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君:晚清变革:一个王朝的轰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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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清王朝覆亡的武昌起义事起仓促,仿佛只一夜之间,一个硕大无比的王朝就轰然坍塌。”

这是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老师在《总体性失败与革命的起源》一文中,对辛亥革命的总结。

辛亥革命为清廷带来了悲剧终局,也为晚清的变革尝试画上了句号,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从1840年到1911年,清政府折腾了70多年,最后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命。

雷颐老师指出:

“在历史、社会的变化面前清廷统治者总是作出一种‘迟到的反应’,结果是使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从而丧失了主动权。”

01.

不断下移的变革动力

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无论有多大的偶然性,都不能改变这场革命的发生轨迹。早在18世纪,清王朝就已经落后了。

1793年马嘎尔尼拜见乾隆,1816年阿美士德拜见嘉庆,两位皇帝面对两位英国使臣的倨傲,以及对于通商要求的断然拒绝,今天看来,完全就是逆势而行。但在当时,清朝经济民生尚可,依然能够维持“天朝上国”的体面。即使统治者对世界大势的懵懂无知,对背后隐藏的矛盾视而不见,并不会立即影响到清王朝的统治。

或许从这时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就已经丧失了第一次改变的机会。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被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

但仅此而已。除了逃遁避祸,统治者们没有任何反应。反倒是在战争前线的官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些什么。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并委托魏源编写《海国图志》,以图“知己知彼”,从而“师夷长技以制夷”。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外部压力中赢得了短暂的喘息空间。这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与太平天国在上海一役,西方先进武器展示了其威力,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僚开始了“洋务运动”。在“制夷”的大方向下,又提出了“自强”的口号。西方先进的军事和工业技术逐渐内化为清王朝统治版本升级的工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这段时期,清王朝呈现出短暂的中兴局面,但这并非统治者努力的结果,而是汉族官僚有限的意识觉醒。汉学家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一书中说:

“一个王朝,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

清王朝短暂回暖的局面和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延续,并非来自统治者的有意识的顶层设计,而是依靠体制内杰出人物的自发努力。

雷颐老师指出,从这时开始,清王朝变革的动力,从统治者下移到了汉族官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大清完败。洋务运动戴了三十年的“繁荣”的假面具被日本撕得粉碎。随后《马关条约》签订,正值三年一次会试开考,各方举子汇聚京城。康有为组织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

虽然今天人们对康有为此项功绩的细节仍有争议,但无论如何,这都表明了当时体制内主流人群以外的群体已开始有了特定的政治诉求,变革动力进一步下沉。

此后,康梁在京组织强学会,发表《中外纪闻》,再次上书要求变法,并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作为变法的榜样上呈光绪帝,提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的核心诉求,将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列为维新的首要条件。

随后的戊戌维新,虽然光绪皇帝参与其中,主推力量却仍是谭嗣同康梁等新兴知识分子。虽然这些知识分子离真正的权力中枢尚远,但以雷颐老师之观点,知识分子仍然是“体制中人”,只不过属于体制内最底层。所以,直到此时,晚清王朝的改革动力,依然停留在体制内。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廷再签《辛丑条约》,内外交困的清王朝被迫开启立宪议程。但一方面,此时提出政治改革已经来不及了,对外持续性的失败,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已经遭到了怀疑;另一方面,“预备立宪”一直停留在“预备”阶段,从未真正开始过。

与最高统治者的半心半意不同,此时体制内中下层已经意识到彻底变革的迫切性,地方士绅组成“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实施立宪议程。

然而,“皇族内阁”的组定,清廷对立宪派的打压,使得“无法不变”仅仅成为了口号,“新政”只不过是空谈。士绅阶层在改革的进途中最后一次被清王朝疏远,并最终导致他们弃绝而去,“体制内”的改革动力彻底消失,“体制外”的革命几无可避免地到来。

纵观晚清70多年的历史,变革的动力一直在下移,变革的空间也在不断挤压。雷颐老师说:

“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

02.

现代化的观念史

1911年,清王朝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收回川汉铁路筑路权。四川民众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股东,收归国有之后,当时的集资款概不退换,他们只能换持国家发行的铁路股票。这引发了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的反对浪潮,再加贪腐事件被曝光,最终导致“保路运动”爆发,这也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契机。

保路运动是民众现代意识的彰显。在民众开始明确捍卫自己权利的同时,清王朝对铁路的处理方式,仍然表现出“莫非皇土”这样古老而粗暴的集权观念。在观念现代化的纬度上,清朝统治者的颟顸同样让人吃惊。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

技术带来的变革仅停留在浅层的修修补补,而更深层、更戳中痛处,同时也是国家现代化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现代价值体系的建立和现代观念的普及。

