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生于维也纳,长于维也纳,在维也纳接受了完整的人文教育,最终于故国撒手西归,一了百了,永息于斯城郊外。但是,综其一生,漫漫93载春秋里倒有将近40年是在英美度过的,而且因其巨大的思想影响获封英国爵位。特别是而立之后30年的宝贵年华,尽皆挥洒于英、美两国的明堂辟雍。不宁唯是,哈耶克的主要著述也都是以英文完成的,并借助英文的广泛传播性使自己的思想获得了世界性声誉。享誉广泛、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力作《通往奴役之路》刊行之际,《新闻周刊》上的一篇书评曾有这样的评论:

作者即使不是生于非英语国家,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英文文采出众非常,他的文风高贵、节制而又恰到好处。[1]

这里说的是他的英文,即书面英语。那么,并非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哈耶克,面对莘莘学子之时,是如何借此“外语”来传道授业的呢?传记作者为我们记录、搜罗了这些材料:

他的口音经常把德语的Z和英语的O搞混。[2]

他讲授专业经济学课程,带有德语口音……[3]

哈耶克的德语口音很重,我们很难听得懂他说的英语……[4]

昨天读到一本书,是老哈耶克写的,在这里,人们称他为冯·哈耶克。今年他将用蹩脚的英语(上帝啊,帮帮我们吧)讲二十多节课……上完一节非常漫长的课,我刚回到家,在这堂课上,哈耶克被搞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人又高兴,又有点难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开始从牙缝里挤英语,而不是说英语,他也非常激动,我们实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5]

听到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开始用英语说话。几分钟后,我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搞懂他说的话。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他照做了,但有些人听不懂德语,只好放弃了这门课。[6]

哈耶克先生来台简直是dommated by social activlties(天天酬酢)。我当然不愿engage(插足)到这种场合里去。因为,显然得很,这种场合是无法谈学问的。他作过几次公开讲演。在台大的那一次,我去听过。在讲演之初,他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到后来讲兴奋了,accent(土音)纷纷夺口而出,就不分英语和德语,便难懂了。[7]

够了。无须再罗列其他材料了。先哲已逝,墓木早拱,唯有著述无声,白纸黑字俱在,且供后人再三端详思量。究竟哈耶克的英语口头表达如何,他的学生和同事们自有各自的感受,时至今日,好坏均无损于逝者。再说,出道初年,刚抵英伦履新时之偏,也难能概括其漫漫半世纪讲台生涯之全。迄将近40年在英美大学,包括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业执教生涯,其实早已对此作出了清晰回答。

但是,问题在于,这一切难道只是工作语言的问题吗?为什么一个以德语为母语、英语不甚流利的思想者,却非要在英语国家度过自己的青壮年华呢?面对学子们恶作剧性的嘲弄,哈氏竟然忍受了下来,他在内心是如何说服自己的?作为一种表意体系,语言真的如此重要,甚至牵扯到文明兴衰,或者“政治正确”吗?凡此种种,才牵动了过往20世纪的文明神经,也是此刻这个全球化时代,重温“老哈耶克”的故事时,需要我们着力思考的问题。

很显然,哈耶克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德语口音。这本不奇怪,而就对于思想者的哈耶克来说,甚至于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妨碍。这就如同泰戈尔的长髯究竟有多长,或者胡适之是否喜欢吃辣椒,与他们的学思和智慧本无挂搭。真真假假的艺术家,留长发或者剃光头,凡此行为不艺术,倒并不能转换成他或者她的艺术不行为。当年的英国人不是还嘲笑过新大陆的口音吗?可如今满世界都在模仿新英格兰调,“托福”成为万千学子追求幸福愿景的敲门砖,托付着许多绮丽旖旎的梦想呢!身为外籍教员,一种嘴力劳动者,基本能够传情达意是必需的,足以阐释课程内容也就差不多了。字正腔圆,气韵饱满,那是播音员的特长,传译员的饭碗;措辞华美,流利酣畅,本是演说家的才干,鼓动家的伎俩。凡此口才,只可遇,不可求。早年上海滩上洋行里谋差的,如今“合资企业”打工的,才会把它看做命根子。今日欧美各大学中,站讲台的华裔教员所在多有,除非是第二代移民,否则流利者众,磕磕巴巴的也不少,工科尤甚,致有不成句者,而几乎无不带有口音,甚至于包括出长加大伯克利分校的田长霖先生。一种语言既已混到世界性语言的地步,便不免招降纳叛,各种语言反过来对它发动侵袭,于是五音杂陈,也就势所必然。其间如哈耶克先生这样站讲台讨生活的人,但凡胜任愉快,以学术和思想作后盾,虽无巧舌如簧,却也足矣,或者,亦且甚矣。但是,毕竟多数时候,这是生计在迫使着用一种异在的语言进行思想操练,事情便多出了一层含义。因而,“胜任”可能是真的,而“愉快”就未必了。黄仁宇先生夫子自陈,一辈子“与英语作战”,可谓道出了个中的欣慰与心酸。

