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为海外客家移民聚集的第一大国,华人移民当地的历史久远,至少宋元之后,泉州港已为全球最大商港,时中国人船楫活跃于南海之上,可以想见,当有许多中国人到达印尼经商或落地发展。据非正式之统计,印尼一万七千多个岛上的华人人口总数现约有一千五百万,客家人则约有六百到八百万.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之间,我率领了二零一三走访国际客家──印度尼西亚华人客家文化参访团前往印尼访问。这一活动系由国立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主办、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与台湾知识库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为二零一三年台湾国际客家移地学习营的第一梯队,成员有台师大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台大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邱荣裕、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客家研究硕士在职专班客家学硕士徐静兰、研究生廖锦梅、台湾知识库海外服务贸易部经理陈玛琍、顾问黄佩玲,随队摄影为台师大美术学研究所西洋美术史组硕士曾怀慧。

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台大客家研究中心执行行政院客家委员会补助专题研究计划《印尼客家研究》从事当地资料的蒐集和初步的客家社群田野调查。但在此背后,我们其实有着一个更为宏大的企图,也就是希望能为台湾与全球客家社群建立更为密切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联系,扩大台湾客家研究学界的国际网络和影响力,以及为台湾的文化教育事业开拓海外服务贸易市场。行前的七月五日,我和陈玛琍便共同接受了中央广播电台《我们在这里──台北客家人》节目的专访,畅谈我们对于此行的期待。在台湾知识库周详的行前联络和行程规划安排下,我们受到印尼各地客家社团和客家侨领的热忱接待,深入到印尼客家社团网络当中做第一手的观察,并且能够实地参观印尼客家在各地的发展和奋斗成果。以下先记述我们的行程,最后则综合提出心得。

7.15-16 雅加达(Jakarta)

华工开发雅加达

我们系搭乘印尼航空公司班机,由台北桃园国际机场直抵位于印尼爪哇(Java)岛的首都雅加达苏卡诺哈达(Soekarno-Hatta)国际机场,苏南留台校友联谊会会长林一心特地自苏门答腊(Sumatera)的巨港(巴邻邦、巴领旁、渤林邦;Palembang)飞来会合,而梅州会馆创会会长黄德新则着其祕书建国大学(Bina Nusantara University)中文系兼任讲师黄俊霖在雅加达全程陪同并协助联络工作。黄俊霖原是马来西亚客家华人,马来西亚工艺大学运动科学教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任教,因到《印尼星洲日报》服务而移居雅加达,在历任新闻部和採访部主任后,为黄德新所网罗.他和台湾歌手伍百/吴俊霖同名,所以绰号伍百。黄俊霖言语风趣幽默,细心体贴,我们在雅加达得到他的许多照顾。

雅加达意为胜利之城,原名巽他格拉巴(Sunda Kalapa),华人时称之为噶喇叭,因一五二七年万丹(Bantam)的淡目(Demak)国王法塔西拉(Fatahillah)征服该地,而命名为雅加达.一六一九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总督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击败英国,进而占领雅加达,而于一六二一年将之再改为巴达维亚(Batavia),此为荷兰的罗马名,而以巴达维亚为东印度首府,华人称之吧城或巴城,直到印尼独立,才又改回雅加达.当年科恩雄才大略,觊觎中国市场,派军北上,攻打澳门不成,欲与福建互市亦未果,乃先占澎湖,后经明朝官员建议,方于一九二四年经略台湾。科恩为了开发巴达维亚和台湾,从中国引进大量华工作为劳动力,惟时日一久,华人人数上升,导致主客易势。在台湾,华人反客为主,最大的华工仲介集团主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宣称台湾是他父亲拓垦之地,而于一六六四年挥军把荷兰赶了出去;在巴达维亚,荷兰对于华人日增的恐惧,则引发华洋间激烈的血腥冲突,荷兰终以对华人的种族屠杀和华人与马来原住民间的种族隔离,来维持其统治上的优势。

荷兰人对于华人和马来人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使华人丧失了学习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机会,荷兰人又将道路收税和鸦片馆两种令马来人普遍讨厌的特许经营权委託于华人,也因而造成马来人社会对于华人的隔阂和敌意,这一问题在印尼独立之后随即爆发,印尼人对华人忠诚的怀疑,在苏哈托(Haji·Mohammad Suharto)新秩序(New Order)时代的排华政策中彻底表现出来,所有的华校、华人社团和华文文献档案遭到无情的摧毁,华人的生命及其产业甚至遭到残酷的剥夺,华族的官方名称由“中国”(Tiongkok)或“中华”(Tionghoa)改为“支那”(Cina)。直到苏哈托垮台,这一种诉求和纵容马来种族主义的国家暴力才逐渐解除,带有歧视性的“支那”一词被废止,而代之以“中华”。现任民选大雅加达专区副省长锺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就是客家人,在省长佐科威(Joko Widodo)竞选印尼总统期间,锺万学更代理主持首都市政。这正是印尼民主化后,华人与土着重新摸索族群共处之道的一大成就。过去谁能想像,华人从政,能得到马来人的民意支持?但民主政治,就是让华人必须要向多数的马来人争取选票,就是这一机制,开始改变了华人与印尼脚下土地的关系.