从这个理解来回溯晚清的变革史,我们会发现,行动和技术方面的变革,虽然不尽人意,但还一直贯穿始终。而观念上的现代化转变却一直缺位或不到位,无论对于权力顶峰的皇族权贵,还是对于普通的民众。甚至于实际参与推动改革的官僚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现代化的观念或者心智。“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如此,纵横国际舞台的李鸿章亦如此。

在亨廷顿的解读中,现代化的观念包括对现代民主政治原则的知识性理解以及心智层面的现代化价值观(比如人权、产权意识等)。对应到晚清历史中,至少要求政治精英在政治思想/体系上的价值认同,以及针对普通民众开启民智的启蒙。

以启蒙论,晚清还是有所作为。无论早期的林则徐、魏源、王韬等人,还是其后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写书著述,他们西学东渐的努力,目的都为开启民智。同时,开办新式学堂,教授西学,派遣留学生,开设报馆和翻译馆等一系列社会新举动,亦有其知识启蒙的意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在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上,表现的最顽固、始终没有任何的改变。

统治者沾沾自喜的“天朝上国”和“华夷之辨”,背后依然是过去朝贡体系的幻觉。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没有现代的外交观念,与西方的交往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理藩”架构中。

即使设置了总理衙门,最初也仅是用于通商之便。他国在政治上想要平等交往,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

雷颐老师曾在凤凰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当时设置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来受理对外事务,也就是说和外国人打交道,并不是通过中央,而是走的地方。另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谈判,对于外国在京设置“驻外大臣”一事,清廷也是绝不让步。

对“朝贡”体系的坚守,算是天朝在对外面子上的最后挽尊,当然,到头来这面子依然被现实政治狠狠扒下。另一方面,“中体西用”的施政方略,不是多高明的变通,其实是将中国的现代化煮成了夹生饭。

实际上,满清王朝,自上而下,就没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来支撑变革。排斥“西学”,没啥现代理念,唯一能援引的只是传统的一点政治理念。这些政治理念,尤其擅长将各种争论都变为传统道德之争: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

从顽固派和洋务派、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论战中,雷颐老师看到,技术性的变革往往会被上升到道德层面;被反对的一方,虽想有所作为,但很容易就被置于政治上的道德劣势。洋务派在施政过程中一直顾虑重重,束手束脚,究其原因,其一是如前文所说他们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二就在于面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道德攻击之下,始终处于防守姿态,不得不回避最根本的政治问题。

除了华夷之辩、“中体西用”的理论束缚,近代中国变革还尤其缺乏对个人自由、个人意志的讨论。这又表现在多个方面:

国民缺乏个人的主体观念,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淹没于宗族观念和忠君意识;

完全没有个人权利一说,更别提国家与公民之关系分别,也就谈不上个人权利的保障了;

……

可是一个国家的变革,不能不依赖国民的支持。如果国民权利不明确,国家大事那就是权贵们的事情,与国民何干?也就谈不上对国家发自内心的支持义务。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国民的权利清楚且得到国家的严格保护,那么国民对国家的支持必然发自内心,必然会视国家大事为个体大事,就能上下协力、举国同心。如同严复在分析明治维新时所指出,日本国民与日本国之间的状态。

03.

“制造革命”

当然,清王朝不断给自己打强心剂的这70年中,虽然始终没有挣扎出一个现代化强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有所好转,西学知识也得到了一定传播,权利观念和公民理论也被逐步引入。

在雷颐老师看来,“中国也从传统的‘臣民社会’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型”。

可是,清王朝的作为终究不够,人民已逐渐不是过去的臣民,朝廷却还是过去的朝廷。在雷颐老师看来,清王朝变革最终失败,在于“缺乏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尤其没有那种不断妥协的精神”。

拒绝改变,就会灭亡。而且还是亲手制造。

梁启超早在1907年的《新民丛报》中就有过预言:

“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辛亥革命,其实是清王朝自己制造出来的。当为了“救亡图存”,体制内的变革动力却一路下沉,最终沉无可沉,于是就催生出了体制外的革命。

一切都无可避免,一切都自然而然。历史的浪头,总会找到一个出路。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学者傅勒认为,一个历史事件对于当下现实的参照意义正在于成为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如同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至今方兴未艾一样,雷颐老师认为,辛亥革命对于今天仍有强烈的参照意义,仍然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

所以,今天再认真回顾晚清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依然有必要。

晚清到底怎样从变革一步步走向革命?

多个阶层,多种方式,几代人的努力,为何最后失败、王朝崩溃?

本周六(1月19日)晚八点,雷颐老师将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详细剖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以今日之目光,重新审视清政府的最后70年。愿我们这些后人,依然能有所得、有所悟。■

明白知识 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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