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镇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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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球迷过去是“足球流氓”的始祖与代名词，就算英格兰队从1966年赢得世界杯（唯一一座大赛奖杯）后，就再也没拿过冠军头衔，但英格兰流氓的横行霸道却是越发张狂，全世界闹事、破坏、斗殴的彪炳战功，也为失控的足球文化赢得了“英国病”（English Disease）的特殊称号。
但英格兰的足球流氓从何而来？所谓的“英国病”只有英格兰才被诅咒吗？
▎足球流氓的老祖宗：乡里“钉勾枝”
作为现代足球发源的英国，在中古世纪就已发展出类足球运动。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农村地区，“足球”是一种地方的季节性仪式，乡间邻里通常会在“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过去复活节40天斋戒的前一天，如今已成为各国狂欢、或疯狂食用松饼的庆祝节日）或其他基督教圣节里群聚，并屠宰牲畜，摘下其膀胱充气为“皮球”（一说为人头……但那可能是更古老而不可考的年代），村民们在一路踢着追着这颗“球”，直到指定的目的地（“得分！”）。
这时期的足球比赛毫无规则且满是暴力，因为在庆祝宗教节日的目的之外，中世纪的足球赛往往也成为年轻乡勇“钉勾枝”的机会，各种土地纠纷、人情宿怨，也都能趁着足球赛一并“处理”。之后随着这种运动仪式的习俗化，各地的参与也就越来越普及，每场“球赛”往往能聚集数百名乡民参与，甚至演变成定期的邻里械斗——这也就是“足球流氓”在英格兰的开端。
这种“乡民足球”（Folk football）从12世纪之后流行于英格兰，但随着时代演变与人口增加，乡民足球的暴力特性也就越来越强，各种伴随着球赛兴起的烧杀掳掠，也开始引发都市商人的不满。像在1314年时，当时的伦敦市长法登（Nicolas Farndon）就在市场商人的要求下，发布了史上第一笔“足球禁赛令”，以足球影响生意与造成破坏为由，禁止“足球群众进入伦敦”。
但伦敦市长的禁令显然扑灭不了英格兰对足球与械斗的热情。到了19世纪，乡民足球已成为了动辄4、5百人的大型斗殴派对，狂热的暴力祭典，更让邻近的欧陆各国大感惊恐，在1829年时，一名法国访客在亲眼见证了德比郡的“乡民足球赛”之后，半是惊愕半是疑惑地问到：“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足球’，那他们的‘斗殴’还能是什么？”
▎绅士与暴力电视机
乡民足球的流行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相关当局对于这种周期性的暴力械斗以及其牵扯出的掠夺、粮食暴动……等“不法行为”容忍度越来越低，同时工业革命的到来，也重新塑造了英格兰农村的人口结构，而进到城市里英格兰人也因此接触到了“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
在1848年一群剑桥大学的学生东拼西凑，硬是为足球这项运动凑出了一套明文“剑桥规则”（Cambridge Rules）之后，现代足球才终于随1863年英格兰足总的成立而正式诞生。当时为了“驯化”年轻学生们过剩的精力，并避免原始足球的暴力延伸“伤了贵族子弟之间的和气”，英国的公学体系也积极地参与足球的“规则化”，这不但奠定了现代足球的规则基础，也将“维多利亚的绅士精神”融入了这时期的足球意识中。
现代足球的出现，转移了乡民足球的暴力因子：过去动辄数百的参赛者被限制为每队11人、从甲地打回乙地的无限足球也被限制在百来米的长方型球场里、乡民足球强身体魄“寻冤仇”的“解怨”功能也被仕绅们主打的“运动家精神（sportsmanship）”取代。社会文化的改变加上都市化、城市流行的推波助澜，19世纪所出现的上流足球也逐渐流入劳工社会与农村，虽然足球场边偶有群众狂欢失控、球迷入侵球场狂欢，或者是比赛结束之后的太嗨骚乱，但整体来说足球已不再如同过去一般狂野。
如此这般的健康、清新，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叶，直到另一项时代的科技发明，才又把人类给踢回暴力的深渊——那就是电视转播。
