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自由与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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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
© Ludwig von Mises
© 戴忠玉、刘亚平/译

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

18世纪末的时候,有两种占主流地位的自由观念,不过,它们都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liberty and freedom)概念大相径庭。第一种自由概念纯粹是学理性的,从来就没有运用于任何实际政治中。在这些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式的学者看来,自由当然是某种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属于所有人的东西,它是少数人的特权,多数人不能享有。因此,古希腊人所谓的民主,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并不是林肯所说的“民治的”政府,而只是一种寡头政治,只有完全意义上的公民(full-right citizens)才能进行统治,而群众则是meteques或奴隶。不过,就是这种公元前四世纪的有限的自由,此后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雄辩家也从未将其视之为实有其事的宪政制度,在他们的时代,这种制度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他们哀叹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回这个黄金时代。

第二种自由的概念则不是寡头政治,虽然它也是在受到文献中关于这种政体记述的鼓舞下出现的。野心勃勃的土地贵族,有时也包括城市贵族,为保护自己的特权而抵制日益强大的专制主义国王的权力。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国王们都贏得了这些冲突的胜利。只有在英格兰和荷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打败了国王。但他们所赢得的并不是自由,而仅仅是精英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

那个时代的人一直没有通过法律解决诸如农奴制和奴隶制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把对自由的赞美说成是伪善,他们面临很多难题,不知道如何妥善地解决。传统的生产体系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完全无法负担这么多人的需求。这些多余人口就沦为饥民、乞丐。他们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之维系构成了威胁,而很长时期内,没有人能想到,会有另外一种秩序,另一种事态,它可以养活所有这些不幸地陷人贫困的人。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予他们以充分的公民权利,更不要说使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统治者所知晓的惟一的权宜之计就是诉诸暴力让他们安静下来。

前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有局限性的。其历史基础是军事征服。获胜的国王们把土地分赐给属下的骑士,这些贵族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领主,他们并不依赖市场上的买卖活动来维持生产活动。相反,他们自己就是手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当时的手工业都通过行会组织在某种社团结构中。这种体制是压制创新活动的,它禁止偏离传统的制造工艺。农业或手工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尔萨斯的话说,很多人无奈地发现,“大自然已不能慷慨地令他容身”,“大自然似乎要他滚开”[1]。而这些穷人为了生存,又生出越来越多的孩子,结果,贫穷无助者令人绝望地越来越多。

然而,这时候,资本主义出现了。一般人都注意到了机器生产取代更原始、效率更低的手工作坊带来的激烈的变革。这是很肤浅的看法。资本主义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全新的市场营销原则(prmciple of marketing)。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大规模生产,相反,大规模生产只是在满足大众的需求。过去的手工业生产只能迎合人数有限的富人的需求,而工厂则能为更多人生产廉价物品。早期工厂生产的产品都是设计用以服务于普通大众的,当然,在工厂中工作的也正是这些人。他们或直接地供应商品为自己服务,或间接地通过出口,从而为他们自己提供食品和原材料。这种市场营销原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标志,当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员工自己就消费了他们生产的绝大部分消费品。他们是至高无上的消费者,他们“总是对的”。他们购买或是拒绝购买,将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何种品质。谁生产的商品最最适合于自己,他们就购买谁的产品,这些企业就获得利润进而扩展事业,另一些企业则可能会亏损、关张。由此,他们就不断地把生产要素转移到那些最完美地满足了他们需求的商人手中。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就具有了社会的功能。由此看来,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只不过是消费者的受托人而已,而且对这些消费者的要求,谁也不敢说三道四。要想致富,就必须充分地节省和积累资本。为了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投资,并获得回报,就必须尽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市场过程每天都在重复进行投票活动,那些不能按照公众发出的信号来使用其财产的人,不可避免地就会被这个过程赶出挣钱人的行列。那些仅仅由于为大众服务、因而变得规模大起来的企业,却成了当代政府和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最憎恨的目标。那些只满足少数人奢华需求的工厂,规模不可能做大。19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缺点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工人才是工业生产主要的消费者。在他们看来,工薪阶层只能从寄生的上层社会捡点残羹冷炙,他们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工厂损害了大量手工工人。如果他们稍为留意一下统计数字,他们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大错特错了。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平均寿命延长了,人口增长了,平民百姓也能享受到甚至过去的富人都不能想象的便利与舒适。

