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得知白桦先生驾鹤西去,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采访老先生已是10年前的旧事了,忆起那回登门造访,刚出电梯口,远远便看见老先生迎候的身影,亲切的笑脸;那个暖暖的下午,我在采访对象面前第一次哭腔难掩,身旁的王蓓老太太已记不清那些跌宕往事,她从厨房笑吟吟地端出一盘削好的苹果,招呼著屋里这个不谙世事的女娃娃。就这样,我噙着泪,啃着那些苹果片儿结束了采访;临走时,白桦先生赠给我一首他创作的长诗《从秋瑾到林昭》,薄薄几页纸,却是十年修改的结晶,掂在手里,倍感沉重。我永远记得,这对年近耄耋的老夫妇,守着门口,与我挥别的一幕。那个多风的夜晚,长长的走道里,背后有双光明的眼睛,穿透浮世的浊尘,如隐形之力,护送我回家。

工作这些年来,不少曾经访过的长辈走了,每次都很难过,缅怀中许多不舍,但今天尤其悲伤,白桦先生命运坎坷,却以坚韧步伐淌过人生诸多洪流,当年那次专访让青涩的我成长了许多,此后又得到他非常宝贵的鼓励,愿以这篇旧文纪念白桦先生,天堂里没有“苦恋”,“且尽拭其泪、死不复有、哀也、哭也、苦也、亦不复有、盖前事已逝矣”(启示录 21:4)。

上海的美琪大戏院,地处繁华的南京西路,解放前,这里曾是海内外公认的“亚洲第一剧场”。这座历史建筑对面有幢旧式大楼,78岁的白桦与老伴王蓓已在此居住了20余年。从《曙光》至《苦恋》,由浪尖到谷底,数载出没于剧作的风波,今天,白桦的写作依然正对着昔日的“大戏院”。

一张面窗的书桌,两把普通的沙发椅,还有整排倚墙的书架。客厅的陈设十分素朴,惟有墙上三幅水墨格外引人,它们均是大师的手笔:黄永玉的“猫头鹰”、黄胄的“驴”和吴作人的“玄鹄”。

“我和画家的关系都不错。”白桦浅浅地笑了。

原来,这里的每幅画都藏着一段历史。

我的悲剧在于:每一次都在劫难逃

黄胄的“毛驴”唤起了白桦在“莲大”的记忆。

1955年,在京的军内作家、画家和一部分编辑被集中在广安门外六里桥莲花池,开始了“反胡风”运动。若干年后,这些过来人都把莲花池戏称为“莲大”,黄胄亦是其中一员。

通过黄胄的“交代”,我才知道黄胄走向大师之路的起点是国军“勤务兵”。所幸他只挂了个“勤务兵”的名字,“审查”时间不长。到了秋天,在我们被严密紧闭的时日里,他已经被允许租赁一头毛驴,拴在我们的窗外,进行水墨毛驴的基础练习了。而宿命的结局是:几年后,从黄胄笔下奔出数千头生动活泼的水墨毛驴,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又过了几年,在“文革”中,黄胄戴着一顶“驴贩子”的帽子,被送往他熟悉的大西北,迫令他跪在流放地的水泥操场上画驴。——那是悲剧的下集。(《不再重现的图画》)

刚进“莲大”时,白桦只是个懵懂的青年。“学习班”领导要求“所有人的日记、信件和武器都要上交”。他却有恃无恐,甚至有些得意地回答说:“我已经不记日记了,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机关枪’。”孰料,召来领导的严肃批评:“如果组织上一定要你交出一挺‘水机关枪’来,你怎么办?”

不久,莲花池的运动从“反胡风”逐渐过渡为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在那个人人自危的空间,白桦真正感到了死亡的气息。

开始审查我是从我和胡风的关系入手的,渐渐转入对我短暂而有过太多“进步”活动的历史的审查,对我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隔离”。那时的所谓“隔离”,比起今天刑法意义上的监禁要严酷得多,不许往外写信,不许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放风的时间。外地有人写材料揭发:在我的家乡,当年和我发生关系的中共地下支部是“红旗支部”(指敌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共产党支部)。(《不再重现的图画》

年轻的白桦第一次感到委屈而难以接受,面对飘然悠扬的芦苇荡,他设计了一了百了的归宿:打算在去饭厅或上厕所的路上,突然逃脱,溜进苇荡,切开手腕上的动脉,结束25岁的生命。

谁知,事先写好的遗书被人发现,遭来一场无情的羞辱和残酷的批斗,以及更加严厉的看管。直至1956年春,“审查”终于告一段落,白桦得以离开大雪纷飞的莲花池。

回忆这段经历,白桦最常提及岭南人吃猴的故事:传说,一个北方人来到岭南某地猴餐馆,店主带他到猴笼选猴,他只好闭眼随便指了一下,群猴见客来,惊恐万分,立即抓住一只被指认的猴子,用力向笼门推搡。

1957年6月6日至9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那时的丁玲显得非常可怜,为了表白自己,她一次一次地泪流满面,每一次都被斥之为“鳄鱼的眼泪”。

大会要丁玲反复交代的问题有:被捕入狱,人物关系,“反党”言行,个人情感上的隐私,以及“一本书主义”。关于“一本书主义”,我特别难以理解,丁玲只不过要青年作家写一本有影响力的书,怎么成了一桩滔天大罪了呢?