20世纪初诞生的电视，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改变人类生活型态的最重要发明之一。在二战之前，BBC 就已在1936年开始放送足球相关的比赛内容，战后更随着家庭电视的普及而出现了录播甚至直播的球赛节目。虽然足球赛的全面直播，直到70年代之后才开始普遍，但转播科技仍扭转了足球的型态：电视的转播突破了球赛的物理限制，球队与比赛本身也更藉由全国性的曝光而成为国民的讨论话题、甚至渗入流行文化；但转播中出现的不只有球员与比赛，场边吶喊、鼓噪的球迷们，他们的激情——甚至是暴力举动——也更受媒体转播的刺激而被释放。
二战之后的英国，失去了昔日帝国的霸权光环，即使经济获益于战后重建的红利，但社会却处处可见帝国崩解的阴影。在这段时间，英国劳工阶级获益于重建期的经济，可支配的收入增加，各种发自于中下阶级的次文化也蓬勃成长。这个时期的英国诞生了摇滚乐，街头上的摩斯族文化（Mods）也让工人青年的个性更显狂放；但同一时间，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势力也面临崩解，海外势力的撤退也带来一批又一批来自于南亚、非洲或加勒比海的“帝国移民”，但本土与外来文化的摩擦，却也掀起了一波波英伦的反移民浪潮，像是1958年伦敦诺丁丘的种族暴动、或是1970年代光头党流行的“暴打巴基斯坦”（Paki-bashing，指针对南亚社群的攻击事件），都是帝国崩解之后的后遗症。
这股躁动的街头情绪与张狂的时代流行，再配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足球社群、媒体转播所强调的激情与雄性文化的球迷特色，种种元素都成为鼓动球迷暴力的推手，再配上电视转播、媒体报导所铺陈的“展演舞台”，“足球流氓”于是迅速带动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以球赛或球迷背景的斗殴、闹事遂自60年代开始烧遍全英，平均每个球季都有至少25起的大规模暴乱通报。
▎流氓之路：害人也害己
在场内被对手球迷欺负？纠人打回去；在客场会遭遇没品的主队球迷？纠人打回去；在路上遇到不是本地的队伍？还是纠人打回去——足球流氓的出现就像是传染病一样地在英格兰蔓延，这样的恶性循环于是也被称为“英国病”（English Disease）。
60到80年代的“流氓全盛期”，不列颠的足球流氓也发展出了几套常用的“对决常态”。他们称呼彼此的帮派们为“Firms”（公司，更贴近情境一点的翻译或许是“黑色足球企业”），除了在场边鼓噪、酒吧砸厂之外，球场出入的联外道路也往往是足球流氓们干架、突袭对手球迷的高风险战场。
当时的球迷们也喜欢越过看台上的隔离区，冲进场内或者是敌队球迷群里挑衅。这种被称为“Taking ends”的活动，或许是抢走对手的旗帜、或者是狠揍对方赶下看台来出出风头。虽然“Taking ends”不常造成球迷伤亡，但无止尽的看台暴动，对于维持秩序的警方与期待家庭票、女性观众入场收入的球队来说，都是令人烦不胜烦的流氓现象，于是英国境内，甚至是欧洲的球场，也就陆续在看台筑起隔离墙、铁丝网来隔离球迷。
但这样的结果却造成了两次重大的球场悲剧，像是1985年的海塞尔球场惨剧中，在球场内暴乱的利物浦球迷们为了躲避警方追捕产生推挤，因而冲倒了看台上的球迷隔离墙、压死了另一头39名来自意大利的尤文图斯（Juventus）球迷。而球场的隔离铁丝网，更是让1989年希尔斯堡球场惨案中，让利浦球迷踩踏事件失控、救援与疏散也难以进行的主因之一。
英格兰的足球流氓在中世纪生根、随电视机崛起，但“英国病”对世界的暴力征服，却是在1970-80年代的事情。当时本土的足球联赛随科技进步后，频繁的电视直播而更见热闹；对外，英格兰的足球更是一度“统治”了欧洲大陆。
1976年到1983年之间，来自英格兰联赛的几支球队——利物浦、诺丁罕森林、阿斯顿维拉——接连地在欧洲冠军杯（欧冠，也就是现在的“欧洲冠军联赛”）封王，6年6冠都来自英格兰，球队在欧洲的成绩与能见度，也连带让球支持者们在欧洲“走路有风”。
但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却在70年代末期陷入萧条，失业率不仅重创了战后刚崛起的英国蓝领阶级，随后上台的撒切尔夫人与其保守政府为了重振经济，更选择一连串的私有化与去工业化政策，跟不上的转型步伐的劳工与城市，遂陷入了衰退、被淘汰甚至是消失的命运。这段时间里，工人运动与政府在街头的对抗漫长无尽，而中下阶层——特别是角色压力最沉重的年轻蓝领男性——对社会与主流价值的无力、不满与失落，也蔓入足球流氓的文化社群，让无处挥发的精力转化成斗殴的暴力血性。
