了这心愿,我也是个成人了,说话也不会是不经考虑的,他当然就把这当作我和他之间一年来很重要的事了。

从张老师处回去后,我充满了活力和决心。1990年10月1日,我在自己的一个写作笔记本上写上了这样几句话:

力量的源泉。精神的支柱。一起获得。
年龄是我的财富。
抛弃,抛弃,再抛弃,新的一切便会到来。
重新保护自己。
一个月一本书,一份读书报告,一天三小时英语。
吃饭以及穿衣,运动以及想入非非。

到书店去买了一套当时考研流行的英语教材《新概念英语》,每天订下自学英语的计划。想到自己高考时一年时间把英语从三十几分提高到高考八十五分,我还是对学英语有信心的。可惜,一场重新降临的爱情到来了,我又沉浸在一个青春期的激情萌动中,英语学了一个月后自动放弃,学英语的时间用来写情书。回头一看,一年多竟写了二三十万字的情书,这些情书里倒没有多少谈情说爱,更多的也还是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和一些诗歌散文的写作。做学问的念头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我和文亮、黄斌、夏宏这“四人帮”的友谊在持续,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聚一次,聚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都是张老师的新文章以及与张老师有关联的当时哲学上的动态。我们和张老师的交往,最可贵的并不是盲从张老师,张老师也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老师或真理的掌握者;而是因为他的倾听以及提问,恰恰激发了我们对问题的展开与深入。

我每每会把写在笔记本上的新诗及一些小文章给文亮他们传阅。尽管我只比钱文亮小一点,但自我感觉是四人中最脆弱的:初恋失败,工作不如意,身体上又有胃病和肾结石。无形中,我成为受关心和保护的对象。这有个好处,这些善良的朋友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下我,而成为我情感的一个有力依托。我也有个优势,就是更主动地和张老师联系,于是,每每去见张老师的活动,大多由我提议,他们附议而成,这种习惯也不知不觉延续到现在,近三十年!

毕业近一年时,终于觉察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正在求学的大学生,而是一个成年人,一个管理几十个初中孩子的的中学老师。工作还是很积极认真的,当年学校领导就把我作为一个教师人才培养,我工作第一年结束便被评为“区德育先进”。同事们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这个荣誉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人。但我内心却有着迷茫和不安。1991年5月底,我给张老师写了封信,述说我的苦闷,信里也表达了我的愧疚,因为我没有去准备考研究生了。过了几个月,收到张老师的一封回信。这应该是近三十年来我和张老师少有的通信。张老师的回信被我珍藏着,并且还抄记在我的笔记上。他回信道:

你五月三十日的信,我早收到了,但我没有及时答复你。读你的信,我有一种近乎内疚的感觉。我可能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对你的表达(或依你的叫做“习惯”),做了纯属我个人的反应和判断。我们经历不一样,我不习惯倾诉,也不习惯申述,除了承爱之中的无语,不到我的行为足够地显明了它存在的理由,我是不会在想象中诉说愿望的、苦闷的,要知道,没有人要听我的,即使是他们出于同情也并不重要,就像同情不能替代你牙疼一样。我犹豫了许久,最后决定把这一个纯属个人的经验事实,用一种尖锐的方式传达给你,我想让它也成为你的经验。既然你说你要真实地对待诗神。

我的用意,不是教诲,到我这儿来的人,都是同样的交谈者,我在上海有一个远比你年龄小的交谈者。我们的交谈中同样不乏尖锐的东西,特别是当他靠了他的天份,那么轻易地说出了人们需要经历无数的困惑才能谨慎地说出的某些听之战栗的词语时,他不太懂得词语本身的原始禁忌了,但这说不定也正是他富有充沛的灵性(的表现),我说他也说不定是出乎年龄业已贫乏的嫉妒,所有这一些都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行,谁能行到最后的不困乏 时他才说了他真正要说的一切,因为行是说的唯一真正的语境。

我注意到你的《还原集》。

祝好

这封信给我很大的教益。特别是“行是说的真正唯一的语境”,引发着我的思考。几乎有一年时间我都在思考“行”的问题,并且在1993年12月30日还专门在笔记本上写了篇文章《行与不行》。这个问题甚至到1998年我还重新整理了下思路,写了封给张老师的信《思·说·行》。现在已经忘了是否给张老师看过。

思·说·行

一个苍白的下午,我呆在无所事事的办公室里,给您写信。但脑中一片空白。这种情形出现过多次。它让我不能不相信,语言有它自己出现的时间。而更多的时间里,我说不出话。这从何时开始的,我不能确定,也不愿确定。与生俱来也未必不是。语言正如您所说的,“不到非说不可”的时候不会出现。我知道自己永没做到这一点。当虚无占据心灵的一隅时,什么时候又是“非说不可”的时候呢?于是“说”是不存在的,只存在“表达”。我称之为“表面的到达”,“到表面为止的达”。当我有时把自己的涂鸦给您过目时,我是以为我没有说,我只是表达而已。不知不觉,有了这些表达,我都不知它们都说了些什么。

