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一早,女儿打来电话。她从网上获知陈子明已于10月21日下午2时50分去世了。我心中十分悲痛,当即给王之虹女士发出电子邮件:“惊悉陈子明先生不幸去世,万分哀悼!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子明先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陈子明的去世是当前我们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特别是在今天为民主而斗争的艰难时刻,使我们心中更感悲痛!

陈子明从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起就开始为民主事业而抗争。那次斗争的起源为悼念周恩来,事实上是第一次对文革后期毛泽东路线的批判。当时的万人长安街送别周恩来,给毛以重大打击。他知道了人们对文革的不满,对他的不满,人心已不在他那一方。陈子明成为建国后最早的民主运动──民主墙斗争中领袖式的人物,不愧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

我与陈子明虽然早已互知其名,却久未谋面。直至1985年,我因《镜报》事件被罢官后,与张显扬等成立民间机构“法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当时陈子明和王军涛成立“社会经济研究所”并创办《经济学周报》,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一南一北,成为两大民主舆论基地。就是从这时起,我和陈子明的两个研究所相互彼此支援,我们两人也成为忘年好友。

在六四学生运动中,我与李洪林、严家其等十二位学者所做的不过是支援学生,并提出“见好就收”,避免受迫害的忠告。陈子明和王军涛等深入学生中,与学生们一起研究斗争策略,受到学生们的拥戴。六四屠城后,部分知识分子纷纷逃往海外。陈子明却作出留在国内的决定。他明明知道六四后一定会秋后算账,却仍不畏强暴,坚决地留下来,继续抗争。最终,他被判刑长达十三年。这期间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不幸癌症缠身。但是,他出狱后仍继续民主与实践的研究,不断在网上发文,并出书十余册之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下面一事最令我感动。我在滞留美国十一年后,于2005年1月返国定居。一次他邀请我去地坛东门的一家餐厅参加他的研究所的一个集会,参加者除其本所人员外还请了一些友人。在聚餐中,他首先宣佈欢迎我从海外归来,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聚会,使我有机会见到很多老朋友,如何家栋、高瑜等;又结识不少新朋友,如徐友渔、秦晖等人。

此后,我们互通音讯。我对他与陈永苗等人提出的“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深表赞同。我们两人还都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我们时常共同参加各种会议,一起讨论宪政,政改等问题.

陈子明在重病中仍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近年来,他提出要做建设性的反对派,我很佩服他的勇敢和坚忍。不幸的是,中共连建设性的建议都不接受。对中共来说,反对派就是反对派,没有什么建设性一说.所有的马列主义政党都是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尽管你认为是建设性的,他也是深避务拒。斯大林曾写过《论反对派》一书,他将托洛茨基赶出苏联逃往墨西哥,后又派人将托洛茨基用斧头砍死;陈独秀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多年,中共一直污蔑他是日本特务。抗战后,他住在四川江津,穷困潦倒,中共提出他回到共产党的条件是必须写出悔过书;赵紫阳六四后一直被软禁直至死亡。中共认为,党内的反对派比帝国主义更加危险,是对其专制权力的巨大威胁.最近《炎黄春秋》被迫改由文化部领导,使他们自由发稿更加困难,也是明显的例子。

痛失子明!他的去世对于我们是一个重大损失。像他这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是很罕见的,堪称为当代中国的民主英雄。陈子明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人民心中。不容置疑,在未来中国先哲祠中一定有他的一个位置。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201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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