我当时为了自保,也写过一首批判丁玲的诗,把她形容为一棵有毒的菌子,这棵菌子荫护着一些被她招募来的年轻人。但我在心灵深处仍然同情她、喜欢她。在不能免于恐怖的日子里,我也是一个愚昧的懦夫,毫无例外地戴着面具,尽可能严密地关闭着心扉。(《不再重现的图画》)

1957年9月,白桦离开了反丁陈大会,赶赴昆明接受批判。1958年春,他被开除军籍,定为右派分子,从此被逐出文学界,此后被迫搁笔20多年。

那时候,可以革命的人都去革命了,没人做事,更没人养猪,就把猪交给了我这个没资格革命,只有资格劳动的人。我细心,细心就能懂得怎么养了,我从接生到把它们养肥,杀了吊起来开膛,全都会。像奇迹一样,我离开养猪场去干别的劳动,那些猪就出现瘟疫。猪瘟疫是很难治的,他们又把我调回猪场,那些猪立即被我治好了。

我做过很多事,我是个很好的工人,种水稻也很内行,钳工、电工、管工、锅炉工,而且是个好厨师。(《不再重现的图画》)

1979年中旬,白桦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给他一封从成都寄来的信。信比较厚,信封却很小。字迹流利,但很陌生。地址下面写着:张寄(即胡寄)。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拆开,信的开头:“白桦老弟”四字,落款:“胡风,11月,14日,1979年。在成都。”

我和胡风的相识,是在1953年5月。一天,我接到通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和傅钟召见。那时的总政治部办公楼设在前门,我赶到主任办公室的时候,看见有几位地方和军队的作家已经到了,其中老作家有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中年作家有菡子、海默、胡奇、刘大为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前辈,我当时刚刚进入二十三岁,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一个顽童。这是一个由中国作协和解放军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其中,胡风是年龄最大的。

可能是我太年轻的缘故,第一眼就觉得胡风是一个老人,一个三分沉闷、三分无奈、三分忧郁的老人,不可捉摸的那一份当然装不下城府,好像是愤懑。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他头脑里装着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心思。

我们曾给一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偷偷起了一个绰号,叫鹭鸶。胡风先生微微笑着说:“在鹭鸶中间加了一个‘依’字,鹭依鸶,这么一改,不是很像一位外国女士的名字了吗?”事后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和我们在一起除了说笑,什么正经话(譬如文学)都没有交谈过。而那一短暂相处,对于他,几乎是最后轻松而快乐的时光了。(《不再重现的图画》)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白桦收到的是1961年胡风在“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写给他的九首五言旧体诗,第九首的末句不乏担心和劝诫:“路有前车鉴,怀君善入时。”

在单身牢房里,胡风当然不可能知道,早在1957年,白桦就因为未曾顾及前车之鉴,不“善入时”,头顶上被扣上了其重千钧的右派帽子。1961年胡风在单身牢房里给我写诗的时候,我已经在工厂里劳动改造了三年。(《不再重现的图画》)

“我的悲剧在于:每一次都在劫难逃。”

我和她开玩笑,你嫁给别人可能太平点

1977年,吴作人挥毫《玄鹄》,题赠白桦王蓓夫妇。

当我们辨识画上字迹时,王蓓正饶有兴趣地听着,她时不时地应和,仿若好学的孩子。翻看白桦老照片时,她认真地冒出一句:“咦?你那时候怎么胖嘟嘟的?”

这位小小的老太太,脸上总是挂着纯真而疑惑的微笑。一旁的白桦,时常半开玩笑地怜爱道:“你又忘记了。”为了提醒她带钥匙,白桦在门上用毛笔画了把惹目的大钥匙。

1953年,大型话剧《屈原》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彼时,王蓓扮演的婵娟亭亭玉立。台上、台下,演员、观众,佳人与才子的故事就此拉开了序幕。

白:我们是后来开会才认识的。那时候不像现在,我第一次看见他们开会,还是孙道临带的队。乔奇的太太孙景璐和她一个房间,我去看孙景璐,就是她给我介绍的。

王:最早去北京演话剧《屈原》,那时候我才十七、八岁,我跟赵丹老师演婵娟,还有老大姐白杨。《屈原》那戏很重点,当时,北京、上海集合起来,周总理都出面了,他待我们特好,一见我就喊——小王蓓,特亲切。我那时候很小,也没什么名气,运气特好,最早跟着那个谁?很有名的,最早从国外回来的。

白:孙瑜。

王:哦,对对对,孙瑜,他挑我去演那个《武训传》,我们家里人封建着呢,我父亲在南京做银行钱庄的老派人,不同意我去演电影:电影都是乌七八糟的。

白:当时上海已经很开放了,南京不一样,你别看是国民党首都,当时他家住在老城区,还是石板路、很老式的房子,很封闭。

王:后来,我就莫名其妙地就走到这条道上去了。

我插了一句:《武训传》好像被批判的。

王(疑惑):啊?是吗?

白(指了指书架):怎么不是啊,你当时写的检查还在呢。

老伴回房后,白桦告诉记者:“她现在的记忆力实在不行,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你看,她还问我,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她现在有些快乐的事情也忘掉了,有些悲哀的事情也忘掉了。她现在对苦难是一种抽象的记忆,就觉得受过些罪,但具体都忘掉了。”

那次会议后,王蓓就回了上海,白桦在北京写剧本。从53年分开至56年结婚,两人维持了长达3年的鸿雁传书。

“三年通信都聊些什么呢?”