说这些,是因为我永远在思考您所说的那个“行是说的唯一的真正的语境”的问题。

其实,语言没有出现,“说”没有到来,其原因不仅仅是时机的不成熟,深究实为两者:一为无话可说,一为不说也罢。前者关乎生活,后者关乎生存;前者是一切感觉的迟钝化,后者是一切思想的归宿地。我是介乎这二者之间:欲说不能,不说不甘。而且迄今为止,我不明白何为“行”。传统意义上的“行”与“知”相对,这个“行”肯定不是与“说”相对的“行”。

当“行”是“说”的真正的语境时,我只能把“行”理解成“求真”,继而它演变成“思”。但这是值得怀疑的。“思到非说不可的地步才说”与“行到非说不可的地步才说”显然有区别。“行”必定在“思”的前面,“行”才是“思”的必然处境。有怎样的“行”才有怎样的“思”,才有怎样的“说”。于是“行”突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行”呢?

当我检视生活,我不得不把苏格拉底、把孔子、把耶稣、把佛陀、把一切思想先哲拿出来观察。他们肯定是真正的“行者”。他们生活着,思考着,说着。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的“行”。而这句话还可以说成,他们生活着,思考着;思考着,生活着。最终甚至于在其中也“说”着。于是没有思与说的“行”,也不能算作真正的“行”。特别在没有思时。这样,思又出现在行的前面。苏格拉底说,不加检点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是说行后思考。孔子说,三思而后行,这是说思考后再行。这都不无道理。

那么行即思,思即行?“说”要么变成“非说不可”,要么变成“不说不甘”,它涉及说者的生活背景与其心绪情形。这正好把我引到您所说的“要么走出来,要么过平凡的生活”的问题。

平凡的生活是我现今幸福得不得了的生活。贤妻娇儿是生活的快乐的源泉。比较安稳的职业让我至少衣食无忧。但这幸福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之上的。而平凡的生活一旦失去高贵精神的支撑,必然变成平庸而不可忍耐。而高贵精神的坚持必然带来不可名状的痛苦。它已不甘心于平凡。它要求立功立言。所以平凡生活的幸福是假象,是一触即破的纸面,是惶恐不安的。它不是一个人所不愿意过的,而是一个人所不可能过的。在平凡的生活中,写作也是多余或奢侈的。

那么“走出来”意味着如何?走到哪里去?

我只感到个人无路可逃。于是我的职业成了苦役,我的办公室成了牢房,我的夜晚是我的放风时间,我的写作是我清新的呼吸。我说,我愿意无所事事,在自由的时空里想。这就是一个脱离躯壳的灵魂所做的事。

有时虚荣地想,我像那个站在两堆青草间无所适从的驴子,那只著名的哲学驴子。这边嗅嗅,那边嗅嗅,终至饿死。而我如果能把诗歌与哲学完美地统一起来该多好。可惜这不是荷尔德林的时代。这是一个破败的神的时代,一个张狂的人的时代,是我的天真的愿望与懒得一动的行为构成一体的时代。

一晃近十年过去了。我想说,结识您,是我一生的幸运与改变。

因为“行是说的唯一真正的语境”,一个喜欢哲学的写诗者,我几乎在后来的写作中除了写诗,很少谈及诗歌本体的问题。诗是写的,不是拿来说的。与之相对比,在大学毕业那年,是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四五万字的论诗长文《诗歌的意义》的。

1994年的某一天,听说张老师要和萌萌、陈家琪老师一起离开武汉到海南大学去。我们四人对这消息都反应不及。还是已毕业到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上班的钱文亮更有点社会经验,认为张老师非万不得已是不会作此背井离乡之举的。我读书时的湖北大学,其文科如中文系和德国哲学研究所很多老师在全国都是有很高学术地位的,但九十年代后,一些我熟悉的优秀老师都陆续离开了湖大,比如冯天瑜老师、王兆鹏老师、冯黎明老师都去了武汉大学。这可能与其后的高校改革有关。但张老师却没有攀高枝去更好的学校,怎么会选择去海南这个学术沙漠呢?我们这帮“小孩”只能是“大人的事管不了,也理解不了”。多年后,我才发现,天命之年的老师把自我放逐到天涯海角有被动的因素,更是他的主动选择。从来他就不在学术的中心,甚至不在一个学术的话语体系中,更和权威性的评价体系不沾边。这样,他到海南去,安安静静地不太引人关注,也许更符合他的心态。所以后来和他一起去海南的一批学者如陈家琪等又离开了海南,张老师却如扎根的磐石般扎在了海南也就可以理解了。“幽僻处可有人行”是他前几年出的一套随笔文集的书名。幽僻处的确是张老师最喜爱的。

