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微言:如果只用一句话评价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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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用一句话评价耀邦,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中共良心”。

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对耀邦有记忆、有兴趣,始于26年前。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北京的大学生们悼念他,在长长的白布上写着三个大字:“中国魂”。

那时还是懵懂少年,不清楚耀邦做了什么,不清楚为什么很多人怀念他,不清楚还这么动感情。只知道“中国魂”的评价很高很高,究竟怎么高,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也没多想。

从此,一颗无形的“种子”落于心田,慢慢生根发芽,慢慢茁壮成长。从此,养成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十几年,当然,现在几乎不看了,因为有互联网。从此,阅读并收藏很多有关耀邦的文章,慢慢还原他,慢慢敬重他。

耀邦不恋权力。他没有做最高领导人的野心,“不愿动华国锋”(杜导正记录赵紫阳所言,胡德平《为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也不愿接华国锋职务。他“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胡德平日记,1980年11月23日)“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胡德平日记,1980年12月27日)他下台后向老部下冯征倾诉苦衷:“有人藉辞职报告落井下石,对我进行诽谤,以‘生活会’为幌子,诬我想当军委主席,逼小平同志让位。”

耀邦光明磊落。夫人李昭书写的“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八个字,刻在江西共青城耀邦陵园的右侧。因为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所以他坚决、公开、多次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加剧了元老们对他的误解。早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时,他就坚决执行“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档案)。他告诉李锐,“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李锐《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他不回避分歧,1985年5月10日接受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采访,陆称他和湖南同乡某元老:“你们是南北呼应啊。”他回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传到这位元老耳朵,心情可想而知。

耀邦勇气非凡。中共中央为他盖棺定论,篇幅不长,最大亮点就是“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1989年4月15日)不知何故,《讣告》未单列他另一不可磨灭的功绩: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率先策划、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因此解放,重返工作岗位,焕发人生“第二春”,包括批倒批臭他“生活会”的主持人。他做部长期间的中组部,真正成为“干部之家”、“正义之家”。针对“两个凡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有人质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斩钉截铁回答:“照样平!”他平反冤假错案的业绩,胡绩伟称赞,“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胡耀邦选取改革开放突破口》);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郭道晖在他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称赞,“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

耀邦民主宽容。胡启立视他为“导师、兄长、最亲近的朋友”、受他“影响和教育最多,精神上、心灵上受惠得益也最多的人之一”,在《我心中的耀邦》中回忆,耀邦“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1981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一位省委书记公开反对:“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耀邦温和回应:“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田纪云说,“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胡启立也说,“党内外一致公认,耀邦任总书记时是党内民主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耀邦在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36年后依然有生命力:“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

耀邦勤政亲民。胡启立回忆,耀邦几乎没有家庭生活,虽然家在中南海边上,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吃一顿饭。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经常批阅文件到深夜。1984年1月,他到贵州、广西等贫困地区考察民情,快70岁的人连夜赶路,半夜实在抗不住,就在望谟县县委书记办公室睡了几小时。第二天中午到广西一小镇,带领随行人员坐在路边小摊吃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吃完米线,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总书记,围过来热烈鼓掌,他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胡启立还点明,“从那以后,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我心中的耀邦》)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全国2000多个县,接地气跑了大半,但也因此挨批。一元老当面指责他:“整天到处乱跑,……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

耀邦纯真平等。1982年1月5日,他与出席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座谈,讲到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不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要“风雨同舟,鱼水相依”。会议休息期间,一位熟悉的记者鼓起勇气,当面质疑“鱼水关系”提法不恰当。他从善如流,当面诚恳接受,肯定质疑“有道理!”会后审查会议新闻稿时,反复推敲,把“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改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方针延用至今。1979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他写给一位青年的公开信,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

耀邦正直反贪。胡启立回忆,耀邦认为反贪腐反特权,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神色凝重地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我心中的耀邦》)1984年,某政治局委员儿子涉嫌经济犯罪,躲入其父在中南海驻地,耀邦批准办案人员搜查取证,这就是有名的“警车开进中南海”掌故。他因此彻底得罪了这位政治局委员,也把一些心虚者吓得“人心惶惶”。

