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鸣》创刊初期,我就屡见芳容。因为80年代胡赵执政时期,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委都要订阅各种香港刊物,其中就是《争鸣》。“六四”以后,要看《争鸣》就不容易了,因为广东和各地都有层层关隘。偶尔收到几期,都被老中青朋友们拿去辗转传阅,一传就收不回来了,至今我连一期存货也没有。不过,近两年似有变化,北京一些朋友每期都能收到《争鸣》。今年,在有些过去思想守旧的离退休省、部级干部的书架和案头公然陈列着《争鸣》、《动向》等刊物,其中包括一位在“六四”后骂我“反动透顶”,早已同我绝交的高级干部。出版社大概不了解内地的变化,我几次要求订阅《争鸣》,都说不能保证送到,不便订阅。

我收到《争鸣》的份数远不如我发给《争鸣》的文稿多。尽管这样,我已经感到,《争鸣》办得很好。第一,是信息快而准确。我们生活在内地的人,其实孤陋寡闻,要靠《争鸣》和互联网提供信息。第二,是评论及时而新鲜、尖锐,能够给人启发和引起联想。第三,内地有一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受到锁口、封笔、剥夺著作权的特殊待遇,如果没有《争鸣》等刊物提供鸣和放的园地,那还不把人憋死了!

香港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是一国控制下的两制。象《争鸣》等以推进内地民主化为宗旨的刊物,自然会承受到外来的和内在的种种压力。《争鸣》在艰难的条件下,辛苦耕耘,能够在石头缝中长成1棵参天大树,是很不容易的,是值得我们热烈庆祝和衷心感谢的。

我也不能只是歌功颂德,还得讲一点希望和要求。

《争鸣》,顾名思义,需要组织必要的讨论和辩论,使信息和评论,既有及时性、鲜明性、尖锐性,又能做到厚重、深刻。《争鸣》以信息和时评为主,是必要的,但是否也可以发表一点带有思辩性、学理性的文章?有些长文章不便在正刊上发表,可否出一些增刊?增刊可以零售。内地有些文艺刊物常用增刊的形式发表长篇小说,这比出书,成本和售价都低得多,发行量也大。还有,适当缩小字号,也可以增加刊物的容量。我这个年近八旬的人都觉得《争鸣》、《动向》的字太大了,适当缩小字号,估计一般读者是能够接受的。

我再次提出,用我的稿费订阅一年《争鸣》、《动向》。如因官方检扣,不能按期收到,编辑部和发行部不负责任。

顺便讲一件事。香港回归两年以后,我在市场上买到一个钥匙链,金属牌子上,一面是紫荆花,一面有“圣地”二字。我曾经想把那个链子带给香港朋友,后来忘记了。“圣地”这两个字不大恰当,但它可以说明:内地人民对香港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向往的,对香港给全国的示范作用是怀有殷切期望的。但愿香港的朋友和同胞不要辜负内地人民的期望。

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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