我已忘记去湖大送别张老师的情景了。那应该是一个春天,我在那年写的一组《伤春》里第二首诗便是记载这件事:

思想者

在这个世上,凡思想者都孤独地
思想,象新芽露出了土地各不纠缠
它看到了自己,是时间的一粒
在它出生之前没有生
在它死之后没有死亡
走在灯火辉煌的街道,在风中
人影黯淡, 隐蔽着,显露着
我想起,一个著名的老人
他从北方到达了南方

记得当时送别时也给张老师写过一首诗,我一句也记不得,他却记得一句:“你要走了……”在他给我的诗集《碧玉》写的一篇小文《老茶:读沉河的诗有感》中,他写道:“他走后,我读着,泪滂沱……”我相信,老师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诗而有感,是他自己的命运选择让他无语凝噎。

这样的泪滂沱,我也有过。应该是1997年的某一天晚上,我特别思念张老师,跑到楼下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张老师打了近半小时的电话。说的还是一直与他说的话,一种情绪,某些思考。那是我已到而立之年的一次情绪大宣泄。我对自己工作以来的状况极不满意,每天做一些重复的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工作,没有多少时间去读书、思考,写作也没有多少进步,我想改变。这些情绪一股脑地向张老师倾诉。挂了电话,我也无声地在小巷子阴暗的角落里哭了好久。

离开了武汉的张老师已经成了我和朋友们最大的挂念。他一有新著和文章发表,都会成为我和朋友们中的喜事,大家总是会相聚一下学习,交流体会。而张老师每次回汉也便成为我和朋友们的节日,首先要提前几天通知,然后再定下具体见面地点和时间。大家没有非常重要的事都会把工作安排好来出席一场思想的盛宴。而张老师每次回汉也的确如我们所愿,会告诉我们他最近的工作和最新的思考。

最初的几次聚会都安排在武汉大学钱文亮的小家中,文亮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新婚妻子分的一个小套间。房子在珞珈山坡上,是一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给当时的学术大家们住的建筑,二层的木制结构,那些厚实的木质地板新的红油漆还是我和文亮一起刷的。小小客厅也是书房,坐不了几个人,所以人多的话,每次都是张老师如他一惯的姿势坐在一个硬沙发上,我们多数都是席地而坐,听张老师讲他的“偶在论”。那已经是九十年代末期了。曾经在我们心中有着诗意印象的张老师慢慢地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相对规范的理论体系,他和他的朋友们也早组织了一个现象学学会,他也是那个学会的核心成员,每年还有个年会便于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共同讨论问题。“偶在论”后,又一次相见中,他给我们谈到了一批更年轻的学者形成了一个概念帮,简称“概帮”,我们都戏听成了“丐帮”。他谈到了机器人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这些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二十多年前,张老师已经敏感到了并开始进行思考研究。

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尽管席卷中国大陆的思想浪潮已经到了尾声,但还是有一些兴致与情趣相投的年轻人围在一起组成一些小圈子,以某位老师为核心进行纯思辩性的精神生活。钱文亮古老的小楼房就是我们“四人帮”经常接待朋友和自己聚会的场所。

有一个有趣的聚会至今记忆深刻。朦胧诗时期被纳入朦胧诗人又处于边缘地位的梁小斌先生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写了很多思想随笔性文章,他的安徽弟子青年诗人叶匡政(他当时在《诗歌报》做编辑,不久后到北京去做书商,如今亦是有影响的自由撰稿人)对梁先生非常崇敬,带着梁先生到处讲学,来到武汉后,我们便在文亮的小楼聚会。当时在场的还有现在已失踪的女诗人鲁西西、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夏可君等。我们大都是张老扬老师的粉丝,所以对梁小斌先生尽管尊敬,但情感上没有什么认同感,特别是急性子夏可君,在某些方面可能表现出了对梁先生的不屑,结果惹怒了叶匡政,两个人在文亮的小客厅里差点动起手来。幸好房间拥挤,大多席地而坐,他们二人又坐得比较开,手脚实在无法施展,在大家的哄笑和劝解下才作罢。

1999年,继续处在精神困顿中的我又一次给张老师电话,说非常想去见他,听他讲课,他告诉我十月份可能在杭州大学有一次讲学,我可以去听听。后来地点改变了,变成在北京大学。于是我有了第一次北京之行。