黄德新印象

和几乎所有的华人社团一样,梅州会馆也是苏哈托下台后才成立的新兴社团.梅州会馆成立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以联络梅州客家乡亲为其宗旨,但则以近现代的移民为其对象。黄德新邀请我们先到他位于一处华人别墅区的公馆小憩,其间的建筑形式皆为洋楼,但在主屋之外,则为子孙之后排住宅围拢,一看便知是围龙屋的格局。黄德新为人谦和,用印尼的点心千层蛋糕(bolu lapis)与香蕉糕(kwe pisang)等甜食和爪哇咖啡招待我们,刹时,餐厅间充满了南洋的风味。

黄德新是梅县桃尧镇人,他的祖父于清代在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行医,那里便是一七七七年客家人罗芳伯建立兰芳共和国之地,黄德新即出生在雅加达,童年则在家乡度过,中国抗战期间再由家人携来印尼避祸。黄德新是印尼系黄氏企业集团的创办人,由水泥经销发迹,这一行业主要由客家人在经营,黄德新与掌握进出口的福建人合作,取得价格优势和稳定货源,加上个人的服务和信誉,终于成为印尼的水泥经销大王。印尼一九九八年黑色五月排华暴动期间,他曾考虑出走,但他的子孙反对,他始憬悟到他家族的命运已经与印尼无法分开.他对于印尼排华所造成的华人文化断层十分痛心,因而将事业交棒,自身则积极投入华人社团工作与华人文化教育活动,并关心华族如何与印尼各马来族群和谐共处的问题.在一九九八年,他参与创办了后苏哈托时代印尼第一全国性华人社团印华百家姓协会。

黄德新才刚从台湾访问回来,他此行是为了由他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的第二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印尼雅加达的举办,而专程赴台邀请行政院客委会主任委员黄玉振和台湾客家领袖世界客属荣誉总会长吴伯雄、理事长邱镜淳等与会。本届的世客会主题为“千岛风情.合谐民族”,也正是展现印尼民主化后族群和解和国家发展成就的绝佳机会。黄德新对于台湾客家文化复兴感到欣羨,对于台湾客家教材的引进和推广颇有兴趣,他也非常感念台湾人对于印尼华人的关怀和付出。一九九八年印尼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印尼走向民主与改革开放,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总统为泉州陈姓后裔,断然取消排华法案,方才恢复华人文化。二零零六年印尼通过〈国籍法〉,二零零八年通过〈反歧视法〉,主要都是针对华人歧视待遇的改革而来。

现任总统苏西洛.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十分重视华人,表达愿意亲自出席致词,恳亲大会乃配合其访问俄罗斯行程而调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又邀请其于回程访问中国,只能放弃与会。尽管如此,苏西洛总统仍然将指派副总统布迪奥诺(Boediono)代表与会,表达国家对于印尼客家人的重视。黄德新也谈到印尼客家侨界对于与两岸交往的态度,他说中国是他们父母祖先的国家,台湾则是至亲的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们最不愿见两岸争端,然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提醒他台湾客委会主委出席,恐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有意见,黄德新也坦然以告,印尼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两岸官员在场,如果中方有意见,他们可能会採取印尼官方的立场。尔后黄玉振果然未出席印尼世客会,我想应当与仪轨和礼遇上未能达成协议有关.

拜访台湾客家人创办的《国际日报》

在黄德新的联系下,我们旋即前往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拜会,受到董事长熊德龙与总经理黄国栋的接见。《国际日报》其实本为前高雄市议员、国际商业工业职业学校和国际商业专科学校董事长李亚频一九八一年创办于美国洛杉矶(Los Angels)的报纸,因言论不见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乃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以叛乱罪嫌逮捕李亚频下狱.李亚频本人即为梅县客家人。李亚频出事之后,《国际日报》经营陷入长期困境,一九九三年为印尼客商熊氏集团主席熊德龙买下,印尼民主化后,熊德龙回到印尼,也将《国际日报》带回印尼发展,现已成为印尼第一大中文报,并设有网站和电子报的发行。

熊德龙是印度人,从小为梅县三角镇泮坑(现属梅州市梅江区)客家人熊如淡、黄凤娇所收养,在养母怀里听客家山歌和《增广贤文》故事长大,养父母对于梅县父母极为孝顺,这一身教让熊德龙非常感动,也进而使他对中华文化满怀孺慕之情。他最早投身海绵(泡沫塑胶)业,十八岁即自营商行,而后闯出一片天。一九八零年代移民到美国南加利福尼亚(South California)打拼。熊德龙有非常根深蒂固的中原正统意识,所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度认同,在中国大陆各地尤其梅州地区造桥铺路和赈济兴学,也使其事业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政府的支持。一九八四年嘉应学院升格,熊德龙即慷慨解囊捐资,我住过该校的招待所,就叫德龙楼,熊德龙也在梅州各地造桥铺路,引资招商。他的事业版图扩及烟酒制造、金融、房地产、国际贸易、酒店、旅游、新闻媒体等方面,遍佈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印尼、新加坡、柬埔寨、百里斯等国家和地区,他现在仍担任美国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总主席,不过已常年住在雅加达.因为对台湾独立问题有意见,所以熊德龙并未在台湾投资.但二零零九年莫拉克八八风灾之时,他感念台湾人对于印尼历次天灾的爱心,也乐捐了钜资赈灾。

熊德龙坦言印尼中文报业表面荣景所蕴藏的危机,也就是读者群年岁日高,中年以下的华人许多并无法读写中文,而《国际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也面临了后继无人的窘境,大部份都是自当代的中国移民中借将。熊德龙在《国际日报》里闢有专版报导华人商界和社团动态,他也为《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在印尼代印和发行,并且也为中国各地政府在印尼出版专刊,报纸又提供了大量的中港台和印尼新闻,既成为熊德龙在中国官方和印尼华商间经营公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多元的内容也大大满足了印尼各类中文读者的资讯需求,虽然中文报业已近黄昏,当前却仍是夕阳无限好的一片灿烂景致。

