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张晓辉:先了解事实,再选择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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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5日 《北京晨报》陈辉对张晓辉做了一个采访,题目为《张晓辉:先了解事实,再选择立场》,细细读起,你会发现晓辉审视世界的理性与态度,也许此文是晓辉生前为数不多的受访绝笔了。

比原来想的复杂了太多

北京晨报:您怎么想起出版这套书了?

张晓辉:策划这套书也有好几年了,刚开始想的比较简单,因为它是用中文文言写的,原版有断句,不需要再翻译,只是把竖排变横排就行。

可真动手,才知道多麻烦,全文手工录入,其中很多古字、异体字,校对时发现满篇都是错字。去年我一校完成后,别的编辑都不肯接这个活儿,只好每人发几页,到最后,连核红都凑不齐人。

北京晨报:这么麻烦,干吗还要出它呢?

张晓辉:我是北大历史系出身,进校门后,接受了专业史学训练,那时就是看《二十四史》,这使我明白,读史必须从基本史料看起,从名著看起。对日本史,我向来有兴趣,可目前国内出版的日本史多是二手三手转述,很多是攒出来的书,一手史料很少,也很少有名著。可历史怎么可能“一口气读完”?读历史,就应该看原汁原味的东西。

一部不朽的史学著作

北京晨报:这部《日本史记》在日本史学中地位如何?

张晓辉:本书是日本史学名著,从上古神话始,写到日本南北朝结束,记载了百代天皇,如此系统、好读、便捷的一本书,在日本也很罕见,其学术地位、历史价值不可替代。

本书由德川光主持编修,是一个生造字,念“国”,犹如武则天自造了“”字一样。

德川光是德川家康的孙子,他的父亲被分到水户藩当藩主,他因此成了第二代藩主,当时正值明清易代,大量明儒逃到日本,比如朱舜水就被水户藩收留,他主张绝对忠诚明王室,这种忠君思想对德川光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日本史记》中也能体现出来。

一般来说,日本历史在记载日本南北朝时,以北朝为正统,因为北朝取得了最终胜利,而德川光以南朝为正统,他认为神器在哪里,正统就在哪里,而日本天皇一直在南朝。

这种思想延续下来,为后来的“尊王攘夷”“倒幕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以中国的《史记》为蓝本

北京晨报:既然是写日本历史,为什么要用中国的文言文?

张晓辉:因为当时日本史学界崇拜司马迁,在体例上、文字上、思想上,均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史学传统为标尺,这本书基本是参照《史记》完成的,在很多细节上刻意在模仿。

《日本史记》虽然使用了中国的文言文,但难度不大,能看懂《史记》就能看懂它,甚至更好懂一些,因为《史记》大段引用了一些原文,而这套书更浅白。

本书从17世纪中期开始写作,前后做了几十年,德川光写的不多,他1700年就死了,初期就叫《日本史记》,后来献给天皇时改名为《大日本史》,当时只有本纪和列传,到19世纪中期,又修订了一次,加入志表,是最完备的日本古代制度史资料,可惜太难读了,篇幅比正文还多,我们这次就没放进去,好在网上可以找到电子版。

这套书最大优点是引用了大量文献,其中很多书已亡佚,赖本书得以保存。日本典籍比较乱,理清它难度很大,德川光找了许多学者来做这套书,通过反复讨论与取舍,使之成为德川时期日本史学的一次总结,至

今被日本史学界推重。

纪传体好读也不好读

北京晨报:日本史比较乱,写成纪传体,是不是更容易把读者搞晕?

张晓辉:纪传体有优点也有缺点,这和《史记》一样,比如《项羽本纪》,把项羽一生的故事放在一篇之中,如果文笔好的话,让人读罢回肠荡气,本书一些主要人物写的也很精彩。缺点是把历史打乱到每个人的传记中,对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有点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将同时代的传记放在一起读,看《史记》其实也差不多,想了解楚汉相争,显然不能只看刘邦、项羽的部分,同时代的人都要看。这一点可能不如纪事本末式的编年体那么清晰。

这套书每篇后面也有作者点评,与中国传统历史著作差不多,也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对一些复杂历史人物,有的评论还是比较精彩的。

我们对日本了解太少

北京晨报:出版这套书,您想没想过国人可能对日本史不感兴趣?