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通过哑石联系到蒋浩,(蒋浩当时在北大附近租了一个房子过他的北漂生活,很多诗友到北京后都落脚在他处。)到北京后晚上住他那儿,白天便去北大听张老师讲座。其实并不是张老师一个人的讲座。印象中好像是一个现象学的年会,在哲学院的一个小会议室,大家围坐在很多课桌拼成的大会议桌旁发言。会上有很多研究西哲的大腕,陈嘉映、刘小枫等都在会。张老师明显是一个小中心。但他们半中文半德文的交流我根本听不懂。只能装一个听的样子。会后,我随张老师到他住的宾馆交流,他把他的讲稿复印了一份给我,这份讲稿就是后来好长时间他一直做研究的“现代性的防御与检测”的提纲,提纲也有二三万字,当时好像还有一个副题:偶在论什么的。我如获至宝。记得回武汉后,我第一时间就把它与文亮黄斌夏宏分享。

会好像开了三天,我在北京待了五天,会之余就是和北京的诗友们相聚。留下一本自己打印的散文集在蒋浩处,后来被姜涛周瓒他们用了几篇到北大研究生的一个自办刊物上。后来又被《人民文学》的陈永春先生发现刊在了第二年的《人民文学》上。(这真是我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的一个意外收获,它也或多或少改变了我的命运。后来我因为这些文学成绩被长江文艺出版社特招进去做了一个文学编辑。另,我在会议室门外还结识了二位大四学生,一山东人,一山西人,居然都是张老师的粉丝,也是专程来听张老师讲课,并想报考张老师研究生的。我们交换了当时刚兴起的E-mail,可惜后来那张纸条不知道丢哪了,回武汉后也再无法联系那二个朋友。)这次北京之行在去的火车上写下了这段文字:

10月15日晚7点30分火车从汉口站出发,开始了它漫长一夜穿越黑暗的旅行。路途中,困乏从夜半开始袭击我。火车里由于空调开着的缘故,一直较闷,便不时地到吸烟室享受门缝里吹进的凉风。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看不多远。两旁都有些灯光。这就是唯一的所见,除了黑暗。但是我还是看见了我的心。它在整个的黑暗的大海上游移,寻找着方向,而那些灯光不是它的灯塔所发出的光亮。有些像星星,有些遥远。它不禁想,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我为什么要到北京。它只是一个我未曾到过的地方而已。所以问题是我为什么要离开武汉,也不是说要离开武汉,而是说为什么要离开我所熟悉的地方。因为它也是我所厌倦的地方。我又为什么厌倦这个地方呢,我是厌倦这地方的人吧。难道说这地方的人与他地方的人有何本质的不同?我不敢再问下去。我已知道是我厌倦了自己。但是我还没有想到从这近在咫尺的地方跳下去。我只要打开车门,它就在我触手可及之处,这一个问题就已解决。但是我还有另一个问题没有着落。我的真正的生活在哪里?这是我死亡之后就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我厌倦了自己,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我站在了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上,并且站在它的车门前。我知道它要把我带到何方,一个永远陌生的地方。在这之前,我选定了去杭州。一个诗意盎然的地方。一个细雨飞扬的地方。一个孤独者在任何时候都愿选择的地方。对于我而言,是久远的过去,存在的抽象。甚至语音也是天籁的一个温柔之乡。为此我在三十多个夜梦里到过它,在三十多个白日幻想里到过它。我是为着让自己升起来而去到它的,是为着让自己沉下去而去到它的。是为着看到自己的过去而去的。为着一个永生的愿望。它起初像是为着一个人而存在的,后来它为着一种清新的呼吸。一个人的呼吸。但是后来我要到北京。

火车正行进在通往北京的路途上。但这时不是一个能够区别地理的季节。也不是一个互相有所区别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趋于一致。当黎明来到窗外时,北京也来到了窗外。

时光强制进入我的生命,连同古老而苍茫的
北方。在列车遂道黑暗的一瞬里
一个旧肉体找到了新灵魂

也仅此而已。一样灰色的建筑,一样生硬的大马路。只有天空仿佛更蓝,更亮。只有传到耳边的话语既陌生又熟悉。那是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带有一些甜丝味。是的,我到了北京,但是我没有到达异乡。我在北京的土地上呆了一个星期,我走时,我说,我就要走了,我仿佛还没有来。