英格兰的流氓球迷随着球队，一起在欧洲“东征西讨”，这些成群结队的年轻男子往往在异国街头喝得酩酊大醉，接着“据地为王”开始破坏街道、球场，对往来的路人商家、敌对球迷甚至是镇报警察大打出手。但这样的“闹事日常”却在1985年欧冠决赛中酿成了前述的海塞尔球场悲剧，在场内骚乱的英格兰人被欧洲足协认为是“害死人的凶手”，而对全英格兰的球队施以长达5年的“欧洲禁赛”，英格兰足球在欧陆赛场上的辉煌时代于是黯然而终。
足球流氓与球迷失序所能造成的破坏，自此之后开始以悲剧之姿反嗜英国社会。在海塞尔球场悲剧后的4年，利物浦球迷又发生了希尔斯堡惨剧，虽然在事后20多年的调查与究责之后，这场杀死96名球迷的踩踏意外，已被证实是球场设计不良与现场警方出入管制失误所致，但“足球流氓”在社会的刻板印象，却让当局借力使力地推卸掉了责任。
当时的撒切尔政府为了对抗工运与社会骚乱与警方的“过从甚密”，比起为“恶名昭彰”、政治传统又倾向工党的利物浦球迷讨回公道，撒切尔政府更无法接受警方的社会形象与威信受到挫败。在这样的态度之下，检警官方于是配合媒体（梅铎集团，特别是《太阳报》）“带风向”，不断释出错误的验尸与口供结果，将肇事责任与压力导向“足球流氓酗酒后推挤闹事，自己人害死自己人”的舆论结论。
接连的悲剧扭转了英格兰的球场生态，为了向球迷们表达“来看球不会害死你”的安全保证，各种球场设计与场外管制也都更趋严格：像是球场里也引进了更制度化训练的保安（Stewards）来引导并预先控看台秩序，过去分开球迷的铁丝网与隔离墙也被拆除，球场内购票采用实名会员制，原本炒热气氛、让球迷跳上跳下的看球站票也都因安全问题而被取消。
球场之外，社会对于足球暴乱的厌烦，也促使警方更为深入地取缔足球流氓。在过去，足球流氓团体的场外斗殴，通常不会招致重罪，但为了打击足球暴力英国政府也推动了反足球流氓的立法，让司法当局可以对制造骚乱的球迷施以“禁赛令”——只要有相关暴力情事，就不得于比赛日出入球场周边地区，否则就将加重判罚入监服刑。
虽然这些手段大大提升了英格兰的球场安全，足球比赛日也曾以往的肃杀“拼生死”转成了更仕绅化、温馨化的家庭娱乐场域，但足球暴力却只是转换而没能被根除，英格兰的足球流氓文化，亦顺着潮流，走入了另一阶段的发展超展开。
▎流氓与 Burberry
不过当斗殴与闹事的恶名越来越响亮的同时，英格兰的足球流氓也发展出了自己一套的“品味模式”。与大众想象中，足球流氓就是光着上身、露着毛茸茸的大肚腩的醉醺醺莽汉不同，承袭60年代街头次文化的英格兰足球流氓，反而融和了一部份的“Teddy Boys”（港译：古惑仔）特质——喜好穿着华服，极力在外表上展示自己的外在“品味”。
大部分的足球流氓其实鲜少在“车拼”的时候，穿着球队的球衣或者是代表色——因为大多数的球迷冲突都是球场外的“突袭”，穿着球衣走来走去，也太容易引起对手的注意，同时在80-90年代开始，英国警方对于足球流氓的取缔也逐渐加重，为了避免查缉，足球流氓们才发展出了“便服文化”。
各派系的“Firms”通常会选择“指定品牌”当作自己的标志服装，其中像是英国常见的Stone Island、或者是更“本土传统”的Aquascutum、或者是Burberry，都是球场附近常见的服装标志。
但对服装的品牌形象来说，被足球流氓“青睐”并不是什么太令人欢喜的消息——例如国际知名的Burberry就对于足球流氓很是头痛。与足球万人迷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一家代言关系过从甚密的Burberry，在千禧年前后曾被英格兰的足球流氓给害惨，因为太多Firms选择Burberry的产品——特别是经典格纹棒球帽以及米色的飞行外套——让这家传统老店的公众形象大受影响，其经典格纹与骑士商标，更一度与足球流氓划上等号，各地还出现了以“House of Burberry”（朴茨茅斯）、“Burberry Boys”（桑德兰）为名的流氓天团，恶名昭彰的闹事者形象，也在2003年逼得了英国全境的酒吧发起抵制运动，禁止“着Burberry品牌者入内饮酒”。
在对阶级风格颇为敏感的英国社会里，足球流氓的青睐，简直是Burberry的噩梦——因为Burberry非但没因此而在零售销量上获益，足球流氓圈里的流行反倒让大量仿冒品充斥于英国市场。“社会观感不佳”的使用者形象，更让这个创立于1856年的百年品牌，变成了“Chav”（英国人对于浮夸但又没品味的年轻人蔑称）意象的同意词，而被同行以及高阶消费者们所嘲笑、鄙弃。