原来,语言不只是表意工具,而且事关国族文化实力的比较。迄近代三数百年的历史,从最早的满欧尽刮法语风[8],到如今英语俨然成为世界通用语,再到汉语似乎潮起潮涌,逐渐出现了从对象语言到工作语言转型的势头,道出的无不是文明的运势。真所谓三十年河东又河西,言随运走,运通言通,言通人亦通。因而,特定语言在国际场域使用频率的消长背后,潜含着的是国族实力的盛衰,表征着具体人文实体的文明含量、品质及其在人类文明总体图景中相对领先位置的对比关系。在此情形下,强势文明的语言为弱势文明所模仿,能够使用此种语言,如同中国近百年来的情势所表明的那样,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呢!学舌之人,常常真的是最早沟通中西的冰人,有时甚至不免承受着同胞的误解和委曲,一如其后西风炽烈,必然领受国人的心仪与追羡。而模仿是为了“取经”,借由语言而了解其背后的实体,由了解、理解到选择性的文化移植。当此之际,处于强势语言地位的文化子民便先天占据了言说优势,即便身处异域,也得享使用母语进行言说的便利。否则,“从牙缝里挤”的就不是哈耶克,而是凯恩斯们了。

其实,这种便利变成了一种优势,进而成为一种权力,在实际上挤压甚至剥夺了其他语言的言说空间,无形中将讷讷于言者贬抑为次等的学术从业者之际,同时隐喻了其思想甚至于其所代表的文明的次等地位,彰显了主导性语言所传递的思想的“先进性”,不言而喻的先进性。——语言居然传递了价值判断,真是匪夷所思,可这是至少三百年来天天都在演绎着的现实生活。君不见,在中国高等学府中召开“国际会议”,也居然要求一律用英文发言,据说“因为这是国际惯例”。可这是哪门子的国际惯例、谁家的国际惯例呢?只有诺奖得主丁肇中先生不吃这一套,硬是用母语演讲,让那些不明所以、其实是英语低保户的半瓶子醋们,一下子裸体示众。的确,丧失或者弱化话语能力,意味着丧失或者弱化了解说的身份、阐释的权威,哈耶克的“英语水准”告诉我们的,便是这一故事。前文曾说“事情便多出来一层含义”,则含义在此。

说来话长。迄哈耶克到伦敦执教的20世纪30年代初年,大英帝国依然是世界霸主。英美联手于一次大战中在军事上击败了后起的竞争者德意志,不仅表明自家的综合国力占据上风,而且意味着“英语文明”的优势地位,道出了政道与治道的错综关系,展示了科技与人文的万般纠结,演绎出道义和实力的错位性配置。那曾经孕育了灿如星辰般的伟大哲人、天才诗人和科学巨匠的德语文明,此刻似乎阴云密布,天幕拢合间,正在或者即将遭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磨劫。这一情形,颇类于17世纪初叶“三十年战争”后德法之间的关系。与迫于种族压力而纷纷去国的科学家们类似,年轻的哈耶克自中欧来到伦敦,操起了不甚得心应手的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如今并无直接资料反映哈氏对此作何感想,迄至晚年,也没有资料证明老人曾经谈及于此。但是,揆诸常情,面对上述课堂中的尴尬,青年哈耶克能不触景生情吗?天资卓越、眼光深远、戛戛独造如哈耶克者,对此竟能心如秋水、微澜不兴?予固冥陋,亦不信矣!

朋友,当其时,英语文明坐镇世界,早已一跃成为文明出口国,讨生活的异邦外来者,除了尽快掌握其表意工具,还能做什么呢!哈耶克的女儿回忆,整个30年代,直到二次大战爆发,他们都曾打算搬回奥地利,说明一切并非如鱼得水,亦非“胜任愉决”。笔者在法学院做了近30年学徒,拿粉笔,卖嘴皮子,既碰到过“刁难”“发难”的学生,更迭遭行政的蛮横无理,虽然难得说“生气”,但悲凉有时候不期然间竟至攻袭心头,恰像夏日暴雨骤降大地,倒是很有那么几回呢!各位教书匠,不论“老臣谋国”,还是杏坛初试,大家为哈先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你说呢?!

