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01日（六）
10月28日，《人民日报》以《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为题，通过采访清华大学教授王振民的方式说“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我国法律本身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法律是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加以明确的执政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和基础。”这样评论，问题就出来了，党大还是法大难道真的是伪命题？如果是伪命题为什么还说“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和基础”这样的话呢，这句话本身不就证明了党大吗？如果党不大，何来灵魂？何来基础？这明显是在说，党在法之上，只有党才有资格制定宪法和法律吗？这句话本身还证明，所谓的法治，就是党治，是党的法治。只是这样的逻辑结论着实是太让人失望了。
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程，人们就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人治与党治混合的过程。在反对人治的过程中实行党治，在反对党治的过程实行人治，在实行人治与党治混治的过程中举着法治的旗子，以使人治与党治共同获得法治的合法性。八九年问题的解决，不就是几个政治老人商量的结果吗？最后不是由邓小平一定决策吗？八九年这么大的事，开党的代表大会了吗？开人民代表大会了吗？在既没开党的代表大会又没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不就是典型的人治吗？有人把人治定为新权威主义，通过新权威主义把人治合法化，这就是欲盖弥彰了。
在党的文件里，在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有哪一个不是把党的代表大会的内容当成与时俱进的里程碑呢？又有谁会认为非党的文件、非意识形态的文章是里程碑的标志呢？每一次党的代会大会，都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去学习，学习之后再通过代表大会变成宪法与法律文件，可是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表示异议了吗？表示异议的声音只有在网上才能看到，看到的有哪一个是全国人大代表发的声音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非是一个橡皮图章，一致同意，举手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举手表决机器而已。
党大法大，不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陈述式的真命题，把真命题视为伪命题，是不想解决党大问题，是不想解决与限制党权问题，其实质是要保持党的伟光正形象。党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由具体的人组成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中，党员也是人，也具有人的劣根性，也会滥用权力，也会把权力进行无限制的扩张，这种权力扩张既给人们带来肉体上、物质上的伤害，也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其中洗脑就是典型的精神伤害，这让人没有思想的尊严，使人失去了人之称为人的意义。如果不对党权实行限制，那么党国社会，必定遍地是灾的社会。
如果真心实意地建立法治中国，就要明确治国的主体，依法治国，不是党依法治国，而是所以党派组织都在法之下，党也是治理的对象，也是被治理的主体之一。不仅是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与法律活动那么简单，而应该是，如何限制党在恰当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不恰当情况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随意变成宪法和法律，宪法与法律主要是限制党权、公权、保障私权。如果路线方针政策是以追求党的利益为目的，那么变成宪法与法律，通过宪法与法律保障党的利益，那就是党权的扩张，这样既伤害了公权，又伤害了民权。
制定宪法与法律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这需要以人民代表大会专职化普选化为前提。只有明确人民代表大会是制定宪法与法律的主体，才能真正体现宪法治国，宪法立国，才能让党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如果党是制定宪法与法律的主体，那就意味着党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当宪法与法律有利于党的时候，党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宪法与法律不利于党的时候，党就在宪法与法律之外活动，这显然有悖于法律的公平正义，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悖于法律的客观性、形式性、抽象性。宪法与法律就成了党的工具，依党治国必须让位于宪法治国。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