我们请教了印尼客家华人研究文献材料的问题,黄俊霖提醒道,《国际日报》前总编辑李卓辉出版有数本有关印尼和印尼华人的文集,黄国栋同意为我们蒐集,我们乃约定回国前途经雅加达再来回访.离去前,熊德龙交代採访主任刘议华留意对我们的报导。接下来在雅加达的每一天,我们都见报,一下子全印尼华人社区都知道我们来了。

晚上由黄德新在大家福餐厅宴请我们,是地点在梅州会馆同一地点的客家餐厅.黄德新等创会者十分聪明,他们捐建了梅州会馆,然后将部份楼层出租给餐厅或其他商家,于是便可藉由租金收入维持会馆的日常营运.饭后入宿位于市中心的千禧雅加达大饭店(Millennium Hotel Sirih Jakarta)。

参观印尼客家博物馆工程

次日上午,我们前往雅加达东方的美丽印尼缩影公园(Taman Mini Indonesia Indah)参观印尼客家博物馆的建馆工程。美丽印尼世界缩影公园落成于一九七五年,占地一百五十公顷,气势恢宏磅礴,由苏哈托夫人天娘西蒂?哈迪娜(Siti Hartinah)倡议兴建,将印尼原二十六省区(现为三十三省区)和各个民族的代表建筑和文化服饰展示于此,园中人工湖、岛,即挖掘成印尼国土的形状。由于早到,我们则抽空参观了两处,西苏门答腊(Sumatera Barat)和峇里(Bali)。西苏门答腊以卡堂屋(Rumah Gadang)为代表建筑,这种干阑式的大房子有着有如牛角般高耸入云的屋簷,园区内的卡堂屋则是一座特色文化展览馆,向游客介绍西苏门答腊原住民族岷(米南佳保Minnangkabau)族人的文化和宋格特(Songket)式的华丽金丝多彩服饰。传说岷族人祖先曾以一只飢饿的小牛犊去应战入侵者派出的巨牛,结果小牛犊让对方开肠破肚,解决了岷族人的危机.此后岷族便以象征牛角的屋簷和头巾来纪念此事;峇里是最受台湾人喜欢的海外渡假胜地,以精緻的海边别墅和纾压按摩闻名。峇里是印尼绝无仅有的印度教地区,园区即以当地印度教佩纳塔兰阿贡神庙(Pura Penataran Agung)之造型规划。

我们按时抵达美丽印尼缩影公园内的印尼华人文化公园.公园入口就是一座中国牌楼。穿过牌楼,会经过一排苏州建筑造型的唐人街商店区,雅加达一些华人社团会所则设置于二楼。印尼华人文化公园由印尼退役最高华人将领熊德怡准将创办并担任总主席之印华百家姓协会主持,于二零零二年提出申请,二零零六年动工兴建,预计二零一五年全部完工。印尼华人文化公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建筑设计院资深总设计师李文明设计,厦门市人民政府亦提供赞助资金。一九九八年苏哈托倒台后,熊德怡率先申请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华人社团印华百家姓协会,带动了华人社团复兴的热潮,他又为了表达华人作为印尼第三大族群的意义,积极争取在美丽印尼缩影公园内建立华人区,终于获得缩影公园管理机构吾人希望基金会(Our Hope Foundation)总主席前总统苏哈托的首肯,并得到厦门市的资金支持,才得以全面启动。

熊德怡是熊德龙的远亲堂弟,他的父亲梁如厚是梁如淡的堂弟,皆出于梅江区三角镇泮坑,少年时代由亲友带来印尼发展,经营皮箱制作生意而致富,熊德怡意识到印尼人对于华人的异己感,所以决定投身军旅,为华人争取认同。他考入印尼陆军军官学院,力争上游,成为第一个华人将军。一九九九年退役,便投身华人文化工作,创办印华百家姓协会,以其在军政界的影响力,争取春节成为印尼国定假日。而基于对于客家文化的尊敬,熊德怡则再与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合作,兴建印尼客家博物馆. 印尼客家博物馆紧邻着七层宝华塔和郑和纪念馆,外观仿照福建省龙巖市永定县湖坑镇振成楼圆楼造型,由梅州客家设计院设计。该馆工作委员会主席李世镰坦言,该馆最大的问题是软体,排华期间,许多客家文物遭到毁损,客家移民集体记忆不再,导致具有印尼客家特色的馆藏搜罗不易,再者,这一完全凭藉民间捐资的博物馆日后如何维持其营运,开发纪念文化创意产品或活动以吸引游客,亦有待考验。在展馆的规划上,我看到该馆预留了呈现客家过蕃历史以及各个客家原乡风土文化的展馆空间,非常佩服。作为移民,客家博物馆本应纪念和发扬祖先飘洋过海异乡拓垦奋斗的精神,因此除了文物特产的陈列之外,移民的故事,也应当是重要的元素。

熊德怡、李世镰和在座的世客会主席团主席李尚菲,都不约而同赞赏台湾客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活力,也对于台湾博物馆的蓬勃发展表示羨慕,他们也到台湾考察过几个客家文化园区的经营,希望这些经验能引进印尼。台湾客家文化园区或博物馆的经营,有国家政策上的助力,同时又有客家学术研究和文史调查在支撑,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当然是印尼民办的博物馆较难以企及的。不过,我则建议这些印尼客家侨领应鼓励印尼客家子弟到台湾留学,特别是学习台湾客家研究在历史文化、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的成果,印尼客家有数百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未来需要大量的人才投入发掘整理,这终究要依赖印尼本地的人力资源。但就短期需求而言,我则坦言以告,台湾已出现客家研究人才过剩的情况,所以印尼客家博物馆不妨在建馆之后,招聘台湾的研究人员,藉由让他们的接枝移植,来直接带动印尼的客家研究。

