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君书》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并非顶级著作，也非官方规定的必读书。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每个读书人必读的是儒家经典，先是六经，及公羊学等儒家注释、阐释学派，后是四书五经。
2，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等，其中慎到和申不害的著作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构成法家核心经典的，是《管子》、《韩非子》和《商君书》三部著作，其中《管子》的位置更占主导，对治国理政阐释的更系统，比如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没听说诸葛亮自比商鞅。
王东岳先生以《商君书》概括法家思想，有以偏概全之嫌。当然，在推崇国家主义，无视个人权利方面，《管子》《韩非子》与《商君书》是基本一致的。不过，法家思想绝对并非就是商鞅思想，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其中有非常严重的专制独裁主义内容，但也有部分有益管用的观念，典型的如《管子》中的“开源节流”的财政观念，到今天还是国家和个人理财的基本原则。
3，对包括《商君书》在内的法家学说的缺陷，中国古人早有洞见，历史记载上有许多批判，如刻毒寡恩、忌刻。法家在中国历史上名声一直不好，也鲜有统治者公开表明尊崇商鞅。
毛泽东提倡法家，要给法家“翻案”，从“翻案”二字就可看出，法家在中国传统中是受鄙视和打压的。
4，《商君书》是一本伪书，里面的许多内容是战国或西汉时期的后人塞进去的，并非全是商鞅的思想。
5，中国社会沿袭到现在的专制独裁主义，里面有《商君书》之类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并不在这些书中，而是另有原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性中有个人中心的因素，有希望高出他人和支配他人的生物竞争因素等。一个显著的证据就是，像古巴、俄罗斯，像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萨达姆等等这些国家和独裁者，应该并未受过《商君书》的影响，不是也照样使用极端的专制独裁主义手段？
6，中国历史上，第一阶的经典是《五经》和后来的朱熹的《四书集注》，这些是一千多年中科举考试、特别是元代仁宗起至1905年科举被废除为止，每个读书人主要的必读书。《道德经》在魏晋和唐代也曾跃居第一阶。
第二阶的要数《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春秋繁露》《白虎通演义》《盐铁论》《史记》《资治通鉴》，直到《贞观政要》等等，这些都远比《商群书》更受尊崇。包括《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地位都在《商君书》之上。这些书是正，《商君书》《鬼谷子》等等是奇，或邪，是不入读书人眼目和国家庙堂的。
7，在儒家经典中，有许多与《商君书》完全相反的观念，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等。不胜枚举。
8，《商君书》里面的愚民、辱民、贫民、病民等等观点，在中国传统中极少，甚至可说完全没起作用。
《孟子》有“君之视民如草芥，则民之视君为寇仇”。《论语》中的孔子主张仁爱，在上位的要对人民仁慈关爱，如待自己的子女。所以，中国古代官员的伦理不是愚民、辱民、贫民，而是勉力做百姓的父母官，为民做主，称百姓为子民。中国史书中对善待民众的帝王将相都是正面誉扬，为其建立千古美名。对虐待民众的皇帝则贬为暴君，让其遗臭万年。对善待百姓的官员则专章立传，称为“循吏”“良吏”。孔孟学说是国家哲学。这种哲学对人民的信条是：先富之，而后教之。中国从周朝起就重视教育，直到晚清，官方都重视办学和教育，尊孔子为至圣先师。除南北朝、晚唐等短期军人走红，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读书人普遍受敬重。传统皇帝政府除极少数坏蛋皇帝，都不是专事残民以逞，而是基本上履行了维护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职责，不是以“农战”立国，而是休战养民，重视民生，保护民众生命和财产。皇帝和官员以仁爱下民为基本信念。
王东岳先生反思《商君书》，批判传统政治和法律中的国家主义，是有意义的。但王先生对中国传统的认识极其有限，引用的知识来源是郭沫若、鲁迅，视野和认识来源狭窄。以《商君书》指称所有法家，是以偏概全了。同时，过于强调《商君书》在中国政治和法律中的作用，是误把末流当作了主流来批判。只要看看“唐律”，这是后来一千多年中国律法的基本框架，其中很难找到《商君书》的影子。
现在的专制主义横行，责任不在《商君书》，而在当权者对权力地位的贪婪，思想源头则在其那个德国人20几岁时的胡思乱想。今天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宪法载明人民当家做主，小学到高校遍布全国，讲发展经济，全民致富，尽管很多流于口头宣传，但至少从价值正当性的取向上，就完全没有“愚民、辱民、贫民”。所以，把今天的问题也好，罪恶也好，溯源于商鞅那里，无异于间接在给掌权者开脱，把他们应付的责任转嫁给了完全不相干的古人。
2019-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