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危害
自由主义仅仅在理论上战胜干预主义够不够？德索托教授在《实施自由市场改革：哈耶克的战略》一文中明确指出：“远远不够”，自由主义必须付诸社会实践，而不能停留在理论的探讨上。德索托教授认为，自由主义者需要在理论、伦理和历史三个层面采取行动。
德索托认为，理论是首要的，“任何危害社会的政策背后，都是在严格的理论层面，犯下了科学上的严重错误”，“纯理论家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所起的作用是根本性的。他的基本角色是对科学真理刨根究底，而没有什么先入之见……毫无疑问，思想塑造了世界，它们的影响最终会渗入社会各个方面，并留下印迹”。但是也有可能，“构建错误的理论，目的是为事先已经确立的某些政策讲话”，我们可以推而广之：“或者为某个政党的执政讲话”，德索托当然批评这种做法。
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不是为短期的好处或政治利益讲话的——“不能为了获得短期的好处或政治影响而做出让步”——而是探索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任何其他行动的指南，换句话说，原则提供的是目标，而政策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政策绝不能偏离目标，“我们能够，也应该设计使我们接近这些目标的政策，记住这一政策必须始终和它们保持一致”，他批评了芝加哥学派的权宜之计，如“货币量增长规则、灵活汇率、负所得税、教育券（School Vouchers）、移民改革和其他一些政策等”，因为这些政策“没有最终的明确的理论目标……只想达成政治上可接受的妥协”。
在伦理层面，德索托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可以被定义为意图让政府通过命令的方式协调文明社会，而它自己不必服从任何教义性的道德原则的经济系统”，为什么社会主义可以不必如此呢？因为已经假定，成本收益分析就够了，成本收益分析能够提供“任何决策所需的必要信息”，从而获知必要的手段，因此道德伦理是多余的。而奥地利学派，如“无知”思想，告诉我们，理性是有限的，人需要遵守传统和规则，才可能达到目的，但社会主义（以及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需要成本－收益为基础的手段。社会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是绝配。
伦理和理论不是一个层面的，德索托教授举了三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伦理方面的行动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会让奥地利学派的支持者略感吃惊，他说：“仅仅依靠奥地利学派以企业家才能理论和‘动态效率’概念为基础的市场过程的理论分析，不足以为市场经济辩护。”他的理由来自“压力集团”，“它们在时间偏好上，总是要把当前的补贴、特权和好处抓在手里，而不会去考虑他们从中得到好处的干预主义未来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也许我们据此推测德索托的想法，压力集团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围，是一个伦理问题。还有一个理由是，德索托认为是最重要的，“从战略的角度看，人类的改革行为基本上是道德方面的因素推动的，改革者往往愿意为了追求他们心目中道德上的善和正义做出重大的牺牲，而基于狭隘的效率标准，这种行为是很难得到保证的。效率标准完全是由冰冷的成本－收益分析计算构成的，何况，这种计算的基础足以值得怀疑”。人的这种超越自我的性质，还能纳入到“人的行为”框架中去吗？德索托也宁愿认为这不是经济理论的问题了。由于自由主义这些超出理论的“伦理理由”，德索托教授强调，自由主义者必须告诉他们的同胞，“市场经济不仅是更有效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是唯一符合道德要求的经济制度，同时，国家干预主义和支持它的压力集团的行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这种道德的说教在他看来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什么是“历史层面”的行动？德索托认为历史层面就是“每天的现实生活当中”应该采取的行动。在这个层面，主要是要影响舆论，改变大众的观念。“在每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最主要也是迫切的需要是改变公众的观点，赋予它与自由主义原则一致的、恰当的理论和道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锲而不舍地首先教育知识分子、思想的传播者”，他列举了具体的一些活动，包括“教学和教育活动；传播和出版与自由主义思想相关的书、著作和研究的活动；与媒体相关的活动；创建自由主义倾向的机构和思想库；这些活动之间的国际协调等等”。
除了强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实践上述行动中的意义外，德索托还寄希望于政治家自由实践。他把政治家分为四类：1．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的（Pragnatic）职业政治家：这些人，不知道自由市场原则及其含义。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观念了无所知，也不想知道，因为他们全部的兴趣在于拥有和维持政治权力。并且他们的个人能力足以做到这一点。2．对自由市场理论的基本含义和原则略知一二的实用主义政治家：这些政治家对社会合作过程的正确运行有直觉，并有所了解，他们要么是通过教育，要么是通过多年执政的经验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3．在自由市场思想方面得到良好教育的政治家，他们至少怯生生地开始在正确的方向上开展政治活动：这群职业政治家心怀自由主义的理念，尽可能地把他们的活动自然产生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水平。4．熟悉自由主义理论，并且能够掌控政治事件的进程，使之朝向最终目标的政治家，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他们能够以一种对全体选民都有吸引力的方式，对自由主义的理念做最优的阐述；他们有能力使选民相信改革的必要性；他们有能力用他们的方案鼓动多数的选民。构成第四种类的，也是最后一种的，是一些卓越的政治家。
在上述四类政治家中，只有第三类和第四类，特别是第四类政治家才有可能推进社会的自由。第一类政治家，即实用主义的政治家是非常有害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简而言之，是忘记或根本没有长远的目标，走一步，算一步，只解决当下的问题，那些“呼声高的问题”。它既可以被本身就是实用主义的政治家采用，也可以被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如上述第三类和第四类政治家）“不小心”采用，当然，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是更为危险的。德索托认为，“实用主义是自由主义最危险的恶习，在过去，它对自由主义的理念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可以对照，我们的政治家属于哪一类，答案是很清楚的。一个民族，假如出现了第四类政治家，那是这个民族的幸运，“假如有些民族，在它们历史的某些时刻，出现了具备所有这些品质的一流的政治家，那么这个民族应该感到非常幸运。德国的艾哈德、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以及捷克的瓦茨拉夫·克劳斯（Våclav Klaus），就是这样的政治家，他们成功地开启并推动了重要的自由市场改革，并把它推向高潮”。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感到幸运还是不幸？
假如我们现在很不幸，没有出现那样的政治家，那也不必悲观，自由主义者可以通过理论的、伦理的和历史方面的努力，造就这个民族未来的政治家。
选自《大改革》
译者秦传安 201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