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你怎么就要走了?

2007年,纽约的秋天让人心醉。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旁边,步行到夏志清先生家聊了两个下午,夏先生谈话海阔天空,我想象得出当年他与唐德刚先生两个人碰在一起是何等的热闹。当我提起唐先生,夏先生不免黯然神伤:“唐德刚住在新泽西,有一天不会关计算机,没有马上去看医生,其实他已经中风了。”我想,没有与唐先生斗嘴的日子,夏先生是寂寞的。

我早就听说唐德刚先生身体不好,虽然几经致意,还是不敢奢望能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大家。正当我打点行装准备离开纽约之时,唐德刚先生的老同学马大任先生打来电话:“我刚去了唐德刚家,唐太太说欢迎你去他们家访问。”我顿时喜出望外。当晚和唐太太吴昭文女士通电话,才知道从纽约到新泽西的唐府路途山长水远。“你那里有没有传真机?我传真一张地图给你好了。”唐太太说,“要不然你就一路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指路。”

2007年11月28日中午,我从纽约坐计程车到新泽西唐府,一路由唐太太电话引路,路况之复杂为平生罕见。唐府是一幢独立的房子,周围树木成林。唐太太在门口等候,引入二楼客厅后,略为寒暄,便请我稍坐,入内去照顾唐先生。唐太太乃民国名将吴开先之女,唐先生在1990年写过〈泰山颓矣: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一文。我细看家中书画,首先入眼的是胡适1960年10月13日写的条幅:“热极了,又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又见于右任的书法请“昭文仁仲、德刚先生俪正”,徐悲鸿的画作则是湖上双鹅。

约一刻钟后,唐德刚先生穿着睡袍,双手扶着助行器,步履艰难地从睡房出来。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不好意思,人老啦,走得慢……”竟是乡音未改,我仔细聆听,只能听懂唐先生大半的安徽口音。

唐太太帮唐先生戴上助听器,斟茶后便退入内房。唐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故事。讲到开心处,唐先生会欢笑鼓掌,而到了最得意时,便是一句“乖乖”的口头禅。他说,幸亏自己选择到美国留学,很多人到欧洲留学——“饿死了”;又说来美国的留学生中有人到饭馆洗盘子,没有通风设备——“闷死了”。这真是典型的“唐氏语言”。

唐先生说:“我跟你们讲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会写的人,一写出来就是畅销书。这些故事现在让我写,写不出来,我可以讲得天花乱坠。我随便讲,可以讲几百万字,可是就写不出来。”听唐先生信马由缰地谈了三个多钟头,我只是偶尔接上一句,他就说:“很少人像你提出这样的历史问题,我大感知音!”日近黄昏时,我怕唐先生太累,不得不起身告辞,唐先生的神情像个小孩子一样说:“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你怎么就要走了?”

二. 胡适的“私淑弟子”

唐德刚生逢其时,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中国巨变。纽约是一个大码头,从中国涌到纽约的党、政、军、学各界民国要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昔日呼风唤雨、名震一时的人物,几成纽约的难民,心境之落寞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史家,变化中的时代才是最好玩的研究对象。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唐德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访问民国风云人物。

胡适正在纽约81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清闲而又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倍感亲切。唐先生讲起胡适:“其实胡先生很家常,很多大人物有架子,胡适啥都没有,欢迎交往。我很怀念胡先生!”

两人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200周年纪念之时。唐先生回忆:“胡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校友,那时候正是哥大创办二百周年,动不动就开一个小会,每一次开会,稍微有一点关系的人就找胡适。我们这些大学生常常看到胡适,最容易请的,而且请来最容易使人快乐的就是胡适。中国的客人,胡适是第一名,所以胡先生常常到哥伦比亚来。胡先生对每个人都好,嘻嘻哈哈的。”胡适常到哥大图书馆看书,每次总要去找唐德刚,因为唐德刚是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