有时候,语言这玩意儿,甚至与“政治正确”都挂上了钩。据同事相告,有位在日本某大学执教的华人,一次陪同自己的同胞参观图书馆,原用汉语小声交谈,但恰有日本师生从旁经过,辄改说日语,告谓“他们听我们说中国话会不高兴的”。传记作者也告诉我们,居留伦敦期间,哈耶克一家原本在家说母语,但随着30年代中后期英德关系紧张,“第三帝国的野蛮面目逐渐暴露”,在家里便不再说德语,而改说英语了。[9]——一代自由主义宗师作此姿态,不管出于何种动机,遭临何种压力,基于何种选择,吾心甚悲!吾心甚悲!传记作者说他们是因为看清了第三帝国的野蛮面目,“才放弃了对于他们的日耳曼传统的忠诚”,恐怕不确,失之于简单。浩瀚如哈耶克者,如此便放弃了自己的文明忠诚,也太愤青小儿科了。其实,除开对于法西斯的憎恨,如说迫于战前紧张的时局,意在避嫌,更对故国兼怀幽怨,哪怕只是一丝一缕,反倒可能更切实际。

想一想吧,自由主义的公民立场和与生俱来的日耳曼文化子民的双重身份,此时此刻,万般纠结,哪里只是一个“立场”调整便可打发得了的。寄身异国,于其典章文物颇多认同,而故国情怀终非理性所能驱遣,此番情愫,本已剪不断理还乱,偏又恰逢两邦濒临交战边缘,则其间煎熬,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辗转反侧,不足为外人道也。倘若一个“放弃”的简易处理即能将一切放下心头,非白即黑,那天下事无不可迎刃而解了,哪会有千古人间的种种纠葛。说到底,理性与非理性,同情还是憎恨,喜好抑或厌恶,其间的拉锯,常常超过人力的掌控,更何况一傅众咻。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虽寅老笔指中土观堂,但用之以状身处英德消长之际、寄身彼邦的哈老,虽不中,亦不远矣。

由此,所谓借由学习、运用强势文明的语言而了解此文明,由了解、理解而进行选择性的文化移植,便是一柄双刃剑了。一方面,通过学习和借鉴,将他文明的优胜资质转运于本文明,进求自强不息,可能终成善果。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亚非国家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法治,乃至于生活方式,堪为其例,尽管其善彰隐不同,其果丰瘠有别。另一方面,在此漫漫长程中,大规模的文化移植对于自家文明的冲击及其所引发的心智与心性的诸多后果,包括对于传统丧失的恐慌,却常常非始料所能及。进程愈深,变化愈巨,竟至于会导致自我定位的危机和错乱,民族心灵的精神分裂,亦非耸人听闻。在这方面,广大亚非国家晚近百多年的西化运动,亦为其例。而且,即便强悍之国,位值巅峰,享受充分自信,通常而言吐纳恢宏,大开大合,因而一国之中,各色各族,五方杂处,粲然缤纷,视之以为常态,可假以时日,锱积铢累,种族人口比例逆变,原本一统“国语”竟然转为少数语言,那么,也会激起反弹,为争夺语言主导性,不,为争夺文明乃至于种族的主导权,不惜祸起萧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一切,人间的惨烈,难道我们看得还少吗!这就是当年杰弗逊和富兰克林坚决不能容忍德裔居民建立德语飞地的直接原因,也是今日亨廷顿教授蓦然回问“我们是谁?”的真确语境[10],更是促使号称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利坚国会近年通过英语为唯一官方正式语言法案的文化忧虑所在。

在此过程中,就具体个人而言,至少同样会遭临两种局面,而联翩引发种种意想不到的情势。一方面,特定个体经由研习异邦语言,梳理其学思,揣摩其心思,而得窥另外一种人间秩序,不啻为自己打开了一扇全新世界的窗口。借用“一花一世界”这句佛家偈语,不妨说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而人间世本是由万万千千的多彩语言天然营建的大千世界。因而,一国之中,有无数精通外语之人,精通无数外语,便等于打开了通往异质世界的无数扇窗口,借此开放和交流,采英撷华,自家文明的含量与品质,便可望登堂人室,永葆生机。

另一方面,在整个民族基于追羡而研习外语的风潮之下,再加上教育体制的主导,研习者虽愤愤然于母语“拖累了”自己,而竭力学习,但却可能出现外语尚未学好,而母语一塌糊涂的情形。如同当年莱布尼茨参观德国书展后的感想一般:“许多人没有学好法语,竟然连德语也生疏了。”[11]但看今日中国受过高等教育者中文程度普遍下降,甚至于写不出完整句子的居然不在少数这一情形,便知笔者并非睁眼说瞎话。常常见到托福考分甚高,而中文不成句子的学生,并不以此为虑,吾人怎能不“我心忡忡”,块垒生焉。中文在自己的祖国遭受歧视,而歧视居然发生在高等学府,则意味着其背后的意义世界整体性失落,这便“兹事体大”了。此种情形,随着近年经济增长,生活改善,国民文化自信心多所恢复,而略现转机,但尚无整体性改观。与香港中文大学那位国语说得磕磕巴巴的校长主政后要求一律以英文教学相映成趣,中国高校一边倒鼓励用英语授课,并且竞相矜夸已经有多少门课采用外语教材、用外语授课云云,真可谓昧于世事与时势,反文化自觉,看似“改革开放”,实为冬烘。

