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特·格拉斯／文
Günter Grass
© 江澜／译
Günter Grass (1927-2015)
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我写一首关于纽扣丢失的诗，那么除了许多私人的尴尬的原因，还将不可避免地说出导致纽扣丢失的政治原因。换言之，政治是现实的一部分，文学——历来都在搜寻现实——将不可能忽略或排斥政治。
我觉得，文学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体：我写作的语言患了政治病；我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读者，跟我这位作者一样，都带有政治的烙印：寻找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将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因为甚至月亮的比喻也已突然变得阴森可怕。
为了强调文学受政治的制约，人们鼓励作家，作家也鼓励自己 “参与政治”。
于是，每当发生不公正的事情——不公正的事情是天天发生的——他们就开始在宣言和抗议书上签下鼎鼎大名。道义被大甩卖。可疑的虚构试图诱发人们相信：由于文学的人道主义格言，暴政也会恢复健康。
文学没有理由把自己凌驾于政治及其罪行之上。文学参与了政治。
同样，自从十八世纪以来，欧洲文学就有益地参与了政治的启蒙与启蒙的政治，这个传统从狄德罗和莱辛流传至今，我也受这个传统的制约。
我觉得，作家的政治活动首先就是获取政治知识。因为，如果一个作家当真愿意实行他宣告的“参与政治”的权利，那么他就应该知道，日常的政治生活要求他除了具备扎实的知识以外，还必须能比对手坚持得更久。
将近十年来，我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投入到琐碎的政治事务中。我没有能力阻止战争。电视里从来不可能看到我在街垒上号召革命，并对此加以评论。但是，我毕竟在我们国家帮助遏制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巩固议会民主。
我的参与具有党派性，我支持社会民主党人；从事政治活动就意味着站在某个党派一边。凌驾于党派之上的作家，充其量属于那些清高地把社会主义奉为新经院哲学的左派精英。
此外，我认为，按照政治上的左右派模式来划分作家是荒唐的；无论是过去的托马斯·曼，还是现在的索尔·贝娄，两位作家都善于交替使用不同的目光，有时持保守派的怀疑，从他们丰满的面颊上看出对进步的笃信，有时用启蒙的锐利，戳穿非理性主义制造的神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从作家的日常生活出发告诉各位，作家身为公民，必不可免地在他的国家经常参与政治，下面，我将试图对“文学与政治”这个题目谈几点看法，尽管这些论点由我自己提出，并首先引起我的反驳。
我们的题目“文学与政治”看来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题目。许多年来，在德国——正如我注意到的，就在我们国内——各种学术会议、夜间节目以及业余大学的课堂上都在讨论它。
最近，托洛茨基又成为了时尚，人们为讨论的对象拟定了更有力的题目：“文学与革命”。不过，既然没有发生负有重大使命的革命，而我们又把自己视为是后革命的，那么，请允许我不把政治理解为一连串轰轰烈烈的、彻底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而理解为蜗牛般缓慢的东西：进步与速度无关。
我的孩子们常常问我，我与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们纠缠不休地提问，我为难而笨拙地回答。在这里，为了简短起见，我竭力把本来是无穷无尽的问答游戏归纳为十点：
一、如果我试图向我的孩子们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区别，那么我就说：当我在家里的时候，通常都在从事文学创作；一旦我出了家门，那么就涉及政治。坐着写作，站着演讲。为了反驳自己，最近，我也站在讲台旁写作。
二、如果我的孩子们不停地问，那么我就说：当前文学靠过去生存；而政治意在未来，但如今往往因过去而失败。
三、我的孩子们问个不停，我便声称：政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想获得自己知道的东西；文学想知道自己还不知道的东西。
四、我的孩子们问道德何在。我回答说：文学遵循美学规律；政治遵循权力法则；尽管如此，文学家和政治家都喜欢宣称他们仅仅或者首先遵循道德法则。此外，我们还知道：作家的道德是美学方面的；政治家的道德在于权力的行使。不要相信勤做礼拜的人！无论美学还是权力，都不是生来就是恶的。
五、我的儿子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不为革命而斗争。我承认，推行改革更让人疲惫不堪，并且说：革命这个词语曾经常被放到同一张书桌上，后来——在革命结束之后——这些书桌被贴上了封条：作家喜欢低估他们虚构的作品对现实的渴求。
六、我的孩子们提出质疑。他们说：你反正什么都不相信。我承认自己在生活中没有信仰，并且说：一旦把信仰摆在理性前面，政治和文学就开始遭到破坏，譬如，信仰某个唯一的神，信仰德国，信仰真正的社会主义。——亲爱的孩子们，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信仰怀疑。
七、我的孩子们还想对理性与怀疑知道得更多一些。理性有启蒙作用。一旦理性发挥启蒙作用，文学与政治就会相遇；当然，政治也想发挥启蒙作用，它努力使人相信，而文学则通过怀疑来启蒙。——政治产生于妥协，我们由于政治妥协而生存；妥协则毁坏文学。所以，把中期财政计划或者曼斯霍尔特计划写成无韵的诗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同样，想通过民主表决获得多数的方式对一部悲剧的编排做出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政治需要议会的监督；文学首先要对自己负责。
八、于是，我的孩子们说，文学与政治互不相关。我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与文学各说各的；只有它们的共鸣把它们糅合在一起，那便是：文化政策。
九、但是，你的确与政治家结成朋友，儿子们嚷道。作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有赖于不信任。一方认为另一方太片面，而另一方又认为这一方太片面。然而，他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文学和政治能够改变社会，药丸将更加强烈地改变社会，尤其是，药丸将改变政治，并且也改变文学。
十、最后，我的孩子们想知道，我当作家已可以挣足够的钱，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关注政治。我的回答带有市民的自私自利：这样我才允许继续写我不得不写的东西。
本文选自君特·格拉斯著《与乌托邦赛跑》。
译者秦传安 2018-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