我问唐先生:“当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如何?”唐先生道:“胡适在美国是‘难民’,我们比胡适强多了,我们年轻力壮,什么事都可以做,还有免费医疗。胡适那时在这里做‘寓公’,他也没有钱。胡伯母是个大胖子,我们到唐人街,他们喜欢吃西瓜,又不会开车,怎么能够带回来呢?我就带西瓜送给胡伯母,她是个小脚,解放之后就把它放开,不大不小,不能搬,我帮她搬。那时候胡适打电话说:‘德刚,你今天没有事啊?你伯母打麻将,你过来开个车子好不好?’胡伯母别的可以没有,不打麻将是不能活,一打麻将早出晚归。胡伯母后来写给我:‘送给适之最喜欢的学生’。胡先生何以喜欢我?因为胡先生以前是北京大学校长,被人家包围着,来到这里没有了,我又是他的保镖,又是他的司机,又可以陪胡伯母打麻将。”

当年唐德刚问胡适:“胡先生,您的身体如何?”胡适说:“不能病哪,一病就不得了,美国的医院费用付不起。”半个世纪以后,年迈的唐先生指着自己身体说:“我现在生病,花掉100万,只不过我有医疗保险。我住在医院不舒服,护士态度不大好,菜也难吃,我就回家来住,家人看着我,没事了。胡适当年跟我讲,你要留养老钱哪!”

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唐先生觉得:“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

唐先生突然低声道:“那时候我结婚送请帖给长辈,我没有送胡先生。”我惊问何故。唐先生笑道:“我要送胡适请帖,他就要送礼啊!他送不起礼,就送一幅字。胡先生喜欢写字,‘德刚,我给你写一幅?’‘我不要。我要白话诗。’”这便是多年来挂在唐家的那首白话诗。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颇感兴趣。可是口述历史的工作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访问录音固然要花工夫,而录音以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何其麻烦!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专业工作,非职业化难以应付。为了自己的口述自传,胡适向唐德刚叹息道:“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

恰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会的拨助之下,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了一部笨重的录音机来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不意常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更是事务繁多。为了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来两三个上午,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胡适带着唐德刚几乎吃遍了纽约东城的小馆子。唐德刚回忆:“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唐德刚事后统计,前后约有60多顿。

唐德刚根据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所保存并经过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唐德刚原想为《胡适口述自传》写一篇“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就我视野所及,写胡适写得好的书有三本:《胡适杂忆》、陈之藩的《在春风里》、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唐着妙趣横生,陈着情真意切,余着学理严谨。

《胡适杂忆》虽然有趣,却有可商榷之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起初看到这一段话时,我并不在意,陈之藩先生却告诉我:“胡先生不像他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从前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后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感受余英时先生待人之体贴后,这才豁然开朗:“胡先生是非常体贴的人,怕唐先生开车找不到他,心里一定紧张万分,就会‘东张西望’,这是很自然的流露。如果唐先生也像胡先生一样体贴,一定会让胡先生在家里等他,停好了车再上楼请胡先生下来。”

陈之藩先生和余英时先生的学识修养俱佳,所论公正平和。而胡适的女弟子苏雪林和吴健雄看了《胡适杂忆》就气得不得了。苏雪林认为唐德刚对胡适有“大不敬”与“重大冒犯”,专门写了《犹大之吻》一书骂唐德刚,自费出版,并寄了一本给吴健雄。唐德刚不得不在《传记文学》上发表〈“我犯罪了!并无解说。”〉一文回应。细读《胡适杂忆》,我认为唐德刚把胡适写得有血有肉,十分可爱,虽然有时文笔俏皮,不免笔走偏锋,但并无恶意。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相信在天堂之上,慈祥的老师胡适和俏皮的学生唐德刚重逢,依然相见甚欢。

三. 胡适的“私淑弟子”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只有两个全职研究员:唐德刚和夏连荫(Julie How)。夏连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1958年春夏之交,胡适决定出掌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李宗仁才应邀参加口述历史。

我问唐先生:“李宗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唐先生答:“李宗仁就是一个 China Town(唐人街)的老头子,有时候我陪李宗仁到唐人街喝茶,吃点心,很多人来看我,大家也不认识李宗仁,不觉得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哎呀,唐德刚,这个家伙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跑来跑去的,很多人认识,这个老头子是谁呀?”

