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论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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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斯瓦夫·米沃什/文
Czesław Miłosz
© 绿原/译

“检查制度”一词立即会激起人们的反感,因为它历来表示了当局(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削减自由的意向。西方技术文明的本质是同检查制度不相容的,后者的先决条件就是由一个当局来规定,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而西方全部的发现和发明之类冒险活动都是以反抗权威始。任何教科书都能提供充足的例证,证明检查人员是在愚弄自己,从伽利略的迫害者起,到以不道德为由命令没收文学作品的法官为止,正是那些作品后来进入了学生必读的典籍目录。然而,尽管议会制度保证了科学研究的自由和宣布政治异端的权利,本世纪仍然有人努力维护所谓公共道德不得触犯的观念。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试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正由于检查人员日益加剧的恫吓手段,他们已经被打上了傻瓜和反动派的烙印。这里相当重要的是教会的忧虑,假如它们能够维持它们作为开明进步机构的新形象,它们是准备让步的。所谓公共道德的堡垒陷落了,当墙上现出第一道裂缝的时候——那就是,一致同意艺术品的不可侵犯性;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文字、石头、线条或颜色来描绘,只要目标是“艺术的”。二十年以前,亨利·米勒的作品曾经在美国被禁过,今天却可以买到它们的普及本。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全盘的变化。

要检查制度还是不要,似乎来源于一个基本的选择,这种选择虽然正在进行,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个人的自由应当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加以限制,那么非常大的利益就会证明非常大的限制是正当的——这无异于让那些能够裁定对于社会何谓好和何谓坏的人们手中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是,如果那种特权并不授予任何人,那么就难以否认,每个人都有资格宣布自己的哲学,即使它提出深刻而基本的理由,劝人进行谋杀和同类相食。

1934年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出版了一部诗集,纪念一名少年犯维奥莱特·诺齐勒,她因毒死双亲而在法庭上被判关进教养所。超现实主义者们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梦想一场革命会推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道德,把每个人变成诗人,即自己的下意识的速记员。维奥莱特的双亲是资产阶级,他们压迫她,要求她服从他们,禁止她在外面过夜,等等。她毒死了他们,于是证明她拥有未来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念。她采取了“一个革命的行动”。虽然在这些颂扬她的行为的诗篇中,可以发现30年代在法国十分流行的集体自我唾弃的某种反映,这本以小版本印行的书册肯定越不出放荡艺术家的圈子。它比不赢欧洲另一本早些时出版却为千百万人所阅读的书,这本书也为社会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它就是《我的奋斗》。

法国保留了惩治有伤风化行为的法规,因此专门印行色情文学作品的出版社经常受到审讯。但是,没有人干涉用英语出版色情书籍、后来又私运到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去的出版社。近十年以前,我读过《芳妮·希尔回忆录》,当时找得到的唯一版本,巴黎版本。今天,那个“古典的”色情小说,具有18世纪风格的一切优点,却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买得到普及本。我不想出面来说,这是不是因为这本书已经被承认为一件“艺术品”,或者因为划分具有艺术目的的作品和没有这种目的的作品的界线已经令人绝望地被抹煞了。作者约翰·克莱兰原来是为金钱而写这本书,后来又写过一些虔诚的小册子,以图补救那件青年时期的孟浪行为,要是他看到他的那本戏作和荷马的叙事诗摆在一起,他会吓了一大跳。这本书的目的是很有限的:它以尽可能挑逗的文笔描写了性行为,也许为无聊的情人和懒散的夫妇提供了某种兴奋剂。此外,时光的流逝更给克莱兰的小说增添了近乎牧歌的色调。由于它的非常做作的写实主义,由于它肯定简单的乐趣,享受起来而不仇恨世界,人们往往带着怀旧的心情来读它。

德·萨德侯爵的作品,包括他的《卧室里的哲学》,也可以买到普及本,而使我关心的是我的本能的反感。我这里考虑到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我的头脑由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或者欧洲的历史灾变所形成,多少有点极权主义味道,因此默认了这个观念,即为“大众”提供的精神食粮是应当加以控制的;那就是说,它篡夺了对于他们什么是健康的和不健康的这种知识。或者是,作为我对周围盛行的道德风尚保持距离的结果,我敢于在别人由于不方便而觉察不到的地方觉察到一个问题。《卧室里的哲学》无疑是历来写过的最不正经的文学作品,倒不是因为它描写一个贵族圈子集体尝试各种交媾形式,特别偏爱男色。对话形式赋予作品一种油腔滑调的性质,像法国轻歌剧一样,人们会笑着读它,虽然很快又感到无聊,因为没完没了地描写性欲冲动是很单调的。