在足球流氓的“压力”之下，Burberry随后展开了长期的转型期（包括停止生产那曾经“经典”的格纹棒球帽），直到近年才成功藉由低调奢华的路线，暂时甩开了“球场爱用者们”的注意力。
▎医治英国病
80年代的足球暴力让“英格兰=足球流氓”的恶名招摇至今。但二三十多年过去之后，足球界的流氓生态其实早已物换星移。
90年代开始英国警察连手足球俱乐部打击足球流氓，各种取缔、禁赛、罚款、入狱等，有效地汰换掉了80年代那帮“硬骨头”。而因应国内日趋严格的管制，足球流氓的网络虽仍存在，但为了躲避缉捕，其斗殴的方式也转而地下化，敌对的流氓团体之间会透过网络，在非比赛日的第三地“约定对决”——就像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一样。足球对于这些团体仅是号召彼此的一种社群认同，流氓间对赛事的涉入与干扰也就相应降低。
但在国内如此，出了国的这些家伙却又是另一回事。自90年代开始，以英格兰国家队为号召的足球流氓，在国际媒体跟前出丑的机会反而越来越频繁。新一批在海外闹事的流氓骨干，更多是来自于低阶联赛来的流氓团体——这些球队平时并不常有跨国或欧陆的比赛经验，同时英国警察对于低阶赛事的维安与追踪，也不如对待英超联赛一般的谨慎，因此许多漏网之鱼的草根新面孔，也就成为千禧年前后英格兰足球流氓的闹事新生代。
几个代表性的“战绩”像是：1995年2月，一批右翼倾向的英格兰足球流氓渡海遣入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爱尔兰国家队与英格兰的友谊赛，但一开赛这批英格兰流氓就先在看台上动手，“先拆座垫”在球场内砸场斗殴，最终两队的友谊只开启了27分钟就被裁判宣布“放弃比赛”。
之后在1996年于英格兰本土举办的的欧洲国家杯，或是1998年世界杯、2000年欧洲杯中，英格兰球迷们也都毫不客气地在街区闹事、酗酒、斗殴。特别在2000年荷兰举办的欧洲杯赛事里，英格兰与“宿敌”德国队好巧不巧地抽中了同一小组，而两国的足球流氓在英德之战开赛前，也在布鲁塞尔号召了近千人“全民开打”，闹得比利时鸡犬不宁，逼得主办的欧洲足协祭出了“足球流氓再闹一次，英格兰就退赛”的严正警告——但讽刺的是，闹事的德国与英格兰队之后却手牵手地小组淘汰，闹完一回的两国流氓们也只好摸摸鼻子打包回家。
为了箝制激进球迷们的闹事，英国检警也加强了取缔权限，像是在各种国际大赛开赛之前，提前提报“重点对象”、暂时没收护照以阻止他们出国捣乱。同时欧盟各国的警察也会彼此配合，例如2006年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杯，英国与波兰警方都有派遣执法人员前进德国，协助主办单位指认足球流氓，并参与镇暴球迷骚乱的清场战术。
但即便警方通力合作，2006年的世界杯却仍成为英格兰球迷砸场的舞台——毕竟在老对手的家里，不闹事对这群人来说可真说不过去。大批英格兰球迷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都与德国球迷发生街头冲突，纳粹礼、二战军歌、歧视性言论（“土耳其人都从德国滚出来！”）都让英德足协脸上无光。
不过英格兰的足球流氓如果真的那么嚣张，为何在2016年法国的欧洲杯赛场之外，又会发生如马赛骚乱——英格兰球迷接连三天被俄罗斯足球流氓围攻、狠揍——的情事呢？其实自冷战结束之后，昔日东欧的铁幕大门早已开启，但开放之后的经济自由主义浪潮，亦让各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社会失序，而重演了英格兰在1960-80年代之间，球场暴力文化的往事，像是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地，近年“建立”的足球流氓大军，声势多比英格兰的本土流氓更为庞大，结合政军黑帮的故事，往往也与当地政情盘根错节，而衍生出另一种版本的流氓故事。
只不过英格兰的流氓“传说”相对悠久，球迷醉醺醺失态的模样与英国绅士的形象反差也更大，一时之间要让“英国病”变成“俄罗斯病”、“波兰病”，就算是全球化时代，代名词形象的转换也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
译者秦传安 2018-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