不过,大众的这种空前的富裕,并不仅仅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是,把经济的控制权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转移给所有人。平民百姓不再是只配干苦力,吃点富人掉下的面包渣,就可以满足。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第三个等级贱民阶层——奴隶、农奴——消失了,教士或学者以及16到19世纪的不列颠法律都视其为可怜贫穷者。而他们的子孙,在新的商业形态下,不仅是拥有人身自由的工人,更是消费者。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生意对市场的依赖。做生意,头等重要的,除了市场还是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座右铭。而市场就意味着掏钱者即买家即消费者。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财富的惟一途径就是,比其他人以更低廉的价格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

在某家商店或某个工厂,所有者就是老板,或者在公司里代表股东的董事长是老板。但这种老板身份只是表面上的,是有条件的,他必须服从于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地位。消费者才是王者,是真正的老板,而生产者,如果不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就什么也都不是。

正是这一伟大的经济转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很快就把政治权力从有特权的少数人手里转移到了人民手中。随着工业革命进程,成人都获得了公民权利。平民百姓在市场过程中拥有选择企业和资本家的力量,在政治领域,他们也获得了类似的实力。他们成为了选民。

市场就是民主,每一便士都获得了投票的权利,这一点已为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我想,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可能是晚年的弗兰克·费特(Frank A. Fetter)。其实,可以更准确地说,民治的代议制政府实际上就是试图运用市场模式来安排宪政事务,不过,这种设计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在政治领域,经常是多数人的意志占了统治地位,少数人就只有服从。当然,假如他们在数量上不是很少以至于被忽略不计,他们的意愿会被多数考虑。然而,服装工业不仅为体态正常的人生产服装,也为胖子生产服装,出版业既为大众出版西部故事或侦探小说,也为鉴赏品味较高的人出书。第二点重要区别是,在政治领域,某个人或是某个小团体,不能违背多数人的意志,而在学术领域,拥有私有财产者却是有可能叛逆一回的。叛逆者当然要为自己的独立性付出代价,在这一领域里,如果不承担牺牲,恐怕也就得不到奖赏。但如果某人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他就可以自由地背离占统治地位的新旧正统教条。在全权计划体制下,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叔本华(Schopenauer)、凡勃伦(Veblen)或弗洛伊德(Freud)等等异端会是怎么样?还有莫奈(Monet)、库尔贝(Courbet)、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里尔克(Rilke)、卡夫卡(Kafka)等等能生存吗?古今中外,每种新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的探索者之所以能得以涌现,就是因为私有财产能够使其对多数认同的方式的蔑视成为可能。大量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惟有在经济上充分地独立,才能公然蔑视政府而挑战多数人的意见。在自由经济条件下,他们会发现,公众中就有人准备资助和支持他们。你能想象没有了工厂主恩格斯,马克思会是什么样吗?