李世镰对于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前委员长张富美到访时捐款支持客博馆表示谢忱,希望我们有机会能代为转达.我想着,印尼客博馆可预见将来会是东南亚客家文化的重要视窗,我国客委会、侨委会乃至于原住民族委员会都当义不容辞,协调国内相关资源,对其提供海外客家华人及其与南岛文化互动上所需的知识和观念上的协助,使之成为台湾客家的海外节点,而得以延伸和扩大台湾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反之,印尼客家和华人,也可因为在经济力之外,文化力和知识力上的提升和贡献,获得当地社会的尊重和认同,而得以安居乐业,不再离散。相对于厦门,我们台湾似乎还可以再多贡献一点力量。

见识印尼客家社会力

中午拜会梅州会馆会长陈志明,陈志明祖籍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塘福岭,祖父一代于二十世纪初来印尼谋生,从事薯粉行业,父亲一代涉足石油化学工业原料进口销售,成为巨富。陈志明为第三代,目前主持印尼化学集团(Indochemicl citra kimia),是第二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我们在龟速的车上,经历了雅加达着名的塞车。原来雅加达一千万人口的这么大的都会,没有大众捷运系统,也严重缺乏立体高架道路,所有的车子几乎都挤在平面道路上。我们到达陈志明位于雅加达北区卡布美滨新村(Pantai Indah Kapuk)的公司总部时,执委会已在开会讨论恳亲大会事宜,因此我们亦有幸能一次与印尼许多客家领袖会面,黄德新也在场,另有梅州会馆的理事长江淼成、联络部主任古秀芳、雅加达客属联谊会教育委员会主席田锦堂等。相对于中国大陆或台湾举办而有各级政府支持的世客会,印尼世客会完全由民间发起、筹资和主办,他们将要接待八千个海内外的与会乡亲,如此巨大规模的国际盛会,有许多细腻的行政工作要做,这都不得不令人敬佩印尼客家华人雄厚的社会动员力和执行力,由此可以想见,其企业经营上的成功,并非偶然。

这次还在现场有幸遇见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饶淦中,他是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人,担任梅州《侨乡月报》主编长达十二年,所以对于印尼侨情非常熟稔。退休后则应印尼客家社团邀请,为其编写刊物或筹办文化学术活动,而经常往来于中国和印尼之间.我跟他提起我们正在从事印尼客家研究,希望此行能带回印尼客家人物和社团的在地资料,他热心而大方地告诉我们,他主编过许多社团专刊,都可以提供给我们,他于是嘱託黄俊霖找个时间帮我们去跟他搬书。

本届大会设有客家论坛,由印尼客属联谊总会祕书长兼印华写作者协会主席叶丽珍(商霓)组稿,目前已有二十多篇论文送到,亦持续在徵稿当中,十分欢迎台湾学者能提供有关台湾客家发展经验之论文。其实国际客家研究近年已有一定成果,每一届的世客会如能分拨一点资源,提供一个舞台,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客家研究。我原本想,如果世客会有此需要,至少台大和台师大都可以来协助客家学术研讨会的筹办,不过,印尼世客会的收稿作业已顺利开展,我们乐观其成即可。第二十七届世客会将在台湾举办,希望届时台湾的客家学界能够组织起来,把台湾客家研究的成果介绍给全球客家社会,而学者也能够在客家论坛中找到新的客家比较研究课题.

中午则由陈志明在公司宴请与会者享用印尼简餐,有印尼沙拉加多加多、西苏门答腊的巴东(Padang)咖哩牛肉和虾饼等。餐间田锦堂提及后天是印尼客联主办的崇德三语学校开学,邀请我们去参观华校复兴的成果。

陈志明公司对面就是雅加达慈济园区,全球最大的静思堂就座落其间.这些侨领们几乎都参与过证严法师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社会救助和赈灾工作,见识到慈济比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有效率的社会动员网络和大爱的力量。

拜会印尼客联

下午与驻印尼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副代表叶非比和组长汪树华共同拜会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总主席叶联礼,副总主席曾季瑾、副执行主席汤新元,以及李尚菲、李世镰等人亦在座。叶联礼日理万机,原本无意接见我们,陈玛琍在联系过程中一度急得落泪.叶联礼祖籍梅县,现任叶氏国际集团董事会主席,领导风格具霸气而有决断力,和黄德新正好两种典型。叶非比到任数月以来,都还没有机会和客联领袖认识,这一次竟然是依靠我们而在对印尼的民间外交上有了突破。

印尼客属总会原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叶联礼当选为创会主席,是印尼后苏哈托时期第一个获准成立的华人社团,二零零八年五月,与其他八个印尼客家社团共同改组为全国性组织,原雅加达会员则另行成雅加达客属联谊会,发展至今,已下辖有四十三个分会,跃升为印尼最大的民间社团,在民主化后的印尼社会里,对于华人与客家民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曾数度获得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接见。

二零零二年七月,印尼客属总会发起成立崇德三语学校,培养中、印、英三语人才,随着该校学生的长大,现该校已有高级中学部的设立,未来还想设立大学部,然而当前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师资不易网罗,叶联礼乃表示希望台湾能支援印尼各级民办三语学校的中文和客家语师资,我们则向他们介绍台大、台师大和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况,说明台湾拥有丰富的华语和客家语教学人才,但台湾教育市场胃纳有限,因此只要条件合适,相信会有许多人愿意到印尼来任教,而长远之计,在印尼本地传承培养中文师资,才是中华文化在印尼永续发展的治本之道,惟在此一过渡阶段,我们则非常欢迎印尼华人子弟到台湾留学深造。再者,关于印尼客家文史之整理调查,乃至于客家博物馆的永续经营,我们也向客联介绍了台湾社区总体营造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建议他们可以自台湾引进人才和经验。