那时候人很傻的,但也没有像当时有些年轻人谈理想啊,谈进步啊,我们谈谈各自的工作以及对事物的一些看法。那时候很简单,我们就一直通信,一搞运动,我们的通信就断了,不用问,都知道在搞运动,55年我们很长时间没了通信。我在55年开始遇到第一个不顺心的事就是反胡风运动,那时她也遇到不顺,她在北京演戏的时候,和吴祖光身边的一群年轻人有些交往,那些年轻人和吴祖光早就被打成反动“小家族”,实际是给吴祖光安了一个“毒害青年”的罪名。那些年轻人被她所吸引,老是找她、写信给她,然后牵扯出来,这个“小家族”当时把她给整苦的,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天天有人来外调。

那时候我们都不能通信,我在莲花池被关起来,不能出门。年底向我宣布没事了,我赶快写信告诉她,她也告诉我,她也经历了几乎相同的事情。56年,总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虞姬,用今天的观点讲,是一位比较人性化的人,考虑我被隔离了8个月,还是到上海去看看王蓓,就这样我就到了上海。

所以,见面后压根就没谈你能不能嫁给我,这些都不言而喻了,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虽然这个经历只有一年。

“您喜欢她什么性格?”

她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到现在她都不愿抛头露面。你看,她从来不炒作自己,不愿意出席那些活动。从拍戏数量来讲,她可能比同时代许多演员都多得多。她那个时候红得很呐。一到上海,第一部就是《武训传》,那时可是大制作。从美国回来的孙瑜是科班出身的导演,叫诗人导演,他使用的都是阮玲玉、王人美那样的演员。名导演找她,接着,很多戏都找她了,什么《乌鸦与麻雀》啊,《聂耳》啊,都找到她。

她算是四十年代的演员了,不太像我们过去所想象中的三、四十年代明星,当然三、四十年代明星也是各种不同类型的,阮玲玉属于一类,周璇属于一类,但是她们都不回避炒作,到了王蓓她们演戏已经没有炒作一说了,她自己也比较低调。

那时候,其实我也认识一些话剧演员、京剧演员、舞蹈演员,包括其他电影演员,相比较之下,她属于含蓄、不张扬的那种,家教很严,属于这样的类型。虽然最初并没想过会谈朋友,但我知道,她至少是可以理解我的一个人。

如今,两人相濡以沫,已走过了52载春秋,“为了我,她吃了很多苦。我一直和她开玩笑,你要嫁给别人可能太平点。”

快把《曙光》撤了,批判文章都排好了

文革刚结束,黄永玉题画赠白桦:“与白桦兄,隔世一见,信笔作此。”

“你看,隔世一见!不过,这只猫头鹰的两个眼睛都是睁开的哦。”(黄永玉曾因绘制“眼开眼闭”的猫头鹰作为黑画遭受批判。)

当时,十年浩劫的终止,让白桦心生创作冲动,写下话剧《曙光》的剧本。

当时,北京军队里的战友打电话告诉我,那四个人被抓起来了。当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了,开始写一个话剧,一个礼拜后写出来了,就是《曙光》。

我22岁的时候曾经在贺龙身边工作过,他跟我谈过一些过去斗争的情形。四人帮垮台以后,我马上就联想到30年代初那场面,跟文革很相像,一场自我毁灭的内部斗争,以路线斗争的名义,把所谓的异己分子全都杀掉了。其中洪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段德昌,最触动我。他临死前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第二句话是,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话特别感动我: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一颗子弹打敌人。

当时这个人物我记得非常清楚,“四人帮”一垮台,我就以这个人物为主角,写下《曙光》的剧本。这个剧本我写了一个月,但我却读了一年,一对一地读剧本,读了几百场。在北京,给艺术家;在军队,给将军,一个对一个。后来,我们(武汉)军区的司令和政委杨得志、王平被我打动了,写了亲笔信让我到各大军区去找军区司令员读剧本。很多老军人连话剧都不愿看,结果,我读得他眼泪都控制不住了。我认为这个剧本所以能打动他们,是因为真实。

我在北京打动了吴雪(当时北京戏剧学院院长)和欧阳山尊(当时北京人艺的院长)。他们和黄钢(当时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是朋友,把复印的剧本给了他一份,本是好意,让他提提意见,结果他偷偷复印了一份,送到叶帅家,附上他的意见,认为这个戏写的是“共产党杀共产党”、“给党抹黑”。

文革后开始批我,第一个应该是批《曙光》。

话剧在北京排练时,杭州有一位画家朋友,给我发电报,求我,赶快把《曙光》撤了。他说,人家已经批判文章都排好版了,你还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他说,你赶快主动撤下来,你应该考虑考虑,这几十年的坎坷,你要想想你的妻儿,赶快写个检讨。

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合作,在北京内部演出,内部演出3个月,演员情绪非常坏:观众反响那么好,老这样内部演出,不能登广告,不能公开卖票,大家都很烦。我们当时也请了些人,包括罗瑞卿等人都来了。但是,在位的都不来,如当时的中宣部长张平化,主管意识形态的耿飚,请他们来他们不来,那些敢来的都没职位。

结果,有一天,杨得志、王平来剧院看戏,看完戏他们上台宣布——明天登报公演!当时,他们正巧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三中全会,呼吸到那里的新鲜空气,认为完全可以公演。