张老师的“偶在论”实际上已经让我们认识到了他的变化。他的文章越来越学理和规范化。也许是大学教学体制不知不觉影响了他,也或者是他自己意识到做学术有些规矩也是要的;但最后我们发现是他的思想越来越清晰了,通过“现代性的防御与检测”,不久之后,他进入到他对整个西方思想的“清理”中。六年后的2005年的10月,我又一次在北京听张老师的讲座,那是他一次真正的讲座。我已并不是专程去听的,已到出版社的我因公出差,正好遇上了他去北京。我和一个我正准备约稿的作者一起待在最后一排,明显的是一个打酱油的姿态。张老师讲的什么内容我已忘记,好像谈到西方政治哲学的问题。我只是想等到张老师讲完课向他问声好就告别。主持人是刘小枫。张老师讲完课,给我们互相介绍了下,我说看过刘老师的好些书。然后,我和那位作者离开了。事后,我总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到我和张老师都不适合在一个陌生的场合交流甚至待着。好像那里的空气都是陌生的。

新世纪到来了,除了一个“千禧年蠕虫”病毒引起了全球轰动外,所谓世纪末情绪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文学在网络中兴起。深阅读越来越罕见。多少爱智慧追思想的人陷入信息化生活的浪潮中。网络改变了太多人,也包括我和我的朋友们。

但我们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徘徊者,在旧与新中徘徊。和张老师的那种思想精神的联系越来越少,因为时代变化得太快,“西学东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突飞猛进后,到九十年代日益式微;到新世纪,已经能看到“溃逃的军队有人先站住了脚”。

依然是每年张老师回武汉会有一次相见,会面的地点因为文亮去了北京读书,我们就选了一些酒吧茶馆,比如汉口江滩的“神曲酒吧”,东湖边的“老门茶馆”。知道张老师喜欢喝蓝山咖啡,后来又喜欢喝“陈普”——陈年古树生普。

2005年,一晃我到出版社已有四年了。心中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张老师编一本书,做他的书的责任编辑。我费了好大周折让我报的一个选题《我的问题——张志扬思想随笔选》获得了社长通过,但不巧的是,刚签了合同的社长离开了长江社,新任的社长对以前的选题要重新审定,我的这封合同便永远没有寄给张老师的机会了。没有能给张老师做责编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撼。现在这种机会更不可能有了。“我的问题”是我能想到的张老师的著作最好的命名。在我看来,张老师一直以来都在提出一些问题引领着我们思考。

2006年的某一天,张老师又回武汉,我们接他到老门茶馆喝茶。差不多又是一年没有见面了,我们的问题自然又是问张老师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结果,张老师谈到了“溃逃的军队谁第一个站住”的问题;谈到了他最近对西方哲学的四次清理;谈到了西方文化仅是一种地中海文化,并非是世界文化;谈到了“归根复命”“知白守黑”;谈到了他的“文革研究”……我和黄斌夏宏等朋友听了兴奋又欣慰。因为也是在那一年开始,我们三人和张良明、李以亮、修远一起做了一个同人书《象形》。顾名思义,也在开始一种文化的回归,而我表现得更极端,我说我再也不看一本西方作者的诗。我说海德格尔、里尔克这些我喜欢的哲学家和诗人,我受其影响写的诗,我父母不懂,我妻子不懂,我小孩也有可能不懂,它们有何意义?没有想到,张老师的思想也开始更多地关注本土文化或以本土文化为参照而展开他的研究。《象形》后来变为公开出版物,同人成员也增加到十几位,而我们也把张老师邀请进来,作为我们共同的老师,每期,我们都会推出他的诗文。

因为有了《象形》,以后每年张老师回汉,《象形》 在汉的朋友基本上都会加入到聚会中来。我们说张老师是“象形”的精神核心。

2009年1月22日,“象形”一帮朋友一起在武汉把张老师从深圳请来给他做了一个七十大寿的庆祝会。为了这个庆祝会,我和黄斌、夏宏、钱省、张良明、亦来、修远等准备了半个多月:邀请嘉宾,定酒店,准备礼物,布置海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很大的事做,我们做得也很有热情,因为它是一个自发的事,一个纯民间的事。后来,我把现场录音整理出来发布在我和“象形”的博客里。现在再看那些文字,脑海里还可以想见当时大家的音容笑貌。让我感动的是从省外还有朋友赶来,当时离大年三十没有几天了。这篇《恭贺张志扬老师七十华诞诗话会文字实录》在网上还可搜到。黄斌在会上念了他给张老师的一首诗:

献诗——给张志扬老师

暮春雨夜 夹有雷声很适合我
想起18年前的这个季节 也就是1988年 在武汉大学的教四一楼
响起的你的声 你在讲台上谈语言的遮蔽性
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 (或者一件深蓝夹克) 满脸都是沉静
那个周日的上午教室里多么明亮 教室外多么明亮 和你的额头仿佛
你口中的词 却是明亮的雨滴舒缓或急速地落下 也间或夹杂着雷声
我那时刚刚学了点康德 不时想着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还读了一本书 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还像个大学生诗人
啊 你说现象学的口号就是回到事情本身 把前此所知
打进括弧 搁置起来敞亮即遮蔽 遮蔽即敞亮
因此 海德格尔想置身林中空地那里或有存在的澄明