在座的印尼客家乡亲又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台湾客家电视台的观众,但他们希望台湾客家电视台有更多关于海外客家的节目,他们都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摄制海外客家记录片四十集《下南洋》和一百集《华人世界──客家人足迹》之事,在拍摄过程中,得到印尼各地客家乡亲的热烈欢迎和帮忙,而可预期播出时在侨界将引起重大回响。《下南洋》由周兵和祝捷总导演,制作历时三年,遍访南洋九国华人社会而完成,《客家人足迹》则由王东总导演,足迹遍佈全球各洲客家社区,包括台湾。以编剧和研究能力来说,台湾丝毫不比北京逊色,问题就在客委会和客视当局的远见和魄力,是否愿意推动和实现客家史诗规模的影视制作。目前客视是有一常态节目《作客他乡》,是轻薄短小的制作,专门介绍海外客家人的生活,调性比较合乎一般大众口味,因而在历史和空间的纵深上,都有可以再加提升之处。

叶联礼非常期待黄玉振到访,叶非比则表示未收到国内相关讯息。然而黄玉振的官方身分,是否会为同样受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所杯葛或矮化,确实也为印尼客侨所感到棘手。曾季瑾是梅县人,当代第一代移民,他在发言时便一再强调他们是客家华人,也是印尼公民,对于两岸客家乡亲是平等对待、平行交往。他们历经华人的文化浩劫,对于客家和中华文化的瓢零皆有一份遗憾,中国崛起给了他们心里上很大的屏障,但未必代表他们在两岸之间具有政治立场或倾向。他们都恺切地指出,台湾在保存和发扬中华与客家文化、以及在自由化和民主化上的成就,也都让他们海外客家华人感到与有荣焉。曾季瑾自云辈字为“昭”,为曾子第七十三派,我辈字为“祥”,为曾子第七十七派,足足晚了四代,我和曾怀慧当场尊称他曾太叔公,并且敬送他我所编写的《台湾曾氏亮寅公派下世次源流》族谱.曾姓在曾参为明世宗尊封为宗圣公曾子之后,与孔、孟、颜同列为圣裔,得蠲免钱粮差役,为避免冒姓侥倖者,乃在国家监督下,有严谨的族谱建立。清穆宗同治年间,因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功,又由曾毓郯主持重修了全国族谱《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我的来台祖曾亮寅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移民台湾新竹,在《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中有记载,我即依此建立了完整的家族谱系。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助理研究员曾德宜是蕉岭印尼客家归侨,低我两代,其家族在民国初年移民爪哇雅加达从事菸业,就是在我协助下重建了其印尼家谱.我一位印尼客家归侨友人曾祥群,与我同辈,来自亚齐(Aceh)农村,也是蕉岭县籍,则因移民印尼祖先名字遗失,而无法查考其家族史。总之,凡是能上溯至同治年以前在中国的谱系的曾姓族人,只要能补齐光绪、宣统到民国年间的族谱,就必定能建立其家族史。《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中明清历代都有许多人下南洋后而后世不再有记载的情形,当中许多人想必是印尼曾氏的祖先。会后我们到附近的太阳百货公司(PT Matahari Department Store)逛逛,趁此空档,黄俊霖陪廖锦梅到梅州会馆蒐集论文写作资料。我和邱荣裕则都买了印尼花衬衫(Batik)作纪念。我索性就直接换上了。印尼花衬衫作用和唐衫、台湾衫一样,都可以作为正式场合中的轻便礼服使用,较之西装更适合在夏天穿着。

遥想巴中风华

晚间我们在黄德新的安排下,出席了在太阳城酒楼举行的巴中合唱团A团成立十二周年《音乐──和谐人生》音乐纪念晚会。会场可谓衣香鬓影,冠盖云集。我和林一心则被安排与广肇总会总主席谭柏叶同席。

巴城中学为印尼一九六零年代排华之前最好的华文中学,一九四五年由教育家司徒赞创办,台湾着名的政论家林保华就是巴中高级中学部校友。一九九九年巴中校友友谊歌咏团成立,二零零三年因应巴中校友会成立改组为巴中合唱团,在印尼公开活动。因参加者踊跃,而分成A、B两团,聘任内蒙古歌唱家于红和本地合唱指挥泰迪.希曼骏达(Teddy Simanjuntak)指导。大概因为于红的关系,所以演出节目中有蒙古歌舞。团长徐锐华和徐旺华、徐美华三兄弟的连唱水准颇高,中、英、印三语歌曲都来,颇有日本黑鸭子合唱团几个老男人美声合唱的味道,十分精彩和动听。演出曲目中尚有林杏真和廖奕荣领唱的〈我是客家人〉,这首歌是中国大陆制作的五十集电视剧《客家人》的主题曲,由刘志文作词,徐东蔚作曲。比较令人诧异的是他们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制服演出了乔羽填词、刘炽谱曲的中国大陆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此刻舞台上的电视银幕投影里,亮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壮盛军容和在风中、骄阳下冉冉上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台上的合唱团员整齐一致地转身向着五星旗致敬,虽然是舞台演出的效果,也或许是自然的感情流露,但这一来岂不是坐实了印尼当地社会对于华人国家忠诚问题的质疑吗?对比黄德新、曾季瑾有关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谈话,不禁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巴中校友有意促成巴中复校,这一个美丽的愿望能够实现成真。