1978年,白桦开始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今夜星光灿烂》。1980年,电影拍摄完成,将在5月初放映。然而,放映前一周,所有影院贴出公告:因故停演。

先是总政治部看了,说这个戏有问题,要剪去一些镜头。第一个镜头:一个小战士被炸断了腿,腿的特写。他们说这个镜头宣传了战争的残酷,是在散播战争恐怖论。另一个镜头:战斗结束后,有一排躺在担架上的死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

其实我写了几个淮海战役的年轻人,他们为理想付出生命,非常乐观地去赴死,这是对战争的恐怖吗?淮海战役我是经历过的,双方兵力总和超过100万,银幕上只有十几个死者还受不了?!那时我们每攻进一座村庄,必须从死人堆上爬过去。可我没写这些,我只写了几个小战士,写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想法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我不懂,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对这样一部作品发出异议?这部影片剪过以后放映,仍然被说成是一部《一个人的遭遇》似的修正主义影片。说真的,对于战争,我真的希望我能有肖洛霍夫那样深刻的认识。

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6 炮

无论如何,修剪后的《曙光》与《今夜星光灿烂》最终都有了一个幸运的结局。但是,《苦恋》却结出了苦果——根据剧本拍摄的电影《太阳与人》一直没在影院公映。

白桦创作《苦恋》剧本时,同样从事剧本创作的双胞胎哥哥叶楠(《甲午风云》与《巴山夜雨》的作者)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甚至连他的妻子王蓓也不知道。“说实话,我当时写这个剧本,根本就没重视它,它拍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没想到后来会引起那样大的波澜。”

《苦恋》剧本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旧中国出生的凌晨光,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青年时,他被船家女绿娘搭救,两人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被特务追捕,逃到美洲某国,在那里,他成为著名画家,享受着有房有车有画室的豪华生活,并与绿娘终成眷属。解放后,凌晨光夫妇回到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岸边的五星红旗时,女儿降生了,他们给她取名“星星”。回国后不久,“文革”爆发,凌晨光一家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生日那天,凌晨光被打得遍体鳞伤。星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决定和男友出国。凌晨光不同意,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以回答。此后,他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靠生鱼、鼠粮维生。剧终,雪停天晴,凌晨光命数将尽,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苦恋》最早写的是以黄永玉为蓝本的一个真人真事的纪录片,名字叫做《路在他的脚下延伸》,我在香港文汇报发表过。从一开始拍纪录片到后来整个过程夏衍先生都很清楚,当时他的视力很差,我用录音机录下来给他听,纪录片没拍首先是他否定的,当时他听了不喜欢,说让黄永玉来演自己,很滑稽。他说,你还是写个艺术片吧,但是不一定写黄永玉,写个艺术家,素材也多些。我们很尊重他的意见,这样,我就到广州去,写了个剧本叫《苦恋》,上下两集。

后来我又录音给他听,夏公听了以后说,两集不行,一般的电影,上下两集效果不好,还是一集为好。这样,我又改成了一集,然后还有些改动,每次改他都听过的。但是,如果他们要是知道每一次改夏公都听过,他们肯定会把夏公当做幕后黑手来攻击。

由《苦恋》剧本改编的电影易名《太阳和人》,导演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彭宁,演员包括刘文治、黄梅莹、冷眉、许还山等人,电影于1980年底完成。从剧本发表至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持续了两年的争论。

电影剧本首先引起了当时中宣部的注意。

彭宁告诉我,在拍摄中间,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直接到现场传达指令:你们这个戏,别的地方暂时我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导演到上海来和我商量,怎么办。商量了半天,我们考虑把“问号”改成“未尽号”,也就是在画面上出现六个点。

结尾时,一切安静下来,一个太阳,一枝风中芦苇在日轮里飘呀飘呀,然后画外配以定音鼓的一声强击,一个点就出现了。连续六声强击,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这也很有力量,但是后来演变成荒诞的结论。有些人看了之后,说“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转引自《南方都市报》采访稿)

1980年年底,彭宁找到电影家协会,在外借放映间又播了一场,看影片的有700多人,座中不乏一些外国人,除了外国记者,还有英籍华人傅聪。

傅聪是当时少数看这部片子的外籍人士之一。之前,1979年,他回来时,在上海,在我家,天很冷,我们两个人喝了两瓶茅台,在一起,谈了一个晚上,讲他离开国家这么多年的感触。所以,那次在北京,我请他看这部片子,他当然很愿意看:你的剧本我在英国已经看到了。他看了剧本,觉得很奇怪:我认为,国内能够发这样的剧本,是不是一个信号?我说,那不一定,因为电影剧本没什么人注意。

傅聪对祖国的情感主要保持在文化这个层面,他说,我在国外,最想中国的是什么?龙井茶、黄宾虹的画,或者他父亲的一切,他说是广义的文化上的联系,这是祖国的概念,血缘、山河、文化传承。

我自己70多年整个是一个颠沛流离的经历。很小时候,国家就沦陷了,日本占领了,我父亲被他们活埋了,所以,你说我不爱这个国家吗?我完全可以离开,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就想把我送走,倾家荡产送到美国,我没去。文革以后,有很多机会,我从来没想过。后来我也去过国外,总是一种失重的状态,没有归属感。其实,傅聪他也没有归属感,他现在回上海买了房子,虽然是个外籍人士,但是国内的事情也牵动他,去年,他突然之间要来找我聊聊,他说,我很闷,主要聊的也不是外国的事情,聊的全是中国的事情。