我又问:“李夫人郭德洁是什么样的人?”唐先生答:“郭德洁是一个美女。李夫人还会跳舞,还会开车,长得那么漂亮,衣服穿得那么好。我称她为 Madam Li,我绝对不叫她 Mrs. Li,人家是全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开口闭口就是 Madam Jiang,为什么李宗仁夫人就不能叫 Madam Li?所以郭德洁非常喜欢我,每一次见外宾都让我介绍,我说 Madam Li,她风度翩翩。”

从1958年到1965年,唐德刚成了李家的常客。据唐德刚记录,共在李家吃了168顿饭。“我给哥伦比亚大学报告吃了168顿饭,我每次到李宗仁家里,要开车,要过桥费,从前两毛五,来回都要钱。李宗仁就住在新泽西,他以前有司机开车,有保镖,他不会开,而且开汽车一定要讲英文。我说:‘德公,你自己不开车?’他说:‘我只会讲yes or no。’”唐先生回忆,“他们把我当朋友。郭德洁请我吃了一百多次饭,这一百多次饭的交情啊!李宗仁初到美国,乖乖,那还得了,坐中国的专用飞机,有FBI当保镖,他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代总统。李宗仁到后来回国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瞒,就瞒不住我!我给他写回忆录,他的档,我是唯一有权看的人。”

7年之间,唐德刚和李宗仁变成了“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也处得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

在口述历史工作中,唐德刚不时遇上麻烦。李宗仁曾贵为代总统,自视一生了解天下大势。唐德刚不得不劝他回忆自己在护国军当排长时,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则说得愈多愈好。这时李宗仁颇不为然,唐德刚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当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后,又大谈二战的国际局势。唐德刚客气地问:“德公,您这些国际情报,是从哪里来的呢?”“听孙科说的。”唐德刚又问:“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又补充一句:“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李宗仁这才若有所悟:“抽掉,抽掉!”

1965年6月,李宗仁夫妇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再由苏黎世转机返中国大陆,轰动一时。行前,唐德刚已有觉察,他回忆:“我问郭德洁:‘李夫人,你们回不回中国去?’她马上摇摇手:‘不能说!’郭德洁得了癌症,乳房里有癌细胞。郭德洁跑到香港去了,她可以两地跑,李宗仁就不能动。后来郭德洁认为她上当了,她不应该回大陆,她说回大陆有一个条件,就是大陆香港可以随便跑,她到了大陆,想回香港就很难。Madam Li 啊,香港有什么好看的呢?郭德洁想死在香港,她觉得她在大陆上死掉,李宗仁还会讨姨太太。”

唐德刚和李宗仁7年的合作,完成了大部头的一中一英回忆录,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的两部书。辛丰年先生曾告诉我:“我不是很满意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这当然要怪李宗仁自己讲得不是让人太满意了。我也在其中辨别一些到底可信不可信。”

四.张学良的“我讲你写”

在唐德刚忙于和李宗仁合作口述历史时,哥伦比亚大学也意欲访问顾维钧。唐德刚挤不出时间,哥大便让夏连荫小姐去访问顾维钧。不想刚写到辛亥革命,夏连荫感到工作量太大,不想干了,便由唐德刚接手。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中从1912年一直到顾维钧就任驻英大使。这二十几年实际上是顾维钧一生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时期。约在1962年,唐德刚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后续的访问工作便由两位博士研究生接手。四人访问顾维钧的一大堆材料,后来由一位美国小姐整理,她把唐德刚从前写得生动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

我问唐先生:“顾维钧有什么特点?”唐先生笑道:“顾维钧这个人,乖乖,英文好得不得了,一上来就是 Doctor 唐,我说:‘你也是 Doctor 啊,不用这样叫。’他就是不改口。他跟我讲话,都是很认真的,我就不能问:‘你这个女朋友哪儿去了?’是不是啊?”顾维钧毕竟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对任何人都文质彬彬,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不像胡适和李宗仁待唐德刚亲如家人。不过,顾维钧对唐德刚颇为欣赏,听从唐德刚的建议,将自己的37箱档案材料捐给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材料也是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重要参考。

