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17
香港特区政府订立“国歌法”（即《国歌条例（草案）》），目的确是维护国家的尊严的话，首先便应该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来祭旗。
原因很简单，因为“国歌法”的出现是对国歌对国家的极大羞辱。特区政府稍有常识的话，怎会不明白，尊敬和爱戴都发自内心，迫也迫不来。如今强推“国歌法”，就是用强迫手段，要求大家表现得恭恭敬敬，否则刑法伺候。这样做，国歌亦顿时变质，它本来是国家的象征，有助提高人民的团结和归属感，现在却成了人见人怕的法律陷阱，大大贬损了国歌的性质和价值，负责草拟法案的聂德权，不正是国歌法要追究到底的典型罪犯吗？
表面看，聂德权以法律保护党国的体面，但把“国歌法”变成整人工具的话，则令人不仅讨厌该法例，更讨厌这国歌。根据有关条文，任何人有意侮辱国歌而公开及故意篡改歌词或曲谱，又或者以歪曲或贬损的方式奏唱国歌，均属犯罪。不过，聂德权没有说明如何认定犯罪意图（何谓侮辱），也拒绝回应哪些是犯罪行为，使法律的限制隐晦不明，留给执法者颇大的起诉空间，抵触法治的根本要求。
同时，他毫不隐瞒，表明他日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时，他们对国歌的行为表现，将是判断他们宣誓是否有效的考虑，但又不说具体情况。可见，“国歌法”是当局手中又一件秘密武器，有需要时便大派用场，把当选人扫出立法会之外。当国歌成为政治杀手锏，用来驱除异己，国歌便沦为当权派宣示威权的政治图腾，但对被压迫者来说，却是不义的压迫工具，它超乎政治党派的应有光环和尊重，也给当权者所误用而彻底玷污。
政府说立法是为了保护国歌，但聂德权若认真的话，不该舍本逐末，立法下令群众噤声，而是追究一下群众对国歌不满的因由，如大量球迷何以用嘘声四起回应庄严国歌，才能正本清源，化解中港矛盾，让人对党国敬重有加，才算尽责保护国歌。
否则但求以法服人，也等于变相承认，在香港不少人眼中，国歌成了泄愤对象，以表达对北京的不满，并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当局才出此下策，企图以刑罚的棒子来恐吓群众，换取表面的恭敬。不过，严刑峻法或能阻挡群众公开表达不满，却只会增加他们与北京的隔阂，而国歌更成众矢之的，面对更大的风险，因为深深不忿的泄愤者又怎会轻易放弃，他们只会躲在先进资讯科技后面，以安全方法羞辱国歌。
由上可见，聂德权罪犯三条，包括贬损国歌的价值、保护国歌不力、玷污其崇高地位。他其身不正，反而煞有介事，以含义不清的法规限制市民的表达自由，可谓监守自盗、贼喊捉贼的丑陋示范。
他当然可以辩解如下。“国歌法”含糊不凊是套用大陆法律观念所致，他只是为保政治正确而全套照搬。“一国两制”逐步衰败，高度自治日渐萎缩，由收紧言论自由，叫停民主发展，内地人员越境执法，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以至投入千亿元计金额兴建接连大陆的大白象工程，大陆资金炒热楼市，北京主宰大陆人民入境香港的政策，大陆人与港人争逐资源等等，完全不由特区政府决定，根本无计可施，因此只求加强控制群众行为，不能奢望化解中港矛盾。至于沦为政治工具，只是顺着现行要求加码，确保宣誓者真心效忠《基本法》，因此关键不在“国歌法”。
不过，暂且无须讨论这些辩护理由是否成立，因为即使是合情合理，也于事无补，因为根据《国歌条例（草案）》，不设辩护理由，只要有意图及公开以任何方式贬损国歌，破坏其尊严，即属违法。看来聂德权为显示法律公平公正，应该牺牲小我，将自己绳之于法，以维护国歌的尊严。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