1981年1月5日,《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在北京体育学院的留学生楼联合召开“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100多人参加,会期两周放映了多部新片。待《太阳和人》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焦点,引起重大分歧。

当年《电影艺术》副主编罗艺军谈及相关情况:多数人对《太阳和人》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很高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这次会议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代理影协书记处第一书记林杉同志和我每隔两三天都要赴周扬同志寓所,向他汇报会议的动向。……在会议的后半段,已经有传闻说要批判《苦恋》了。这样,会议的气氛就明显地不好了。按照原定会期,还有五、六天才结束,我们主持会议的人,似乎不知道怎样收场了。

据当时电影局局长陈播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和文化部就更加慎重。这时,文化部是周巍峙同志任代部长,他接手处理这件事。他认为,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我们电影局的意见是对的。另一方面,根据王任重同志的意见,他强调,对这部片子要民主,要修改。(转引自徐庆全的《“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

面对毁誉参半的局面,白桦曾找过胡耀邦,邀请他观看这部片子。

1981年1月10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没有说他自己的态度,因为他没有看,他说:“我也不打算看,什么时候电视里放,那就是通过了。”

在此期间,主持编辑《时代的报告》的黄钢等人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

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认为《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随后,《北京日报》、《时代的报告》、《文学报》、《红旗》杂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相继发表对《苦恋》的批评文章。至此,批判白桦和《苦恋》的声浪激起一场震惊国内外的轩然大波。面对上纲上线的批判,公车上的老百姓甚至有些惶惑: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

不少知识分子对此则表示了反感和愤怒。

贾植芳在5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两天为《解放军报》事,议论很多,据说学校也出现了一些学生的小字报,表示抗议,北京大学学生贴了三条标语,一曰“白桦是人民的作家”,二曰“白桦何罪之有?”三曰“《苦恋》万岁!”

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以及归属作协领导下的《新观察》等刊物则不时发出些其他的声音。5月25日,文艺界众多人士齐聚北京,参加优秀作品评奖会,《苦恋》风波成为议论的中心,白桦的诗《春潮在望》获奖,青年诗人联名给白桦寄去一封长信。在白桦遭受批判之际,《新观察》杂志主动向他约稿,白桦写下《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以示感谢。

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但都没有这一时期这样多,每天傍晚,通讯员小王就笑嘻嘻地给我送来一大堆,我仔细读着那些陌生人的函电,想象着他们的职业、性格和形象,并择其要者复信。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知晨往而昏至。

文艺界在媒体上对垒的阵势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0月7日,《人民日报》第5版转载了《文艺报》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其后,白桦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的信进行了检讨,这封信刊登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至此,《苦恋》风波归于平息。

在这场浩荡的风波中,最让我震撼的是两则关于眼泪的故事。

1981年4月14日,经同意,科学家杨振宁观看了《巴山夜雨》和《太阳和人》,据陪同说,他看后流了泪,两次说道:“我的意见说出来,可能挨批评。”他说他很感动:“两部片子都很好,很美,很动人”;“听说《太阳和人》挨了批评,又说没有批评。事情很复杂,对影片、内容有争论,我不便说什么。”杨还说,“听说《太阳和人》正在修改,白桦本人参加修改了吧?我想还可以有另一种改法,就是按作家的想法改下去”,“文革是一次民族的经历、个人的经历,是历史事件。在大的事件后,可能出现艺术精品。影片是不是上演和影片本身的价值如何是两件事情。可以放到100年以后再看。现在不是有些事情已经清楚了吗?”

当时,一位举国闻名的大诗人曾邀我去他家,很关心地问我在武汉的处境。我向他说了件事:一位工学院的学生给我打电话,一定要见我,我当时怕和这位同学见面,使这位同学受到牵连,我婉言谢绝了。但他说步行了十公里,只见一面,转身就走。于是我就答应了。这位至今我都不知其名的大学生真的一句话没说,把怀里抱着的一块岩石放在我桌上,泪汪汪地看着我就转身走了。

那块岩石下压着一个纸条,写着这样的几个字:“愿您像岩石一样坚强。”听完这个真实的故事,大诗人热泪盈眶。但是,不到几天,最高领导人指出这部电影剧本是一部反动电影。当局召集思想界,文艺界具有代表性的著名人士开会,要他们表态。同一位诗人,发表了一篇凶狠至极的讲话,使我完全不敢置信,因为几天前他那泪水淋漓的脸还没有在我眼前消失。

“现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了。”

迟暮的忧伤穿过白发,深深地嵌进了白桦的皱纹。

风波期间,《太阳与人》的摄制组有没有受到冲击?

