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中甫、刘握宇:高华先生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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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1954.5.12~2011.12.26)

“高华老师到底属于哪一派,新左还是自由主义?”

我曾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说起高华老师。老实说,他并不是那种容易归类的人。去年我曾选修了他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直到学期结束,还是没能搞清楚他的“类别”。按他的研究生小谢的说法,他应该算个“比较温和的中间派。”说高老师“温和”,这从他的广泛交游中可见一斑。他的朋友中,包括大陆的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国和地区的许多同行也多有联,与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些学者长期保持着亲密、坦诚的友谊。去年冬天,杨东平来南京开会,被高老师以私人名义请过来,还为我们开了一次讲座,谈的居然是城市环保的话题。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两个细节。其一,前两年杨振宁先生来南大,指名要见两个人,其中就有高华老师;其二,前不久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山西召开小型研讨会,特意请了他去参加。人们常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于高老师来说,其实不尽然。

高老师的温和,还体现在他的讲课上。我听过他一年的课,从未见他开怀大笑过。有时候,当他说起一些趣事,台下一片哄闹,他也只是淡然一笑,旋即作严肃状,继续他的讲课。当然,高老师的课也并非一派古板。他在引证各种史料进行条分缕析的同时,经常也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信手拈来,这使得他的课既中规中矩又厚实生动。从他的课上,我第一次知道了李南央有个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妈妈,也知道了一代名记者范长江在“三反”运动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当时的惊讶之情自不待言。历史是一门叙事的艺术,高老师在叙述往事的时候,语言很干净,极少疾言厉色。这同他写文章时的风格是一致的。

我曾读过他的那篇发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考证食品增量法和代食品的文字,以及刊载于《南方周末》上的《初读〈杨尚昆日记〉》,文章写得不温不火,语气很有节制,措辞也特别考究。他写的论文,所提出的论点,都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基础之上的。要做到这一点,说似简单,做起来却非易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要想穷尽,虽耗毕生精力犹恐力不能逮,高华老师非常重视收集各种史料,他在史料运用上的严谨态度和扎实功力,尤为可贵。他平时极重阅读,大量的阅读,使他不仅积累了雄厚的“史料资本”,也能及时掌握学术研究的最新动向。正因为他对史料了然于胸,运用起来方能调动自如;正因为他随时关注学界动向,他的研究能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让人常看常新。

历史在后人看来,就是一样样的史料。同样的材料摆在那儿,有的人只能看到东西本身,有的人却能从中还原出历史来。治史者,不光要有爬梳史料的耐心,更需有感觉历史的“惠心”。无此“惠心”,至多只能在文字的平面上打转,哪能参透历史人物形形色色的复杂心态,又何以悟会林林总总欲说还休的历史记录?有了这颗“惠心”,治史者便能深入历史的立体空间,游于黑白文字经意或不经意的记载之中,体察各色人物的心灵悸动,与历史的脉搏齐跳跃,写出有血有肉亦有情的史来,为后人揭示出一幅幅虽旧还新的历史景象。这“惠心”即是对人情的练达,对世事的洞察,这既是人生阅历的积累,又是天赋的一种灵性。用此“惠心”来触摸历史,即便未亲历其事,写出来的史,亦能处处透着身逢其时的“感觉”,令当事者读了心有戚戚焉。

这内外兼修的“功”,成就了高华老师的“史”。他实证主义的严谨、朴实的学风,得到海内外诸多学者的赞赏;他的研究成果,在学界、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高老师是如此卓有成就的一位历史学家,可你如果把他想象成个大学究,那就错了。

在生活中,高老师大约也称得上一个温和的性情中人。和他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学生,往往会提到他的坦率与真诚。听人说,高老师治学之余阅读面颇宽,也常看电视剧,甚至连一些样板化的东西和肥皂剧也看得津津有味。前不久,全国各地热播《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嫌不过瘾,竟然去街上买回整套碟子,一家人连夜突击,至凌晨两三点钟方罢。

不过,仅用“温和”一词还远远不能概括高老师。据我观察,高老师其实又是一个异常冷峻的人。他的冷峻潜藏在温和的表像下,那是一种无法言传的纯粹个人化的体验,即便坐在教室的后排,我也能清晰的捕捉到这种早春般的感觉。有意思的是,在课下的闲聊中,居然就有同学向我说起过大致相同的感受。按我的理解,他的冷峻,一方面源于史学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另一方面可能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一般说来,治史的人本来就有一种理性的严峻,更何况他治的又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史。众所周知,这一段历史,无比丰富却又异常沉重,轻轻翻开哪一页,都会给人以特定的暗示和无形的塑造。他长期浸淫其间,不经意间冷峻自然就会随之而生。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闲聊中,历史的苍凉与无情,人生的悲喜与无常,全都消融在他平静的声调中,让人随他的描述遐思迩想,不经意间就生出许多沧桑之感。进南大后,我还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过高老师的家世。他父亲是地下党老干部,对中国革命曾有过特殊贡献,但后来的经历却颇为曲折;他本人十六岁起即去工厂作了八年工人,直到恢复高考才重返课堂。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无苦涩的人生际遇和波折,对他的思想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因此,无论是河南信阳惨绝人寰的“人祸”,还是WenGe中旷古未有的“封建”迷信,在他的表述中都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冰凉和冷峻;而对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他又总是加以充分的肯定,尽管他在肯定的时候也同样保持着低调。

这种冷峻也使高老师在众多的史学工作者里显得相当独特。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注疏传统的国度,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本来就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思维和路径,但他却坚持以史料说话,力图回避种种非学术化的研究倾向(比如“宏大叙事”)。平心而论,这种学术范式其实是一种自讨苦吃的选择,他注定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而在当下的语境中试图复制出历史的现场感,他又要时时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力图将话语打磨得平滑圆润,以照顾到不同视听者的口味和习惯。他在此类“修辞”上所下的功夫,相信细心的读者和听众不难体会到。

高华老师的代表作被人誉为“传世之作”,是高老师“在厨房里写了改,改了写,整整耗时十年才完成的”,至今邻居还记起他当年穿着棉袄伏案疾书的情景。十年磨一剑,拿出来的东西当然是精品。在该书后记中,他曾提及自己写作中的种种感触,诸如数据匮乏,项目不便申报等等,读来令人为之动容。按他的朋友朱学勤的说法,中国是一个磨练人类耐性的好地方。高华老师既然主动选择了这种独特的治学方式,他当然理应接受这些因致力于复制“历史真实”而伴生的“现实真实”。“温和”也许是他的天性,但更可能是他与四际互动的特有方式。

今秋重见高老师,我惊讶的发现他竟然已满头华发。据说,高老师是“少年白”,以往他一直染发,至今方辍。在我看来,正值中年的他顶着满头霜雪挥洒于讲台,穿行于街市,似乎更为本色。历史是一种容易让人早生华发的学问,中国又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动情的地方,有一点白发又有何妨呢?为此,我常常在离讲台很远的地方默默凝视他,凝视他完全复原了的满头白发。在那里,历史的温和与冰凉,生命的色泽和重量,都因真实而显得无比冷峻。

选自《历史笔记2》,高华著,黄骏编辑整理,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5~589页。

译者秦传安 20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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