而且,当今世界,任何个体首先是一族之民,也是一国之民,更是特定文化的产儿。族民、国民、公民和特定文化、宗教与政治信念的皈依者,构成了一个人的多面形貌与综合内涵,要求他担当不同的社会角色。所谓科学无祖国而科学家有祖国,正如科学家必为一国国民,具有文化忠诚的义务,同时为政治共同体的公民,享有公民选择的权利,凡此纠结,虽语焉不详,但事实俱在,道理也是实在的,为任何人所无法回避和抹杀。既然研习和运用一种语言的过程同时必然是接受和消化语词背后的意义的过程,那么,便不可避免地催生学习者和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实体之间的亲和性,于是在有所谓英国通、美国通或者日本通的同时,也就会有所谓的亲英派、亲美派或者亲日派应运而生。个人的运思、价值和审美在接受“外语”的影响的同时,其文化心态和价值倾向,不免随之发生嬗变。自郐以下,就是国人愤激之际的诟语“洋奴”了。——此词慎用,以防乡愿也,不过,对于亚非后发国家而言,这也绝非耸人听闻。“九一一”那时节,以自由主义相标榜、立马叫嚣“今夜我是美国人”的,面对超过两亿奴隶般活着的同胞,怎么就不说“今夜我是民工”呢?此为孤立事件,可一定程度上,道理则一。

因此,抛开公民选择的自由主义立场不论,则理想境界当然是将家国情怀、民族文化忠诚与对于异邦典章文物的认同善予协调一体,更抱持普世情怀,于天下一家的高远境界里追求三不朽。此类人物,顶呱呱,响当当,风毛麟角,哈老其一也。日耳曼文化的血脉与门格尔、米塞斯为旗帜的维也纳学派传统,早已流淌于他的心中,以此观照亚当·斯密思想所主导的英语思想,遂能于相互照明中抉发精微,打破了人类具有“合理计划”能力的神话,而为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历史发展提供前膽性思考。与此同时,特殊的职业生涯使得他具有承接洛克和密尔一脉自由主义传统的天然条件,在思考如何回应一个多元化世俗社会的过程中,扩而思及整个人类社会秩序,将自由、宽容和开放的观念,更作推展,遂成一代集采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宗师级思想者。林毓生教授说,哈耶克教授的思想承继了源于希腊自由精神和17世纪以还英国法治之下的自由主义传统,熔政治、经济、社会和法理思想于一炉,“气象笼罩着整个自由世界的存亡,思域概括着整个自由制度的经纬”,虽含情绪,当非虚言。[12]

话说回头,即便是哈老,倘若德语世界并未发生非要他移民不可的情势,经济收入、工作环境、职业声望预期和思想的愉悦程度亦均“达标”,我想,他恐怕不一定非要去和伦敦的英国学子们斗嘴皮子不可吧!

由此,我们不得不感喟近世英语文明的开放与包容性格。当年老马在普鲁士混不下去,幸好海峡彼岸收容了他,虽贫病交加,上顿不接下顿,但毕竟性命无虞,因而得享40年创作岁月,将一腔忧思与满腹经纶,尽述于煌煌巨帙,让这个世界激动不安。二次大战前后各方人才流美,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脑力转移。那以“法兰克福学派”名世的哲学家群体,倘无彼土庇护,说得凶险一点,怕是早已灰飞烟灭了呢。而哈耶克之所以在伦敦“得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原因之一就在于人家看上了他,一个奥地利青年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准,而即刻想到“吸纳”。[13]英语文明的实践理性、事功精神和实用主义,虽无狂飙突进的精神气象,亦无追奉人类意志的浮士德情怀,但唯勤唯谨,于俗常砥砺中求澡雪精神,却涵养出一种宽容文化,而事实早已证明,这才是自由主义的精义所在。宽容文化造就了广博的吸纳能力,将包括哈耶克这样“口语”不甚流利的思想者拥抱人怀。一定意义上,哈耶克们执鞭英美,等于是自动架设起英语文明吸纳德语文明思想的管道,就哈耶克来说,至少是输送维也纳学派思想的管道。百多年来,全世界各种文明的大脑都在欧美出售,特别是在北美打工,等于无形中架设起成千上万这样的管道,而为欧美特别是英语文明含量的增扩、品质的改善,积思积虑,广拓资源。当年威廉·洪堡特论述语言特性,曾谓“语言所吸收的思想转化为心灵的客观对象”[14],进而成为心灵本身,陈述的恰为这一现象。因而,一纸教职聘约,竟然蔚为跨越文明传统沟壑的桥梁,而又一统于特定语言之中,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精巧的事呢!

