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开年之际，写下我的寄语：不盼明君，不盼伟人。惟愿40年来难得形成的自发生长的土壤不被破坏，让万物自然生长。
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明君情结：总希望天降一个贤明的君主来解决一切问题：打击腐败，救济贫弱，顶天立地，迎来盛世。
我们不否认，在制度没有可能变得更好的情况下，明君比昏君和暴君要好。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即使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也不能对销掉一个坏的制度带来的副作用。明君一死，坏制度的侵蚀和破坏又会卷土重来。何况，明君又何尝不是需要一个坏制度来映衬他的伟大，他又哪里有动力来改革一个坏制度呢？
除了明君情结，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精英中，还有大批人有很强的伟人情结：希望这个国家产生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主动放弃永恒的权力，勇敢地带领国家转型，融入世界潮流的大海洋。
这两种情结根深而蒂固，时而并流时而分流。
明君情结我不再举例，但伟人情结却不自觉地植于我们的思维之中。
比如前几天，两篇影响力不小的讨论改革的文章。一篇是许章润先生的，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发出挽救改革的呼声；另一篇文章是张雪忠先生的，针对许先生的观点，他认为40年改革都是执政党为了挽救自身的危机而作出的调整，没有一个当政者是为了把中国的制度改革得更好，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执政者的目的是为了改良制度，而不是为了延长执政。所以，中国就不曾有真正的改革。
张雪忠先生的观点，就是典型的伟人情结。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去揣摩执政者的意图为何。执政者和我们是不是一条心，它有那么重要吗？
康德说，如果行为的结果是好的，此行为就可以被视为善；如果行为是处于善的动机，此行为也将是善。但康德强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观测行为的结果要比衡量其动机容易得多，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善意可能导致灾难，而恶意却可能产生有益的副作用。
即使我们认为执政党想借改革巩固执政地位的意图是坏的，那我们也不妨把改革的结果视为“有益的副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最宝贵的不是执政者的意图如何，而是它放出了一片社会空间，让社会自发生长，经过这40年的生长，很多地方已经枝繁叶茂，百花盛开，这才是改革开放这40年最宝贵的东西，是最值得珍视的遗产。
在一个强控制的社会里，只要它有意留出社会空间，就是改革。
这种空间的放出，无论是当政者是有心还是无心，有意为之还是无奈之举，它放出来了，就值得赞。
改革开放最伟大的东西不是设计师描绘的多么宏伟的蓝图，而是在一个放松控制的环境里自发生长起来的秩序，这是最为坚固、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抗拒逆改革势力的最可靠的力量。
所以，今天我们惧怕的，不是一个领导人的能力不够，善意不够，而是惧怕他用无限的权力占据了全部的社会空间，把社会秩序自发生长的土壤全部毁坏，整个社会和国家都笼罩在伟人的掌控之下。
这种掌控，无论执政者多么善意，目标多么宏伟，都将是这个社会的灾难。
毛老人家建立了公有制，他成功了地控制所有的资源，从个人的吃穿住行到国家的经济命脉，但结果是，无论他意图多美好，但他留下是一片荒芜，一片凄凉。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强权之下，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没有了。
再伟大的领袖，也不可能栽种大自然的每一棵树，重要的是让树木自己生长。如果他试图来亲手种植每一颗树木，领导一切，地球必定是一片荒原。
改革开放，就是留出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
权力放弃了对商品销售的垄断，各种小卖店大超市如雨后春笋，供销社的陈粮老米被超市的琳琅满目所取代；权力放弃了对工厂的垄断，中国制造行销全球；权力放弃房地产，高楼大厦群起；权力放市场一条生路，市场变得生龙活虎；权力减少了对学术的干预，学术开始繁荣；权力放弃领导科技，科技才会变成第一生产力。
这正是我们40年的宝贵经验。
某种意义上，老人家建立公有制比发动文革的罪行更大，因为他通过公有制控制了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依靠它才能活下去，社会的空间一点都没了。这也是他最后能够发动文革的前提条件。而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又何尝不是社会空间被完全控制导致寸草不生的结果？
他国的经验又如何呢？
英国之所以取得了近千年的持续发展，尤其在光荣革命后迅速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根本原因是先后对王权进行限制，不让它干预社会自发生长的秩序，继1215年大宪章后，光荣革命更进一步，君主立宪制确立了虚君共和。
今天，有没有明君意义不大，有没有伟人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个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留出来。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思想的云VIP 2019-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