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杰翰:百年幽灵|下篇:再见列宁,哈罗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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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不需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神话,对他而言,复兴民族主义、重建强权的斯大林才是现代俄国的开端。 图/路透社

▌解冻1917

在去斯大林化的年代,革命的叙事再度回归列宁传统。不过,这一回,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或道德的标竿,而是化身成为谦虚、亲切的“列宁爷爷”。这样的现象反映了社会心理的某种集体向往,又或至少是对斯大林之外的替代路线的追求。

在相当程度上,赫鲁晓夫的“融冰”的确是苏联社会改革、开放的契机。一方面,革命的浪漫情怀有复兴的趋势。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质疑革命的神话,试图探问表象后的真实。1966年,作家艾米尔·卡尔金(Emil Kardin)于《新世界》杂志发表〈传说与事实〉一文,还原曙光号巡洋舰在革命中的角色。原来,伟大的革命叙事中所谓的炮击冬宫不过是一发单响,作用在于提醒河道上的船只保持警觉。

同样的倾向也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1956年,传统教条式的历史知识依旧不容质疑:《历史问题》主编爱德华·布尔德札洛夫(Eduard Burdzhalov)在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引起轩然大波。他不但提及1917年间布尔什维克在政治立场上的动摇,更指出地方支部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派系的合作关系。

这篇论文饱受各界抨击,布尔德札洛夫也被迫离开总编辑的职位。不过,情况渐渐有了改变。1960年代,非布尔什维克派系的历史地位获得承认,相关的研究也终于被认可。

在去斯大林化的年代,革命的叙事再度回归列宁传统,列宁化身成谦虚、亲切的“列宁爷爷”。 图/欧新社

▌继续革命

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年代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革命注入新的能量。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盛会上以“十月和改革:继续革命”(October and Perestroika: The Revolution Continues)为题发表演说,宣告革命为当代苏联最核心的价值。

长久以来,十月革命的叙事巩固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在“改革”年间,革命的修辞则赋予戈尔巴乔夫相当大的力量,支持他反抗封闭的政治传统。他不仅肯定十月革命,更推崇二月革命的价值。在他看来,二月革命不但是迈向十月革命的重要阶段,更是珍贵的民主经验。

列宁的神话也在戈尔巴乔夫的革命叙事中得到新的面貌。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列宁的革命精神在于不惜对抗错误的政治框架,勇于叛逆,寻求出路。关于这一点,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是最好的例证。戈尔巴乔夫强调,当前的社会主义并未继承革命的精神,而“改革”才是1917年革命和列宁路线的延续,是开创社会主义前景唯一的手段。

除此之外,在“开放政策”的年代,人们得以更加自由地反思20世纪的历史。革命前的俄罗斯又成为怀旧的目标。人们回忆起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被遗落的其他可能,如帝俄末年彼得·斯托雷平的改革和稍纵即逝的民主火花。

关键年代人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革命注入新的能量;“改革”才是1917年革命和列宁路线的延续,是开创社会主义的前景唯一的手段。 图/《时代杂志》1989年与1990年封面。

在人心思变的年代,革命理所当然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元素。如果传奇摇滚歌手维克多·崔高唱“改变!我们期待改变!”是对革命温柔而坚定的浪漫向往,在水族馆乐团1987年的《着火的火车》中,革命已不再是“历史的火车头”。

“瓦辛上校带着年轻的妻子/来到前线/瓦辛上校集合部队/对他们说:回家吧/这场仗打了七十年/我们学会了生活就是战斗/但根据新的情报/我们是在与自己人作战。”

苏联的叙事传统中重要的革命意象被彻底改写,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火车奔驰着,但人们已经无处可去。“是时候回家了。”鲍里斯·格列宾什科夫唱道。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录像带里穿插着苏联早期纪录片中教堂被拆毁、破坏的片段,使这首歌的批判色彩更加强烈。

戈尔巴乔夫告诉人们,因为理想尚未达成,革命的歌必须继续唱下去。然而,革命的本质依旧是颠覆。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如俄罗斯政治学者娜塔莉亚·叶莉谢耶娃(Natalia Eliseeva)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革命修辞的逻辑矛盾日渐明显,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苏联体制的倾覆与瓦解。

十月革命的周年成为平凡的一天,取而代之的是11月4日的“民族统一日”。这一天里,俄罗斯街头会聚集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游行抗议非法移民;同一天,也常会出现反普京政权的示威民众。 图/路透社

▌革命的贬值

苏联解体之后,1917年的俄国革命成了更加遥远的过去——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度的创世神话。对于叶利钦而言,革命是中断历史正常发展的悲剧。他将俄国革命与共产政权划上等号,在批判苏联的极权体制与合理化民主改革的同时,特别强调革命的负面意涵和严重的后果。这样的倾向在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尤其明显。

面对共产党候选人根纳季·久加诺夫的竞争,叶利钦必须突显苏联之恶,主张共产主义是俄罗斯的绝路。

与此同时,节日系统也反映了革命在俄罗斯当代社会中地位的改变。1996年,叶利钦正式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改名为“和谐与和解日”。2005年,普京又进一步以11月4日的“民族统一日”取代了11月7日的假日。

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成了日历上平凡的一天。

普京倾向“忽视列宁,回归斯大林”。 图/美联社

▌革命?什么革命?谁跟谁和解?

