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2）
可敬又可怕的曾志
第一次知道陶铸之妻曾志（1911～1998），已是文革后期了。抄录陶铸那首〈赠曾志〉，感觉悲酸沉痛，摇撼心魄：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首尾二联写出陶铸被打倒后的心境与胸怀，直白明晓，深深嵌入我年轻的心。「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传递出陶铸自卑惊怯的心理，引我无限同情。此后三十年，我对曾志的了解也就停留于这一首诗。
2005年，从港刊看到曾志青年时代为厦门地下党筹措经费而卖子，有点不相信，认定反共势力造谣诬蔑。两年后，借来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打开，便是曾志临终前一月的「前言」，一股红色女战士的劲头，无论价值观念还是为人准则，一泄无遗地凸露第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的特质与局限，包括特别遗言「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1]。既可敬又可怕，而之所以可怕又来自可敬。
这一代共产红士确实「心底无私」、「彻底奉献」，境界确实崇高伟岸，奈何大方向错了，又因文化程度较低，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知自我奉献，无法自检自警，不知捍卫个人权利才是社会进步真正的内涵。因此，她的每一分「可敬」恰恰成为「可怕」的推力。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因「可敬」而「可怕」，更不知道由于着力方向与历史理性背反，她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只得到与初始意愿完全相悖的结果。阅读曾志，使我从细节处进一步了解中共革命的过程，同时也更清晰看到这场革命的种种局限，扼腕不已。
曾志在前言中写道：
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什么「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靠刚强的斗争意志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信三座大山一定能推翻，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同一定能成功……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事业、三座大山、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同…… 历经夫死己辱的文革苦难，这位第一代中共党员仍带着一套完整的赤色意识形态去见了马克思，而且是毫无反思地带着70年前的认识最后走人。无论对杀伤55万知识精英的「反右」、摧毁国本的大跃进、打趴365万人的「反右倾」[2]、饿死4000万人的大饥荒，还是昏天暗地触及肌肤的十年内乱，这位文革后出任中组部副部长的老红军，晚年回忆录中没有一点反思。这本耗时二十余年撰写的回忆录，一如其青年时代认定「献身于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一股掩饰不住的光荣自豪。弥留之际，还惦记着「不要把我抬得太高！不要把我抬得太高！」[3]她最后担心的是有可能被「抬得太高」，而不是相反。事实上，进入二十一世纪，寰内士林之所以提及这位红女，并不是将她「抬得很高」，而是将她「贬得较低」。那股虽九死犹未悔的「红色典型性」——彻底将一生完全献给共产乌托邦，实在是不可能复制的红色石女。没有后来者的共产革命，谁还会去捧抬这么一朵「铿锵玫瑰」？
追溯这位井冈山女斗士缺乏反思的原因，只能归结于文化水平。毕竟，进行宏观思考需要一定理论能力。曾志15岁入党（1926年10月），正规学历只有初二——衡阳省立女三师肄业生，旋入衡阳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半年后毕业。衡阳女三师因校长教师「一片红」，出了许多革命女性。如后嫁朱德的萧贵莲（即伍若兰，1906～1929）、彭家四姐妹（号「彭家将」）、刘深、郭振怀、吴统莲、杨佩兰、李青、廖彩兰等。[4]曾志一生，长于行动短于学习。1940年初，曾志怀着攻读马列理论的强烈愿望进入延安马列学院，但是——
我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了，主要是脑子静不下来，也动不起来。一捧起书本，没看两页不是想睡觉就是心猿意马、思想开小差。……感到很枯燥、很累……这样学比行军打仗还艰难，常会冒出有劲使不上的喟叹，认为自己脑子不行了。有时也会冒出自己反正不搞理论研究，当一个实际工作者未尝不可的思想……三个月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这时，读书也读出些兴趣了，静得下心坐得住，自然也不打瞌睡了。[5]
十年文革，她被放逐，投闲置散，回忆录中也看不出阅读了什么书，估计她不会阅读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著作。
首嫁夏明震
