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是当代的中国人，都读过大文豪鲁迅先生写的《呐喊自序》，这是因为这篇名作常年被收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缘故。然而，大凡读过这篇课文的中国人，都不太明白文章中先生在回忆当初学医理由时提到的“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句话说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因为国人，包括知识阶层在内，对于邻国的历史，尤其是邻国为建成近现代一流文明国家所做的奋斗史，其实是不甚了了的缘故。而这一点，再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段历史中包含了它对中国的伤害，国人牢牢地记住了伤害——这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伤害太过惨痛——而几乎无暇正视他们的奋斗。但在我看来，对于国人来说，这段奋斗史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干货。如果为了记住曾经的伤害而把干货丢了，那简直是双重的悲剧了。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让我来试着述说这段波澜壮阔的大变革的前奏——兰学的兴起，并思考那决定了这两个邻国之命运的分歧点。
所谓的“兰学”之“兰”，并非“兰花”之“兰”，而是“荷兰”之“兰”。兰学，开始时本指来自荷兰的学问，后来实际上用以统称由荷兰传入日本的所有西洋的学问。自1633年至1639年，德川幕府连续下了五道“锁国令”，禁止传播基督教，并对中国及荷兰等外国船只施以限制，只准它们停靠在长崎港。幕府又先后与西班牙、葡萄牙断交，实际上出入长崎港的西洋船只，就只剩荷兰的了。幕府指定了一个扇形人工岛“出岛”作为荷兰人每年一次入港时的暂住地。出岛与市区之间有石桥相通，桥边有警卫所，有士兵把守着。整个出岛只有15000平方米大小，60来栋建筑物，荷兰人住在那里，也是要向房东支付租金的。房子周围有菜园，可以种菜，也可以饲养些家禽、牲畜。商船每次入港都有十来人，其中领头的是商馆馆长，接下来是副馆长、书记员、医生、木工和厨师等，另外还有些佣人。挤在小小的出岛上的荷兰人一般是不被允许过桥进入日本本土的，例外地，每年有一到两次机会可以参观寺庙神社和“江户参府”，也就是到江户（东京）去谒见幕府将军。当然，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出出岛。
但这些限制还都不算什么。让荷兰人和日本人最为捉急而又束手无策的是，他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是没有翻译吗？不是的，当时自有日本人充当翻译（当时日语叫“通词”）。那是日本翻译的语言天赋太差而不称职？也不是的。那是因为当时幕府下的一道禁令把日本翻译害苦了。这道禁令禁止日本人阅读和使用西洋文字（因为西洋文字横排，与当时的汉文、日文的竖排文字不同，日本人称之为“横文字”），同时禁止西洋书籍的携带和流通。因此，他们要学荷兰语，只能和荷兰人在一起，通过口头，用手势比划着学习，连做笔记都是违反禁令的；而一年到头，他们能真正接触到荷兰人，只有在荷兰人那一两次获准外出参观和“江户参府”的时候了！条件如此苛刻，技艺不精，怪不得他们。可想而知，即使是荷兰语职业翻译，其荷兰语使用起来也是捉襟见肘，而可以勉强充当翻译的，在整个日本也屈指可数。
这种状况一直要到将近一百年后，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位（1716-1745年）时才得以缓解。当时，长崎的西善三郎、吉雄幸左卫门等三名翻译觉得在这么下去，实在无法胜任，就联名向将军上书，称:“仅凭所记词汇，要处理众多事务，实在是不够用……如果还像以往那样，那么即使洋人有所欺瞒，我们也无法查明”，“希望能允许我们学习洋文，阅读西洋书籍”[i]。吉宗将军开明而又爽快，立即准许了他们的请求。允许阅读和使用书面的西洋文字，大大地加快了荷兰语的学习效率，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掌握荷兰文的日本人仍是凤毛麟角。
在学习荷兰语的风潮中，各地的藩医最为热情。中津藩（今大分县内）的藩医前野良泽原来是一名中医，受西学东渐风气的感染，逐渐对西医产生兴趣，在47岁那年师从青木昆阳，开始学习荷兰语。没过多久，又得了中津藩藩主的资助到长崎跟随荷兰语大翻译吉雄幸左卫门继续学习。1771年的一天，前野良泽看到吉雄幸拿了一本荷兰文版的《解剖图志》，翻开来一看，虽然里面的单词没几个认识，但装帧考究，绘图精美，令人爱不释手，当即把剩下的盘缠全部给了吉雄幸，买下了这本昂贵的医学书。
几乎与此同时，前野良泽的旧交、小浜藩（今福井县内）的藩医杉田玄白在另一位同行朋友中川淳庵那里也看到一本相同版本的《解剖图志》，欣喜若狂，在小浜藩藩主的资助下也把它买了下来。两个不同藩的藩医旧交，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各自藩主的资助下买了相同版本的荷兰文版医学书，不得不说是因缘巧合。
但是，这两位医学同行整天抱着这本书翻阅，爱不释手，却又大惑不解，因为书中绘制的人体解剖图与自己平生所学的中医知识大相径庭。中医书上说，人体有五脏六腑，肺有六叶两耳，肝有左有三叶右有四叶，这跟解剖图所绘不符，肠胃的形状和位置也不一样。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正当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之际，一个难得的机会突然降临了：明和八年（1771年）三月三日，江户町官员曲渊景渐通知江户的医师们，次日（三月四日）将在小冢原刑场行刑后解剖刑犯尸体。