但是,萨德也在推荐一种新伦理,因此是出版诗集纪念毒杀犯维奥莱特·诺齐勒的超现实主义者的先驱。天上人间的法规制定出来,就是为了剥夺个人的天然特权。彻底的浪荡子把自己从谎言和伪善中解放出来,指定自己的乐趣作为善恶的唯一标准。不过,天上人间的法规得在它们的基础上,在它们为人人自动接受的那一点上受到攻击,才能有效地被推翻。连最大胆的哲学家在越过某条界线之前都会发抖。只有为了取乐而准备犯谋杀罪,才能证明十诫那些完全人为的桎梏被抛到了脑后。《卧室里的哲学》就是一篇关于谋杀的论文。十六岁的欧惹妮逐渐懂人事了;开始在性方面,后来壮胆打破家里加给她的禁令,她热衷于进一步的功课。她知道一个人可以自由杀人。但是,一般认为还有比杀人更坏的事,于是欧惹妮以另一种方式通过了考试:她承认她憎恨她的顽固的母亲,高兴地同意了惩罚她一下的计划。她拍手旁观着她的母亲被引诱到别墅里被人强奸,不仅为了屈辱她,而且还要让她染上梅毒。

德·萨德侯爵的命运告诉我们,与一定的道德准则相关联的社会舆论是不赞成这样的哲学建议的,它反对这些建议表现了很大的自信。虽然像《卧室里的哲学》这样的作品印行出来,供大众消费,可以解释为判断标准的削弱,这里也许是另一个因素更起作用:人们不言而喻地认为,文字对于风俗道德的影响微乎其微,或者是不存在的。

到此为止,我为检查制度所写的一切,在我看来,似乎完全过时了,像那些社会制度一样过时,例如国家出钱雇用一大批官员,仅仅去涂抹小说里的整个句子,或者必要的话,去修改诗人的诗句。现在,人们一定能够看到,印出来的书页正和我们周围多得令我们的祖先瞠目结舌的其他一切在一起。那么多人,那么多观念,那么多宣传媒介,那么多由技术制造出来、用了一半就给扔掉的商品!德·萨德侯爵是一个十足的革命者,最激进的激进分子,他严肃地从事他的哲学事业。但是,他的书像一般书一样,现在充任着一个不同于它们过去的职能。它们是一个庞大的、不断扩充的博物馆里的陈列品,那里有各种文明各种时期的艺术品——古书抄本、圣经、可兰经——以一种调和不同信仰的混乱形式摆在一起。一些最极端的训谕相互抵消,相互破坏,立即变成了“文化”。制造口头、书面和图片语言的技术工具为己所用地阻截了并同化了每一种反抗,包括对它的反抗。无政府主义者的纲领,世界末日的预言,政治暗杀的呼吁,逃向林间山丛以便致力于冥想的主张,其成员裸体相聚、“体验对方的本质”的社团广告,麻醉剂的宣传,向极权政体致敬的颂歌——这一切都有同等的权利,满足着市场的需要。掺和一点启示或革命,就会把市场搞活,如果缺少这一点,就得为了商业目的把它发明出来。

当有形的物质世界持续抗拒依据“若有其事”所规定的一切,即语言、概念、象征时,检查制度作为禁律就失去了它的“存在理由”。有形的物质世界没有观念也能行,可以用无所不在的必然性来代替它。人作为经济生物之所以按照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行动,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里产生了哲学的概括,而是因为他必须满足他的需要,而且只有须从不依其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才能满足。这个情况至少看来是一个隐秘的前提,使人可以宽容地而不是敌对地看待文化、博物馆,把它当作“满足智力好奇心”的东西;这个情况还能缓和一下生活的严峻。这是一个多少可疑的前提,因为大众交流的手段即语言是一种借助广告不断创造新需要的经济的推动力。此外,被锁在“文化”的储藏器里的观念是否永远满足于呆在那里,也是无从断定的。

德·萨德侯爵因其古典作家的身份,因其过时的风格,变得不那么骇人听闻了,而且还进一步为每天不断出现的激进方面的新对手所抵消。他的作品中的性和暴力未免太因袭了,逼真得还不够。公众的淡漠是不断轰击的结果,把它加以克服,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名望,是不多见的。表现手法的率直、短促和残忍,以及简单化的观念,受到了重视,因为它们可以由最明显最确实的“事实”来传达,而不涉及任何复杂的推理。这些必要条件恰巧向那些在另一些系统中所发现的必要条件相反,在那些系统中市场受到嘲笑,语言变成可变意义的迷宫,检查制度很难找出什么“事实”来,虽然对它们进行解释还需要花大力气。自然主义的几乎冷静的描写语言,在追求注意和金钱的斗争中,似乎是特别有效的,而对特定作品的解释则须深入它的结构本身,并被隐蔽起来;那就是说,被描写的现象有可能被当作真实的现实。这就不得不偏爱花里胡哨的货色;换言之,性和暴力占领了舞台。此外,文字还要同静画和动画一争高下,后者比赢了表现力的竞赛,便轮流屈从于最高出价人的要求。

