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的发现、内容和意义
内容提要：《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再一次证明反右运动的谎谬性、反动性，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是目前互害社会的根源。教授治校、教育才有希望。财产申报、才是爱护干部。尊重宪法、人人免于恐惧。特权是暂时的、法治才能永久。香港是救生门也是逃生门，没有港澳台、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中共领导集体的庄严承诺，要抵制投机分子的左倾言论。
一、机密文件《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的发现
二、2018年6月，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买到《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
这本名录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出现时，标价12，000人民币，与持有者讨价还价后以9，000人民币成交。
名录按系统分党群系统、政法系统、工业系统、农业系统、财贸系统、统战系统、文教系统、大学生等8大类，每个右派分子列姓名、年龄、职务、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处理情况、处理后的去向、有何政治历史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等。总计2，994人，与1978年摘帽和改正的右派分子10，077人（《吉林省志》）有很大距离。这是因为这本目录是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于1958年一月份编辑出版的。它不完整，不齐备，但毕竟是第一次出现的省一级有关秘密档案，非常珍贵。无论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方面都有其重要价值，值得研究者、学者和一切后来者的珍惜和研究。
正如傅斯年所说，史学的进步必须不断地发现新史料——“史学的对像是史料”，“史学的进步归功于史料的增加”，“治史便是整理史料”。
把官方秘密档案与私人叙述互相比较、验证、补充、纠错的时候，的确可以从中体会到所谓“研究”的快感。
本名录将汇入本人编辑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大辞典是一部工具书，是一座纪念碑，也是一项改变人被蚂蚁化的艰巨工程。
反右运动危害太大了，反右倾、大饥荒、四清、文革，随之而来，死人无数，教训深刻——70年了，我们不能培养出一个大师、也没有拿到一个诺贝尔科技奖（按：屠呦呦是民国产品）。人民仍然穷困，人均DGP、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养老投入仍然落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撒钱不少朋友不多，免签证国家数目远远落后于香港、台湾。国力仍然衰弱，美国海军“科蒂斯·威尔伯号”（USS Curtis Wilbur）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USS Antietam）导弹巡洋舰，在今年10月22日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我们只能“不要太生气”（《环球日报》）。
希望子子孙不再发生这种自伤自残、自我灭绝的悲剧。
三、从机密文件《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看反右运动
四、从分类表看，文教系统（包括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教授、讲师、助教、职员，中小学校教职员，医院、电影制片厂、文教宣传单位干部、职员）1，371人，45.8%；大学生683人占22.8%.两项相加为68.6%，超过全体人数的2/3.
从文化水准看，除大专院校的教师比较高外，中小学校教师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化，甚至有小学程度。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不过高中水准，其余都是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党群系统，64个右派分子，其中大学12人，中专2人，高中18人，初中31人（几乎一半）、小学1人。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正是需要发挥知识份子的能力和智慧的时候，发展教育的时候，却如此大面积的扫荡知识份子，消灭文化，摧毁教育。居心何在？更重要的是，反右运动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让人失去思考能力，不敢说真话，只能说假话；不能批评政府和官员，以致官场日益腐败。为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条件。至今，中国仍然是被人看不起的贫穷大国、贪污大国、愚昧大国、文盲和不文明大国、老百姓没有选票的大国、没有医疗保险的大国……
三、个案研究——整右派，不能保证你是左派；整人，不能保证你不挨整
案例1——胡显中（表539）是名录中我唯一认识的受难者，就从他谈起
胡显中（1932——），男，江西省南昌市人，16岁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即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刘大生教授所说的“政治童工”）。1948年，他所在的中共闽浙赣边区南昌市城工部被它的上级认为是“叛徒组织”，一次过就有127个战友被秘密枪毙，包括胡显中在内的逃过这一劫的地下党同志，又分别在审干、反胡风、反右中被整肃。
1949年，胡显中被剥夺中共党籍，先后到江西省、广东中山等地工作。1955年，胡显中被当作“胡风分子”送入专门审查嫌疑分子的集训班，隔离反省；半年后，“骨干分子”嫌疑解除，但女朋友被领导挖走了。（许多时候，政治斗争是争夺性资源的手段，如电影《牧马人》中的故事。）
1957年，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承诺，写大字报《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再论胡风问题》，《纵论国是、兼评鸣放》，被打成右派分子。
由于不服气，进京上访，奔走于国务院、高教部、中宣部等机关，没人理会；想到马克思“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工人阶级无祖国”，便到英国代办处要了一份《申请书》，被当局发现，以“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及“投敌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逃跑，改判10年徒刑，再逃跑，加刑3年。被劳改13年。1980年，最后一名被改正，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以前判决，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和工作。恢复中共党籍，现在享受离休待遇。
