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赋宇:2019,不盼明君,不盼伟人,我们惧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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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开年之际,写下我的寄语:不盼明君,不盼伟人。惟愿40年来难得形成的自发生长的土壤不被破坏,让万物自然生长。

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明君情结:总希望天降一个贤明的君主来解决一切问题:打击腐败,救济贫弱,顶天立地,迎来盛世。

我们不否认,在制度没有可能变得更好的情况下,明君比昏君和暴君要好。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即使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也不能对销掉一个坏的制度带来的副作用。明君一死,坏制度的侵蚀和破坏又会卷土重来。何况,明君又何尝不是需要一个坏制度来映衬他的伟大,他又哪里有动力来改革一个坏制度呢?

除了明君情结,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精英中,还有大批人有很强的伟人情结:希望这个国家产生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主动放弃永恒的权力,勇敢地带领国家转型,融入世界潮流的大海洋。

这两种情结根深而蒂固,时而并流时而分流。

明君情结我不再举例,但伟人情结却不自觉地植于我们的思维之中。

比如前几天,两篇影响力不小的讨论改革的文章。一篇是许章润先生的,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发出挽救改革的呼声;另一篇文章是张雪忠先生的,针对许先生的观点,他认为40年改革都是执政党为了挽救自身的危机而作出的调整,没有一个当政者是为了把中国的制度改革得更好,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执政者的目的是为了改良制度,而不是为了延长执政。所以,中国就不曾有真正的改革。

张雪忠先生的观点,就是典型的伟人情结。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去揣摩执政者的意图为何。执政者和我们是不是一条心,它有那么重要吗?

康德说,如果行为的结果是好的,此行为就可以被视为善;如果行为是处于善的动机,此行为也将是善。但康德强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观测行为的结果要比衡量其动机容易得多,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善意可能导致灾难,而恶意却可能产生有益的副作用。

即使我们认为执政党想借改革巩固执政地位的意图是坏的,那我们也不妨把改革的结果视为“有益的副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最宝贵的不是执政者的意图如何,而是它放出了一片社会空间,让社会自发生长,经过这40年的生长,很多地方已经枝繁叶茂,百花盛开,这才是改革开放这40年最宝贵的东西,是最值得珍视的遗产。

在一个强控制的社会里,只要它有意留出社会空间,就是改革。

这种空间的放出,无论是当政者是有心还是无心,有意为之还是无奈之举,它放出来了,就值得赞。

改革开放最伟大的东西不是设计师描绘的多么宏伟的蓝图,而是在一个放松控制的环境里自发生长起来的秩序,这是最为坚固、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抗拒逆改革势力的最可靠的力量。

所以,今天我们惧怕的,不是一个领导人的能力不够,善意不够,而是惧怕他用无限的权力占据了全部的社会空间,把社会秩序自发生长的土壤全部毁坏,整个社会和国家都笼罩在伟人的掌控之下。

这种掌控,无论执政者多么善意,目标多么宏伟,都将是这个社会的灾难。

毛老人家建立了公有制,他成功了地控制所有的资源,从个人的吃穿住行到国家的经济命脉,但结果是,无论他意图多美好,但他留下是一片荒芜,一片凄凉。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强权之下,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没有了。

再伟大的领袖,也不可能栽种大自然的每一棵树,重要的是让树木自己生长。如果他试图来亲手种植每一颗树木,领导一切,地球必定是一片荒原。

改革开放,就是留出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

权力放弃了对商品销售的垄断,各种小卖店大超市如雨后春笋,供销社的陈粮老米被超市的琳琅满目所取代;权力放弃了对工厂的垄断,中国制造行销全球;权力放弃房地产,高楼大厦群起;权力放市场一条生路,市场变得生龙活虎;权力减少了对学术的干预,学术开始繁荣;权力放弃领导科技,科技才会变成第一生产力。

这正是我们40年的宝贵经验。

某种意义上,老人家建立公有制比发动文革的罪行更大,因为他通过公有制控制了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依靠它才能活下去,社会的空间一点都没了。这也是他最后能够发动文革的前提条件。而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又何尝不是社会空间被完全控制导致寸草不生的结果?

他国的经验又如何呢?

英国之所以取得了近千年的持续发展,尤其在光荣革命后迅速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根本原因是先后对王权进行限制,不让它干预社会自发生长的秩序,继1215年大宪章后,光荣革命更进一步,君主立宪制确立了虚君共和。

今天,有没有明君意义不大,有没有伟人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个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留出来。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思想的云VIP 201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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