唐德刚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三部足以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数十年来,稳坐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

树大招风,在唐德刚70岁之时,便引来了张学良口述史的小风波。1990年1月,张学良第一次约见唐德刚,就提出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唐德刚告诉张学良:“估计写他那样一本双语传记,至少要有3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和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10万、20万的基金。这都是一个一流大学的专门计划。”不过,张学良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以为写本“回忆录”,“我讲你写”就成了。

平心而论,后来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虽然冠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如何能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相提并论?晚年唐德刚也只以〈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一文,略道其始末,告知世人真正“口述历史”之不易,并非“我讲你写”这么简单。

《张学良口述历史》如同张学良的单口相声,但也有其妙趣所在。“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一章,更见少帅风流本色。当新获自由的张学良在纽约住在贝夫人家里,和唐德刚等人饮宴时常常公开说:“赵夫人可敬,贝夫人可爱!”引起赵四小姐对在张学良身边的唐德刚“深恶痛绝”。唐先生解释道:“这个事情怪我也不怪我,张学良到我家来吃饭,我请他坐在这个沙发上面,张学良的屁股不能坐软的。张学良和李宗仁两个太太都了不起,赵四小姐,你没见到她,你见到她才知道这个人,乖乖,漂亮!赵四小姐跟我们无话不谈,我说:‘汉公可惜了,坐牢坐一辈子!’张学良只认这个女人的指挥,其他女人是他指挥。”

五.何谓“口述历史”

唐德刚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中指出,二战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提出了 Oral History 的名词,翻成中文就是“口述历史”。但唐德刚对他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在唐德刚看来,口述历史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外皆有老传统。孔子述而不作,《论语》便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是口述历史了。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在西方,荷马和希罗多德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甚而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摩西的言论也是口述后记录下来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在二战之后,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唐德刚正在哥大求学,耳濡目染并接受专业的训练,毕业后又任职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多年,华人口述历史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唐德刚的第一位访问者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但开风气不为师”。早在民国二十二年,胡适为《四十自述》写序,就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到了胡适晚年,欣然接受唐德刚的访问,可视为一代学术宗师对“口述历史”这一方式的支持和尝试。

在一般人看来,口述历史不过如同张学良所言:“我讲你写”。只要稍为涉入口述历史之海弄潮,便知此说只是观潮者的外行话。唐德刚自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他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的口述只占50%,另外50%是唐德刚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替李宗仁写口述历史,大概15%是李宗仁口述,85%由唐德刚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唐德刚做口述历史之前,已对胡适的学术思想知之甚深,所做的功课完全可以从文字中感受得到。而胡适是一位“无征不信”、“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的学者,胡唐合作,自然可信。李宗仁尽管有“信口开河,不能入书”之嫌,但唐德刚也不失教师本色,带些《护国军纪实》、民国初年报章杂志甚至《民国史演义》给李宗仁看,并晓以“信史”可用,“稗官”要删之理。为顾维钧做口述历史时,唐德刚翻遍顾氏37箱档案材料之外,还多方寻找旁证。这番功课的甘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由是观之,张学良口述历史无法完功,也是意料中事。

大凡成大事者,“苦功”之外,有时不得不相信“机遇”之妙。19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极重要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若干年后,唐德刚有幸面见“校长”蒋介石,也幻想提着个答录机去找老校长谈话。这虽然太不切实际,却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使命的自然流露。

以受访者而言,能遇上像唐德刚这样的访问者,也是幸运的。“我跟李宗仁在一起,他开口就巴结:‘德刚兄,认识你,好命!’你别看李宗仁有多了不起,一个人的前途,是他的福气,他的命。”唐先生笑着回忆,“这些故事如果想写的话,那是多么精彩,我现在是不想写啊。他们说唐德刚在这一行是内行,我说:不是内行,是机遇。”