是的,愈是晚近,愈多楚才晋用,由此甚至造就出一种职业上的“国际人”,尤以工商管理和科技领域为甚。全球化真的似乎使地球成为平的。因此,学者的游走,好像已然不再沾染悲情,毋宁是用脚投票的理性人选择而已。对于北欧这类国家或者类如香港、新加坡这类“城邦型城市”来说,前者的知识人往往操说两种以上语言,后者则为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因而,凡此晋楚之变,实在是世态之常,有何大惊小怪的。而且,举目四望,愈是著名学府,其师生构成的国际化愈高,文明的多元和统合气象,便愈是泱泱然,浩浩然,巍巍然也。在此,统合者,非行政,更非思想,而是语言也。前述“国际人”需要的工作语言,此处诸学府需要的工作语言,才是问题的根本。上文“积思积虑,广拓资源”等诸项事实,端赖于“一统于特定语言之中”这最末一项,舍乎此,这一切就不成其为事实。语言之重要,语言的吸纳、统合功能之重要,实在是枢机呀,朋友!

当今世界,哪种语言具有这一魅力和强力呢?英语而已。由此,英语世界的人民得享全球性资讯的流通便利,最易获得思想创发的成果,益发增强了其吸纳、统合能力。其他文明,为着赶上这班车,也不得不赶学英语,甚至于出现了全民赶学英语的景象,于反向中更加凸显其对于其他文明的影响力。那一度俯临欧西的法语,早已风光不再,畏缩成一种有限的地方语言,岌岌乎危哉。但是,语言的单一化甚至唯一性,于文明整体而言,终非祥和之象,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就当今世界的各种主要文明而言,不可放弃母语的主导地位,更是自不待言。如此这般,才可能护持自家文明,增益人类文明的多元景观,而为人世生活探求更为浩瀚的可能性。毕竟,还是如威廉·洪堡特所言,语言是一个民族所必需的“呼吸”(Odem),是民族的灵魂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也只有在自己的语言之中才能获得完整的映照和表达。恰如历史学家艾伯特·索列尔(Albert Sorel)所言,“我讲故我在”嘛![15]

想一想吧,随着经济增长和言路渐宽,中国人大多活得像个人样,将来中国学府雇佣来自各种文明传统的教员,来了不是用英语、德语或者法语作为工作语言,而是用汉语,也不得不用汉语,那时节,等于有无数座“积思积虑,广拓资源”的桥梁,哈先生们用汉语著述教学,你看看,情形将会如何?!

絮叨这些,还是在于申明一个道理,即语言是文明的载体,对此不能不有文化自觉,而牵扯到下节的问题。

1981年,何丙郁教授即将离开澳洲,出掌港大中文系。老友柳存仁先生往访,“倾心细谈文章写作所用语文问题”。柳公以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写作多用英文,“研究成果”对于学术的贡献仅在于“提高西方所谓汉学的水平”,而对一般中国学者帮助很少,“也不会提高中文写作的学术水平”。此处“中文写作”,当然非指个人中文水准,而是概指汉语世界的学术水准。柳公并谓,在英美大学是身不由己,可如今去港大执教,自应多用中文写作。对此,将近30年后,何丙郁先生在自传中讲述了自己当时的想法:

柳存仁曾在香港任教多年,熟识当地情况。我猜想他的原意是劝我多用中文写作,以获取香港华人社会的接受,但是不便直接说出口。当时的香港大学是一所华人社会中的英国殖民地大学,一个不会用中文写作的中文系讲座教授是很难获得社会人士接受的,尤其是一个华裔教授担此重任。[16]

何教授出身大马华侨家庭,自道“原是英文教育出身的华裔物理学家,中文程度仅相当于在高中一年级时英国主办的会考中获得优异成绩”。事实上,何先生用功勤勉,“能用三种语言写作”[17],是华裔学者中具有世界眼光和相当声誉的博雅之士。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何先生兼具徜徉于社会事务与打理行政的能力。不过,确确实实,仅就上列二公对话的“微言大义”而言,好像何先生的读解远未触及和风堂主的心思。

