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新人:《星船伞兵》:现代人格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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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是美国作家海因莱因写于1959年的作品,1960年获雨果奖。由于小说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力,此后出现了“战争科幻小说”(military science fiction)新体裁。在科幻小说读者和美国军人中间,《星船伞兵》问世50年来稳居“必读”行列,并改变了美国军队的一些现行政策。《星船伞兵》描写一个名叫乔尼的年轻机动步兵,自愿参加未来人类政府对抗外星虫族的战斗,在经过了新兵训练、空降实战、军官培训之后,终于成为职业军官。小说虽然属于未来星际战争题材,但核心却是主人公为取得公民权走过的成长之路。在极富思辨色彩的主题铺展中,《星船伞兵》对青少年教育、战争、西方民主社会、公民权等命题独出心裁的解说引来了众说纷纭,也将之推上了一个颇为尴尬的经典位置。

《星船伞兵》的特立独行首先在于,其故事背景是一个成熟的正面乌托邦。小说中的未来联邦将全球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政府通过军队淘汰不合格的平民,让最优秀的人成为公民为社会服务。因此,《星船伞兵》一方面完全不同于描述“专制腐化政治集团下的个人反叛”的反乌托邦;一方面也被认作是保守乌托邦的代表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绝对论。而更为激进的批评则断言,《星船伞兵》挑战了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治的传统。具体来说,对海因莱因的“反民主”指认一般有以下几种:尚武精神、国族主义、通俗理解中的尼采国家崇拜、隐秘的法西斯党徒,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大众文化中,《星船伞兵》里著名的人类与虫族大战通常被理解成冷战思维;艰苦的新兵训练意在展示军人的男子汉气概;“政府支持个人获得选举权”则与同时期小说中“政府图谋破坏选举”的一般写作模式相反,是不切实际的奇思异想。
以上种种说法暗示了《星船伞兵》的两重性:它们一方面难以摆脱二战之后西方社会的各种困境,另一方面又局限于意识形态化评论的圈子,没能打开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理解视野。可能这也注定了《星船伞兵》的当代命运:一部分读者倍感欢欣鼓舞时,另一部分观众却在讽刺嘲笑它,还有一些试图为之“辩护”的人却又偷偷更换了原本的概念。因此,阅读《星船伞兵》必须避开一般评论文字中的偏激论点。仔细推究,海因莱因在《星船伞兵》中展示的其实是一种根源于古希腊英雄、中世纪骑士的人格理想。海因莱因对个体心性的洞察力,对健康和坚强人格的强调,对勇敢战斗、不舍弃受伤战友的推崇,对人应当怎样拥有内涵着价值的人生的关心,都和古典希腊灵犀相通。这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的明确见解:古代希腊英雄拥有独立自足的人格,在作为公共目的代表者的国家面前,他们在完成伦理和正义的同时,体现了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关系。换言之,从内心到外表都完整、自由、坚强的人就是艺术中最理想的状况,也是古典希腊艺术的核心。

正是在这样的欧洲传统下,《星船伞兵》自然而然地将立足点放在了“成长”和“战争”上。小说中乔尼遇到的体能考验和精神困境,其实就是实现潜在公民权必不可少的阶段。在乔尼的成长路上,高中历史和道德哲学课老师——退伍军人杜波司是重要启蒙者,他灌输给学生的是由平民向公民“进阶”的人生理想:“我们成为机动步兵,因为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以身为机动步兵骄傲,机动步兵也以我们为荣。”志愿入伍之后乔尼接受了异常艰苦的新兵训练,而且训练营战地法庭没有律师,这些年轻人甚至不能为自己的弱点辩护。但这一切并不是毫无必要的折磨,而是精心设计的淘汰不合格人选的高效率机制。因此,对于愿意学会独立思考,又能经受住暴力训练的青年来说,公民权几乎是唯一可见的偿报。服役两年之后,不论是否上过战场都能获得公民权,能在领口绣上退伍军人的名牌。但对职业军官来说则不是这样,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服役期就不会自动结束。因为在这场由政府主导的未来星际战争中,“买不来的是战斗精神。它太稀有了。我们的利用率是百分之百,没有一点浪费。相对于被保卫的人口来说,机动步兵是历史上最小的军队。你买不来一名机动步兵,也无法征募,更不能强迫他——如果他想走,你甚至不能强留他。”