当我请教对民国史人物的观感时,唐先生说:“我一辈子碰到的大人物,那都是每个人不同。人家问我:唐德刚,你写这么多历史,有什么心得?我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李宗仁跟蒋介石就是不一样,李宗仁跟白崇禧也不一样,人家讲‘李白李白’,李宗仁跟白崇禧就是不一样。”

六.走出“历史三峡”

综观唐德刚一生,三部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均完成于壮年。早期文学创作也占有重要的份量。三十多岁的《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中,〈梅兰芳传稿〉是典型的“传记文学”,“文学”色彩尤其重,余外均是文学作品。五十多岁从美国回到中国访问时,所见所闻令唐德刚感慨万千,禁不住写起小说来,不想一发而不可收,成了60万字的小说《战争与爱情》,笑称“也是口述历史”。散篇文章结集的《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二书,才情盎然。其旧体诗的功力,也足以独步诗坛。在史学研究上,唐德刚的重要著作《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的写法,与主流史学界的表述方法大异其趣,极尽亦庄亦谐之能事,议论纵横古今中外,使读者大开眼界。以文风而言,唐德刚不愧是一代“文体大家”!

在聊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的同时,唐先生不时地穿插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的笑话: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汉学权威写了一篇文章,说“孔明”与“诸葛亮”是两个人,还考证孔明与诸葛亮这两个人不同的出身地是哪里哪里……这时我才恍悟唐德刚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受洋人的气的传闻应该是真的。1972年春初,唐德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转至纽约市立大学,一方面是哥大有一批洋人和日本人正在多方策动把他轰出哥大,另一方面是纽约市立大学请他做亚洲系第一任的系主任。

就我的视野来看,可与唐德刚放在一起讨论的史家是黄仁宇。这两位都是我在学生时代就入迷的学者。黄仁宇和唐德刚都兼有极高的文学与史学天才,文笔独具一格,颇有感染力,这是他们在华文世界都拥有无数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们的一些史学观点,始终不得主流学界的认可。读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见其在美国主流学界屡屡受挫,甚至到了61岁仍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不禁一掬同情之泪!而黄仁宇念兹在兹的“大历史”观与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也堪作一比较。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朋友谈到他和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时说:“李慎之有一次预测:中国成功转型的时间会在2040年。”我脱口而出:“这个预测和唐德刚的说法是一样的,他认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即从1840年到2040年。”“历史三峡”之说,唐德刚谈过多次,他在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刊于《明报月刊》1999年5月号)中认为:

这就是笔者一再说的,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政治制度要从君主转民主,其他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随一转百转,全部转完,大致需时二百年,在这转型期中,是死人如麻、惊涛骇浪的,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乃把这两百年的转型期,名之曰“历史三峡”。照目前形势观察,大致再有四十年,我们就可以出峡了。那时风平浪静,全族人民也就可以过点太平日子了。但是出得了,出不了峡,还得看我民族和領袖们有没有这一智慧和机运。

在我访问唐先生时,专门请教了“历史三峡”一说。唐先生兴致颇高:“三峡是长江的一段,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现在建大坝,江面就宽了,三峡的地质就发生变化。我讲历史三峡,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中国历史有几个阶段,走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动乱了,动乱一百八十年,就风平浪静,所以叫做历史三峡。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有运气的人,刚好碰上了,这是历史定命论。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中国从初民社会到封建社会,一下子到封建完了,风平浪静,那是中国民族的将来。这是我的观点,有人看透,有人没看透。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个人就是对的。我没有想到大陆上有人同情我的讲法,三峡什么时候出口,我也不知道,通过了,就见不到惊涛骇浪,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也许,学人所见略同。周有光先生在《周有光百岁口述》的结尾说:“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30年以后中国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样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李慎之、唐德刚、周有光不约而同地描绘着一个相近的时间表,何尝不是希望的投射?一百多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家国多难,民生多艰,无论身处海内海外,无不祈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但愿唐公天堂安息,历史江河入海。

本文选自《知人论世——旅美十二家》,李怀宇 著,允晨文化,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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