晚会结束后,遇见印尼蕉岭同乡会主席汤崇源,我对于蕉岭移民的事自然感到兴趣,汤也希望与我们再交流,我们约了我们再回雅加达时见。

7.17 雅加达、万隆(Bandung)

华校复兴,百年树人

上午前往崇德三语学校参观,受到该校主事雅加达客属联谊会执行主席曾季瑾、教育委员会主席田锦堂、副主席杨健昌、委员池美萍和总校长Liestiawaty Omas等人的热诚接待。

座谈的时候,田锦堂介绍了崇德的创校经过,一九九九年八月印尼客联成立后,于二零零一年收购一所学校作为客联会所,为了更有效地弘扬文化,发展教育,决定开办一所与时俱进的三语学校,即崇德三语学校。该校于二零零二年七月开学,当时学生只有三百多名,如今已发展到一千三百多名,因此校舍已经不敷使用。所幸已有乡亲于附近捐地,将再扩增校区.曾季瑾的发言则针为客家文化教育,印尼客家华人子弟在三语学校里所学的华语皆为以北京语为原型的国语,而母语使用又有先天环境的限制,因而使客家话和客家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倍感困难.希望未来台湾的客家语师资能对印尼的客家母语教育提供支援。客家语在台湾的整体发展环境也不佳,如我祖父移居苗栗县竹南镇中港福佬庄,与福佬人成家,子孙失去客家语使用环境,便成了亮寅公派下少数的福佬客。所幸基于多元文化基本国策,国家必须维护各族语言的平等使用权利,才让客家语还有机会受到客家人的使用并且还能够培养语言教育人才。崇德学校为因应未来学生升学需要,已经和广东省嘉应学院签订学术协议,我建议崇德也可将眼光投向台湾设有客家科系的几个大学,寻求建立合作关系,而表现傑出的学生,也可鼓励他们到台大、台师大等台湾的顶尖大学留学.邱荣裕则介绍了台师大的学生海外实习或是通过客语认证的华语师资,认为只要清楚的讯息和引介管道,印尼是他们可以考虑提供服务的对象。

在座谈会之前,幼儿园里的教师带领华人与印尼人学童在课间为我们演唱三语童谣,在座的田锦堂、曾季瑾、印尼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胡原青等老人极为动容,眼眶泛红,再三表示能听到华语在印尼的孙辈里公开响起,是他们过去不敢想像的,他们这一辈的华文人才现在是在与时间赛跑,能多活一天就多做一天,等待崇德的学生成长接棒。我心里则想,未来真有三语人才培养出来,印尼华人的国际活动半径可以辐射欧美、东南亚、大中华和伊斯兰世界,实力绝对强过台湾和中国,这真是印尼国家的资产.崇德学校的学费十分低廉,学生来源主要为华人中下阶层家庭,这也都是他们家族向上社会流动的捷径。创校的印尼客家前辈们都是苦过来的,在华人客家子弟的培养上,他们没有门第之见地广开大门,真是人间菩萨,功德无量。我又想着,我们台湾的教育能让移民台湾的印尼人或印尼华侨的第二代,也对于未来有如同崇德学校一样的想像吗?

万隆──见证华人对印尼的历史贡献

随后我们驱车前往西爪哇省首府万隆。中午在皇后餐厅接受万隆客属联谊会的宴请,出席者有辅导主席黄裕琴、主席吴元昌、副主席李惠元、李汉芳、监察杨万鸿等人。万隆本意为山连山,地在巽他(Sunda)高原,气候凉爽,兼有火山温泉,宜于养生和美容,荷兰殖民时期是东印度的休闲之都,而有爪哇巴黎之称.一九四五年印尼建国后,荷兰曾经出兵一度俘虏总统苏卡诺和副总统哈达,即拘禁于此。万隆客联成立于二零零零年,黄裕琴为首任主席,当年即设立华文补习班,草创之初,仅有四名学生。但经过十四年,他们已有有宏伟校舍的崇仁三语学校和三百名学生了。

午后在吴元昌等人陪同下先到万隆亚非会议纪念馆参观.印尼于一九五四年废除一九四九年于荷兰签订之〈荷印圆桌会议协定〉(Round Table Conference Agreement),终结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一九五五年四月在万隆独立大厦邀集了亚非二十八国领袖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反殖民主义和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万隆十项原则,展现了印尼的外交能力。当时,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 Kedua)曾经宣读台湾民主独立党主席廖文毅致大会函,廖文毅略谓:“台湾受蒋氏政权非法占领,国民党为了维护政权,在台湾施行独裁统治,制造台海危机,扰乱亚洲和平,唯有台湾独立,亚洲才能真正和平”。廖文毅是台湾云林县客家人,祖籍为福建省漳州府南靖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会议,在当中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后,掀起亚非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波高潮。周恩来亦趁便与印尼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尼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规定印尼华人只能拥有单一国籍,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遵此修正〈国籍法〉。而早在前一年,印尼即已修正〈国籍法〉,规定华人入籍必须主动申请并满足特定条件,此即主动制,并有溯及既往之效力。盖一九四六年印尼〈国籍法〉系採被动制,直接赋与华人国籍,该法乃由泗水(苏拉巴雅Surabaya)华人陈粦如所起草。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总统警卫营营长翁东(Letkol Untung)兵变,指控美国支持印尼部份军队将对苏卡诺发动政变而展开军中镇压清洗,反共与排华的军人苏哈托乃起兵反制,发展为实质政变,全国爆发反共镇压和排华暴动,苏哈托藉平乱而政治崛起,终结苏卡诺统治,此,是为九三零事件。一九六七年苏哈托逼迫苏卡诺下野,由自己继任总统.在此之后,印尼政府停止华人入籍许可,未入籍的华人始终被视为外国人,在印尼备受不平等待遇,而已入籍者,则又被印尼以非原住民而排除一般公民待遇,此一情形直到苏哈托垮台始得到改善。