研究者指出,对于历史,普京的态度是“全面继承”。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符号、仪式都是他强大的政治工具。也正因此,俄国官方对革命100周年纪念暧昧、低调的立场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在2017年3月问道:“革命?什么革命?”

普京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和革命保持距离。民主的浪潮始终是令“现代沙皇”头痛的问题,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理念也已经是太过遥远的过去。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快别开玩笑了,绝对的爱国精神才是当代俄罗斯的关键词。

除此之外,1917年的革命无法赋予普京任何的政治能量。俄裔英国记者阿尔卡季·奥斯特洛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指出,普京倾向“忽视列宁,复兴斯大林”。

在他看来,列宁不仅葬送俄罗斯帝国,摧毁东正教信仰,更“埋下原子弹”,间接导致苏联的瓦解。而斯大林则是带领俄罗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英雄。普京不需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神话,对他而言,复兴民族主义、重建强权的斯大林才是现代俄国的开端。也正因此,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成了最重要的国家庆典,而革命周年的重要性则早已不再。

纪念二战的“胜利日”成了当代俄罗斯的主要国家庆典,在这一天,普京会手持自己曾参与二战的父亲照片,参与纪念活动。 图/路透社

于是,普京为2017年定调——革命周年并非节庆,而是检视历史的机会。那么,革命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他说:“和解的重要。”

对普京政府来说,革命是历史的悲剧,而且和外国势力的介入有绝对的关系。2007年,在革命90周年前夕,《俄罗斯报》重新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二月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引发热烈的讨论。在这篇索尔仁尼琴于1980年代写下的作品中,今日俄国的统治菁英读到以下的讯息:“帝俄末年的政府并不独裁;革命是少数人的阴谋,是外国势力干预的结果。”

该书于2017年再版,可见“革命即混乱”的修辞仍然是当今俄国政府的革命论述主轴。

对普京而言,斯大林是带领俄罗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领袖,而二次大战的胜利,才是对于当代俄罗斯在复兴民族主义上重要的记忆。图为二战柏林战役中,取得胜利的苏联红军在德国国会大厦上插下胜利之旗。 图/路透社

普京的和解论述一方面回归叶利钦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基调,另一方面也呼应他多次公开强调的核心价值:统一与和谐。对此,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Vladimir Medinsky)在2015年的发言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所谓和解,关键在于认识社会分裂的悲剧后果和承认俄罗斯帝国、苏联与现代俄国一脉相承的继承传统。与此同时,他强调,革命中敌对的两方都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不论立场如何,他们都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英雄。

然而,和解谈何容易。根据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民意调查,一个世纪过去,俄国民众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依旧分歧:48%的受访者正面评价革命,31%抱持相反的态度。此外,有21%的民众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谁跟谁和解?”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阿列克谢·列维金(Alexei Levykin)在接受采访时反问。历史学者阿列克谢·米勒(Alexei Miller)则在一场论坛中评论:“和解的论点非常正面。但政府当局不推动和解,反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统一——俄罗斯的统一。”

理解、承认差异是和解的第一步。在今日“和谐”至上、缺乏有效沟通管道的俄罗斯社会中,要化解分歧、弥平历史的伤痕,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革命中敌对的两方都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不论立场如何,他们都是为崇高的理想奋斗的英雄。 图/美联社

▌革命百年的竞技场

在革命100周年的竞技场上,东正教会是最为活跃的选手。对于东正教信徒而言,1917是复杂的一年:当年8月召开的地区主教会议象征教会的新生,而革命则是国族悲剧的开端。

基本上,教会对于革命的看法与政府当局一致。基里尔大主教首公开谴责革命为“天大的罪行”,并视圣以萨教堂回归教会管辖为和解的象征。除此之外,电影《玛蒂妲》(Matilda)的争议也使教会对末代沙皇和俄国革命的评价成为焦点。

《玛蒂妲》描述尼古拉二世与芭蕾名伶玛蒂尔德·克辛斯卡(Mathilde Kschessinska)的恋情。宗教界人士将这部电影视为对圣徒的亵渎,激进团体甚至扬言发动恐怖攻击。