左翼人士对资本主义经济方面的批评总体上看之所以是无的放矢,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地位。他们只看到了各种各样企业和计划中的层级性组织,却没有认识到利润制度会迫使企业为消费者服务。在跟员工们打交道的时候,工会总是说,正是怨恨和贪欲才阻止他们所说的管理阶层给他们涨工资。他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工厂大门以外的广阔世界的现实。他们及其理论代言人大谈什么经济权力的集中,却没有认识到,经济权力最终是掌握在掏钱买东西的公众手里的,而工人自己本来就是这一数量巨大的多数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市场,从工业界的君主和领主之类不恰当的比喻性说法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很迟钝,看不到君主或领主与市场中的“巧克力大王”之间的不同,前者必须有一位更有实力的征服者,才可以把他赶走,而后者只要消费者宁愿去买另一位供应商的东西,就立刻丧失其王国。这种曲解可以说是激进左翼人士鼓吹计划的根本原因。假如某位激进左翼领袖也靠卖热狗讨生活,那他一定会理解,消费者才是至高无上的。当然,他们是职业革命家,他们惟一的工作就是煽风点火搞内战。某个俄国革命领袖的理想是按照邮局的模式创建某种国家生产体系,它可以不依赖消费者,因为它的赤字可以通过强制征税来弥补。他说,“整个社会就变成一个办公室和一家大工厂。”[2]他也注意到,如果世界上仅有邮局和工厂幸存,其性质将彻底改变,人民再也不可能在不同企业提供的种类繁多的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选择了。他的盲目性使他认识不到市场和消费者在资本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当然也就认识不到自由与奴役的区别。因为在他眼里,工人仅仅只是工人,而非同时也是消费者;他相信,他们在资本主义下就己经是奴隶,那么,在对所有工厂和商店实现国有化后,他们的地位就不会有什么变化。全权计划体制用一个独裁者或一个独裁者委员取代了消费者的主权。随着公民在经济上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丧失,他们必将失去政治上的主权地位。惟一的生产计划会剥夺针对不同消费者的多样的生产计划,相应地,在政体上,必然是一党原则,剥夺公民计划公共事务的任何机会。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如果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牌子的罐头食品或香皂,他也就失去了在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方案间进行选择及选举执政者的可能。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成了某个至高无上的社会工程师手里的一件工具。甚至他生育后代的自由也将被优生学所消灭。当然了,这些左翼领袖们偶尔也向我们保证说,独裁暴政只将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政治向未来太平盛世转轨的过程中,到了那个时候,每个人的需求和愿望都将得到极大的满足。[3]英国新剑桥学派很有名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女士曾经很仁慈地向我们发誓,只要那个理想政权“非常稳固不再受到批判,那时,甚至连独立的交响乐团”都将被允许继续活动。[4]因此,对不同政见者的清算,是把我们带往所谓自由的完美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另一位有名的英国人克罗瑟先生(J. G. Crowther)在赞扬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有益于科学发展,因为它保护了新兴阶级”时想的是什么。[5]一切的一切就都明白了,只有当所有人都懦弱地屈从于独裁者,国家才会停止对于不同政见者的清算。卡里古拉(CaliguIa)、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罗伯斯庇尔之类的人物,绝对都会赞成这种解决方案。

这些左翼学者发动了一场语义学革命,把常用词汇的含义彻底翻转为它的反义词。在乔治·奥威尔所说的他们的“官方宣传语言”词汇表中,只有一个词,那就是“一党原则”(the one-party)。现在语源学上的党就起源于作为名词的“部分”孤零零部分(The brotherless part)跟其反义词“整体”已不再有什么区别了;部分就等于整体。一个孤零零的党已不是一个政党,一党制实际上根本就是无党制(a no-party principle),它意味着对一切反对派的镇压。自由就是指在同意或不同意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而在官方宣传语言中,它却意味着无条件地同意的义务,而严禁不同意。政治词汇的传统含义的这种颠倒,不仅仅是俄罗斯人、法西斯和纳粹门徒语言上的怪癖。废除了私有财产的社会秩序必然剥夺消费者自治和自主独立的权利,从而每个人都得服从中央计划当局的独裁专断的判断,而如果这个当局不掩饰其主要特征,就难以获得群众的支持。如果左翼学者公开对选民说,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给他们套上枷锁,恐怕就不会有人支持他们。所以为了深藏不露的目的,他们不得不费尽唇舌,肆意曲解自由一词的传统含义。

而这些大阴谋的局内人之间进行的深奥的谈论却截然不同。在这些讨论中,那些发起者们并不掩饰他们关于自由的意图。在他们看来,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由当然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推销他们的纲领的条件。然而,一旦新社会取得胜利,就没有任何必要实行思想自由,个人之间也不得再有任何结社行为。太平盛世已经到来,人类已经臻于完美状态,则任何变化都是对这种完美状态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容忍异端才是精神失常了呢。

俄国革命者曾说,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偏见。一般人并没有什么思想,他也不会写书,也不想当异端,更不会发明什么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只想着享受生活,所以,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并不关心,只有这些知识分子本身才是靠专业当异端和发明创新来讨生活的。

这可以说是对平民百姓能想得出来的最无礼的蔑视,根本就不值一驳。问题并不在于一般人是否会运用思想、言论和写作的自由,问题在于,哪怕是行动最迟缓的墨守成规者,是否能从比他拥有更高智力和意志力的人之运用自由中受益。普通人也许的确不关心甚至耻于与比自己出色的人打交道,但他也乐意享用那些发明创造的成果之好处。他并不理解这一切,他看不出这些东西有什么好。但这些思想和理论一旦为有进取精神的商人应用来满足他潜藏的愿望,他会马上接受这新产品。毫无疑问,普通人正是所有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主要受益者。

