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回顾录
农业战线“左”的指导思想由来已久（下）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抓的第一个典型是河北省徐水县。7月1日，县委书记向全县发出号召，发动一场“生产方式的大革命，农村生活方式的大革命”。“大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推行“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实行“四化”：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通过“四化”，“要把社员培养成为有集中有民主，有纪律有自由，意志统一，心情舒畅，有高度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的新型农民”。徐水县还以军事编制代替了原来的乡、社、队。县委一声令下，全县编成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办成集体食堂1693个，全县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大兵营。
“徐水经验”随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8月4日，他亲临徐水视察，高度评价了“徐水经验”。他在徐水与干部社员研究起“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其实徐水当年粮食产量不到两亿斤，县委却上报为12亿斤。
毛泽东对徐水的军事化，培养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型农民，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等，甚为赞赏。毛泽东对战争年代军队中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怀有深切的情感，他怀恋那种没有工资，生活上实行供给制，不富裕，但平等，纯朴无私的生活方式。他坚信，在那种生活方式下人的思想才最纯洁，没有私心杂念，人人自觉为公，所以能够产生战胜一切敌人和艰难困苦的力量。他多次说过，我们有22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时，他更是怀念起军事共产主义。他说，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徐水经验”推向全国。毛泽东离开徐水之后，这里便宣布全县24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统统转为人民公社！之后一度变成了全县统一的“徐水人民公社”（后又划成若干公社）。
8月6日，中共中央派人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
9月1日，《人民日报》向全国报道了“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人类历史的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当时，下面有的公社竟宣布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声称：“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郑州会议后，徐水不少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徐水的热潮刚刚消退，又冒出一个范县（当时属山东省，后归属河南省）。1958年10月28日，中共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代表县委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写了一首诗来概括他们的共产主义美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毛泽东在范县″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继范县之后，又出了个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宣布，当年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的最后一天，11月8日开始进入共产主义，一切实行共产主义的办法。大会散了以后，出现了公社领导没有预料到的情况：社员群众一离开会场就没有回家，成群结伙地走上街头搞“共产”去了：先是拿光了大小商店里的全部商品，再闯入民宅去拿老百姓的东西，张家的鸡李家捉来杀了吃掉，王家的菜赵家拔了就走。有更荒唐的竟跑到托儿所，硬把别人家的孩子抱回去当成自己的儿女……
这就是当时人民公社社员的精神素质，他们就是如此理解“共产主义”的！在中国搞这样的“共产主义”，除了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大破坏，还会有什么成果？
有一则苏联政治笑话，照录如下：
六十年代初，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规定1970年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刻，到那时将进入一切人什么物质都能充分获得的时代，货币将取消。
一天，一位老人来到一家啤酒店，他问店主还有多少啤酒。店主说还有20桶。老人全部买下了，并说：“现在啤酒全都属于我了，我把啤酒留在你这儿，并免费送给来这儿的顾客喝。”
当人们知道这里免费供应啤酒，即蜂拥而来，乱作一团，把酒店弄得杯盘狼藉，损失惨重，啤酒被抢光了，人们都走了，只剩下老人和店主。
店主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你把我弄成这个地步？
老人说：“我年纪很老了，估计活不到1970年实行共产主义的那一天了。但是我想在死前看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的。所以，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根本就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搞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只会丟丑露乖，成为千古笑柄。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除了徒增一些历史笑料和惨重的经济人口损失外，又有什么″正能量“可言？
天大的笑话产生在1958年的中国！
继徐水之后，毛泽东又发现了河北省安国县这个先进典型。早在1956年安国县就曾大出风头，建立了集体农庄，并提出“建设千斤县”的口号。“大跃进”一起，安国故伎重演，粮食亩产指标一提再提，“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后来为了当河北省的″元帅县“，亩产提高到3000斤，继而又提高到4500斤。这年6月30日，收完小麦，安国宣布小麦亩产超过5000斤！秋天，又宣布全县全年粮食亩产平均达到3361斤，比实际亩产330斤高出十倍！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徐水不如安国。”
徐水也好，安国也罢，都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在那个年月，中国农村从北到南，人们的头脑热度很高，粮食高产“卫星”不断升空。
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放出第一颗粮食高产″卫星“：小麦亩产2106斤！