曾志一生三嫁，16岁首嫁夏明震（1906～1928，夏明翰同父异母弟），湖南省立三师生。夏明震死于湘南暴动。国军出动七个师「会剿」湘南暴动赤军。中共湘南特委执行省委指示——「阻止敌人打通湘粤大道」，提出坚壁清野、焚烧整座城市及湘粤大道两侧五公里以内的民房，片瓦不留。农民当然不干，一时民心惶惶。为安定民心，解释烧房原因，1928年3月21日上午，中共郴县县委于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一股乡民冲上主席台，当场杀了夏明震等九名中共头目，是为「郴州事变」。事变中，三百多名赤干被杀，千余百姓死伤。二十二岁的夏明震时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6]
动员烧房大会上，夏明震被农民拖下台用梭标扎死，捅了几十刀，暴尸河滩。曾志出于「革命义愤」，亲手用大刀梭标杀死一名叛乱农民。[7]夏明震家共有四兄妹死于「土地革命时期」，其兄夏明翰死于1928年3月20日。[8]陶斯亮说夏家五兄妹捐躯革命。[9]湘南暴动欲烧城市及大道两旁五公里村庄，动员大会遭群众当场反抗，杀死县委全体，这一史实得到《谢觉哉日记》佐证。[10]
次嫁蔡协民
1928年4月，夏明震死后月余，17岁的曾志再嫁蔡协民（1901～1934），顶头上司，红七师党代表。两人性格不合，经常吵架。蔡酒后骂曾志三心二意，不真心爱他，将曾志照片撕得粉碎。1932年10月，曾志提出分手。蔡协民后因叛徒告密，被捕杀。
「卖子筹款」——曾志最经典的段子。1931年11月，她在福州生下与蔡协民的第二胎。鉴于井冈山生的第一胎送了老乡，曾母寄来四十大洋，嘱女儿这次千万送回家，她帮女儿抚婴。不久，蔡曾夫妇调职厦门。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来看他们。曾志说想送孩子回老家，王海萍百般劝阻。先说孩子太小，经不起旅途折腾；再说路程遥远，车船转换麻烦；又说来回两个多月，耽误工作；总之，不让曾志送子回乡。最后，王书记终吐实情。原来，蔡曾夫妇尚未到达厦门，厦门中心市委因急需经费，听说她刚生孩子，便替他们将孩子「送」给一位医生，收了人家一百大洋，此时已用得差不多了。
曾志回忆录中：
这哪是送？这是卖！这种事在今天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送」走的孩子因两个多月就断了母奶，染上麻疹天花，很快死去。[11]
为党卖孩的事还不止曾志一例。1935年秋，中共河北省委因与上级失去联系，经费无着，只得一边紧缩机关开支，一边下乡斗地主搞粮食，一边再搞募捐，日子仍过不下去。省委书记高文华与负责经费的其妻贾琏，只得卖孩子以维持。
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四个月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这钱，分给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决吃饭问题。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三个月的生活。
孩子卖给河北省委秘书王林哥哥一位同事的姐姐，其夫为国军旅长。旅长讨小老婆不要发妻，发妻买来一男一女两婴防老。1949年后，高文华夫妇找过孩子，据说13岁时病死。[12]
再嫁陶铸
1933年初，22岁的曾志三嫁陶铸（1908～1969）。婚后，曾志长期不满这位第三任丈夫，多次打架。1941年，在延安生下女儿陶斯亮，陶铸不肯抚婴，曾志抱怨：
最让我生气的是星期天，他整天在李富春、陈云那里不回来，有时要到半夜才到家，其实也没什么正经八百的事，就是玩，去摆龙门阵。我难过极了，感情降到冰点以下。……打了一大架，两个人都打得鼻青脸肿，弄得左邻右舍都来劝解。后来有的同志说笑：「曾志，你真厉害，那一架打得那么凶，你一滴眼泪没有，象是满不在乎！」
革命者性格多热情冲动，敏感急躁。红色夫妻虽因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夫妻之间却少有「小资」的温柔细腻。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多次打吵。毛泽东向曾志诉苦：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13]
贺子珍因此执意离开毛泽东，多次提出分手，客观上为江青腾出空位。
曾志嫁陶铸后仍有「花絮」。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关入南京大牢。此时，曾志在闽东「闹红」，特委组织部长，同时与宣传部长叶飞、游击队长任铁峰要好，遭组织处分。她晚年还抱怨：
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14]
（抗战结束前）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到东北我们大家散多聚少，感情上一直未能真正修复。
这对革命夫妻差点分手。就是大好局面的1950年代，也一直吵架，直至1966年底陶铸临打倒前，曾志见陶铸处境极其艰难——
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您争论了。[15]
红女难为妻
革命女性因高昂的革命斗志与钢铁决绝的性格，婚恋多不稳定，也不知道退让容忍。1949年初，北平「南下工作团」一位三十余岁的女指导员——
有两片说不破的嘴唇和满腹的「马列经纶」。她是四川籍的「长征」干部……有人说她嫁过四次，结果都离异了。[16]
1938年入党的「相府千金」孙铮，养成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习惯。尤其在延安与华北的战争岁月，「哪怕芝麻绿豆也得找组织谈一谈，有什么想法从不闷在心里。」[17]另一位革命女性石澜，与大干部舒同（后为山东省委书记）生活四十年，始终以政治为婚姻地基。「我常常把在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和原则性带到家庭中，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感到家里跟社会上一样紧张，还不如不要这个家。但石澜越发现家中有矛盾，便越向组织上交矛盾。「对这些矛盾，我采取了错误的处理办法，向有关的组织写信控告他。这些信又被转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向法院提出离婚。」石澜晚年才清醒过来，事情已无可挽回。[18]