出版有回忆录《阳谋下的人生》等。
案例2——金东郁（表535）
金东郁（1933——），男，朝鲜族，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53级学生。
1957年，与同班同学胡显中观点接近，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在运动初期，因为胡显中要赶一篇文章，应请求帮忙写作《纵论国是，兼评鸣放》，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辽宁省劳动教养。
案例3——谷长春（表5）
谷长春（1933——），共青团长春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驻东北人民大学联络员。共产党员。
1957年，在东北人民大学当共青团长春市委联络员时，认为应该让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经济系53级学生胡显中“平等发表意见的机会”，被打成右派分子。
案例4——李学斌（表6）
李学斌（1932——1957），男，高中文化，《长春日报》记者、共青团员。
1957年，写长篇报道《“应声虫”——东北人民大学胡显中右派言论破产始末》，发表于《长春日报》，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大连跳海自杀。
批判右派分子而成为右派的例子，不胜枚举。
案例5——王惠岩（表204）
王惠岩（1933——），男，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
1957年，本是被学校指派到经济系53级加强批判右派分子胡显中火力的骨干力量，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案例6——侯放（P411）
侯放，男，东北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师、中共党员。
1957年，丁则良从苏联回到北大，看到反右感到害怕，就投湖自杀了，匡亚明校长批了1，000元把丁则良遗体运回厚葬；开大会时麦克风不响，电工席云凤事先没有检查好，匡亚明发火，当场开除电工（事后撤销了），抓住这两个特例，就给匡亚明贴了一副对联：“席云凤顶撞校长，别无大错，多年革命，险遭一纸开除令；丁则良投湖自尽，死有余辜，一生反党，还得千元厚葬金。”被匡亚明报复，发动群众“揭发”，本是被学校指派到经济系53级加强批判右派分子胡显中火力的“左派”骨干力量，也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回原籍劳动改造，“少有人同情”。（吴丽虹：《吉大反右时的一点回忆和思考》、胡显中：《青春，在铁窗中消磨》）
案例7——丁则良（表193）
丁则良（1915——1957），1952年从北京大学调东北人民大学任历史系主任。
1957年，根本未参加整风鸣放，毫无可抓辫子的言论，仍被缺席打入莫须有的“余丁徐反党集团”——“黑统帅”余瑞璜（东北人民大学民盟主委、物理系主任）、“黑参谋”丁则良（东北人民大学民盟副主任、历史系主任）与“急先锋”徐利治（东北人大民盟秘书长、数学系主任）。返国抵京，闻讯如雷轰顶。妻从长春赶来北京终日陪伴，乃于暗中写好遗言，投北大未名湖，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而结束了42岁的生命。（义无再辱，态度决绝，情状惨烈。）好友周一良不但不能为辩诬，还参加批判大会，说是“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私交不错的陈庆华更加凶猛：“这种人活着也起不了好作用！”
获罪原因，是徐利治向教育部上《万言书》，反映东北人民大学领导在统战、教学与科研方面的问题。丁则良、余瑞璜都提供了材料。校长吕振羽以自己著作请指正，居然写下多条意见，致吕不悦。（吕振羽于1963年被秘密逮捕，让交待刘少奇叛变的情节，也吃尽了“革命”的苦头。）
案例8——丁克全（表411）
丁克全（1914—1989），长春地质学院教授、民盟长春地质勘探学院支部主委、中共党员，省、市民委委员。为长春市政协常委、长春市人大代表、民盟吉林省委委员。
1957年，在《光明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因省、市民委委员身份代表回民群众反映长春市某些部门不尊重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受到某些领导的批评。
1958年，被指“篡夺民盟省、市委的领导权”，打成“余（瑞璜）丁（克全）徐（迺祚）反党集团”成员、右派分子。
1965年，被强制劳教。1966年，送农场强制劳教。1976年，又被投入监狱。1977年，因病被保释出狱。在近20年时间里，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折磨，家庭也受到许多株连和不幸，但始终不屈服于任何压力。
1979年，得到“改正”，复职为教授。
个案9——余瑞璜（表346）
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系主任兼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省人委会委员，东北人民大学自然科学委员会委员。
1957年，被打成“余丁（克全）徐（迺祚）反党集团”、“余丁（则良）徐（利治）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右派分子。
从这些个案看，所谓右派分子都是拥护共产党、相信毛泽东的忠贞之士，可是毛泽东却出尔反尔，把这些愿意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共产党的同路人和战友推到敌人的一方。同情、支持“右派言论”的，固然被打成右派分子；批判“右派言论”、揭发右派分子的，也一样被打成右派分子。
刁振玉在《吉林教育史》中说：“反右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一部分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内人士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却仍然认为，“吉林省教育战线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果。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争取、教育了中间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准，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言不由衷的空话、假话、废话完全无助于解决遗留的历史问题，对1957年的受难者是极不公平的。从网络上看，多年来北京、四川、重庆、云南等地的右派分子仍然有要求“彻底平反”、补发20多年工资的维权言论。
个案10——方化（表228）