翌日，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和中川淳庵等人携带者那两本珍贵的《解剖图志》来到刑场，见证历史的时刻到了。刽子手解剖尸体的刀法娴熟，游刃有余，刀锋所向，各种人体器官尽现眼底，再与携带来的医书绘图相对照，居然清清楚楚地一一对应，没有一处不相吻合！一行人被这一场景深深震撼并折服，相视无语，惟有长叹！
一行人一路无言，回家后经杉田玄白提议，他们决定：推举前野良泽为盟主，尊他为师，结成一个翻译小组，每月定期聚会六七次，着手翻译《解剖图志》。但是在当时，完成这项工作之艰苦卓绝，远远超乎今人之想象。组员们既没有字典，他们的荷兰语知识又极度匮乏，除了前野良泽学过一点皮毛之外，其他人连二十五个字母都不认识。刚开始的一个月，前野良泽把自己掌握的字母、短语和个别的章句语脉教会了组员，之后就没剩下什么可以教他们的了。杉田玄白在《兰学事始》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道：“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茫然无可倚托”[ii]。后来福泽谕吉读到这段话时也不禁感极而泣。但是，正是这些荷兰语的准文盲，对这本医学书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表现出似乎是无限的耐力和持久力。在每月固定的聚会中，“有时耗上一整个漫长的春日也弄不明白，直到日暮也才弄懂一两行字”。
杉田玄白在《兰学事始》中还提到这么一件事：有一天，读到“鼻处Verhffend”，不解其意。众人一起探讨也不得其解。此时也没有字典之类，只有前野良泽从长崎购得的一本简略小册子，众人一起查阅，见Verhffend词下有例句：“树枝断处，其处Verhffend”、“扫院落时，尘土聚集而Verhffend”。但这词是什么意思？苦思冥想，不得其解。这时，我突然想到：树枝断处，结合则稍高；扫地时尘土积聚成堆，鼻子在脸上也正是堆起之物，那么，Verhffend或许就是堆积的意思。我就说这个词译作“堆积”如何，众人听了甚以为然，决定就按这个意思翻译。此时我心情之喜悦无可比拟，如获价值连城之碧玉。
如此这般，每月六七次聚会，从未懈怠，殚精竭虑，一年多后翻译出来的词语渐渐多了起来，对西洋情况的了解也自然地多了起来，此后一天可读懂十行以上，而且也并不觉得特别劳苦。在此期间，他们曾向陪同荷兰商馆馆长一行到江户“参府”的翻译请教，也曾再度参观刑场的尸体解剖，并且自己解剖观察动物尸体以增进理解。另一方面，翻译小组的成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时有藩医慕名而来，加入了翻译小组，但也有人耐不住寂寞，受不了煎熬而中途退出。
学社的聚会坚持了四年，译文前后易稿十一次，到了1774年大功终于告成，此书正式出版，书名为《解体新书》。全书用汉文译出，一则是因为汉文是当时的学术语言，二则是因为杉田玄白认为，日本的学术文化有史以来一直受益于中国，而今日在学术上发现了新的真理，就想送过去做个报答。
《解体新书》的横空出世，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它强烈地震撼了日本的智识阶层。他们中间敏锐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在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之外，还有一个以事实为依据，客观、理性地分析包括人体在内的世间万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体新书》成为日本实证主义科学的嚆矢。
此后，兰学如燎原之火迅速发展，仅江户（今东京）一地，到幕府末年就翻译出版了西洋医学著作1500多种。兰学始于医学，后逐渐扩展到物理、化学、建筑、军事等学科，而学有所成的兰学学者也在全国各地纷纷开设兰学塾，招收青年才俊，广泛传播兰学。其中著名的有绪方洪庵于1838年开设的适塾（今大阪大学的前身），塾下著名的门生有福泽谕吉、大村益次郎、大鸟圭介、花房义质等幕末维新时期的俊杰。另一个有名的私塾是吉田松阴主持的松下村塾，著名的门生有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前原一诚等人。一时多少豪杰！即使是德川幕府的重臣胜海舟，也曾在长崎修习过兰学。这些思维受过兰学开化的年轻俊杰们，不久之后就成为幕末维新时期社会政治活动的中坚力量，领导了一场史诗般的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明治维新。如果将幕末维新的领袖人物一一列出，几乎没有几人未受过兰学的熏陶。
以上的文字，相信已经从兰学的发端进而解释了鲁迅先生说的“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这句话的含义了。但是，中国的读者或许并不满意，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西学东渐之前，中日两国都尊崇儒学，医学上都信仰阴阳五行学说，何以兰学可以引发明治维新，而中国不成？