曾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可怕的「革命坚定性」。1926年底，湖南农运搞得城乡鸡飞狗跳，一片红色恐怖。15岁的曾志刚入衡阳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曾父拥地300余亩，当然「土豪劣绅」，逃往长沙途中路过衡阳，想看看女儿，但曾志——
我不想见他，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我现在是革命者，你逃避农民运动就是反对革命，我不能见你，以后也不承认你是我父亲。」
就是对女人最看重的爱情，她也无所谓：
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旧的思想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19]
坚持「毛崇拜」
文革中，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断然出手一并打倒阻碍「文革」的陶铸，陶铸惨遭折磨，死于1969年。曾志1998年才辞世，却一生都未走出「毛崇拜」，晚年仍问出十分幼稚的问题：
我内心深处总有种深深的惋惜：毛泽东英明一世，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
曾志甚至这样表明自己对毛的最后态度：
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20]
如此个人情绪化的逻辑起点，如此「肤浅」的思考态度，轻飘飘将毛归为「老人」、「病人」，叹一口气就放走了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您那份为国为民的革命价值哪去了？坚定不移的革命原则哪去了？这是「一切为了人民」应有的态度么？反右～文革这样重大的国家灾难，就因为「所选择的信仰」与「指路人」便可原谅么？其智之弱、其志之低、其判之偏、其理之歪，实在匪夷所思。不过，曾志的「无悔无怨」确实十分典型地代表了第一代中共党人无法挣脱的历史局限。
当然，他们也一定明白十分「肤浅」的逻辑：原谅毛泽东等于原谅自己，反对毛泽东便会延及对「革命」的怀疑、就会使后代质问「方向」，很快就会质疑自己这一代「革命人生」的价值。毕竟，自己一生与毛泽东唇齿相依，无法剥离了。能够像李慎之、李锐这样具备反思能力且叛出朝歌，真正「大智大勇」的红色士子，极其稀少。
赤潮延绵
赤潮笼罩中华既久，总有几位「革命接班人」。女诗人柯岩（1929～ ）为曾志回忆录作序：
看着他们，想着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先行者，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地安享由于他们的奉献而得来的一切吗？还能高高在上地挑剔指责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吗？……不妨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也处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我们肯像他们一样，只是为了后来人，而心甘情愿地、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吗？
这已不仅仅在剥夺对革命者历史局限性的认识权，而是剥夺了所有后人的评议权。因为革命者崇高的无私奉献，由于「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后人首先从道德上就丧失挑剔资格，而应自动认可革命，继承遗志，成为「红色后来人」。但是，革命者因崇高奉献就不受批评不受翻检，后人又如何从「历史局限」汲取经验教训？对革命者不能展开剖析批评，已缴纳的「革命学费」又如何转化为历史理性？对红色革命只能崇敬、只能「继承遗志」，又如何拨正赤潮架设的左倾歪理？如何从根子上认识历史偏误？更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仅仅因为「无私牺牲」就能得到绝对膜拜，那么「九·一一」恐怖分子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红色烈士掉份。恐怖分子看来，他们的牺牲不仅仅宣倡「主义」，也在拯救整个伊斯兰。
小柯阿姨这段十分煽情的文字，包涵了十分典型的左倾偏误：「阶级感情」代替历史理性，被赤潮领歪道道，中了左倾套套——以「崇高牺牲」换取对赤色革命的认同，以手段壮烈证明目的崇高。事实证明：方向错误的「崇高牺牲」不仅不能无原则膜拜，还应特别警惕——因为它裹带特殊幻力。
很清楚了：牺牲的意义必须系于目标之正确，崇高牺牲绝不自动证明目的之伟大；手段越激烈越极端，目的大半越偏离理性。以号召彻底奉献生命的革命，能有多少理性成分？一切都奉献完了，个人什么都不得保留不能捍卫，人权、自由、民主还有什么价值？还需要这些东西么——既然生命本身都没多少意义！曾志以自觉交出各项生命权利而自傲，一旦脱党，失去组织，便感觉生命没了意义。政治第一，生命第二，曾志不可动摇的价值顺序，晚年仍说：
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等于失去了政治生命，没有了政治生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21]
