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中国模式的一种表达。世纪之交，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已经展开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擅长运用经济杠杆来撬动一切他认为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随着中美二国在贸易、经济、生产方式，以及背后支撑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争端持续加剧，中国模式进一步凸显出来，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自1978年起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足令世人刮目相看，真有士别三日之感，于是“中国模式”的讲法应时而起，进入学院讲台，同时它也具有了相当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中共当然会利用之而炫耀其“英明”执政、“伟光正”，论证其掌权的合法性来。举1988年1月“蛇口风波”为例，几位毛左派分子来到深圳市举行座谈会，与深圳市的青年务工人员进行思想交流，他们一边津津有味地享受着资本主义市场化经济带来的人性活力和物质繁荣，一边又恬不知耻地夸耀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宣称深圳的成长恰为其优越性体现而作确认，为此就勒令中国人来服从钦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去深入贯彻执行既定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似乎唯如此方可确保深圳的繁荣昌盛，不然则走上邪路——这恰是混淆视听的。
以我观之，国民性在较大程度上以潜在势能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文化风貌。现代社会中，作为集体行为主体的国民其德性素质的因素较大地被释放了出来，集体无意识以深层的文化结构而深刻操纵着国民的日常活动，然百姓日用而不知。令世人惊叹的中国高速增长也是在较大程度上由中华民族的秉性和气质决定的。
聪颖智慧
与东亚各地人民一样，中国人的智商也是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和考试能力超强，举世公认，为此美国许多高校要对待东亚族裔的学生予以特别高的录取分数，比所有的其他族裔录取分都要高，以作纠正东亚裔学生录取明显偏多的状况。
中国人非常讲究“适应环境”，动辄与周遭环境达成和谐云云，这就强化了中国人的适应性生存能力，每当中国人发现，环境的生存与自身的素质存在着差异性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改变自身的素质，而不是去改变环境的不合理性，总是使自己去“打成一片”，“搞好关系”，而这种高度适应性唯有在面对并应付优质生存环境时候就显示出足够的优越性来。
如此，则使中国的“后发优势”充分显现，这种优势尤其显现在中国的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其时经济和技术水平还相当的低下，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甚大，于是为中国人的好学天赋和性情提供了特别广阔的前景，正是通过加倍努力学习西方的高端科技及工业管理方式，使得中国能够快速追赶，迎头赶上，乃至弯道超车。
但是中国人的智商虽高，创造能力却不强，当中国的发展渐渐赶上而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之时，“后发优势”的红利和老本也就渐渐地吃得剩余不多了，因为欲掌控最先进的科技就需要人们深深投入到创造性劳作之中，而不是单纯的模仿。由此可见，中国的未来发展轨迹是可以预期的，发展将会渐渐减速下来，因为值得去学习的先进科技已经剩余不多。
纵观东亚人种整体，都是模仿力强创造力弱。日本、东亚四小龙以及澳门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波峰：起先经济发展极快，但到了工业化发达的高水平阶段，增速便大大降低。今天的中国国内，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明显比中部和西部要高，西部最低，然而以增长速度论之，西部为最高，东部最低，中间次之，这就是明证。
尽管相当聪颖，但是中华民族的总体特征还是呈现平庸的倾向，这是因为中国人有合群癖，很强的求同排异倾向，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以为“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而强调集体智慧，岂不知人类社会是个开放的系统，开放系统呈现发散性的分叉状态，而不符合线性规则，所谓“三个赛过一个”就显得低级、荒唐而无知，从而，特别聪明的人士、超级天才在中国相当少见。
大凡具有高度创造性气质的人士，都是独抱孤怀、卓尔不群，这样的人士生存在中国社会显然被庸众认为是不合“情理”，不懂“规矩”，该好好欺负。那么可想而知，倘若人连立身之处都难以寻觅，遑论创造耶？