遂平的这项高产纪录只保持了5天，6月13日，河北省魏县宣布小麦亩产2394斤！
6月16日，湖北省容城又大大打破魏县的纪录，亩产达到4689斤。
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宣布亩产5103斤。
7月12日，河南省西平县创出亩产7320斤的纪录。
接着便是南方稻田里的颗颗“卫星”上天。
8月1日，湖北省孝感县宣布水稻亩产突破一万五千斤！
8月4日，毛泽东正在徐水视察，他也相信这个高产纪录，兴奋地说，“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上万！”
毛泽东的赞扬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科学家（杨振宁）也站出来说，只要充分利用好太阳光，如果能利用到30%（他没有说如何才能利用到30%），粮食产量就可以大大提高，稻麦亩产量可以达到四万斤！
接着，更让人吃惊的高产“卫星”出现了：
8月13日，湖北麻城县水稻亩产达到36900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县水稻亩产达到43075斤！
9月18日，四川郫县水稻亩产达82525斤！
同日，广西环江县的“卫星”升天，这个南岭山间的小县，水稻亩产达到130434斤！这是从1958年报纸上查到的最高纪录！
1958年，中国上演了无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而闹剧又都以悲剧结束。
1958年，短短几个月内，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甚至提出是我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是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形成全国性“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一平二调，剝夺农民。高指标，高征购，到处大办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在大办水利的过程中，搞大搬家大并村等等，使生产力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地方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是1958年农村大放“卫星”的真实写照。曾参予此事的老人回忆当年放“卫星”的经过，都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人们都怕产量报低了，谁报低了，就打谁的右倾。要说，谁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是假的。可是大家都想，反正都是假的，吹牛皮，人家都能吹，咱们也会吹，就是将来吹出事来，法不责众，能把人咋着？”
1958年曾任公社书记的离休干部李丙炎说：“那时吹牛皮，我觉得是政治需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得自己给自己壮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就放心地放起高产卫星来。”
河南省遂平县原县长陈良聚说：“说瞎话有瘾，说瞎话会传染，在一个人人都说瞎话的环境里，你一个人不说瞎话成了怪物。瞎话说多了就老想说瞎话，因为说瞎话给人带来荣耀，不说瞎话给人带来灾难。”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好者，下必行焉“。当年的狂热荒诞归根结底，原因在于体制。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在一个不说瞎话就成了怪物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社会的体制可想而知是什么体制：类似″指鹿为马”的极权专制体制。
至于吹牛皮让“帝修反”能看得起我们，纯属谵语。如此行为只会让世界文明社会更加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而不是相反。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说，这就是″农业学大寨″运动。这场运动是196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但运动开始不久大寨就成了一个“政治典型”，“学大寨”运动也成了一场政治运动。
《红旗》杂志1965年第11期发表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撰写的一篇文章《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文章指出：″学大寨运动，不仅是一次生产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表明，”农业学大寨“运动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兴无灭资“的政治斗争，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寨地位迅速上升，全国一大批先进典型纷纷垮台，只有大寨一枝独秀。
197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中共山东省委落实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这份“报告”说，″过去只把大寨作为生产典型来学，没有认识到学大寨是方向道路问题“，”只看到大寨庄稼绿，没看见大寨思想红“。这份”报告“还提出″不学大寨就是歪门邪道”，“反对大寨就是走资派”。大寨变成抓“阶级斗争”的典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成为农业农村工作中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
虽然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公然破坏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所规定的基本政策，可是从来没有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学大寨运动反而越来越红火。……为什么毛泽东这么看重大寨？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农村典型很多，先后一个个垮了；1955一1958年间，毛泽东表彰过那么多农业劳模、先进典型，也多是昙花一现，自生自灭了。就是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工业学大庆”，也远没有“农业学大寨”运动那么红火持久。
