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我开始做热昏的文学梦，决定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文革风雷”；灵感来了，门板也挡不住！我很快就写出了前几章，还草拟了全书的故事梗概以及主要人物关系表；我拿给周围的同学、朋友显摆，他们大为惊奇，咸认为一个16岁的少年能够写作像模像样的长篇小说 ，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他们帮助我搜集素材、抄写稿子，忙得不亦乐乎。
我没白天没黑夜地写小说；半年后，“文革风雷”已达将近30万字，我陶醉在胜利在望的喜悦之中。
一日，我的一位发小陈健突然来访，眉飞色舞地讲述其无法无天、梁山好汉般的冒险勾当（事后细想，其中不少情节，很明显是根据国产反特故事影片编造的）；他将这些事称之为”抄家”——这是胡说八道；所谓”抄家”，其实就是当强盗！1967年4月，以谢富治为主任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三令五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抄家；违者一律按刑事犯罪处理。
然而，我听得血脉贲张，磨拳擦掌，恨不能立马跟随他大干一场！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强盗游戏也会在孩子间流行，因为它体现了人类对自由的永恒向往。”
陈健卷起两只袖管，炫耀密密地箍在胳膊上的十几只进口名牌手表；我怦然心动，贪欲奔涌，情不自禁地伸手摩挲那些闪闪发亮的手表。
见我动了心思，他趁热打铁地说，他们“抄”了皇弟溥杰家一架特别高级的照相机，改天带我去开开眼。
于是乎，我有些神魂颠倒：当强盗，还是当作家？这是一个问题。
我向本楼陈小宝透了一点口风：陈健当强盗了，他招人手呢。
陈小宝变貌失色，吼道：住嘴！你别跟我说这个！
这一断喝犹如兜头一瓢冷水！
一时间，我举棋不定。
这天，百货大楼卖锰钢自行车；僧多粥少，我连夜排队；人们自发组织记名发号，每隔两小时点名一次（8点、10点、12点等等）；唱名时，爆出一系列学军、学农、卫东彪之类的红彤彤的革命名字，我的古怪的名字被错读成毕汝楷，我也懒得纠正。
点名之后，别人打扑克、睡觉、聊大天；而我则抓紧时间写小说。
当时，全北京只有两个地方通宵掌灯，一个是北京火车站，另一个是电报大楼；北京火车站太乱，不宜写作，只得去电报大楼。
就这样，点名之后，我飞车去电报大楼写作；一个多小时后，再飞车返回百货大楼，折腾了整整一夜。
这一夜，我往返于写作之路；创造性劳动带来的巨大的幸福感，电流般导向全身，心儿也随之轻颤、欢歌、吐故纳新！
强盗，我所欲也，作家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强盗而取作家也！
于是，我老实不客气地通知陈健：猪八戒摆手——不伺候（猴）！
后来发生的事情，比水浒传还离奇：陈健大白天出门，遭遇李鬼劫道；他愤然拔刀刺死李鬼，获刑十年，一直在北京市第一监狱。
陈健刑满释放后，我们又恢复了交往，抚今忆昔，感慨万千。
我道：万幸万幸！我没跟你一起混，要不然，我连哭都找不到哭的地方了！
陈健嘻皮笑脸地道：未必；你要是跟我一起混，大墙文学之父就不是张贤亮、从维熙，而是你了！
出国后，陆续听到有关他的各种消息：陈健成为北京市委书记的乘龙快婿、陈健联合昔日的强盗搭档在三里屯开了一家酒吧、陈健发财了，等等。
大约是2009年，我得知陈健因糖尿病肢体坏疽要做截肢手术，便打越洋电话表示慰问；陈健吊儿郎当地说：不治啦，我要等死啦。
真有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不久以后，噩耗传来，我默思良久：犯下万丈红尘的种种罪过，陈健终于可以安息了。
小时候，我和陈健仰望夏夜星空，畅谈人生理想——
陈健：长大以后，我要当工程师，我要上清华！别的学校我都看不上。
我：长大以后，我要当作家，有名有利；别的工作我都看不上。
文革粉碎了陈健的工程师梦，却成全了我的作家梦——这就是命运。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9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