按哲学家J•S•密尔的讲法，天才大多具有怪癖性的，按精神病学家龙勃罗梭的讲法，天才都是有精神病，而怪癖性、精神病如何见容于中国社会的呢？何新在《论精英淘汰》中论述，中国历史上的精英都是难逃被淘汰的厄运，这也是当今中国人拥有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强却极少获得诺贝尔奖的主因。
历史的宏观坐标上，超级天才以其高度原创性为人类进步赋予了极大的价值权重，这绝不是简单地靠庸人们体力和智力的累加可以集聚起来的，譬如：莎士比亚、牛顿、达尔文、笛卡尔、彭加莱、梵高、莱布尼茨、康德、歌德、高斯、普朗克、爱因斯坦、莫扎特、贝多芬、尼采、爱迪生、霍金，等等之类。可是中国的环境却不具备大天才成长，所以中国人的聪颖就其气质而言只是致力在“器”、“技”、“术”上而已，不在“道”的层面，于是纵然中国经济能飞速发展也难预见社会结构有本质上的进步。
勤劳不懈
中国人的勤劳也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的许多企事业单位里，加班加点是再正常不过了，且无加班费的补偿，许多打工者无权去喊怨。中国的公检法与执政党合为一体，由政法委统率，因此《劳动法》所保障的劳动者权益常常徒有虚名。渴望加班工作的也有不少，因为加班可以多多攒钱拿到加班费，这当然还须由较为合法的企事业来执行。至于小商贩们普遍不顾及休息日，也无所谓休息少。此外，许多年轻白领在工作之余，还热衷于上夜校充电，学习各类技能等等，总之中国人的空闲时间很少。
除了工作时间长，中国各类私营企业的工作强度普遍都是高的，而且许多著名的私营企业老总习惯运用军事化制度来管理员工，典型的代表如华为公司，它早就以军事化管理而闻名，更是以“床垫文化”而臭名远扬，既加倍强化工作强度又延长实际工作时间，却永无法律制裁之忧虑；史玉柱挂帅的巨人集团也是喜欢动用毛泽东式的军事战略战术来管理公司；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多家富士康公司更是以高强度军事化管理臭名在外，强烈的工作压力常常逼得员工跳楼自杀；成年累月处在工作高压下，中国的职业场上年轻力壮的知识劳动者过劳死案件时有所闻。
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果然大大提升生产效率，奋力推进中国的经济。但是中国人也就变成了工作狂、变成了机器人，他们的尊严感、幸福感变得非常低下。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新教徒们内心有着上帝的“召唤”、即“天职”（calling），勤奋工作就是对于上帝的虔诚、挚爱和应许。日本学界有人认为：儒家思想也是有着类似的“天职”：勤勉。但在我看来，儒家思想倡导的勤俭只是“省用”，侧重于节流，而不在于开源，中国人的勤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面子攀比的动力。激烈的面子攀比竞争使得中国人的精神压力倍增，生活其实并不美满幸福。
尽管中国人工作异常勤奋，只是希冀收入多多而已，以显得有面子，然而是对于高级形态的精神文明则兴趣寡然，这正如黑格尔评价的：“中国人对于精神性事务向来不感兴趣”，如此则使得中国人对于思想类事情毫不勤奋。思想是有着“自我指涉”情景的事情，容易形成锁闭之环，思想懒惰者自然就无法释怀：普通劳动者的辛勤付出与金钱收入并不成和谐、正当的比率，也就是社会不会达成公正，既然不公正如何实现自己的富裕？共同的富裕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秩序，完美的社会公正，就需要建立起好的社会制度及文化氛围，为此需要人们的思想大大勤奋起来，勇于在精神领域去探索、去创新、去实践、去呐喊，去犯禁，所以思想懒惰的中国人难以想象，如何去满足自己正当的幸福和尊严？
忍耐克己
中国人的“适应环境”能力超强，能够忍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痛苦，职业场上显著的高压考验着劳动者的承受能力，中国人大都不当作一会事儿，只要能够挣得大钱就算行。如此使得中国企业的制造成本放得很低，于是中国企业的产品就颇有竞争力，经济快速腾飞起来。
艰苦的环境，有毒的生态，压抑的气氛，受辱的人格，都会使人徒生怨气，但在中国人看来，只是表明自己与环境尚未达成和谐，环境是无法（或难以）改变的，重要的事情是需要改变自己的心态，以使自己增强适应能力，这就是阿Q主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乃是中国底层百姓赖以支撑的信念，眼下的苦难都可以当作为爬升到高端社会地位的阶梯，需要一级又一级的爬过去，期盼着将来能够翻身得解放，一朝一日出人头地，然后媳妇升格为婆婆，再让别人来吃苦头，冤冤隔代相报。
但是忍耐克己的危害，便是放弃掉自己的正当权益的诉求。就如海外某个华人宗教组织“轮子功夫”的招牌，就是一个“忍”字当头，作为核心价值观来宣示。放弃诉求正当权益，便导致人的基本权利的失落，当人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那么这个社会的诸多发展指数不会有较好的提升。
唯物主义
中国人的秉性气质就是高度的现世性，专注于当下的事情，“实用理性”积淀丰厚，使之成为急功而近利的实用主义，从而排除来世的得救，摒弃超越性的事务。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无不表明对于彼岸世界的回避。