陶斯亮评母：
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您会为我们买了一元钱的时令菜而大为生气，却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捐给了社会。[22]
曾志确实做到无私奉献、绝对忠党、终生努力，真正的红色战士，但她与数代真诚中共党人一样，一生悲剧无法挽回。因为，他们的努力乃是南辕北辙，彻底走错了路。史实证明：她给错方向的热情，浇出「毛时代」的恶花恶草；给错方向的努力，只能走向愿望的反面。晚年曾志不愿承认这一点，既有情感因素，更多的还是认识能力所囿。
笔者接触的资料中，第一代中共党人几无稍有份量的反思者，哪怕一段略有深度的反思文字都没有。徐向前晚年认为一生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十分骄傲。只是，红色革命的意义并不取决革命者的自我判认，必须接受历史检验，需要后人认同。没有继承的革命，当然不可能「万万岁」。至于共产主义事业是否伟大，是否对人类历史具有正面作用，有着苏联东欧人民的选择、有着中越蒙柬等国不得不进行的转型改革，有着朝鲜、古巴因坚持马列原教旨而仍在持续贫穷，一切还需要辩论吗？还需要大段论证吗？
1990年代逐渐响起来的「告别革命」，当然是对二十世纪赤色革命的总结性认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走向光辉彼岸，而是完全走向反面——经济长期贫穷、政治专制暴烈。「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因为所有无产阶级都想成为资产阶级，而非希望终身保持无产阶级「光荣称号」。赤色革命只是裹着新名词的又一场叛乱夺权——挑动族群斗争、破坏社会稳定。
一位女教授读拙文后，认为对曾志应在「可敬」、「可怕」之后，再加上「可悲」、「可怜」、「可恨」——可悲她一生的遭遇、可怜她的至死不悟、可恨她卖掉自己的孩子。
初稿：2007-10-27；略增补。
[1] 陶斯亮：〈致母亲——白云山上的祭文〉，载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584。
[2]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9～232。
[3] 陶斯亮：〈致母亲——白云山上的祭文〉，载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583。
[4]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8年，上卷，页127、139。
[5]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21～322。
[6]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8年，页174。陶斯亮说夏明震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陶斯亮：〈曾志与夏明震〉，原《南方周末》（广州）2008年6月26日，《文摘报》（北京）2008年7月10日。
[7]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57～58。
[8] 汤益民：〈夏明翰就义八十周年祭〉，《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5期，页44。
[9] 陶斯亮：〈曾志与夏明震〉，《南方周末》（广州）2008年6月26日。
[10]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页560。
[1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125～126。
[12] 高文华：〈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74～175。
[13]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27～329。
[14]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207～208。
[15]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98、443。
[16]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年，页13。
[17]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266。
[18]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52。
[19]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42、65。
[20]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534～535。
[2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4、228。
[22]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584。
原载：《开放》（香港）2008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