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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位于德国中部图林根州(Thüringen )的威玛(Weimar)虽然仅有六万多人口,却是一座充满历史和文化古城。这里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和地标建筑,如,安娜—阿玛丽亚—图书馆(Anna—Amalia Bibliothek)、市政厅(Rathaus)、威玛城市宫殿(Stadtschloss)、包豪斯博物馆(Bauhaus—Museum)、德国国家剧院(Deutsches Nationaltheater)、圣彼得和保罗教堂(St. Peter und Paul) 等,还有许多名人故居,如,歌德故居、席勒故居、李斯特故居、尼采档案馆等。

威玛也是一座“历史有余,现实不足”的城市。说它“历史有余”,是因为这里的很多旧房别墅都有自己的故事,譬如,某某在此用过餐,某某在此住宿过,某某在此写作过……在这里,名人的名字可以拾一箩筐: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让·保罗(Jean Paul)、戏剧家奥古斯特·冯·科策波(August von Kotzebue),当然更有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尼采、瓦格纳等这类如雷贯耳的文化大师在此生活和创作过。

说它“现实不足”,是因为威玛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对文化如痴如醉,对政治敬而远之”。的确,它很少因为现实中的重大事件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前来威玛的人,绝大多数也都是出于对其历史氛围和文化传统的敬仰。

或许,在你抬头之际或转身之间,就能在某个房屋的墙上发现某句名人名言,如,“不渴而饮,不喜而学,不诚而祈,皆无用功也” /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Trinken ohne Durst, Studieren ohne Lust, beten ohne Innigkeit sind verlorene Arbeit / Martin Luther)、“家乡就是那个你无需表白的地方”/ 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Heimat ist da, wo man sich nicht erklären muss – Johann Gottfried Herder)、“假如你认识生活,请告诉我它的地址” / 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儒勒·雷纳尔(Wenn Sie das Leben kennen, geben Sie mir doch bitte seine Anschrift – Jules Renard)、“面对沈默和咆哮,我发明瞭语言 /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gegen das Schweigen und das Getöse erfinde ich das Wort – Octavio Paz)。

作为一座文化古城,威玛既保持着气宇轩昂、风姿绰约的不凡气质;又为古今的迁客骚人们提供着一份与世无争的恬静优雅。威玛之所以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的诞生地,并非因为这里曾是政治重镇,而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想远离明争暗斗暴力频仍的首都柏林、需要一块宁静之地来为德意志的未来勾画蓝图。两德统一后,埃尔夫特(Erfurt)成为图林根州的首府,而威玛则默默地继续扮演着它早已驾轻就熟的传统角色——文化首都。

威玛在德国历史上留下过三个重重的印记:“古典威玛”(Klassik Weimar)、“威玛共和”(Weimarer Republik)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Z Buchenwald)。这座城市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据说,美国人是慕“包豪斯”(Bauhaus)之名而来,吸引法国人的主要是哲学家尼采,日本人多来瞻仰歌德,而以色列人则会说:“威玛?哦,就是布痕瓦尔德附近的那座小城”。

笔者初夏前来威玛,首先迷上的却是那扑鼻而来的椴树花香;当然,还带着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名城,为何能孕育出令人发指的人间地狱?

古典威玛
歌德席勒如何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象征

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Aufklärung)强调理性和敢于求知;十八世纪晚期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主张个性解放和回归自然。歌德席勒代表的威玛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则试图克服这两场运动的极端因素,关注不同力量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追求恢复古希腊艺术中提倡的完美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推崇人道和宽容。

历史就是这样一直在不断的自我修正中螺旋发展着。那么,这样的一个“古典威玛”最后怎么会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象征呢?又怎么会沦为极端种族主义的工具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瞭解歌德席勒所处的时代: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代表自由主义的第三等级宣布法兰西新民族的诞生,并把贵族和教士等级排除在外。普通市民阶层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并通过民族主义来动员农民、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因此,法国民族意识的形成或重生从一开始便带有浓重的阶级色彩。

而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刚刚成为历史,德意志正处在内外交困、前途渺茫的阶段;战乱导致哀鸿遍野,经济凋敝。资产阶级力量还相对薄弱,难以具备民族感召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和文化便成为德意志各邦的唯一纽带,知识精英于是成为民族振兴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

十九世纪初,强大的法国军队飓风般横扫欧洲,也包括散沙一盘的德意志各邦所在的中欧大地。1806年的10月27日,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柏林。普鲁士国王“胖威廉”(Friedrich Wilhelm II)十五年前为纪念致使对手法国衰落的“七年战争”胜利而建造的布兰登堡门,此刻见证了拿破仑的复仇和雪耻,门上的那尊驾车的胜利女神雕像作为战利品被拆下运往巴黎。