确实,以普通人的智力才干,可能的确没有机会爬到大企业首脑的位置上,但是,市场却把经济事务中最至高无上的地位安排给他,正是这种局面激励那些技术专家和制度创新者最充分地利用科学研究成果。而有些人却不准知识分子的视野扩展到工厂的内部组织范围之外,并且认识不到是什么东西在推进商人有所作为,惟有这些人注意不到这一事实。

那些仰慕俄国制度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说,自由并不是最高的善,如果它意味着贫穷,就“不值得拥有”。在他们看来,为了替群众谋取财富而牺牲自由是完全正当的。除了一些不愿意遵守党的路线的顽固的利己主义者外,全体俄罗斯人民都十分幸福。然而,我们却不能肯定,死于饥荒的几百万乌克兰农民,被关在劳动集中营中的人,那些被清洗的理论领袖是否跟俄罗斯人一样幸福。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这一事实.西方自由国家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共产主义东方的生活水平。如果放弃自由原本是为了实现繁荣,那么,俄罗斯人显然做了亏本买卖,他们失去了自由,也没有获得繁荣。

浪漫的哲学家们有一种幻想,以为历史的早期,个人是自由的,而历史进化的过程则剥夺了个人原初的自由。卢梭就曾经说过,人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由的,是社会把他变成奴隶。实际上,原始人是任凭强者摆布的,这些强壮的家伙会抢夺他可怜的赖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自由根本就免谈。自由的概念向来所指的乃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上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个人绝对地独立于世,根本就是虚幻的概念。生活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得指望他人为他提供福利,反过来,他也必须为他人提供福利。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互相交换服务。假如个人有机会进行选择,那他就是自由的,而如果他处于暴力或暴力胁迫下而只能屈从于某一个交换条件,不管他们的感觉如何,他们都失去了自由。这种奴役状态绝对是一种不自由,因为,这是主人给他指派任务,并决定在他完成任务后,只能接受什么回报。

说到镇压与强迫的社会组织即政府,跟自由根本就沾不上边。政府从本质上是对自由的否定。为了使所有人都遵守政府的命令,它必然依靠暴力或暴力胁迫,它才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的命令呢。一旦政府的权限扩张,那就只有强迫威压,而没有自由了。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制度,是确保社会协作体系平稳运转、免受境内外歹徒暴力行为破坏的手段。政府并非如某些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种必要的恶(a necessary evil)。它不是什么恶,只是一个工具,惟有它能使爱好和平的人们得以共存。但它仍是自由的对立面。它在殴打人,在监禁人,在吊死人。政府不管干什么,最终都得靠全副武装的军警撑腰。如果政府想建立学校或医院,它就要征税,就要强迫公民们来买单。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一事实,即如果没有政府机构的暴力行为的控制,自然的人既不会有文明,也不会有和平,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府称之为最有益的人间组织机构。不过,事实却是,政府仍意味着镇制而非自由。自由只存在于政府没有干预到的范围内。自由向来就是免于政府之干预,它是对政府干预的一种约束。自由只有在公民有机会选择按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的地方才能发育成长。公民权利的意思就是,把那些管理国家事务的人限制个人自由行动的范围限定在一个严格的界限之内。

人们组建政府的终极目的乃在于,使按劳动分工原则形成的一定的社会合作体系得以正常运转。如果人们所欲求的是社会制度,是全权计划社会,那就没有自由的容身之所。全体公民在方方面面都得屈从于政府的命令。这样的国家是全能国家,政权则是极权主义的(totahtarian)。只有政府能制定计划,并强迫所有人按这惟一的计划行动。在市场经济下,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欲整合进社会协作框架的方式和途径。一旦市场交换的范围扩展,各个部分的人就可以自发行动做出反应。这一制度下的这种状态就被称之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称之为“守夜人国家”(nightwatchman state),这里才有自由,因为个人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目的制定自己的计划。