“有这样的党!”1917年,列宁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大会上高声疾呼,强调布尔什维克有能力完全掌握政权。但随着苏联解体,俄国共产势力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如今,党依旧存在,但锤子和镰刀似乎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情。即便如此,俄罗斯共产党仍然按照往例在11月7日举办游行,集结国内、外的左派团体,试图营造大会师的气势。

有趣的是,共产党的革命100周年庆祝活动在莫斯科君主复兴饭店(Renaissance Moscow Monarch Centre Hotel)举行。历史的巧合令人莞尔,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和解。

除此之外,在革命周年前夕,俄罗斯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修复数千座列宁雕像,企图保存苏联时代的历史记忆。同时,安葬列宁的问题又再度引起议论。

2017年3月,俄罗斯东正教海外教会表示,将“二十世纪最大的压迫者、施害者”的遗体迁出红场将是俄罗斯人民与上帝和解的重要象征。随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LDPR)议员也提案支持。政治人物纷纷表态,车臣领导人卡迪洛夫、国家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雅和日前宣布投入2018年总统大选的索布恰克等人皆公开要求迁葬列宁,而东正教会虽然表示赞同,但却也有所保留。

“对于今天的俄国社会来说,列宁是蘑菇,不是领袖。”知名记者米亥伊尔·齐格尔(Mikhail Zygar)在一场座谈会上提到。虽然,根据2017年4月的民意调查结果,有56%的俄国民众对列宁抱持正面的态度,但在今日的俄罗斯,革命神话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现象、笑话的主角。

除此之外,齐格尔认为,政府无作为的作为反而开启了自由讨论的空间,对于反思1917年革命的意义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如果有所谓官方的路线,关于革命的研讨会就只能在救世主教堂举行了。”他笑着说。

对东正教徒而言,革命是国族悲剧的开端,并主张将“二十世纪最大的压迫者”——列宁——的遗体迁出红场。 图/美联社

他所主持的网络计划“1917:自由的历史”以社群媒体的形式还原100年前的历史事件,重建革命的现场。对于1917年的革命——尤其二月革命——齐格尔显然有不同的诠释。他期待透过回忆“自由的历史”,唤起人们对于民主的热情。2017年秋天,齐格尔将庞大的“1917数据库”整理为统一的叙事,出版成书。

“我是记者,不是历史学家。”齐格尔在《帝国必须要亡》(The Empire Must Die)的序中写道。在书中,今昔对照的连结十分明显。在提及国际人道主义者试图营救因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而被判死刑的孕妇盖斯雅·盖尔夫曼(Gesya Gelfman)时,作者加入了这样的批注:“国际社会对俄国反体制斗士的援助成了悠久的传统。不论是在苏联或后苏联时代,西方的政治、文化人士都将要求释放被拘禁的人犯,或减轻判刑。其中一个最近例子——暴动小猫案。”

在众声喧哗的叙事之中,齐格尔的讯息再清楚不过:2017就是1917,而帝国,或许终究是要亡的。

释放小猫!俄罗斯女性主义庞克乐团暴动小猫,2012年因为在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举办反普京政权的非法演出,遭莫斯科当局以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逮捕,引发国际注目及多个海外声援。 图/美联社

▌百年的幽灵

在俄国革命100周年之际等待新的革命当然是太过简单的模拟。在今日的俄罗斯,社会大众虽然期待改变,但并不将革命视为必须的手段。

与此同时,1917年革命的轮廓也渐渐模糊了。如评论者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长存人们心中,因为“在那之后,世界真的不同了”,但在俄国革命和内战年间,有太多的挫败和令人起疑的胜利,人们很难找到真正的英雄。况且,当代的俄罗斯人既非帝俄的后裔,亦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传人。

革命史研究者鲍里斯·克隆尼茨基(Boris Kolonitsky)认为,这样的现象也和历史知识的匮乏、错乱有关。他说,每一个苏联人都自认为熟悉革命的历史。然而,在苏联的教育中,革命史往往是党的历史,是评价的历史。知识的假象建立在片面或不正确的理解之上,影响了当代人对革命的看法。

“我们都是革命的产物。”文化评论者伊莉娜·普罗霍洛娃(Irina Prokhorova)也呼吁社会大众正视革命经验,寻求新的历史观点。

一个世纪以来,俄国革命的历史一再被改写、被赋予新的意义。在这样的过程之中,革命叙事不仅再现过去,也反映了当代。如今,即便神圣的地位不再,革命依然不容被遗忘,继续介入人们的生命,影响大众的集体记忆和身分认同。

像是徘徊了百年的幽灵,在今日的俄罗斯游荡。

雪白的红场:革命像是徘徊了百年的幽灵,在今日的俄罗斯游荡。 图/美联社

译者秦传安 2018-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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