没有,后来剥离得很清楚。如果批电影,片子就得拿出来大家看啊。彭宁他愿意人家批他,人家不批啊,其他演员也没有挨批。挺奇怪,很多很多的机缘是对着我来的,它不是一个孤立因素,在总的大的气候下,思想观念的冲突很激烈,这是一种潮流、暗流之间的一种冲突,但是还有其他因素。就像黄钢,也是个因素,他也不是针对我个人,他真正地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解冻文学的开始,自己是解冻时期的英雄,站起来维护,他就可以成为中流砥柱。

另外,你比如说,1979年,我在第4次文代会有个发言,是《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全文刊登的,标题叫《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我做这个讲话时,巴老他们都在。在我讲到“甚至把年轻作家都打成右派”时,刘白羽拂袖而去。所以,他并不承认这些右派是错划。

《曙光》在北京内部演出的时候,北京曾经开过个诗歌座谈会,那时艾青也在,座谈会人不多,我有个发言,里面有句话:“诗人们!宁肯歌颂民主墙上一块砖,千万不要歌颂救世主。”这话触怒了很多老干部,他们认为毛泽东是救世主,不能怀疑。

当时,西单墙马上有反应了,大字报连天,我都没去,因为怕惹事。这不,后来李准就跟我讲,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成了个旗帜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黄将军,双目失明看不见剧本,也看不见电影,但他激烈介入了批《苦恋》。他在做大报告时,对我这句话进行了批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大会啊,说,白桦说,不应该歌颂毛主席是救世主,那能不能说共产党是救世主呢?他不明白,没有救世主,《国际歌》里也是这么唱的。

写《苦恋》的时候,您还没出过国吧?杨绛说,船上为什么会有五星红旗,和事实不符。

这一点是他们看错了,绿娘看到的不是船上的五星红旗,船已到了岸边,他们看到的是岸边的红旗,台词里交代得很清楚。可能是报道错了,也可能杨绛没看清楚,船上的红旗应该一上船就看到了。

这本来就是快到岸的,孩子就是这个时候出生的,已经到了我们的领海,看到了岸上的五星红旗,然后给孩子起名星星。这个细节是非常动人的。

这个影片怎么可能误会成一个卖国主义的片子呢?怎么可能呢?前几年在韩国,我给他们外语学院(中文专业)的学生读这段台词,韩国从来不存在出国和回来的问题,但他们都哭了,怎么会认为我这段戏最恶毒的呢?

因为你看前面这故事,他们这样爱这个国家,把自己的女儿名字取为星星,结果遭遇那么坎坷,不只是他们痛心,包括作者也是非常痛心的。

写这个剧本之前,我听到很多五、六十年代回来的那些老的海归派,他们的遭遇更加悲惨!我听一位朋友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他有个朋友本来全家在美国,年轻美丽的女儿马上要拿博士学位了,父亲希望她拿了学位以后再回来,女儿说,回国还要什么博士学位?你们这观念真是太陈旧了,她要为国家做事情、尽义务。回来以后,文革开始,这个家遭到冲击……女儿一下就得了精神病。他的父亲说:在精神病院里,那个穿得最破、最脏、最疯颠的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女儿。

风波当时,有没有生命危险?

没有,最极端的事是:至少有两位司令公开宣布:“如果党下命令,我来枪毙白桦。”但我并没觉得他们真的能够把我枪毙,其实当时我倒是很想给他们读读剧本。因为他们肯定不知道《苦恋》写的是什么。

为什么拖了那么久才写检讨呢?

当时,很多我不认识的人跑到军区大院,跟我说——你挺住,千万别写检讨。北大还有个大字报这样写:白桦,你要跳筒子河(北京皇城边的护城河),我给你投粽子!——这当然是孩子话。

那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承担这么重的压力呢?

我以为大家都在挺。

风波之后,说说您后来的创作朝向?

其实戏剧电影是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但也是审查制度最严的,至今还是有一些禁片。其实我很喜欢写电影剧本,但是后来我就基本不写了。

说说电影中您比较满意的演员。

许还山的戏份非常少,但是演得真好。我说一场戏,当时秋山被下放农村。请假回来,凌晨光到公共站去接他,所有的长途车都回来了,没看见秋山。最后,从汽车的夹缝里面走出一个穿着一个破棉袄,用一草绳捆着腰的人,他就是秋山。他们两个是同船归国,在拥抱的时候凌晨光说,你可回家了!秋山回答了一个字——家?(颤抖)仅仅一个字,我的眼泪就出来了。许还山说出了许多意思:家在哪儿?哪里是我的家?有过家吗?……

当凌晨光带他回家,门上的锁一碰就落下来了,地上掉出一封信来,秋山打开一看——死亡通知书,他的太太在另外一个下放的农场死了。这个人的戏,不知道是他自己设计的,还是导演设计的,他就贴着墙,站在那里,一下人就软下来了,就坐在地上,靠着墙坐下来。这些戏拍得都非常精致。下面一场戏,没有台词的,就是个过场戏,但是拍得非常深刻。

他走到公共汽车站,旁边站了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小男孩。老太太打了个雨伞,前面的雨哗——,对面街上一个小女孩,一点点高,胸前挂了把钥匙。——显然她是男孩的小妹妹。老太太看男孩子没打雨伞,就移了过来。老太太看着那男孩:

——爸爸呢?

——死了。

——妈妈呢?

——死了。

——去哪儿?

——内蒙。

凌晨光看着他们,汽车来了,老太太和这个小孩上了车,那个女孩,显然是这个小男孩的妹妹,说明她家没有了大人,她追着喊了一声哥哥,风把她的雨伞刮走了。

这是个过场戏,非常动人,没有那种经历的演员是演不了的。人们就是从这些简短的对话里看到了历史的命运。

所以,这个戏,他们为什么那么紧张,因为这个戏的感染力非常强,在当时。没放啊!我看了7遍这个戏,没有一次不流泪的。那是我们的生活,它记录的是一种生活。

我听说冷眉后来去了澳洲?