左翼人士必须承认,在全权计划制度下不可能有自由。然而,他们不承认市场上商品与服务的交换中有什么自由,企图以此抹杀奴役性国家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区别。用全权计划制度的辩护士的话说,每一次市场交换,“都是对他人自由的一种强制”。在他们看来,人们交税与向地方官员交纳罚款之间,自己买份报纸与获准看一场电影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这里的每种情况都一样是人们屈从于支配性权力。他没有自由,因为黑尔(Hale)教授曾说过,某人是自由的,“不受妨碍地运用他的物质资料”,[6]意思就是:一位妇女织了一件羊毛衫,可能送给他丈夫作了生日礼物,这样等于就妨碍了我使用它,因此,我就是不自由的。我反对别人使用我的牙刷,所以,我就在限制别人的自由。按照这种教条,我这么做的时候,等于是在行使私人的支配权(private governing power),一种跟公共政府权力类似的权力,一种跟政府把某人投入新新(Sing Sing)监狱类似的权力。

对如此令人惊异的教条的那些解释,最后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自由。他们断言,他们所谓的经济压力,跟奴隶主施加给奴隶的压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拒斥他们所谓的私人支配权,却并不拒斥政府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他们倒要把他们所谓的限制自由之权力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中。他们攻击私人财产权制度,以及他们所说的“用来强化财产权、否定他人按自己的方式侵犯这种权利”[7]的法律。

我们之前的那一代人,所有的家庭主妇都会根据他们的妈妈留下的配方或菜谱里的配方来烧汤,今天,很多家庭主妇更喜欢买上个罐头汤,热一热,就给家里人端上来。然而,我们那些颇有学问的博士们却说了,罐头制造公司有能力限制家庭主妇的自由,因为主妇们(除了要弄清罐头里装的食品本身的价钱外),还要打听罐头盒的价格,这等于给她使用罐头食品设置了障碍。那些未能恭聆这些杰出的导师们教海的人们会说,罐装食品是由罐头工厂生产的,生产罐头食品的公司等于是消除了消费者获得和使用罐头的最大障碍,也就是说它归于不存在了。一种产品最起码的本质就是,如果它还存在着,那它就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博士们却说,他们错了。公司支配了家庭主妇,其过分集中的权力破坏了她的个人自由,因此,政府有义务防止这种野蛮的侵犯行为。在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一项研究中,这一集团的另一位成员伯勒(Berle)教授说,公司必须被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

我们的家庭主妇为什么会购买罐头食品,而不再按她妈妈或老祖母的方子自己做汤?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她认为,这种办法比起传统的方法来对她更有利。没有人强迫她。无数被叫做临时工、开发商、资本家、股票交易员的人,通过投资于罐头制造业,而满足了成百上千万主妇们潜在的愿望,还有同样成千上万家的各种各样的企业里的资本家,为消费者提供了成千上万种产品。一家企业越是较好地服务于公众,消费者受益越大,它也越会成长壮大。走进普通美国人家庭,你就会看到这种机制将如何左右那些企业的发展。

在自由的国度里,那些能比别人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的人,发起财来,挡都挡不住。他所需要的只是好点子和勤奋工作。英国一大串杰出经济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坎南(Edwin Cannan)说过,“现代文明,或者说差不多一切文明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上:那些讨市场喜欢的人自己也能过上幸福生活,而那些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人就什么也没有。”[8]在这里,谈论什么经济权力的集中化,没有任何意义。公司越大,它所服务的人就越多,它能做大,靠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越多,企业规模就越大。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权力掌握在消费者手中。

资本主义企业的每一种产品和生产方式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得不断地创新,每天都得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新、更好、更廉价的产品。任何生产活动的格局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总是有能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产品涌现出来,排挤掉现有的产品和生产方式,这是大趋势。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上层是不断流动的。有些人之所以能爬到企业权力顶端,就是因为他们具备提出新点子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才干。但是,企业的大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一旦它不能适时调整自己,经常进行创新,以寻求满足消费者的最新最好的方法,它也一样搞不下去。而政治家和自命不凡的改革者却只看到了企业静态的结构。他们自认为很聪明,可以从商人手里夺取工厂的控制权,并可以按照已有的套路管理这些企业。那些将成为未来企业大亨的雄心勃勃的暴发户,正在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业准备计划,然而他们所能想出的,只能是重蹈覆辙而已。还没听说有哪个官僚机构搞出了产业革新并将其付诸实施的。如果你不想陷人停滞,就得让那些现在根本就不知名的人物自由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人类向前,使我们的环境越来越让人满意。而这正是国家的经济组织力所不能及的。

物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并不会限制任何人选择他们最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的自由,相反,它令普通人处于购买者的位置,从而赋予了他们在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能刺激一个国家中最有进取精神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所有人服务。