那么,柳先生的心思是什么呢?它寄托着柳先生怎样的愿景?其所为何来,又欲将何往?这便不能不说到海外汉学研究和华裔汉学家们,与更为深广的“语文作育”的问题了。晚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与西方殖民进程相伴,对于亚非世界的研究逐渐进入西方学术建制,成为大学中的专门性学问。关于中国古典和现代中国的研究,其中之一也。要研究,便需要资料,于是田野调查和文献翻译双管齐下,传教士与专门家联袂而来。在此过程中,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在彼攻读学位的华裔学生的学位论文,仅就资料而言,便贡献甚巨。1949年大陆易帜之后,与“二战”前大批德国犹太裔科学家齐齐入关相似,成千上万高精层次华裔学人被迫去国,涌入北美等西方国家,其中便包括了像胡适之、赵元任、萧公权和杨联陞诸前辈。楚才晋用自不待言,将才兵用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操用流利或者磕巴的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更是一下子极大充实了彼土汉学“研究队伍”。和风堂主本人关于道家哲学的那部名著,便是当年获颁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对于在此领域“提高西方所谓汉学的水平”,其价值不言而喻。中文世界在此领域“学术水平”的提高倘欲得其沾溉,反倒需要转译成中文之后,庶几乎才有可能。——朋友,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它们如山似水,隔山隔水便隔世嘛!有人谓陈荣捷先生一生以在海外传播儒学为己任,事隔经年,如今说得刻薄一点,倒不如说他老人家为狄百瑞、墨子刻做了一辈子资料员更为贴切。话说回头,今日回视,真要感谢地球上还有这一方园地,接纳、善待了他们,为我华族保留了这些读书种子,使他们幸免戮身戮心的命运,偷安一方,用功耕耘。其中少数翘楚,日后得以汉语著述反馈母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事情总有正反合,古人不予欺也。

本来,不同文明间各种元素的转译和借鉴是常有的事,也是自古以来人文互动的常态,目的不外是经此过程,增大本文明的含量,改善眼前的自家生活。就此而言,华裔汉学家们以英语著述,其用在于增大了英语世界的文明含量,助力于改善彼土彼水的人世生活。时下理工类学者津津乐道在《自然》或者《科学》上发文,学术行政主管部门也施行重奖,其实结果和道理一本于此。说句重话,这首先不过是用自己的经费为英文世界的科技添砖加瓦罢了。就像哈耶克以英文著述,接续了英格兰启蒙学派的自由主义学思,截短取长,从而首先是使英语文明传统中的自由主义学思更益恢弘。晚年哈老之所以不惮烦琐,将自己的作品再译为德文,正是基于同一种理路,而采取一种反向思维。道理很简单,而事情很复杂的是,西方已有的学思,譬如启蒙以来的民主法治理念,并非等于译为汉语,刊布中华,中国思想中于是便有了此种此等理念。相反,非得要中国人积数代人之功,由研习西学,观其事,通其理,得其心,明其世,再广采博纳,转以汉语著述,而且是几代人的浩繁、精微与系统著述,方能将其消化、“吞噬”下去,从而转化为汉语学思,并经由教育的浸淫传布,进而经由中国人自己的人世砥砺,有所增益和创发,赋予中国语境的验证与解说,然后才能说这是汉语学术与中国思想。当年歌德说“一种语言之力量,不在于能把外来元素排拒,而在乎能吞噬之”[18],便是这个道理。假以时日,慢慢就会从真真假假的“这话汉语怎么说来着”,过渡到一切意义世界都有或者多有汉语对应词汇。但看今日宪政、民主早成汉语常用词,其背后的意义世界同样早成中国思想要素,便尽皆豁然。也就因此,今日一再重温西方近世启蒙以还的现代理念,其实是建设现代汉语学术与中国思想的必需,而这一过程尚未结束。[19]也正是在此,人文学术不同于科技之务必趋新,捣鼓后现代的,并非一定“站在思想的前沿”。

接上述华裔汉学家的话题。作为回报,他们实现或者部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拥有了一方安顿身家之地,满足了俗世的衣食水准,尽管午夜梦回,可能冷不丁一缕幽思袭上心头,顿生今夕何夕之慨,心意阑珊随流水。真所谓“今夜梦中无觅处,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倘非如此,心如枯槁,就人文学者而言,他们可能也做不出这番学术成就的。如果说学术是普世的,造福全体人类,因此他们其实是在为全体人类服务,那在下便也就没得话说,犹譬近年有几位年过八十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归国任教,谓之“报效祖国”,我认为也能讲得通,因为报效祖国不分年龄先后,并没有哪一条规定说非要青壮年才有资格为祖国服务。“遥体人情,悬想时势”[20],大致了解百年中国历史和他们身世的人,都不难理解他们的心意是赤诚而炽烈的,其程度与其对于自家利益的最大化考量恰成正比。毕竟,中国是一个尊老的社会,也是一个崇洋的社会,更是一个畏势的社会。老而洋,名且势,这样的寿星最值钱,也不缺钱。不像人家西洋,号称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耄耋寿星往养老院一丢了事,太没素质。可是,正如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下“报效祖国”听起来总是有点怪怪的,将学术的特定人文类型谱系和服务于特定时空的人民这一明摆着的事实,简单地用“普世”等等话语一笔勾销,总还是稍嫌武断和做作。

