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对王东岳先生讲商鞅的几点商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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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君书》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并非顶级著作,也非官方规定的必读书。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每个读书人必读的是儒家经典,先是六经,及公羊学等儒家注释、阐释学派,后是四书五经。

2,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等,其中慎到和申不害的著作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构成法家核心经典的,是《管子》、《韩非子》和《商君书》三部著作,其中《管子》的位置更占主导,对治国理政阐释的更系统,比如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没听说诸葛亮自比商鞅。

王东岳先生以《商君书》概括法家思想,有以偏概全之嫌。当然,在推崇国家主义,无视个人权利方面,《管子》《韩非子》与《商君书》是基本一致的。不过,法家思想绝对并非就是商鞅思想,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其中有非常严重的专制独裁主义内容,但也有部分有益管用的观念,典型的如《管子》中的“开源节流”的财政观念,到今天还是国家和个人理财的基本原则。

3,对包括《商君书》在内的法家学说的缺陷,中国古人早有洞见,历史记载上有许多批判,如刻毒寡恩、忌刻。法家在中国历史上名声一直不好,也鲜有统治者公开表明尊崇商鞅。

毛泽东提倡法家,要给法家“翻案”,从“翻案”二字就可看出,法家在中国传统中是受鄙视和打压的。

4,《商君书》是一本伪书,里面的许多内容是战国或西汉时期的后人塞进去的,并非全是商鞅的思想。

5,中国社会沿袭到现在的专制独裁主义,里面有《商君书》之类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并不在这些书中,而是另有原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性中有个人中心的因素,有希望高出他人和支配他人的生物竞争因素等。一个显著的证据就是,像古巴、俄罗斯,像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萨达姆等等这些国家和独裁者,应该并未受过《商君书》的影响,不是也照样使用极端的专制独裁主义手段?

6,中国历史上,第一阶的经典是《五经》和后来的朱熹的《四书集注》,这些是一千多年中科举考试、特别是元代仁宗起至1905年科举被废除为止,每个读书人主要的必读书。《道德经》在魏晋和唐代也曾跃居第一阶。

第二阶的要数《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春秋繁露》《白虎通演义》《盐铁论》《史记》《资治通鉴》,直到《贞观政要》等等,这些都远比《商群书》更受尊崇。包括《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地位都在《商君书》之上。这些书是正,《商君书》《鬼谷子》等等是奇,或邪,是不入读书人眼目和国家庙堂的。

7,在儒家经典中,有许多与《商君书》完全相反的观念,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等。不胜枚举。

8,《商君书》里面的愚民、辱民、贫民、病民等等观点,在中国传统中极少,甚至可说完全没起作用。

《孟子》有“君之视民如草芥,则民之视君为寇仇”。《论语》中的孔子主张仁爱,在上位的要对人民仁慈关爱,如待自己的子女。所以,中国古代官员的伦理不是愚民、辱民、贫民,而是勉力做百姓的父母官,为民做主,称百姓为子民。中国史书中对善待民众的帝王将相都是正面誉扬,为其建立千古美名。对虐待民众的皇帝则贬为暴君,让其遗臭万年。对善待百姓的官员则专章立传,称为“循吏”“良吏”。孔孟学说是国家哲学。这种哲学对人民的信条是:先富之,而后教之。中国从周朝起就重视教育,直到晚清,官方都重视办学和教育,尊孔子为至圣先师。除南北朝、晚唐等短期军人走红,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读书人普遍受敬重。传统皇帝政府除极少数坏蛋皇帝,都不是专事残民以逞,而是基本上履行了维护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职责,不是以“农战”立国,而是休战养民,重视民生,保护民众生命和财产。皇帝和官员以仁爱下民为基本信念。

王东岳先生反思《商君书》,批判传统政治和法律中的国家主义,是有意义的。但王先生对中国传统的认识极其有限,引用的知识来源是郭沫若、鲁迅,视野和认识来源狭窄。以《商君书》指称所有法家,是以偏概全了。同时,过于强调《商君书》在中国政治和法律中的作用,是误把末流当作了主流来批判。只要看看“唐律”,这是后来一千多年中国律法的基本框架,其中很难找到《商君书》的影子。

现在的专制主义横行,责任不在《商君书》,而在当权者对权力地位的贪婪,思想源头则在其那个德国人20几岁时的胡思乱想。今天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宪法载明人民当家做主,小学到高校遍布全国,讲发展经济,全民致富,尽管很多流于口头宣传,但至少从价值正当性的取向上,就完全没有“愚民、辱民、贫民”。所以,把今天的问题也好,罪恶也好,溯源于商鞅那里,无异于间接在给掌权者开脱,把他们应付的责任转嫁给了完全不相干的古人。

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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