是的,她很灰心。冷眉这个人,你不要看她是第二女主角,其他演员只管自己演戏,他们不考虑这些问题,她呢,是经常考虑这些问题。她是个很激情的人,她在演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拍戏,泣不成声,没人敢碰她,她在那里,戏拍完后,坐在那里,可以坐上几个小时,在那里哭。因为他们都是刚刚从苦难中回来的,她之前下放到西双版纳,生病被扔在西瓜棚里几天几夜,最后是雨水把她救活的,没人管她。

包括许还山,全家都是右派啊,他的父亲、他的姐姐都是右派。因为他本身就沦为大西北的牧马人,你看,他当时很瘦啊,刚刚从大西北回来啊,他的戏,直到去年,他还说,我,就那么8个镜头,是我演电影以来最满意的。因为,在这个戏里面,许还山不是一个完整的角色,他就演个从国外回来的诗人,他带着诗人的激情回来了,结果……他的戏份很少,但是,演得非常动人的!

所以,这班子演员,当时演得真好,很真诚的。所以,我在美国看台湾摄制的《苦恋》,就觉得他们再用劲也演不出来,他们没有这种经历。

当时这拨演员都支持您么?

他们都是支持的。整个摄制组的成员都自称“苦恋者”。说良心话,路人都是支持我们的。1981年春天彭宁带着冷眉到武汉见我,我请他们上街吃豆皮。店里经理一听说是我们,老板马上打电话,立即把那位给毛泽东做饭的大厨从家里叫来。

所以,那时候,香港的报纸报道,白桦又添新罪名——洋洋得意!实际上,我不是洋洋得意,我只是写了篇文章《春天对我如何厚爱》,我是隐隐约约告诉大家,我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想像的那样,在那里痛哭啊什么的。

文艺界也有不少人支持吧?

不一定,文艺界的名人都必须表示反对。要表演自己的“坚定”,这没办法。所以,后来有人写文章就谈到,其实应该沉默,文革以后至少有沉默的权利吧?但是他们都被吓坏了。也有不少作家专程到武汉来看我,如:韦均宜、李德伦、舒婷等等,还有日本作家山崎丰子、法国电影评论家伊丽莎白等等。

导演彭宁是个怎样的人?

一个很有想法,敢作敢为、也上蹿下跳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干部子弟,他的父亲在红军时期和胡耀邦同事。

彭宁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被推为造反派的司令,“毛泽东主义公社”一号勤务员,后来江青害怕红卫兵造反造到自己头上,开始打击红卫兵,把他抓起来关在牢里。所以他对很多事明白得比较早一点。开始我对这戏不抱过高的希望,做艺术的人应该静下心来。但是,他带着片子到上海,我发现,我们共同的想法他基本上都能落实。

有些镜头,别的导演肯定嫌麻烦,觉得这空镜头没用。

他拍第一个镜头,也就是最后一个镜头,摄影师张松平就要罢工不干了。他要找一个理想的初升的太阳,好几个早晨起来等太阳,太阳前面有根摆动的芦苇,那时候技术条件很差,而且没助手,作为导演,用手顶着摄影机的长镜头。失败了多少次?而且天气那么冷。最后还是找到了准确的艺术效果。

您的长篇小说《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由写给儿子的22封书信构成,能否谈谈您和儿子的交流?

其实我是写我儿子和我的童年,两个童年交叉着写,用的是通信体,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我没给他写过这么多信,都是我讲我自己过去的故事。这本书的意思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光亮。

说说您儿子的童年?

阴暗的,可以说没有童年,跟着两个胆小的、苦楚的妇女过日子,沉默寡言。他童年所承担的精神压力是成人都承受不了的。但他很争气,很老实,从来不惹事,当然也是懦弱。

懦弱?

表面上看懦弱,内心还是很有主见的。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没时间管他,我根本不在上海,更没时间,所以他能考取大学,当时我不大相信,他考取了交大第一重点系,船舶动力。我说你再去看看那个榜,他说已经发榜了,我说你再去看一次。

说明我不了解他,因为他从来不和我讲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懂,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也没时间管他,所以他考取了我很惊讶。

您觉得自己不了解他,是不是他也不了解您?

他当然不了解我,他有时候会埋怨我,文革时候,他甚至问我: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当红小兵,我为什么不可能当红小兵?这个问题谁能回答他啊?

那可能是小时候,现在应该理解了

哎呀,你不知道,他80年代离开去了美国。他认为很多人家庭是比较太平的,其实他并不了解每个家庭。所以,他就有种懊恼:别人家的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我们家的为什么没有结束?他都说出这种话来。

当然,你要跟他说清楚,他当然也能理解。可是,这代人跟我们不同,所以他提出:爸爸!您不能改变一种方式生活吗?我对他说,你不了解我。我经历过日军的占领,经历过你祖父的被活埋,看见过向你扑来的日本狼狗,看见过尸横遍野,参加过战争,你没经历这些,你就不可能理解我。

他希望,我能改变一种活法,不要那么认真,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睬它,这些事情你也管不了。为什么不犬儒主义一点呢?