实际上，比起日本的杉田玄白等人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译成《解体新书》来，中国要幸运得多。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利玛窦（1552-1610）、龙华民（1559-1654）、熊三拔（1575-1620）、邓玉函（1576-1630）、艾儒略（1582-1649）及汤若望（1592-1666）等传教士携带着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到中国，其中的邓玉函是继伽利略之后的猞猁科学院第七位院士，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了。他们长年在中国居住生活，不少人精通汉语，或著述或翻译，介绍西方先进科学理论和技术，内容覆盖天文、历算、水利、测量、机械、数学、地理、物理、医学、建筑及绘画等诸多领域。仅就与《解体新书》同一题材的人体解剖学著作而言，邓玉函所著的《泰西人身说概》及《人体图说》已于1634年出版，比日本的《解体新书》早了整整140年！这么看，与140年后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洋人、二十五个字母都认得不全的日本相比较，中国的初始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要说是上帝的宠儿也不过分了。但是，除了历算之外，这些科学学术上的贡献，几乎都只影响了极小的范围，而且随着当事人及当时受众的离世，这些影响也逐渐褪去，最终不见踪影了。犹如向茫茫大海中丢去一块石头，刚开始或泛起了一丝涟漪，随后就了无痕迹，归于沉寂了。人们要到两三百年后才猛然发现原来中国也曾有过如此这般的杰作。知识的传承和积累已经如此不易，更不必说由此引起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新，进而引发类似明治维新那样气势恢宏的文明生态系统大变革了。
中国初始条件得天独厚之幸运，并没有带来迅速的文明升级进化之幸运；日本初始条件乏善可陈之不幸，却并未妨碍其启动变革后一发不可收拾之幸运。《解体新书》的底本克鲁姆斯著的《解剖图志》只不过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医学书，虽然记载了那个时代的解剖学研究成果，但以当时欧洲的学术水准来看，其本身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就是这么一部普通的医学书，间接地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其中的道理，在于译书人对新思想的虔诚和用心，以及受此感染的，当时读书人对此新思想的虔诚和用心。一部普通的医学书，即便不是什么巨著，却也是那个时代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笼罩下的译书人和读书人[iii]，以其宗教般的虔诚和用心，是可以深刻地参透这个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再用这个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旧的社会、旧的文明生态系统，就感到有变革的需要了，付诸以切实的行动和努力，大变革就产生了。
鲁迅先生当年因为这个理由而学医，其理由是充分的。后来又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好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缘故弃医从文，致力于改造国人的国民性，其理由似乎更为充分。但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鲁迅先生的著作成为官学的一部分也近七十年，今天我们仍在读先生的著作，读到《阿Q正传》仍有汗流浃背之感，读到《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仍然惊心动魄。这些都告示了先生的努力并未成功。倘若先生当年换个方式，如兰学先驱们那样，以虔诚和用心推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传播，如果再足够幸运的话，由此引发以这个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社会大变革，那么，今天的中国是否还会有赵家人、阿Q和挖砖的乡下人了呢？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鲁迅先生先知先觉，他当然知道，译书人和读书人的虔诚和用心，首先来源于虚心和客观，倘若认为现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早已是天下第一或永远是天下第一，满脑子都是祖上或自己曾经的辉煌和乌托邦的梦想，那此后一切的一切都断不可能发生。几百年前邓玉函他们的那些杰作之所以如石沉大海，原因就在此。同样地，今天中国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问题的大半，甚至绝大部分，深究其根本，原因也还在此。鲁迅先生有先见之明，但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2018.9.8）
[i]杉田玄白著、绪方富雄校注，蘭学事始、岩波書店、1982。
[ii]同上。
[iii]这里的读书人，是指读过此书的人，包含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不专指以知识阶层。
文明生态系统进化的经济理论 2018-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