1990年我毕业了在河校工作 正巧离你不远
偶尔和朋友去沙湖边你顶楼的小家 感受一下
在《禁止与引诱》中你写过的高楼的风声 感受墙
再一起争论你的“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如何可能
1994年后你去了海南常在南冥秋水之间
偶尔回到武汉 钱文亮沉河 夏宏还有我
接着又争论《创伤记忆》中的“汉语转化为苦难为何失重”
十年过去 2001年 我们又一起在武汉大学的教五一楼
听你清理西方形而上学 讲“偶在论” 接着在钱文亮家
那栋民国建筑的教授楼里 踏着老木地板 喝着绿茶
谈着只有你才真正关注的 为何“只准这样,不准那样”不好
为什么“怎样都行,怎样都不行”不行
我记得那天晚上和你一起打车回家 已近凌晨 你去汉口唐家墩
我到洪山广场下了 和你告别 我才发现你的挎包很大
像总在出行 这时天下雨了雨很小 我步行了一段路
感觉只有这雨丝的近才能抵消你的远

去年夏天在汉口江滩 我们又相聚在伊丽莎白咖啡厅
听你讲对西方哲学的四次重述 钱文亮已经远去上海教书
我们这四个你武汉最老的FANS明显缺了一角 但仍然
我们像守岁一样守得很晚 前天 我和沉河打着伞
去汉口璇宫饭店 在一楼大厅等你下来这座饭店又老又洋气
简直就是我眼中的西哲 见到你从老木楼梯上一级级走下
我们一齐喊 张老师 你还是背着一个大的挎包
我们在雨中穿过江汉路步行街 重复着以前相聚的形式
现在我对形而上学保持敬意 所以没能记清楚
这次你讲的主题 我记得最清晰的一句是我自己
在电梯里说的 我说张老师 我很想你

这首诗里有很多细节可以作为我回忆不到的补充。

张老师回武汉除了讲学外,只有一个原因:看望他的母亲。张老师母亲仙逝后,他再回汉基本上是清明时节。我也买了车,接送张老师比以前方便,但张老师还是最喜欢老汉口,喜欢汉口江滩。后来我意识到他的出生地离那里不远。那里曾经是外国租界所在地,现在还有很多老房子在。基本上都被改造成酒巴。我们在老外设计的房子里做他们思想的清理,想来还是有点意思的。

近十年来,张老师具体思考什么,说实话,我们这帮朋友已经跟不上他的思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工作等和思想无关的事,张老师的新著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方便读到,唯一的受益还是每年张老师回汉我们与他小聚时的交流。我们知道他还在做着一件清理的工作,也可以说是正本清源的工作。但很奇怪,他的每一次思考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与追随。尽管我们这些大多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颇深的中年人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化与本源有着难以言说的隐痛,但又认为这种蜕变是必须的。在我们的思维层,一直存在着一种两极思维:非左即右,非白即黑。张老师也早对之进行过清理,认为这恰恰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问题。最近几年,国内的思想界分化也比较厉害,但越分化越极端。不止一次有朋友对我说,张老师成了“毛粉”。我真是很佩服那些朋友的想象力。我们常常不去全面地了解一个人,认真地读他的文章,往往揣摩其姿态便判断其内心。他们这样说的依据其一是张老师从来不会对他的朋友公开提出什么批评,其二是张老师现在几乎是反西方哲学的姿态让一些人就习惯性地认为是“左”。却不知张老师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着根基:“大化无极以致中和”“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们这帮朋友特别是我从十年前开始回归后,真正享受到了自然思考与生活的快乐。从前年始,我开始写毛笔字,用毛笔抄古典,抄佛经,重新去认识古人心中的世界。去年清明节后他到我的母校也是他工作过的地方湖北大学讲学,这好像是他离开湖大后第一次回湖大讲学。张老师谈到他不做学问,只研究问题;谈到他对西方文化的强势的检测;清理了西方文化发展的三条线路;反省中国现在的学人邯郸学步和阿基琉斯追不上乌龟的困境,建议要一步跨过去。我和一帮老湖大学生去听。听讲的大多数是哲学系的研究生。讲座后的自由提问环节,已经听不到多少对问题本身的提问了,倒是有一位同学谈到了如今读哲学或做思想的矛盾与痛苦。我也没有问题可问了。我坐在前排,看到快八十岁的张老师,思路还是那样清晰而尖锐,心中只有着一些愧意。有多少年,我只是在活着,而不思考为什么而活了。而张老师仿佛已经是我心中的一座明灯,见到他或读到他的文章,就会心明一下,知道人生还有着意义这回事,或者说不必那么苟且地活。