我们的眼睛不会漏掉任何东西。不久以前只能在克莱兰或萨

德的小说中找得到的场面,现在就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银幕上。人们相互残害,谋杀,集体屠杀,战争,我们坐在家里就都(在彩色电视上)看得到。有人在谋杀或者在被谋杀,没有什么区别:你看就是了。作者、导演、摄影师是要刺激还是要警告,也无关紧要,因为所用的手段是一样的。影片《邦妮和克莱德》可以拿来作为这种模棱两可的例证。一对罪犯的故事以自然主义的精确度拍成了“真实的历史”,这毫不意味着它没有“倾向性”,用一句老话来说。电影观众看到了30年代美国中西部小城镇的一幅逼真的图画。可怕的精神空虚,生活无意义到单纯为糊口而奔波,给较有想象力的个人只留下了一条出路,犯罪,被践踏的灵魂们的英雄史诗。也可能全美国当时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人们会觉得,这是把今天搬到了昨天,因为这正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对于小城镇生活的看法——发育受阻碍,价值被贬低,毫无意义可言——他们到哪里都逃避它,哪怕到了好莱坞。同真实的邦妮和克莱德(他们似乎是平凡得多的土匪)相反,影片《邦妮和克莱德》描写的是被剥夺了人类继承权的可怜人,他们枪杀别人,是因为那是他们得以恢复他们的尊严、恢复他们有所希望的权利的唯一办法。主人公的性无能显然是象征性的,表示他在内心对于贫穷和基本上一无所有的厌弃。因此,这是一部社会批评片,但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拍的社会批评片,如《愤怒的葡萄》:后者强调不公道和物质贫困,而这部影片追随另一种思想方式,把重点放在异化、精神贫困上。影片最本质的方面也许恰好就是那一大块一大块血淋淋的、受折磨的肉,还有彩色烘托,这一切是几十年前的电影简直不敢放映的。且不提影片的教育作用:对于巴克利的大学生,《邦妮和克莱德》是一场引起怜悯和恐怖的壮观,是一部反对暴力、间接反对越南战争的影片。但是,当然另有许多人看了它,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刺激,从反抗的诗意、准确无误的手枪射击取乐。要害在于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把那些成块的血肉从他们的想象中抹掉。

我们的想象力比以往几代人的有更大的容量。恐怖事物当时跟现在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从前总把事情安排得在日常生活中看不见恐怖。即使在最邪恶的国家——例如,激起马克思的义愤的工业化中的英国——都有文雅而宁静的地带。在俄国,西伯利亚流放地始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威胁,连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死人之屋》中也省略了许多。关于农民贫困的记述似乎是海外奇谈。在非洲追猎黑人,贩运奴隶,无疑折磨过欧洲居民们的心灵,但毕竟不那么厉害,因为那些事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他们的眼睛见不到苦难。人们在战争中被杀,但没有人按实况拍成电影。人类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能说会道,但知道的或者想要知道的很少,另一部分知道的很多,但却沉默着。

所有的卧室,所有的战场!为了抗议战争而活活自焚的佛教徒,死在一个比古罗马任何竞技场更大的竞技场上。在越南,还是第一次,敌人被射杀了,人们倒下了,同时被拍成了电影。欧洲人惯于顾影自怜,他们的记忆保存着难以置信的场面,既然关于人性某些阴郁特征的知识已不再是直接参与那些事件的人们独有的财产,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被抢劫了。我们喝啤酒的时候,难道没有看见西贡警察头子朝着一名越共军官、一个战俘的太阳穴,一枪把他射死?难道没有看见奥斯瓦德被鲁比射击后,紧紧抓住自己的胃部?难道没有看见儿童被凝固汽油弹烧死?还有罗伯特·肯尼迪,跟着又倒在瑟汉的枪击之下?

多年以前,就在战后,我初次逗留美国期间,曾经同某位著名作家(无疑是一位人道主义者)谈到黑人居住区。我从他听到这样的说法:不管怎么样,事情变得越来越好。谈话以后好久好久,我仍然惊讶不已:他的作品被译成许多文字,就像用散文写的古代悲剧,他为什么要那样说呢?难道他也不得不把事情安排得使真理从他的心头给抹煞掉,就像我所认识的那许多欧洲人,他们不愿知道监狱和集中营,因为那样会削弱他们对于他们的党或领袖的信仰?对于那位作家类型的高贵的自由主义者,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化,因为黑人区和农业工人棚屋的地狱般的气味正从电视机散发出来,像一片毒雾降落在起居室的家具上。

要忘记当前信息的巨大贫困,忘记幕后的有时公开的检查制度所作的种种剪辑,那是很幼稚的。但是,那不是“事实”的贫困;它们越吓人,便越有销路。于是,想象力必须容纳痛苦,贬值,暴力,贫困,全世界信仰和道德的荒诞,没有什么会被思想所和解,所制服,不过思想毕竟能够消除一点我们的忧虑,如果我们问一下“为什么”,而能得到一个以“因为”开始的回答的话。世界冲击着我们,有如无理性的化身,有如某种疯狂的庞大头脑的创造物。人们能够承受那整个负担,同意现实就是现实吗?能够,但只有像母牛一样在畜生般的静观状态中反刍才行。如果我们多愁善感,同时又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在一种绝望的夸张状态中。这肯定就是我在别处称之为新摩尼教的那种暴行的起因之一。

译者秦传安 2018-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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