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依法治国”决定前，十月十三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持学习时强调，要以“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成功经验，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习还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沃土”。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来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何时成为“马列”的沃土？毛泽东是“反孔灭儒”者，中共建政后对孔子和儒学经历了全盘否定到部份肯定，现习一手举“依法治国”旗，另一手又树“孔儒”旗。世界历史证明，现代法治理念并不产生于中华.
儒学救不了中共
中共建政后所採取的治国理念与传统文化难有相同之处。中共与苏共同样属垄断真理，垄断政治、垄断文化和经济资源的党，中共何时真正实行过法治？“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长期来中共实行的“党治”是“人治”一种形式。当中共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代表、科学发展观”统治十三亿人的手法“失灵”后，习又将“孔儒”当“优秀传统文化”来“独尊”。
在习的倡导下，中国大陆兴起了“复古思潮”，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根本之“道”，只能举起“孔儒＋特色”主义之旗，认为“舍此道之外，别无他路”。还有人主张应续中国历史文化的“道统”。数千年中华文化传统本无“法治”，若此时通过执政党的威权来推行所谓的“文化传统”，必然是“矫枉过正”。它有悖于真正的现代法治、自由、人权、民主的精神，而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自由、人权、民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中国近代发生的巨变，所谓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学”早已失败。“儒学”作为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早已走下神坛。当然将其赶下神坛的过程中也充满着激烈政治博弈，当有些在野革命者在其革命的进程中往往要打倒“孔儒”，取得执政地位后，又往往将“孔儒”作为统治之学.
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走市场经济之路，数千年的“孔儒”并未将中国带到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之路。什么是现代化？那必然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从国民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境界，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面貌，再到政治体制、政府结构和体制进行“质变”，“孔儒”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的独尊地步。“孔儒”作为一种文化，要不被人遗忘，必然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传统未必能适应现代化。“孔儒”未必能救中共。当今的世界有了互联网，各国民众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类进步也越来越快。十三亿人的大脑应清醒，我们的民族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历史实践证明“孔儒”并不是全球文化中最先进的部分。我们要像台湾、香港那样，对外来的先进文化、文明和制度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要像东亚的日本、韩国那样，对比本国更先进的外来文化、文明、制度，不仅要努力学习和引进，更应锲而不舍地消化、创新，而如今吸收并消化了大量外来文化的日本和韩国，不也同样屹立在世界之林吗？
甘地律师是印度骄傲
如今的中国，无论是执政党、社会精英还是大众百姓，对印度甘地均十分肯定，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英国法学院毕业的律师。
印度也与中国属东方文化国家，都是人口大国并在亚洲同属举足轻重的国家。印度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甘地和尼赫鲁家族，当代印度史与他们密切相关.在中国有多少人知道甘地是律师，尼赫鲁的父亲也是一名律师？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是甘地的一句名言，在中国的知识界中相当流行。甘地这句话是针对英国殖民政府，在如今的中国，类似的话也是针对中共政府。甘地被称为印度国父，他是印度教徒＋律师，在其生涯中，深入最底层，引导民众、组织民众参与公共维权抗争。按当今中国所流行的语境，甘地不仅是律师，也是“维权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称他为东方国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先行者不为过.
甘地出生于一八六七年，早年在英国读法律，并拿到了宗主国──英国颁发的律师证.甘地是人不是神，最初回到印度也崇尚英式的贵族生活，摆阔气、讲究身份和地位。但他渐渐放弃一个普通律师的业务，走上从政路，投身于公民社会运动。从此甘地的个人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无论是作为律师，还是作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领导者，其经费完全需要别人提供。他抛弃了在英国养成的洋派生活，住简陋房，衣着朴实、素食清苦，不为自己配汽车和司机，到外地也像大众一样坐三等车厢。他后来也为自己年轻时曾沉湎于婚内性欲而悔过，最终选择了禁欲。这一切都是成为甘地律师道德形象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成为印度国父和伟人的重要原因。
党律师制度的乱象
中国大陆目前有二十五万律师，而人口只有七百万的香港却有七千多名律师，若按十三点四亿人口计算，中国大陆若达到香港的法治状态，至少应有律师一百八十万.香港律师的地位和规模与英国一百三十五年的“殖民”管治有关，很少有人认为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有关.
香港律师认为，律师没有上级，上级就是法律。中国大陆律师的上级就是政府，而政府又从不发薪给律师，所有律师都得“自收自支、依法纳税、自负盈亏”。但每个律师所必须有中共党组织。中共“党文化”才真正是“特色法律”的沃土。据中共媒体报道：中国律师执业乱象丛生，例如：近年来多数违法减刑的案件中都有律师参与，这些律师充当“掮客”，为罪犯和政法机关牵线搭桥，甚至不惜炮制冤假错案。在许多法院腐败的窝案中，这些律师既是向法官行贿的主要人员，也是法官与行贿当事人的“中间人”，平均一个出事的受贿法官就会牵出五个以上行贿的律师。二○一三年，湖南株洲天元区法院法官尹丰文向案件当事人索贿六十万元，就是由他给当事人介绍的律师来操作的。
当中共媒体将律师执业乱象披露得入木三分时，中国大陆还是出现了一批敢于担当的良心律师，民间称他们为维权律师或人权律师，但中共却将这批律师打入“五黑”势力之首。律师、法律人本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和栋樑。从中国律师，尤其是一批良心律师的处境看，中共无意在中华大地搞法治，习近平“尊孔兴儒”为的是强化中共的“党治”。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201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