方化（1925——1994），男，生于辽宁省大连黄泥川，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
1957年，“右派”名额还缺两个。领导人想到《平原游击队》中的松井，就“对号入座”，说方化“你扮演日本鬼子活灵活现，说明你这个人的本质就是那个样！”），于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右派分子。罪名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你扮演日本鬼子活灵活现，说明你这个人的本质就是那个样！”就可以想像当年反右派运动的荒谬和非法。
今天仍然不肯还右派分子以公道，如何取信于天下人？
个案11——才一正（表470）
大学生才一正当时才23岁，东北地区于1948年或之前就已经“解放”，请问，一个13岁的小孩，会有什么“肃反”问题，值得校长、老师去斗他？反右之残忍、无人性，对青年和国人的伤害也于此可见。
四、“教授治校”，教育才有希望
日本，蕞尔小国、多灾多难国、战败国，今年又拿到诺贝尔奖。
中国，人口大国、经济大国、战胜国，至今与诺贝尔奖（科技类、经济学）无缘（屠呦呦是民国产品）。
中国的科技落后，是由于教育制度的失败——（一）盲目照搬苏联：变综合型大学为专科学院，并且废除了社会学、法学、民族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
现在又大张旗鼓地把专科学院变回综合大学，恢复了有关科目，即是羞羞答答地承认失败，却已经浪费了许多宝贵资源和宝贵时间；（二）废除行之有效、世界通行的“教授治校”制而行党委制。
“教授治校”，其实是毛泽东自己挑起的话题——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谈到民主人士“有职无权”和“教授治校”时，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民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个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同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他号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切实攻一下。他还让邓小平找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开座谈会，就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等问题征求意见。
结果对“教授治校”、“党团退出学校”发表意见的有识之士都掉进了毛泽东的阳谋陷阱，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代精英被毁灭，中国大学被毁灭，中国的教育被毁灭。
以至大学成了（不会独立思考的）螺丝钉加工车间，精緻的个人主义者（钱理群语）养成所；现在更变成养猪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除盛产贪官污吏、叛党叛国分子之外，离它们天天吹牛的“世界第一流大学”也不知道有几万几千公里。这些名牌大学高据“毕业生犯罪率”榜首。
五、财产申报，是保护干部、爱护人才的有效措施
签发通缉令的孟宏伟本身就是通缉犯；杀人不眨眼的王立军在狱中。
党的高级干部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鲁炜、陈绍基、朱明国、万庆良、李嘉等，高级将领郭伯雄、徐才厚、张阳、杨晖、唐国庆等数以千计的党政军干部，成了贪污腐败分子。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全军覆没。
中共中央委员、封疆大吏、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患“忧郁症”坠楼身亡。
对于这些辉煌的反贪成绩，我不感到高兴，反而非常沉痛。他们都是聪明才智之士。只是因为党和国家没有一套好的制度（例如财产申报制度、舆论监督、议会质询等）保护他们、防止他们犯错误，以致使国家、人民花费钜资培养出来的优秀人物半途夭折。这是他们个人、家庭的不幸，更是共产党、人民和国家的不幸。
毛泽东，亲手毁了他自己和共产党的诚信，成了一个“政治流氓”（章伯钧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就逐渐出现了信任危机、信仰危机、法治危机。
毛泽东信誓旦旦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原来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钓鱼。不但不能批评中共中央和领袖人物；连给中共基层支部、个别中共党员，甚至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提意见，都成为右派分子。
从此，共产党的干部，成了谁也不可以批评他们的特权分子，失去了群众的监督，于是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贪污金额越来越巨大。
阴谋家毛泽东不但是国家罪人，也是共产党的罪人。
邓小平在1993年在上海西郊宾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示：1981年那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是违心的，党内很多老同志是不同意的。他把重新评价毛泽东的任务留给21世纪初的领导人。正确评价毛泽东，清算反右运动，才能获得人们的拥护。
依靠机关枪、坦克、警察、城管的“刚性维稳”，只能让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从主席、书记到贩夫走卒，概莫例外。
六、《宪法》保护人民，也保护干部
1954年《宪法》，第87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宪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是在“肃反”、反右派中，这《宪法》被粗暴地践踏了。《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肃反”、反右中就有打人骂人的现象发生。右派分子不经法院审判，送去劳改、劳教，被置于死地。
束星北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吴健雄，以及程开甲（两弹一星元勋）、吕敏（两弹元勋）、胡济民（中国科学院院士）、忻贤杰（核爆炸专家）、周志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副总编辑）等。他服务了19年的浙江大学，即使是逃难到贵州山区，在抗日战争艰苦条件下，仍能保持非常高的学朮水准，让李约瑟大为惊讶，称之为“东方剑桥”。
但是，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毁了一度辉煌的中国大学和无数大师、天才。
也为刘少奇、林彪、江青、毛远新等人悲惨下场留下伏笔。
《宪法》保护人民，也保护干部。
七、习近平说的“头上三尺有神明”，是宇宙真理