耀邦自知自警。1981年6月29日,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党主席后的闭幕会上,有个18分钟讲话,说了三点意见,不仅谦虚得体,而且滴水不漏,方方面面尊重照顾,情商蛮高的。首先开宗明义,充分肯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元老尤其是邓小平的贡献。其次,挑明“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再次,“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邓小平听了耀邦的讲话,尤其是对他第二点意见最后一段的自我评价很满意,随后有个更简短的讲话,即席风格明显。“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而且重复强调第二遍,“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耀邦受屈受辱。历史如此吊诡,政治如此险峻。短短五年半,选择耀邦似乎证明是“不正确”的。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有他自身原因,有人兴风作浪,也有人轻信谣言。在那次“生活会”上,邓力群是最卖力的急先锋,紧咬耀邦在违心检查中“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的大帽子,上纲上线,作了长篇发言(邓力群自称三个半小时,现场亲历者朱厚泽回忆是五、六个小时),说了六大条批评意见。邓力群事后辩解,“我发言的基调是平和的。……是诚诚恳恳地帮助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情,我说到有些地方的时候,还掉了眼泪。”还轻描淡写地说,大家都“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与人为善,没什么压力。”(《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但耀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委屈,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女儿回忆,父亲下台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想到家里来看望,他一一婉言谢绝了,怕连累了人家。“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满妹《父亲胡耀邦去世前后的日子》)他的秘书说,耀邦想写回忆录还遮遮掩掩,对于党内斗争“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耀邦闲赋后,也明心迹:“我可以不做事,但我还要做人。”(夏榆《胡耀邦:可以不做事但要做人》)

耀邦不足之处。金无足金,人无完人,耀邦难免有缺点,多人也提及。杜润生说他,“天真,他宽厚,有时承诺过多,有时失于严谨,但瑕不掩瑜,无损于他的光辉。”(《深切的怀念》)任仲夷说他,“总是以善心待人,毫无防人之心。”(《他永远活在人心》)吴江说他,“是一个天真的人,一个好像没有多少政治机心的人。”(《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罗小朋说他,“不能耐心倾听,喜欢自己占去大部对话时间。在地方视察中,极易冲动,许多心血来潮之举,后果严重。与学者交往面过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献给2012和中共18大》)杨继绳说他,“好即席发言,轻易表态,难免有疏漏,被人抓着了不少辫子。”但知识分子喜欢这位平民领袖,他逝世后,《科技日报》记者张戈非纪念稿的一句话,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杜导正《感受耀邦的民主作风》)

耀邦感受温暖。即使在政治高压之下,党性没有压倒一切,可贵的人性光辉顽强闪烁。习仲勋一进“生活会”会场就质问:“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1987年1月15日最后一次“生活会”散会后,耀邦坐在怀仁堂台阶上伤心大哭。习仲勋把他扶了起来(另一说是田纪云默默陪伴),万里当晚让人送来他最喜欢吃的狗肉。“生活会”后,邓力群主持起草1987年中央19号文件,对耀邦1月15日《我的表态》作了修改,未送耀邦本人认可,又擅自在文件中加上“耀邦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修改”(《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解释为依据录音),强烈暗示和误导阅读者,耀邦本人承认文件一切事实和结论。针对邓力群起草中央文件时所做的手脚,胡启立为耀邦主持公道,1987年6月2日给赵紫阳和薄一波写信揭露,因此给自己惹了麻烦,受到一位重量级元老的约谈警告,“你不懂马列,邓力群懂。以后你不要同他作对。”而且这次约谈未事先告知胡启立,就悄悄录音。(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人民更没有忘记耀邦。1988年11月11日,耀邦回家乡散心。在张家界傍晚散步回来,站在宾馆庭院等候的人群,“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还有人兴奋地喊道:‘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第二天沿金鞭溪游览时,他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挤在路边鼓掌欢迎他,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满妹《父亲胡耀邦去世前后的日子》)

清白昭天下,公道在人心。如果只用一句话评价耀邦,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中共良心”。是的,我也会这么评价耀邦,并以耀邦为楷模。一个政治人物,在权力舞台上黯然谢幕,但他在人民心中不朽,这是耀邦之幸、中共之幸、人民之幸。

来源:博客中国

大先生们 201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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