与已成为巍巍帝国的法兰西和不列颠相比,德意志当时的破落令人绝望。这深深刺激了德意志的精英,兴族强国的愿望与日俱增。诗人们用诗句探寻民族的未来,音乐家们用音符抒发抗争的激情,哲学家们则用理念激发至高无上的国家崇拜。因此,德国19世纪历史的主要课题就是民族的统一和自由。此情此景,让笔者想起五四时期的中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民族悲观主义的产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倍受德意志知识精英崇拜的“古典威玛”代表人物歌德和席勒被民族主义运动推为“伟大的旗手” 。用德国戏剧家海因里希·劳勃(Heinrich Laube)的话说:两位文豪秉性迥异,反应了德意志民族内在既矛盾又统一的特性;两人珠联璧合,体现了德意志最完美的组合。

与法国不同,德国的民族主义并非启蒙运动的产物,而是浪漫主义的结果,所以它从一开始便带有浓重的非理性情绪。国土沦丧滋长了人们对法国占领者的仇恨,民族主义逐渐走上一条极端化和种族化的道路,最后甚至发展为宗教的替代品(Ersatzreligion)。

1807年,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回到被法军占领的柏林,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在历史学家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体操之父”、教育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亚恩(Friedrich Ludwig Jahn)等的作品中,也能找到后来纳粹的思想理论根源。

这些带有极端主义思想的文人都喜欢引用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Tacitus )在其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人的溢美之词:“我个人倾向于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未曾与异族通婚、因而依然还保持自己纯净血统的种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德意志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种族主义”和“血统主义”(Blutrecht)的基因。纳粹开除犹太人国籍以及后来的大屠杀只不过是这些理论的可怕延续和具体落实而已。

笔者发现,关于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人们习惯将其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譬如,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治或平等的斗争属于前者;而突出本民族的优越、鄙视和压迫其他民族则属于后者。放到德国的语境中,前期抗击拿破仑占领的民族主义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而后期威廉时代的扩张式民族主义则具有消极意义。但许多研究表明,这样的区分法难免片面和简单。

民族主义其实一直象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门神(Januskopf),积极和消极因素存于一体,很难区分。至于民族主义最终究竟是“神性”还是“魔性”的抬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局势。纵观世界历史和现实,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受害者变成作俑者的例子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引领民族运动的精英本身就在不断的变化中。

威玛共和
生于“原罪”,死于民主

提到威玛,自然会让人想起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政体:威玛共和国。

对德意志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互为因果。随着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和他的儿子普鲁士威廉王子(Prinz Wilhelm on Preußen)的“被”逊位,第二帝国寿终正寝。之所以说“被”逊位,因为此决定非皇帝亲自宣布,而是由当时的宰相马克西米连·冯·巴登(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出面公布的。个中的原因非本文重点,在此省略。

1919年2月至9月,德意志制宪国民会议(Verfassunggebend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在威玛举行。与“古典威玛”时期不同,这座优雅的小城这次偏离了其“文化首都”的传统定位,在命运的捉弄下被动地成为决定德意志命运的政治中心。

威玛这次之所以被选作国民会议的会址,除了 “避开政治动乱之柏林,在安静的环境下从容议政”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一战失败后,德意志对内对外都亟需一个新的开端和新的象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意志的政治精英们意欲打造一种代表共和新政的“威玛精神”,以此来取代此前代表普鲁士武力崛起的“波茨坦精神”。

威玛国民议会最困难的课题,并非在于制定宪法,而在于决定是否在苛刻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如果签,德国将被解除武装、失去大片国土、支付巨额赔款、放弃海外殖民地,这是朝野官民都很难接受的结果;如若不签,战事将继续,最后德意志或许会从欧洲版图上消失。面对这两难抉择,国民议会最后决定接受《凡尔赛和约》。就这样,新生的威玛共和国虽然实现了民主共和,却从一开始便难以赢得民心。因此,有人将签署《凡尔赛和约》称之为威玛共和的“原罪”。

15年之后,这个民主政体最终孕育出纳粹这样的独裁政权。当时的德国人对此不以为然,相反,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相信希特勒及其纳粹理念能使德意志民族再次伟大。这种强大的民意使希特勒能按照威玛宪法合法顺利当选为总理,并很快收拢权力,取缔反对党,建立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专制政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之梦比“威玛共和”还要短命,在轰轰烈烈存在了12年后便彻底破碎了。这让笔者想起德国小说家维克多·克莱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的那句话:“一切就如此轻而易举地崩溃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威玛共和”可谓生于原罪,死于民主。纵观当前世界上的选民政治,我们不难看到当年威玛的影子: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俄罗斯的普京、匈牙利的奥尔班·维克多、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甚至还包括美利坚的川普,他们都是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均凭靠选票走入权力中心,可他们身上的专制特色丝毫不弱。我们虽然有理由相信民主体制的坚韧和强大,但“威玛共和”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同样可以孕育专制。

布痕瓦尔德
横卧在我们与威玛之间的一道深沟

埃特斯山(Ettersberg)海拔并不高,还不到五百米,但却是图林根盆地和威玛市的最高点。登高望远,美丽优雅的威玛尽收眼底。

1706年,威廉·艾恩斯特(Wilhelm Ernst)公爵委托建筑师约翰·米策(Johann Mützel)在原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残垣根基上建一座简约的狩猎行宫(Jagdschloss),工期耗时六年。而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新行宫(Corps de Logis)则完成于1740年。