然而,谁也不能穷尽资本主义给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带来的深刻的变化,我们仅仅提到了普通人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及作为选民在国家事务中享有的主权地位,和他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某些结果并非不重要,即资本主义也使他通过储蓄、积累资本并进行投资成为可能。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所有者和穷人之间在社会地位和身份上所形成的鸿沟正在缩小。旧时,熟练工人的报酬非常低,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闲钱,即使他能攒点钱,也只能是在枕头底下藏几枚硬币而已。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攒下钱,并且可以通过一些机构对企业进行投资。美国企业中有相当数量的资本是雇员的投资。由于拥有储蓄存款,购买保险、债券或股票,工薪阶层也能获得利息和分红。普通人也对企业经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们不再仅仅是消费者和雇员,也是投资者了。这样一种大趋势,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消除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与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之间的鸿沟。当然,这种趋势只有在市场经济没有受到所谓的社会政策破坏的地方才能看到。福利国家搞的那一套宽松货币、信用扩张、公开的通货膨胀措施,使国家的法定货币单位的支付能力不断下降。那些以普通人保护者自命的人仍然相信这样一种陈腐观念:一种政策如果牺牲债权人,保护债务人,那么,大部分人民就能得到最大利益。他们始终没有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这也表现在,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自以为要帮助保护的人,也有可能是债权人,他们完全可能是储户,是保单和债券的持有人。

西方社会哲学的最具特色的原则就是个人主义。它旨在创造一个空间,个人可在其中自由地思想、选择和行动,不受强制和压迫性的社会组织——国家干预之拘束。西方文明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成就都是此一自由观念的产物。

这种观念与个人主义的政策及其在经济领域的运用——资本主义毋须任何辩护式宣传,已取得的成就会说明一切。

除此而外,资本主义和私人财产权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其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正是由于这种效率,资本主义才能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并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由此,群众的富裕程度不断提高,从而创造了一种社会环境,那些具有异乎寻常天赋的个人,才得以把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社会。惟有私人财产权的社会制度和政府才能够鼓励引导那些天才人物创造出自己的文化。

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造出了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快的汽车,房间里有中央供暖设备、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等,有人对此却嗤之以鼻,说人类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这种说法纯属无聊。人类当然有更高尚的追求,但是这种更高尚的追求却不应该出自于任何外部的强制,而需要个人自己的决心和努力。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责备,毋宁说暴露出一种粗糙的、物质主义的观念,它以为道德与精神文化可以由政府或通过组织生产活动创建出来。这些外部的组织机构在这方面所能做的,只能是创造出一种环境,从而使个人可以自由地耕耘出自己的精神世界。群众喜欢看拳击比赛而不是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喜欢听爵士乐而非贝多芬的交响乐,喜欢读笑话而非诗歌,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罪过。然而,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优雅的东西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处在这样的时代,资本主义给很多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努力追求这些高雅的东西。

不管从哪一角度观察资本主义,都没有理由为所谓美好的旧时代的流逝而伤感,更没有理由证明,我们应该向往极权主义乌托邦。

今晚,我们恭逢朝圣山学社第九届会议开幕式,会上我们可能将发表不同于流俗和政府的见解,让我们记住,这样的会议惟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召开,而自由正是西方文明最值得珍爱的标志。我们希望这种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将永不会丧失。

注释

1 参见Thomas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2nd ed. (London, 1803) p.531.

2 参见V. I.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lntemational Publishers, s. d.), p. 84.

3 参见Karl Marx. Sur Kritik des`Sozialdemoskratischen Programms von Gotha, ed. Kreibich (Reichenberg, 1920), p.23.

4 参见Joan Robinson, Private Enterprise and Public Control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Citzenship by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Ltd., s. d.), pp. 13-14.

5 参见J. G. Crowther, Socoial Relations of Science (London, 1941), p. 333.

6 参见Robert L. Hale, Fredom Through Law, Public Control of Private Governing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2), pp. 4 ff.

7 参见Robert L. Hale, Fredom Through Law, Public Control of Private Governing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2), p.5.

8 参见Edwin Cannan, An Economist’s Protest (Lonon, 1928), pp. VI ff.

本文是作者1958年在朝圣山学社(the Mont Pelenin Society)第九届会议期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选自米塞斯著《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一书。

译者秦传安 201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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