万隆亚非会议纪念馆就是当年的会议场所独立大厦(Gedung Merdeka),兴建于一八七九年(清德宗光绪五年),原名协和馆,是荷兰官商的聚会所,现为一座以万隆会议为主题的博物馆,重现当年万隆会议的场景,所以游客可以在展览厅看到部份国家领袖蜡像在开会的样子,听到他们开会发言的录音,以及与会议有关的当年文献资料,会议大厅则保留着当年二十八国会议时的原貌,台上两侧旗杆上挂着的,是二十八国国旗。周恩来无疑是最受游客瞩目的外国领袖。一九二五年十月国民政府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中正为东征军总指挥平定救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胜利后,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被任命为广东省东江各属行政专员,下辖粤东二十五县,周恩来在东江的治理和深耕,使粤东客家人被深深嵌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斗争的中国近代史中,这一斗争甚至延伸到印尼侨界。

接着我们则参观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Yayasan Dana Sosial Priangan)的相关机构。杨万鸿是该基金会副主席。渤良安为万隆的古名,意为仙人之国。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创办主席李湘生,广东省梅县丙村镇人,本为国军低阶军官,抗战军兴,在母亲的要求下,避乱南洋,日本占领印尼期间曾遭迫害,印尼独立战争期间,印尼国军于一九五四年为抵抗荷兰,对万隆进行焦土政策,是为万隆大火,华人产业几乎付之一炬,但李湘生仍在此之后于艰苦中经营纺织和毛巾业致富。一九七六年,在李湘生倡议下,客家和福建、广肇、潮州等华族族裔,联合成立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为华人设立公共殡仪馆和火葬场,进而以殡仪馆名义设立各姓联合宗祠百氏祠。李湘生于一九八四年过世,但在后苏哈托时期,其福利事业又进一步开展,继任基金会主席的李湘生长子李振健身兼台湾慈济功德会印尼分会万隆分会会长,二零一一年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大楼落成,与慈济合作设立医院,并在大楼内设立华族历史纪念馆.

我们在百氏祠找到各自的姓氏牌位致祭,我则留下一本《台湾曾氏亮寅公派下世次源流》提供当地曾氏族人参考。华族历史纪念馆小而精緻,有图文、实物和影片,以印尼文向印尼社会介绍中华文化和华人在印尼的贡献,其中最有价值也最用心的,是他们蒐集了华族在印尼独立和民主化中的诸多人物与事蹟,向印尼证明华族在此生息繁衍,早已是印尼国家的一部份。盖印尼独立建国之初,即有许多华人参与其间,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爪哇占领军政府成立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Badan Penyelidik Usaha-usaha Persiapan Kemerdekaan Indonesia)筹备制宪建国,即有林群贤、黄长水、黄宗孝、陈英华、叶全明等华人受任为委员,其中,林群贤为出身东加里曼丹的土生客家华人,首倡“印尼人”(Indonesier)的概念,主张同化主义,土生华人应认同与效忠于印尼,他在一九二九年于泗水创办了印尼文《新直报》(Sin Tit Po)宣扬该一理念,并进而在一九三二年基于此一宗旨创立了以土生华人为对象的印尼中华党(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一九五零年林群贤入籍印尼,积极号召华人投入印尼建国,但印尼政府却以涉嫌参与印尼共产党颠覆国家而于一九五一年八月的全国大逮捕中入狱,虽然两个月后即获得释放。林群贤自此对印尼政治心灰意冷,并感到愧对华人,宣佈放弃印尼国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籍,一九五二年在棉兰(Medan)悒郁而终.林群贤的转身拒绝印尼,被称为“林群贤现象”,这是印尼华人在印尼土地上的自我放逐。在印尼建国之初即出任第一届内阁少数民族事务国务部长的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是祖籍福建省兴化县的泗水土生华人,母族客家。萧玉灿是林群贤路线的追随者,印尼中华党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印尼建国后,他受苏卡诺遴聘为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Komite Nasional Indonesia Pusat)委员,这是印尼的过渡国会,并于一九四六年受总理苏丹沙里尔(Sutan Sjahrir)之邀,与华人律师陈宝源同时入阁.一九四六年〈国籍法〉通过后,他和陈宝源受命向华人社会宣讲,但反应冷淡,原因在于独立战争八月革命期间,印尼排华事件蜂起,以致许多华人转而支持荷兰,然萧玉灿仍独排众议,坚定支持印尼独立。印尼一九五一年八月全国大逮捕,萧玉灿因为与左派的关系密切受到怀疑而被捕入狱,但他却未因此而对印尼灰心,出狱后,他邀请全印尼华社成立印尼国籍协商会(Badan Permusj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鼓吹同一民族论,即华族与马来人俱为印尼国族成员,不应对华族给以歧视待遇,其主张则被称为萧玉灿主义.一九五五年萧玉灿向周恩来建议单一国籍制,遂有〈中印单一国籍条约〉的订定。但所谓“我本有心託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一九六五年九三零事件,苏哈托崛起,印尼爆发排华,〈中印单一国籍条约〉废止,萧玉灿和陈粦如等遭军方逮捕入狱,一九七八年获释,流亡荷兰,萧玉灿最终走向林群贤同样的选择,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齎志以殁.