（作者）后来看了一些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后的材料，联想到”大寨经验“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豁然开朗：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大寨，是因为大寨”左“的一套做法最能体现毛泽东在农业、农村方面的”理想“。大寨在劳动分配上搞”大概工“，说是要限制、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大寨搞“穷过渡”，其实就是毛泽东1958年提倡的“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公社规模要大，经营范围大，核算单位大，有的上万户，甚至几万户一个公社；所谓公，则是公有化程度高，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对原有的合作社一律“共产”，土地、牲畜、农具等一律归公社，而且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也统统交归公社；分配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办公社就是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他倡导大办人民公社的真正意图。后来由于出现了全国性的大乱子，饿死了那么多人，人民公社不得不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来。农业“六十条”虽然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但这是不得不而为之。毛泽东内心还是非常怀恋″一大二公“的。他当然很欣赏大寨的″穷过渡”。大寨全部收回社员的自留地，砍光所有的家庭副业，关闭了农贸市场，真正体现了“兴无灭资”、“一大二公”的原则。大寨还不断地喊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提倡”大批促大干“，这一系列极左做法都是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听倡导的。所以，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理想失败之后，毛泽东发现了大寨，找到了他失落了的理想的″载体“，便把它高高树立起来，使之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唯一的一杆不倒红旗。
毛泽东在当权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倾心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农村，最重视的是实现“一大二公”的理想。在农业合作化、公社化过程中，他花了那么多工夫，开了那么多的会，抓了那么多的典型，作了那么多的批示，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但是，自从树起大寨红旗之后，除了抓过一下“四清”之外，人们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像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些年间，潜心研究农业、农村问题了。他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他“理想”的典型，认为靠“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业的方向、道路和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但是，响彻中华大地的据说是毛泽东亲自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出处。据知情人讲，当初毛泽东说的是″农业靠大寨”，“靠大寨精神”。而“大寨精神”、“大寨经验”确实寄托着毛泽东对农业、农村的全部理想和希望。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似乎可以找到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喜爱大寨的原因。当然，也可以看到“大寨经验”极左的本质。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典型”。这也注定了它最后的悲剧结局。
所谓的“大寨精神”是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归纳的″一条红线、五个要点“。
一条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总路线挂帅。
五个要点，就是：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有大胆踏实、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有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的高尚风格。
1964年3月28日、29日，巡视中的毛泽东召集河北、山西省委负责人，到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
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并将大寨大队和大寨党支书陈永贵的事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把预先准备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从汇报材料里，毛泽东被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打动了。听了汇报后，毛泽东继续南行，每到一地就要给当地干部讲大寨，讲陈永贵，讲的重点是大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成绩。之后不久，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在插话中指出，搞农业要学大寨，要自力更生。6月，他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毛泽东回京后，向其他中央领导讲了大寨及陈永贵的情况，并初步决定树大寨这面红旗。
周恩来马上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带领一个调查组到大寨进行实地考察。廖鲁言率调查组于4月21日到达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5月12日调查结束。廖对大寨给予高度评价，他把“大寨经验”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是大寨的革命精神；
二是革命干劲和科学求实态度相结合；
三是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
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五是改造人的工作，就是政治思想工作；
六是共产主义风格，即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廖鲁言在大寨积极分子会议上说：“大寨红旗打出了，要保持红下去，这一条很重要。”“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工业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是中央定的，是主席和总理说了话的，这对全国有普遍意义。这旗帜垮下来可不行！”
廖鲁言率调查组回到北京后，写出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大量材料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大寨，“人民公社名声好得很，棒打不散”。
以上“大寨经验”和“大寨精神”在中国农村传承了十多年，到七十年代末寿终正寝。现在的国人特别是农村青年人看到这些金科玉律难免觉得好笑：种地谋生，唱什么高调？抽什么疯呀？但是在毛泽东在世时，就兴这么一套。不仅种地要唱高调，干其它任何工作都得如此。谁敢不唱，还想不想在这个社会混下去了？
那么，大寨这面红旗真的是光鲜亮丽吗？且看下文分解。
（未完待续）
荀路20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