正如您书中提到的法国女作家娜塔莉·萨萝特,她将关心社会和写作分成两码事,但您表示不解。

是的,我还特别谈到了齐白石,齐白石的东西大多跟政治、社会没多大关系,画个小鱼、小虾,他也成了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即使这样,齐白石也对社会进行了抨击,他的那些题款,《题不倒翁》啊这些,他也要介入社会生活。他也是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

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必须介入当下社会?

我觉得这是离不开的,我觉得没法离开,没法。很年轻的时候,我们传统教育里面,这是非常强烈的东西,包括鲁迅先生也是,他接受的传统东西很深,所以要承担社会责任,如果说,不知道社会责任,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可以去钓鱼,可以去游山玩水,这样的话,我可能比现在住的房子也很好,待遇也很好,级别也很高,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根本不是要名啊什么的。

读了您的几本文集,我没有找到《曙光》的剧本,为什么没有收入?

因为修改后的剧本我不太满意。贺龙前任妻子蹇先任就对我说:白桦啊,你对历史不负责任,你修改后的剧本,写的是贺龙刀下留人,没有把(岳明华)这个人杀掉,从历史上来看,他是不可能不死的,不只是贺龙,谁也保不住他。她说我不敢面对现实。我说,我没办法。

我们首场演出请的都是老红军,看到最后,当岳明华被杀时,一个在洪湖边战斗过的老将军捂着脸跑出了剧场,他说接受不了这样悲剧的真实。冯牧他们赶到武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区的人说,这个尾巴不改掉,这剧本通不过。到最后,结尾改成:死前贺龙飞马赶到,刀下留人了,本来这是个彻底的悲剧,最后变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了。

在一篇采访中,您提及自己的性格迟早会出问题,“一旦我从虚伪走向真实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个人的灾难”,您对命运已有所预期?

因为我一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你比如说,我1947年参加革命,还是个17岁孩子,从学校出来,参加解放战争,那时,我就觉得,参军后我的确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我认为完全是到了一个新世界,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到了1957年……(停顿、哽咽),其实我没有任何不满意的东西,我仅仅是为一些年轻战友讨个公正。

胡风问题,其实我还没说过什么话,就是因为我和胡风一起工作过,通过三封信,仅此而已,两封是关于写作的问题,一封是我送给他一个砚台。那时因为胡风问题就被关了8个月。

后来,反右的时候,我也只是说了年轻朋友们受压抑的问题。比如,那时候一个诗人周良沛,他诗人嘛,很容易动感情的,要唱美声,那时候美声唱法被看作怪异的东西,而且他唱圣母颂,因为他是在教堂里面抚养出来的一个孤儿,他在那个环境下出生,唱《圣母颂》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当时有人就看不惯,认为他思想不正确,所以也打成右派。我就是为这类事情。我就觉得,知识分子他有个性嘛,但是那时候不承认个性啊。

那个采访中,您也说到,人性的尊严在当时是禁忌。

(颤抖着提了壶茶,激动)这跟《苦恋》的剧本一样,你要看一看,你就知道,它中间很多段,穿插着大雁在天上排成“人”字,实际上就强调人应该恢复人性和人的尊严,“人”字应该写在天上,而不是写在地上让人践踏的!今天,文学敢谈人性,过去敢谈人性吗?

就像钱谷融老先生过去所讲的,文学是人学。

是啊。所以,你想想,我在反右的时候,仅仅向真实走了一步。20年啊,我从20几岁一直到40几岁,我的妻儿作为右派家属,受歧视,没有任何权利,我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对我已经特别优待了,北京有位总政主任萧华,他力争不把我打成右派,也没成功。

然后,他说,因为我家里有病人。那时候我被打成右派,我太太在上海突然之间得了癌症,住进医院,我在北京被开除党籍、军籍,我那时候仅仅是向真实走了一步,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20多年,我儿子可以说已经没有语言了,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接近真实,是很危险的!但能够虚伪下去吗?不能!

后来,包括文革以后,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虚伪下去,文学,你总要留几句真话,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这么多年走来,回想过去,最激动人心的是些什么事情?

(良久)我觉得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路走来,最支持我的还是这些普通人。比如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有一些很愿意和我交朋友的人。

前些年我经常去云南,我以前驻军在那里,那里很多人,包括一些在位的人,知道我是一个“敏感人物”,但他们都愿意和我接触,所以,我还是很感动的,人和人之间还是有真情的。

我曾经到香格里拉找一个朋友,他是藏民,年轻时我们常在一起。我给他打电话,他在雪山深处做地名考察,接了电话,他说,我现在就出来,你借一个车,我借一个车,我们在雪山上碰头。但是,那时候大雪封山,我到军分区找了个司机,他说,现在去根本不可能,过不去。我就说,我们走到哪儿算哪儿。后来到了山顶,前面很多卡车停在那里,过不去,大雪封山,卡车司机都在那个小村子里,什么都吃光了,他们问我,你来干什么?有什么急事或者军务?不是,我说,就是见一个朋友。他们很奇怪,这么冷的天,这么危险,就为了见一个朋友?他们都说,你过不去的。

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前面——突突、突突突,一辆拖拉机开了过来,从拖拉机上跳下一个老头!他就是我年轻时候分开的,30年没见的藏族朋友。他也已经很老了。他居然能够找到一个拖拉机过来,那是很危险的,大雪封山是看不见路的,一失足就会跌落进万丈深渊。我们抱头痛哭了一场,狂饮了一顿青稞酒,倾诉了30年各自的遭遇。

linaiqing-teafortwo 2019-01-15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