张晓辉:今年国内图书市场翻译出版了十卷本的日本讲谈社的中国史,读后令人感慨,日本对中国史研究实在太透了,不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到细节的历史考证,他们都有非常独到的东西,可我们对日本的了解有多少呢?说实话,几乎拿不出同样专业的书,这套书的出版,应该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是我们对日本本色文化了解的一次努力。

这种书让老百姓读也不太现实,但大学生应该看,从而更直观地去了解日本文化。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对日本了解太少,闭上眼睛只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不否认,日本政治、文化、民族心理可能存在问题,但总要先了解了,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来的,再去选择评判和立场。

出版改变不了民风

北京晨报:可我们从教育到文化,似乎都在鼓励立场优先。

张晓辉:所以对于出版人来说,会感到自己的责任很重,但靠出版一本书来改变民风,这也不现实。我们不仅对日本缺乏了解,对欧美的了解不也是很缺乏吗?所以大家才会在微博上骂。作为出版人,我们只能将事实呈现出来,把人家最过硬的经典拿过来,谁看谁受益,可读者不看,我也没办法。

你说的教育问题,这其实不是图书业所能改变的事。我当年是吉林省高考状元,我太理解这一点了,我一生都在与自己当年被灌输的那些观念斗争,至今也不能说真的改变了。

因为我学习成绩好,所以满脑子都是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甚至变成了行为方式,闭上眼睛就是对立统一、辩证分析,这已经进入了骨髓。

并不是说这些是错的,而是你要明白,这是别人给你的条条框框,你自己并没验证过,并不知道它是否正确。我们脑子中的许多“绝对真理”,其实只是人类文明中众多思想流派之一,我们应该了解它,但也要了解别的思想,这样才能免于狭隘。

出版人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把书做出来,让愿意思考的人自己去选择。

今天年轻人, 同样可能走向愚昧

北京晨报:我们这一代人从决定论中剥离出来,是一种痛苦的过程,可奇怪的是,今天许多年轻人依然在坚守决定论。

张晓辉:是有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年代受了一些学说的影响,今天孩子们不同了,他们满口奥地利学派,其实那依然是一种决定论,依然是用一套逻辑来解释一切现象。比如图书价格是低还是高,政府是否该政策扶持?相信书业的人都认为政府应该扶持,可好多年轻人争辩说:图书是不是商品?是商品就应该放到市场中去,政府不应该干预。

说实话,这种看上去能自圆其说的新决定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今天年轻人学习成绩更好,所以操练起决定论来更娴熟,也更加自以为是,对此我感到无可奈何。

学术书比畅销书更有前途

北京晨报:今天大家都在做畅销书,您却在做学术书,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张晓辉:我做了很多年学术书,对此有一点心得,我觉得学术书比畅销书更有前途,也更容易把握。因为学术书的读者群是固定的,而畅销书就不同,看它的定位,似乎10亿人民都合适,可为什么一次只敢印几千册呢?说明这个市场定位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很多畅销书一看定位,似乎挺适合我们楼下的保安,可保安就是不买,作为编辑,你怎么可能真的把握好他的兴趣点呢?畅销书看着市场大,但其实目标读者群体很不固定,很难清楚了解他们的阅读偏好。

相比之下,学术书就没这个问题,目标读者很清晰,关键看编辑自身的能力了。

编辑应该是半个专家

北京晨报:学术书的编辑需要什么能力?

张晓辉:你必须是半个专家,你能明白圈子里的人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书,必须真正进入那个圈子。比如我做蒂利的《为什么》,我在豆瓣相关的圈子里天天和爱好者们讨论,我找的翻译是蒂利的关门弟子,这样的书,行家自然会欢迎。

学术书其实很好做,关键是你自己是否变成一个学术人,要做一个领域,你必须知道圈里人想看什么,中国这么大,哪个圈也有几万人,只要一半人买,你就卖掉几万本了,这已经比畅销书的销量还大了。

从小环境看,学术出版有一定困难,从大环境看,学术出版充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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