明年张老师就要八十高寿了。从去年始,钱文亮说南京的程平源(也是和张老师有缘的一个朋友,1991年吧,好像以诗人身份来湖北大学游访时和我们武汉四人结识。当时在读研的钱文亮宿舍里,大家一起通宵喝啤酒,捉对聊诗与哲学。我和程平源聊,争论得好像很激烈的。年轻时的争论往往就是自我性情的展示,观点如何已不值一提,也记不起来,但程平源给我的印象是热烈且纯粹的,一点烟火气都不沾,又充满了神性。但我后来和他没有交往了,夏宏却和他很对路,一直保持着联系。一晃二十多年了,大家又在微信群里相见,仿佛时光没有逝去,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可以在南京找一个朋友赞助请张老师和全国各地我们这些张老师的粉丝一起聚一下,做一个“张志扬哲学思想与我恳谈会”,也算是提前庆贺张老师八十大寿。会议后来主要是程平源、钱文亮、贾冬阳和我筹备。贾冬阳是张老师在海南大学招收研究生后的前几届学生中很优秀的一位,现在也留在海大张老师和萌萌他们创立的社科中心,应该是张老师挑选的“接班人”。贾冬阳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诗人,我们早有联系,但因了张老师的关系,互相间有着另一份亲近。张老师在海南的工作和生活,贾冬阳照顾不少。贾冬阳在筹备组里主要负责确定张老师的行程,程平源主要负责南京方面的组织接待工作,钱文亮和我做的事较少,主要做一些人员通知和事务提醒工作。

2018年4月20日下午,我、夏宏、张良明、李建春几个张老师武汉的粉丝一起在武汉站坐上了去南京的动车。黄斌和武汉的其他一些朋友因为脱不开身未能同行。我们坐在一车厢的最后一排,感觉到了某种独立性。良明和建春都很认真地写了一封发言稿。良明在湖大时也听过张老师的课,真正的接触还是2006年我们办《象形》时开始的。他是一个崇尚道家思想的人,对之我认为有很高的悟性,他的文章名为“无形之门与归根复命”,我以为还真是很领会了张老师思想的。建春是个对信仰很认真的人,做学问写诗都有一种夫子味道,他的文章还没有命名,但他读张老师的文章很深入,加上他对中西多种思想有所涉猎,大体上很认同张老师思想,张老师也因此是心性很高的建春很尊敬的老师。我没有准备发言稿,就在断断续续写这篇回忆性文章。又是一年多未见张老师了,我请了几天公休假,在家里工工整整地抄了本《金刚经》准备送给张老师。它们都妥放在车厢行李架上的行李厢里。

张老师提前一天和贾冬阳到了南京。他到南京后,以为我已到,见我还没去,短信里诧异地问道:“你怎么没来?”文亮也提前一天去了。从他们传出的照片上,张老师蓄起了胡须。蓄须的张老师给我一种不适应感,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蓄须。朋友们说有种古人的风范。我看到了一种内心的孤绝。后来张老师说,他现在的行程都是跟着师母雷老师深圳海南上海三地跑。张老师的三个女儿各居一地,他也不得不随女儿的召唤换地方居住。他说是为了表达这样奔波的“抗议”。但我的理解是,他的同道越来越少,曾经的朋友们也都理解不了他最近十多年的思想历程而少有共契。

在当晚的欢迎晚宴上,我没有推辞地坐在张老师身边。全国各地来了二十多位学者、诗人等朋友,他们都是二十多年前就被张老师的文章吸引的人。负责整个会议接待的是南京伊顿学院。学院的创始人陈忠先生低调而很有情怀。从后来二天的接触中,发现他读了很多人文方面的书,还主编一个《优教育》杂志。伊顿学院相当于一种自我教育基地,学院倡导过“知行合一,事上磨炼”的自然本真生活。第二天全天的会议就在伊顿学院举行。它离南京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在句容茅山一个田野的中央,几间小屋错落,主屋前有一个小渔塘,竹木掩映。可谓远离尘嚣。很朴素的一座平房,应该是一个图书阅览室,被用来作会议室。