大凡一种文明,尤其是成熟的文明,总有自己的一套表意系统,尤其是学术和思想,非得凝练、紬绎为表诸具体语言的话语体系不可。这一套话语体系,是此种文明学术、思想乃至于审美情操的物质外壳,在框含和承载着这一切的同时,担负着发育、涵养新的学思和意义的重任,规制着此种文明的运思方式,表述着此种文明的天人观念。越是成熟的文明,这一套表意系统便越是发达而宏富,举凡科学、人文、艺术和宗教等各种领域,均提炼、型塑出了足以表达丰富、曲折、深邃而博大意义的成体系性的话语。——没有莎士比亚们和牛顿们,哪有今天的英语意义世界。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当一个文明的含量和品质丰富、深邃和宏博至如此地步,才会产生相应的话语体系。因此,“语文作育”,即运用此种语言思考、创作和交往,便是在提炼、紬绎、涵育和拓展民族生活的意义空间,充实特定文明实体的精神含量,提澌其品质,开阔其境界与格局。转用前述“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一陈述,不妨说语文作育是民族文明存续的前提。道理很简单,如果汉语既亡,虽汉籍早已译为英文,亦不能谓中国文明俱存,正如今人破译了玛雅文字,却只能说这是玛雅文明的遗迹一样。就此而言,它实在事关社会、人民和国族的身心塑造,维系着整个文明共同体的消长存亡。人分南北,地有东西,因此,它首先服务于并只服务于特定的人民,其次才有可能嘉惠全体人类。也就因此,锤炼、作育和丰富这一套表意系统,就是在维续、推展和弘扬这一文明本身,而为自家生活找寻改善之道,从而也就是以地方性知识提供和分享普世性的生存智慧。反过来说,弱化、放弃此种语言的言说,甚至于将母语自我次殖民地化,则语言不存,斯文断绝,等于是文化自杀,其身尚在,而其人实已息矣。明儒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别,用在此处,亦称恰切。至于高举义旗,以文明忠诚不敌公民选择设论,则又另当别论了。

当一种文明处于弱势低潮之际,置此文明中人,常常会相率蜂拥扑向正处强势高潮之际文明的语言,模仿唯恐人后,学说争相趋前。所以特定历史时段内法语或者英语说得好便代表了优雅和高贵,自朝廷而士戍,一体咸认,便怪而不怪。[21]当此危局,唯有少数以此文明命运托付而自觉自负之士,方会守经达权,积劳积慧,为此文明运命积攒转机。胡适之倡导白话,其用心在此。陈寅恪、钱锺书着意于以文言道新知,翻古典为今典,其志愿同样在此。其情其景,清儒凌廷堪于慨述遭逢学术之变当口清浊二流的表现时曾谓:“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也。”[22]就此刻主题而言,则其所守所待者何?贞下之起元也,文明之复兴也。其间,便包括了对于此种文明表意体系的坚守和革新,期求以我手写此语,以此语述我意,以我意传我心,以我心道我在,而于表里通达、灵肉一体的文明传统一脉延绵中,缔造惬意人世生活。

倘若虽经努力,而时运已尽,则文明衰亡,势成悲剧人物。如果一阳来复,则为文化英雄也。晚近先辈,如梁漱溟、陈寅恪、钱穆、熊十力、唐君毅一脉,如胡适之、殷海光、钱锺书诸贤,均为此英雄也。一如马丁?路德迻译经文,从此德意志获得了表述神性的话语,也就是讲述人性的心声。莱布尼茨、歌德、康德、黑格尔、席勒和格林兄弟语文作育的伟大实践,前后接续,各逞性情,为德意志文明提炼出广博宏富、精微渊厚的现代德语,而表述其深广的意义空间、磅礴的精神气象与浩瀚的美学趣味。1814年,萨维尼曾说:“一般而言,德语不是一种适合表述法律的语言,尤其不适合用来进行立法。”[23]不足百年,以萨维尼本人为旗帜的德语法学家们语言作育的实践,却创造出了以“概念的金字塔”著称的不朽的《德国民法典》,允为法典的精准语文范本。仅仅20年前,国人谓汉字不适合电脑时代,耽误了中国的现代化,现如今还有人这样想吗?“家国兴亡梦,英雄胜败心”,历史有时候真是奇妙。[24]

回到本节开头柳、何二公的对话,则和风堂主的微言大义原来在此,难怪在2006年香港的一次学术会议上,90高龄的柳先生不禁喟言21世纪汉语将会成为世界性语言。论其为判称固当,许其为愿景亦可,可这老先生的心声,总是有根据的推断,而这,确是接受“英文教育出身的华裔物理学家”难能理喻的,或者,竟不愿认同的。无家国忧思与文化积忿,虽语言相通,而意义难通,咫尺便在天涯。如此,语言却又不完全等同于意义,奈何!