把知识分子、把青年、把拥护自己的老百姓、同志战友当作敌人，对他们搞阴谋诡计，把100多万人推入火坑，送到条件严酷的劳改场所，造成知识精英、优秀党员和干部的大面积死亡，因此带来的文化断层、人才断层至今仍然无法修复。
反右运动不是孤立的，它是一系列整人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人成了一个传统、成了一种惯性，从井冈山杀AB团、延安整风、1949年思想改造、（巫宁坤教授兴沖沖的从美国回来，就赶上了。）土改、批判胡适、批判胡风、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四清、文革，政治运动多如牛毛、死人无数。
但是整人是有报应的。
习近平说：头上三尺有神明。
《汉书》说：千人所指，不病而死。
这千多年前后呼应的两句话，实在是宇宙真理。
从商鞅、李斯，耒俊臣、周兴，到李韶九、夏曦，康生、谢富治，都没有好下场。
史达林的卫队长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中国的杨尚昆、令计划、孟宏伟，心狠手辣，“忠心耿耿”，到底只保卫了别人，而不能保卫自己。
整人的罗瑞卿在1966年也被逼得跳楼自杀，罗瑞卿接班人李震自杀、谢富治被秋后算账。
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张霖之、吴晗……被整死；而毛泽东尸骨未寒，江青、毛远新即被下狱。毛泽东立马成为中国最大的“反革命家属”，报应之快，翻掌之间。
被毛泽东迫害致死的陶铸，也是毛泽东的得力打手。陶铸在广西“剿匪”、广东血腥土改，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彭德怀。陶双手沾满两广人民、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鲜血。1957年，只有3，500万人口的广东省打了3.6万右派分子，两万多地方主义分子（如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案）。
欺负迫害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处呢？
得到就是“打倒阎王殿”、“砸烂公检法”、“全面夺权”、“打倒党里、军队里、政府里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八、港台政策
毛泽东、周恩来虽然犯了许多历史性的错误，但是保留了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接触通道的决定，却有先见之明。
中共开明派习仲勋等从中港之间巨大的贫富差异、从中国老百姓投奔怒海的惨烈中悟出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而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时，是香港人第一个到大陆投资，把资金、技术、管理带进大陆，创造了“深圳奇迹”。
1989年北京风波之后，西方国家杯葛中国，又是香港、台湾人给大陆输血，让中国经济起飞。可是，现在却有人说是中国养活了香港人，实在是忘恩负义，颠倒黑白，别有用心。苏联为什么垮台，不就是因为它没有它的港澳台吗？
香港是中国的“救生门”，韩战时中国靠香港打破西方禁运的困境。
香港也是中国的“逃生门”，几十万政治难民、经济难民就是从香港流到全世界。当年左得出奇的许家屯同志就是从香港逃出去的，现在台上的大大小小官员，谁敢保证他不会是“许家屯第二”呢？
小心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既符合国家利益，也为自己留下后路。
《中英联合声明》是严肃的国际条约，“一国两制”是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对香港同胞、国际社会的尊严承诺，不能因为有了一点钱，就可以信口开河、说三道四，给香港人看晚娘脸孔。
在敌占区、白区工作，从来都是最危险的职业，“白区路线正确代表”刘少奇、“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潘汉年、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以及他们的团队，尽管功劳盖世，最后都没有好下场。香港达德书院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培养了大批武装干部，而从达德书院撤回中国大陆的教授中，就有黄药眠、钟敬文、沈志远、陆诒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他的不是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人治体系下，是千古不变的铁律。
执行港澳台政策的京官，一定要凭良知办事，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不要揣摩上意，为取悦领导而谎报军情；不要耀武扬威，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岂可不慎。
“把枪口抬高一寸”，不要制造冤案，不要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鲜血。
宋太祖说：“尔俸而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应该“敬畏历史，敬畏上天，敬畏民意”。
没有永远的特权，只有法治社会才能保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永远安全、安定和过有尊严的生活。
（本文是2018年10月19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午餐演讲”的整理稿201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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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宜三，本名凌文秀，1968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原东北大学）冶金系，是香港五七学社总干事，《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编委、《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
参考书：
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1958（内部档案，购自孔夫子旧书网）
宋永毅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2013年（第二版）
武宜三主编《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待出版）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丁抒《阳谋》开放出版社2007（修订本）
胡显中《阳谋下的人生》劳改基金会出版2008
开放2019-03-09
【编者注：文中序号有错误，本站转载时未予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