朋友们围坐在一个长条型的桌前和张老师交流。

于我而言,这是有生以来最纯粹的一次会议。第一天的上午、午餐时、下午、晚餐时、晚餐后以及第二天的上午,大家说着自己想说的说不尽的话,听着想听的听不尽的话。而它们关乎着的问题居然会是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相关又好像不那么相关的人类命运问题。一群写诗的研究学问的搞艺术的做企业的围绕在张老师身边突然有了人生中超脱物外的三四十个小时,仿佛回到了我们最初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刻,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身份、家庭,也忘掉了欲望、烦恼、得意。玄思,玄谈。会后,我竟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一群人不断地被引入讨论“如果人类马上可以实现永生,人将何为”的问题。这群人作为张志扬老师二十多年前的粉丝,在追溯这一段珍贵的情感时,几乎都谈论到张老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汉语言转换成文字为何失重”“创伤记忆”等问题,而我也了不起进步到谈论“偶在论”。张老师作为中国当代特别具有问题意识的思想家,吸引朋友们的方面也还是他不断提出的问题。但现在所有的话题都由张志扬老师在恳谈会开始的“答谢辞”转移到上述点。张老师的答谢辞实际上是他四十多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自我总结,以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最终又归结到一个问题:有科学家已经宣称到2040年,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但这永生的人还是人吗?人实现永生的方式主要是靠器官替代,最终“肉分解后再合成的肉”还是那个“肉”吗?这是以技术实用为主导的思想发展到今天人类的命运。“西方的进化论即末世论”,这一观点已经逐渐得到证实:从古希腊的“人是政治动物”到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人是生产力,是机器”,再到当今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是基本粒子聚合物”,人的“永生”,也可能是人类的灭亡。

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无语的话题。现场气氛有时会在张老师严厉的质问下陷入短暂的沉默。张老师会点下某朋友的名问这问题,某朋友只能勉强答道:没有考虑这问题。朋友如果关心更宏大的问题,也会是社会的公平与否、政治体制的好坏、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会上夏宏直接问张老师如何看待人们说他偏向左时,张老师回答:“我不关心左右,只关心上下;上是天命,下是土地和血。”再联系到现在会场上的困顿,我更能理解张老师的孤独。也终于对他近十多年来的思考有了一点清晰的认识。

张老师四十多年来的思想历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哲学向政治哲学——用语言的两不性去西方本体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向诸神之学——用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去西方一元一神论;诸神之学向哲学——用元典的无形之道去西方意识形态性。以此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和以往不同,张老师这次对他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既然西方的路走不通,中国儒家以来的发展也被证明是失败的,那么可否尝试回到中国儒家以前的路走走。我们过多地重视“有”,而忽视了“无”。“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呢?”我们把宇宙占比百分之九十六的“暗物质”还是当作物质看待,这种思维肯定是不能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永生即灭亡”的问题的。

因为他不断地“去”西方思想,他被依然被西方思维主导的学术界思想界的人误解几乎是必然的;而新儒家们也不会接受张老师;包括在会的一些他的粉丝也跟不上他的思想的步履。

但历史的车轮一当启动,并且走得越来越快时,即使明知前面是深渊,谁又有巨大的能力使之停止前进?人类的命运被科学裹胁发展到今天,中途也不是没有像张老师这样的人发出警示,但大众的欢呼永远朝向前方未来而陌生的风景。

在回汉的车上,只有我和良明二人同坐。良明说张老师是先知先觉者,他的思想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甚至最好能达于国家决策层。我想,张老师是什么人已经不重要,我也在不久前为人工智能欢呼过;也为学物理的儿子说人类有二个问题——一个能源,一个时间,解决了就没有大的问题了而为他点赞过。但现在我却只想写一首最想写的诗:你好,死亡!

是啊,人如果不死了,会发生什么呢?我又记起二十多年前向张老师借的第一本书也是唯一的一本书:《人总是要死的》。那里面就写了一个永生的人深深的孤独和绝望。他多么想死去啊。万物有生有死,人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这才是真正的宇宙大道。

“凡思想者皆孤独地思想。”凡思想者皆纯粹地思想。思想者也永不退休。对于一个总是想着快点退休回到田园“归根复命”的自己而言,离开张老师时,有意再看了看他不断生长的胡须。他带着它仍在思想,永不退休。

这篇文章终于要结束了。也是去年的某天,再次翻到张志扬老师的书,写了一首诗。谨以此作为晚辈对他的一份敬意吧:

缺席者
——致张志扬老师

天命之年的老师去了大海边
传说中的天涯海角。他早有
自我放逐之心,并为之争取
缺席的权利。是的
他从荣耀的厅堂中退了出去
不再举手,鼓掌,请求发言
也不再接受举手、鼓掌和发言
像一个不参与任何比赛的人
只关心蓝天白云和汹涌的波浪
以及大海更多的平静
他与自我交流,与神秘者交流
在溃退的队伍中最先立住脚
厉问风暴:是谁在追赶?是你这
飘摇无形者吗?这无所定性者吗
老师愈发苍老的身躯像块顽石
他立在大海边,成为一个
永久的缺席者

2018年4月20日初稿
2018年5月24日定稿

注:文章转载自“长江诗歌出版中心(ID:cj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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