是呀,要是巴比塔终于修好了,从此人类不再备受语言隔阂之苦,那该多好,虽说丰富多彩的语言是这个星球上还算让我们流连忘返的少数动人情景之一。但是,只要一日此塔不过是乌托邦的寓言,那么,就一日不可忘记“语文作育”。这也就是文化自觉,一种自爱与自助之道,而天助自助,才是生存之道。

倘若哈耶克先生在天之灵有知,我想他老人家一定首先会用德语流畅地告诉我们,他认为这同样是一种自由主义之道。

2008年2月29日初稿
3月15日改订于无斋

注释

1 该篇书评见:Henery Hazlitt,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Sep. 24, 1944),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巧8页。

2 专栏作家亨利·艾伦发表于《国际先驱论坛报》1982年12月18日的评介文章。

3 阿瑟·塞尔登在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哈耶克座谈会上的讲话,回忆的是1934年哈耶克在该学院讲课时的情景。

4 埃利克·罗斯1995年7月10日致信上述《哈耶克传》作者,回忆哈氏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的情形。

5 拉尔夫·阿拉奇1931、1932年的信,藏伦敦经济学院历史档案。

6 西奥多·杜尔明1995年8月2日致上述《哈耶克传》作者的信,回忆的是1932年哈氏在伦敦经济学院上课时的情形。以上六则材料均取自《哈耶克传》中译本,第90、132、158、336、350页,并参详第20章注释15。

7 殷海光1965年11月10日致林毓生的信,参详:《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82页。感谢何卓恩教授提醒我这则资料。

8 有关此时法语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及其在德国的风靡情形,请参详关子尹教授的论文:“莱布尼茨与现代德语之沧桑——兼论‘语文作育’与民族语言命运问题”,《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9 前揭《哈耶克传》,第100页。这里,对比一下索尔仁尼琴旅美期间坚持在家说俄语的故事,不无意义。固然,“冷战”时期的俄美关系不完全等同于“二战”之际的英德关系,但同为严酷之境则一。两位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堂屋的寄居者。一以文学为业,斯拉夫主义者,旅美时己然名满天下。一以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为业,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斗士,旅英时尚未出道。是否因此之故,而有惮与不惮使用母语之别,只能留待索隐了。

10 参详: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一一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第52、161页。

11 转引自前揭关子尹先生的论文。

12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331页。

13 前揭《哈耶克传》,第63~66页。

14 参详: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75页。

15 转引自: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第四版导言”,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63页。

16 何丙郁,《学思历程的回忆——科学、人文、李约瑟》,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第101~102页。

17 同上,第xiii、103页。

18 转引自前关子尹论文。

19 参详: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连接理论与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收见氏著《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0 引自: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1册,第166页。

21 法学家和民族主义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在184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载述,18世纪最后十年中,甚至连生活在他那个德国北部小镇的农夫的女儿们,也偏爱用法语交谈。1750年,伏尔泰到普鲁士谒见腓特烈大帝,“感到就像在法国一样,这里的人只讲我们的话,德语只是用来对士兵和对马匹说的!”传言腓特烈大帝本人就曾说:“我和我的朋辈讲法语,和我的下属讲英语,和我的马匹则讲德语。”更早一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00~1558)也曾说过:“我和我的马匹说德语,和上帝说西班牙语,和我的朋友说法语,和我的情人说意大利语。”对此情形,赫尔德在《另一种历史哲学》中曾经不无嘲讽地写道:“所有的欧洲王子早就讲法语了,而吾人不久亦讲法语。然后——啊,幸福!黄金时代重新开始。”迄至写作《致德国人》这首诗之际,赫尔德早无嘲讽的雅兴,而是改为呼号了:“讲德语,哦,你这个德国人!”而弗雷德里希·雅恩(Friedrich Jahn,1778~1852)更是公开申言,倘若准允自己的女儿去学法语,无异于逼良为娼。有关详情,参见: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53~55页,前引关子尹教授的论文。

22 “辨学”,收见氏著《校礼堂文集》,第4卷。另,国人对于西方国名的汉译,颇能反映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转型,在更大的意象上与此“兴衰”与“废待”互勘。其中详情,参阅:谢贵安,“从固守天朝立场到融人世界文明秩序——从西方汉译国名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第225页以下。

23 参详: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第67~68页。

24 1826年,威廉·洪堡特曾作《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一文,对汉语充满偏见,甚至无知。“五四”之际,愤怒的反传统者们于愤激中欲废汉字用拼音,影响所致,连军人冯玉祥也附和“欧化文字构造复杂精密,适于学术思想、著述。文艺还是应当尽量接近大众。汉字拉丁化用法简易,便于学习,对大众是最适用的文字”。凡此种种,演绎的正是语言与文明运势的关系。有关于此,分别参详: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与语言研究》,第12章,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章“国语·拼音·拉丁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冯玉祥将军的话见《大公报》1936年8月10日第4版萧乾对冯的专访,转引自: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收见《萧乾全集》,第5卷,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393页。

本文选自《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第285~304页

译者秦传安 2018-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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