浓郁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世俗主义风貌使得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空前的快速发展，因为中国人的兴趣、情操、人情和激情大多集中于当下的物质生活。
全由政府操控的中国媒体时时向国民渲染着富豪们的舒适和体面，他们的成功和光彩，以这种宣传形式来树立起新时代的榜样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人坚信：行动需要由榜样来指引，因为缺乏独立自主意识，羊群效应，从众效应特别明显。
虽然中国人倾向于唯物主义但是缺乏科学的精神，因为实用理性决定了中国人的目光短视，浮躁轻率。上面说了，“中国人对于精神性事务向来不感兴趣”，既然如此中国人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去从事不切实际的“科学”呢？科学是属于精神的领域，是“远在天边的事情”。
缺乏科学精神，缺乏人文精神，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也就缺乏底蕴，是轻浮的。
投机取巧
悠久的宗法人伦传统使得中国人强烈倾向于人治，而不是法治。人治是讲私人交情，这交情是排他性的私人关系，专讲私人小圈子的特殊利益，有了关系就好办事情，从而回避社会公德和公益，无关系者严格而死板地按规则办事则成“书呆子”。譬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大搞违法经营所谓的“集体公有制”，也能够大行其道，甚至还要大力宣传之，因为中央首长有指示，需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来昭示天下，就如从前的大庆、大寨那样。
中国人讲交情、找血缘、套近乎、拉私人之间利益关系，实质都是一种私询的伦理，排除普遍主义的德行。能搞关系者，即能人也，算得上是头脑灵活会玩转，无需循规蹈矩、只凭投机取巧，到处钻空子便是。当然搞关系、拉交情也得有激烈竞争，然而是非正当的竞争，因而是非正义性、非公平性的。
人治传统显然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整体利益，市场经济大大依赖于社会成员的横向合作关系和公平交易原则，最讲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尤其需要法治的社会秩序，还需要社会公德和良心。可对于人治秉性，势利眼的中国人来说，常常会倾向于投机取巧，嗜好钻空子，盼望着又朝一日发上一笔大财，飞横腾达起来。既然创造乏力，乃扬长避短，其凸出表现为：仿冒产品，侵犯产权，偷盗技术，窃取机密。
上面说了，法治淡薄、人治强盛的生态显然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利益、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有序化环境。对此人们必要问：投机取巧钻空子只能使个别人得势谋利，怎么能使中国整体的经济腾飞呢？
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中国政府纵容和默许治下的一些中国人，将个别人、少数人、小集体的利益干脆放大到整个民族利益全体，从整体出发对外界发力、用力。也就是在世贸组织这个大系统里，以中华民族、国家利益的大业为名，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投机取巧钻空子，把黑手伸进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譬如外国投资在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里，有不少的外方科技被中方偷偷地窃取而无偿利用。如中国的科技龙头企业华为公司，有坚硬的政府背景当然以国家利益为重，据最新的美国监察方披露，华为窃取了T-Mobile公司Tappy手机测试机器人技术，尚有更多的盗取行径还未被披露呢。再如，不合理地以强制性要求外国投资商在中国设立企业的时候，写明条款，若干年后必须将技术转让给中资一方。还有，购买了外国高科技产品后，自行拆开研究，运用逆向工程，解剖其结构。至于网络上的黑客更是疯狂肆虐，黑手频频伸向外国高科技企业的数据库。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美国的高科技学科学生，利用学习的便利顺手牵羊窃取美方高新科技成果资料，回国后便可发一笔大财。
不费心思，也不耗经费，便可轻松得到西方的高科技成果，于是迅速提升了中国的科技水平，何乐不为啊！其行径背后是法治理念的蔑视，反正有自己政府的撑腰，有关系网的保护，就无所畏惧。
但是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后果是，中国的国家声望低下，中国人的人格形象不佳，国家的软实力严重受损，且促使了社会的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由此形成“后发劣势”——延迟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性，也就是后继发展乏力。
施卫江 写于美国纽约市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