公爵夫人安娜·阿玛丽亚(Anna Amalia)在其子卡尔·奥古斯特(Carl August)上位后选择埃特斯山行宫作为自己的夏宫。这里曾经高朋满座,名人云集,如,大文豪歌德、哲学家约翰·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女歌唱家克洛娜·施略特(Corona Schröter)、作家翻译家克里斯托托夫·马丁·维兰特(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匈牙利音乐家李斯特、丹麦童话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s)、德国剧作家兼诗人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s)等。宾主聚集在此,或演奏、或读诵、或跳舞、或相爱,或对同行的作品评头论足,激烈辩论。

埃特斯山的这个艺术家圈子当年被誉为威玛的“缪斯庭院”(Musenhof Weimars),安娜·阿玛丽亚还让人在旧宫的宴会厅里建了剧场。歌德在此指导过《普龙德维勒年市》(Jahrmarktsfest zu Plundersweilern)、《在陶丽思的伊菲革尼亚》(Iphigenie auf Tauris)等剧目。多才多艺的歌德甚至亲自担纲俄瑞斯忒斯(Orest)一角,他的挚友克洛娜·施吕特则出演伊菲革尼亚。

1800年,德国的另外一位大文豪席勒也慕名而来,并在此完成了他的作品《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1808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来此参加盛大的狩猎活动。

由此向西,距离这个“缪斯庭院”的不远处,纳粹在“古典威玛”一百多年之后,用囚犯的血泪建起了一座人间地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它一开始叫“埃斯特山集中营”(KL Ettersberg),由于这座山与歌德的名字密切相关(他的作品中多处都到过它),所以,即便威玛属于纳粹重镇,但这个名称最后还是被当时的市府否决掉了,改为世人熟知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Z Buchenwald)。

游览完“古典威玛”,再沿着那条当年的“血路”(Blutstrasse)来到集中营旧址,笔者真有从文化圣殿坠入人间地狱的感觉。正如著名的犹太流亡者、后来又回到德国的语言文学家理查德·阿尔温(Richard Alewyn)所说的那样:在我们们与威玛之间,横卧着布痕瓦尔德(Zwischen uns und Weimar liegt Buchenwald.)。

集中营入口处的铁门上,用铁血色镶着三个赫然大字:JEDEM DAS SEINE。翻译成中文就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或“自作自受”的意思。站在门外,看这三个字是反着的,只有站在门内,它们才是正的。很明显,这句话是给门内的囚犯们看的,是为了每天提醒他们清楚自己的处境,接受眼下的事实。为了加深犯人的罪感,纳粹还在铁丝网外,用从囚犯们那里搜刮来的金钱修建了一座小型动物园,一方面供党卫军骷髅队(SS—Totenkopfverband)官兵们及其家属消遣,一方面也是为了告诫囚犯:你们是一群连动物都不如的渣滓。

德国人喜欢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自律性极强,做任何事情都精益求精。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优点有时候往往又是缺点,或可能转变为缺点。譬如,享誉世界的“工匠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德国制造”上,但专制时期也反映在种族灭绝和消灭异己的精心策划和不打折扣上。

如今,当年集中营的木板房(Holzbaracken)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片发人深思的空旷地带。一般情况下,参观整个旧址需要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可笔者最后花费了七个小时,而且还没全部看完。耗时最多的是位于当年集中营“被服仓库和犯人钱财保管处”(Kammergebäude)内的介绍“布营”历史的常规展览。这是笔者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印象最深的展览之一。

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相比,今日之世界自然开明进步了许多,以至于我们似乎难以相信历史的车轮还有可能会倒转。但文明和进步有时候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倒退随时都可能会发生。这也是威玛和“布营”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结语

1937年,为建立“布营”,许多树木都被砍伐掉了,唯有一棵橡树在营内保留了下来。传统上,橡树是力量和自由的象征。纳粹让保留这棵树,一是想择取其中“力量”这部分含义,二是出于对一个传说的敬畏:这棵苍天古树若倒,预示着一个朝代的灭亡。在囚徒们眼中,它却象徵着自由和希望,也让他们想到当年歌德在埃斯特山留下的足迹,故被亲切地称为“歌德橡树”(Geothe Eiche)。1944年8月,它先被盟军的炸弹击中,后被砍伐,那个古老的传说应验了,纳粹政权崩塌了。

威玛是德国人的骄傲,“布营”却是他们的心病。如果你对他们说要去威玛,他们会热情认真地为你介绍这座文化古城的不同景点;如果你说还要去看布痕瓦尔德,他们的表情瞬间就会凝重起来,有些会在顷刻犹豫之后低声说:“哦,应该去看看,那是我们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在那一刻,你能感到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耻感,也会察觉到他们非常不爱提及这个话题。

德国的民族主义相当复杂: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崛起,一代代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给周边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多数时间里,它与自卑、压抑、失望和悲伤相伴,所以是扭曲的。

威玛和“布营”很形象地诠释了何谓“善恶集于一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威玛是古典的,但更是启蒙的。它告诉我们,文明和野蛮,有时候只有咫尺之遥。

译者秦传安 201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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