正是在这样严苛坚硬、淘汰率极高的人格成型之路上,出现了对“民主”和“平等”的不同见解。海因莱因借杜波司先生表达了他的观点:“‘价值’这个概念,如果不比较的话就没有意义。有一首老歌唱道‘生命中最宝贵东西都是免费的’。这是错误的!完全错误!就是这个令人悲哀的谬论瓦解并摧毁了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那些用心良苦的实验失败了,因为人民上了大当,以为不管自己需要什么,只要好好投票就能得到——不经过艰苦,不流汗,不掉泪,就能到手。”“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会免费。为了能呼吸的生命,我们必须承受生育时的窒息和痛苦。”这就是《星船伞兵》常用的潜在句式:“年轻人,你有一种在平民中相当普遍的误解。”换言之,机动步兵应当有能力超越一般的见解,而接受“坚强意志”的智慧。

而星船伞兵艰苦努力的回报只有两个:增进社会福祉和个体的自由新人格。后者是生活智慧的“外化”和“外溢”,它带来的积极而真实的愉快正如杜波司先生写给乔尼的信:“我应该早就给你写信表达我的欣喜之情。对于你的选择,我并不感到惊奇,我一直觉得你会这么做的。它使得一个老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为发现每一块金子,我们筛掉了大量的鹅卵石和沙子,但是金子就是努力的回报。”也像乔尼的自省:“真是这样吗?我在意过投票权吗?没有,我在意的是一种特权,一种骄傲,一种作为公民的姿态。”在此,海因莱因对“个人”和“集体”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公民权是一种态度,一种理念,一种情感上的执著,认为集体的力量要大于个人……而且个人应该为了集体的生存而骄傲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公民权与社会利益的一同实现,前提却是个体对生命自足性的充分了悟。这其实就是丘吉尔二战名言里的独异逻辑:“除了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之外。我没有什么可奉献的。”

《星船伞兵》的最后结局是:乔尼终于成了军官,带领机动步兵进行新一轮空降,战争在继续,军官和机动步兵在平民的后援支持下保卫联邦。海因莱因杜撰“机动步兵”这个产生了迭变文化意义的词汇,与其说是为战争科幻小说增加了一个重要注释,不如说是戏剧化地提醒了人们“在平民到公民之间仍存在重大差异”。其实,《星船伞兵》的主题简练无比:你为什么不努力成为一个公民——一个真正的人。

科幻小说在20世纪从科普文学转变成为哲理小说的重要一类,并渐次触及了现代社会的两种既深且广的变动:一是科学技术空前成就是否将造祸于未来社会,二是人民大众的觉醒如何适应未来人类生活。无疑,科技和大众的力量在20世纪具有正面积极的文化意义,但它们也带来了很多冲突与困惑。部分科学幻想小说通过描绘宇宙飞行、机器人时代、变种怪兽、外星人,星际战争表达了对科技未来发展的担忧;而漫画书、少年模式小说(pulp story)、恐怖科幻、神魔科幻、科幻电影则夸大性地混淆了这些复杂命题。与此相仿,《星船伞兵》也质疑过科技神话:“科学的追求尽管能带来社会效益,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美德。从事这一行业的可能是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极度自我中心的人。”但这里的特别之处是,《星船伞兵》将主题意外又坚定地移向了上述两大变动中的第二题,即大众如何建立现代人格以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它以科学幻想小说的外壳提出了一种复杂的未来社会预想:从历史学来看,它描绘的实际是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社会情势变迁;从哲学角度看,这一立意既超越了道德律也超越了自然律;从社会学来考量,则社会对弱者和安于现状者的援助责任又必须成为真善美的前提。——海因莱因并不孤立,不是没有人探索过现代人格的问题。例如以精神分析打开人格心理研究视野的弗洛伊德,其晚期著作《文明及其不满》提出文明对个体塑造的作用可能是消极、对峙的:父权和超我共同压抑着人的进攻性本能,个体对文明的防御力越来越虚弱。二战结束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弗洛伊德的上述文明观不被广泛接受,因为它与更普遍的看法背道而驰(唯有现代民主社会才是控制个体人格的成熟外部权威)。但是,马尔库塞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现代个体不再经受传统家庭权威的约束,因此很难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当个体变得虚弱时,文明社会对个体的塑造就成为消极。历史学者余英时则将二战后40年间“文明与个体的相互削弱”描述成“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的对峙”。认为在从精英到大众的革命性重心偏移中,高级文化的危机不亚于科技危害:“高级文化在今天确已面临门庭冷落的危机。”余英时认为,高级文化的创新与提高仍要依靠被拣选出来的少数人,“但高级文化的成果最后仍为全社会所共享。所以把高级文化误认作上层阶级的专用品,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错误。”(《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在余英时看来,大众力量的流行与精英人物的削减已成为必须扭转的局势,但至今为止真正有活力的解决之道却未出现。《星船伞兵》中极具排他性的公民淘汰法则,恰合鲍曼更具历史精确性的社会学解释:“现在,我们中只有很少人记得,福利国家最初被设想为国家运用的一种工具:它使临时不健全的人变得再次健全,并且,它鼓励那些健全的人做出更大胆的尝试。”福利提供了安全网,但它也夺走了每个人面对生命挑战时的勇气。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者时代“公民”社会正在从福利国家变成监狱,因为“福利提供已经从公民权利的实施被转变成了弱者与安于现状者的耻辱。”鲍曼认为,任何由外在因素分配的公民权都不可能持久:“公民权的分配法则多种多样:出生地、家庭出身、种族、性别、财产、教育、年龄、宗教,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体系都能起作用,但是效果都不好。不管哪个体系都存在许多反对者,认为它们是暴政。这些体系最终都崩溃了,或是被推翻了。”(《现代性及其缺憾》)而相对于外在因素的,是利用“内在人格”建立独特的“排他性法则”,如《星船伞兵》描绘的未来公民社会:“现在,我们创建了另外一个社会体系……运行得还不错。抱怨的人很多,但是没有反叛。个人自由在历史上是最大的,法律少,税率低,生活水平已达到生产水平的极限,犯罪率是历史上最低的。为什么?”……而在文学创作领域里,自由、坚强的艺术人格也总是更钟情于英雄、骑士和侠客。金庸的武侠人物往往真诚、努力得出乎寻常,并勇于在百死千难中追求人生的真爱与真理。金庸曾直言,期望当代文学发生“生命的复杂”,拥有《布鲁达库英雄传》和大仲马小说中“生命脉动”的艺术人格。(《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同样,在西方“位高则任重”不仅仍然是一种古老的欧洲信念,而且在20世纪的战场上得到了最生动的验证。当《兄弟连》中的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人时,他们拥有的其实是和《星船伞兵》极其相似的意志逻辑:“他们学会了自信、自律和服从,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出乎预料的艰难困苦,他们具有能够和其他人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他们曾自愿成为空降兵,因为他们想与最优秀的人并肩作战,并使自己也成为最优秀的人。他们成功了。”(《兄弟连》)这种风格独特的忍苦精神,对历史性地拥有良民主义传统的中国来说别具意义。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曾直言:“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鲁迅认为19世纪西方文明中“至伪至偏”之物有二,一是物质,二是众数。“众数”的偏伪妨害了“民魂”的发扬:“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文化偏至论》)鲁迅所寄望的,是“不随风波”、“独具我见”、有“百折不回之意志力”的“古国胜民”。在东方和西方,正是这种“大勇主义”让鲁迅们和海因莱因们摇身一变为“尼采的信徒”。——就尼采而言,他的后期思想重点是重审德国古典文化、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各种思潮。在这些清理的基础上,尼采提出了“优秀而健康的贵族”的基本特征是“一种经过遴选的品类本质,使自身能升华为更高的使命,甚至升华为更高级的存在。”尼采深信,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不仅在社会生活中相互混杂,而且也共存于单个灵魂的内部。因此,自称高贵的人才必须主动性地“对自己强硬而苛刻,以此为乐并在一切严格和强硬面前自告奋勇。”(《超善恶•何为高贵》)尼采哲学的思辨特色,终于为人的感性自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哲学位置。

其实,就小说创作和小说评论而言,“曲意承迎”一直是“独具主见”之外的另一种传统。对于创作《星船伞兵》的五六十年代来说,冷战思维、国族主义、反乌托邦等似乎就是作家和评论家们需要的全部内容。然而,各方面的智识人士均意识到,从精英人格向平民人格的偏移已经具有范式危机的基本症状。走过20世纪之后,寻找一个新范式更成为必要与可能。今日“自我暗示”、“自我激励”治疗都向大众承诺,通过深思默想、自我锻炼能破除道德障碍和心理约束;然而,除了过度关爱和主动放弃之外,文明社会似乎并没有为个体成长提供更多有效的帮助。

康德曾说,对于“正义”的历史性把握、对于“善良”的判断能力往往不易成为智识者之外的一般共识。确实如此。在当代民主社会中,真正属于公民的文化话语空间总是显得形迹可疑。因此,现实的解决之途或许不是由全社会主导的“建立现代人格”,而仅仅是由海因莱因式的文化英雄“预想未来人格”。《星船伞兵》是未来健康人格的遐想序曲,它在一个“被动性”的问题之中成功地纳入了“主动性”的赠与,这种崭新的切入当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来源: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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