晚间则到万隆客属联谊会所拜会,经过华人社区时,一路上坑坑洞洞,没有照明。问了才知印尼政府只修大马路,社区路面由社区自理。这里的华人社区豪宅别墅林立,却被泥石路的扬灰飞沙搞得灰头土脸。万隆客联辅导主席黄裕琴、主席吴元昌、祕书长李惠元等人在会所等候我们,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主席李振健亦出席,黄德新和陈志明则自雅加达过来会合。万隆客联在二零一零年创办崇仁三语国民学校,比邻会所,校舍为自有建物,并有广大校地,现有幼儿园和小学部,并准备设立初中部,发展条件极佳,目前较困扰的,仍是华文师资的问题.我们介绍了台师大和台湾知识库在华语乃至于客家语师资和教材上可以提供的支援,我则介绍了台大和台湾整体的升学环境。随后我们一同出席了在会所举办的劲松基金会二十周年暨侨中劲松教育银会联欢晚会。

劲松基金会系主要由万隆华侨中学校友捐资于一九九三年十月成立者,其实就是侨中校友会。侨中创立于一九四七年,是由万隆华侨总会创办的一所左派学校,毕业校友大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升学,却在中国大陆历年的政治运动受尽劫难,许多人后来则出逃至香港。早年为该校所津津乐道的,是在亚非会议期间主动组织师生保护周恩来。原来周恩来所要乘坐的印度航空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r Princess)专机,在取道香港飞往万隆途中遭我国国防部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工人员设置炸弹炸毁,周恩来早已获得密报,不动声色,临时改变飞行计划,由昆明取道缅甸前往万隆,始倖免于难,但却刻意牺牲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的所有人员.周恩来抵达万隆以后,受到华侨热烈欢迎,侨中师生鑑于情势紧张,深怕周恩来再生意外,便动员师生协助保卫工作。侨中在九三零事件后遭到印尼政府取缔。日后校友会成立,不敢公开使用侨中名义,乃以昔日侨中大礼堂前的两棵青松,象征历经风霜、坚韧不拔的侨中精神,而以“劲松”命名之。

劲松基金会现任主席为梁顺朝,是前侨中教员,在晚会上介绍了当前主要的工作与成果。该基金会正致力于万隆华文教育的复育,除了协助崇仁学校办学,亦在筹办劲松三语国民学校,此外则是全力经营该基金会于二零零四年创办的万隆国际外语学院。由于师资严重不足,该校目前相当依赖于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支援,厦大也与该校合作开设网络远程教育课程,宣称两年可以取得学士学位。我和万隆国际外语学院院长吴汉伟交换了名片,他说该校与台湾的交往尚未展开,相当期待。我认为其与台湾高等教育的合作空间有无限可能,而台湾的流浪博士也不妨将眼光放到诸如万隆学院这类新兴的侨办大学,也许台面薪水不如台湾,但总比在台湾没收入、坐以待毙的好,何况在此课余还可以凭藉台湾和华社的人际网络开展各类产学合作,成就一番事业.

在餐会场上,我们见到了李湘生的女儿李慧珠,她也是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副主席,《万隆快报》採访主任,也是印尼知名的水粉画家,并担任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Maranatha Christian University)艺术与设计学系展示厅主任。能写能画,是一代才女。我们也见到了华裔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院长邱崇义.

今天黄俊霖小露一手,客串记者,在我们用餐和欣赏节目的时候,很快完成新闻稿,发给了《国际日报》。为了赶路,我们提前离席,万隆客联的领导们非常客气地放下正在进行中的晚会为我们送行,早先未见到的总务部主任陈奕炫亦在列。

7.18-20邦加(Bangka)

世界锡都,华人八港

邦加北滨南海,地扼邦加海峡,四世纪时法显即经此海域返回中国。本地盛产锡矿,昔日统治当地的巴邻邦苏丹为开採供应荷兰,乃自中国引进大量客家劳工,中国移民日多,则在此逐渐形成所谓“八港”的八大华人聚落,即今邦加八市槟港(Pangkalpinang)、烈港(Sungailiat)、文岛(蒙托克Muntok)、勿里洋(Belinyu)、高木(Koba)、沙横(Sabang)、流石(Baturusa)、楠榜(Jebus),总人口数约八十万,华人人口最初一度超出土着,现则占百分之四十五。

巴邻邦苏丹之所以引进华工至邦加,和该国王室与华人的渊源有关.邦加原属巴邻邦苏丹国,该国苏丹马哈茂德.巴达鲁丁(Mahmud Badaruddin)的王妃是华人,他的岳父翁.阿布杜勒.贾巴尔(Wan Abdul Jabar)是柔佛王国(Kesultanan Johor)暹旦(Siantan)太守阿布杜勒.哈亚特(Abdul Hayat)的次子,阿布杜勒.哈亚特原名Lin Tau Kian(林道建(音)),据说原是明朝官员,因事逃亡至柔佛,并皈依伊斯兰教,受柔佛苏丹赏识,被派到暹旦担任太守。马哈茂德.巴达鲁丁因叔父拉图.阿努姆.卡马鲁丁(Ratu Anum Kamaruddin)篡位,出逃暹旦,而与林道建家族相交,林道建家族于第二代移住邦加。马哈茂德.巴达鲁丁在柔佛军队的帮助下,于一七二四年(清世宗雍正二年)重返巴邻邦,惟其华人王妃不习惯住在巴邻邦,仍长居邦加。

邦加锡矿的发现,系于一七零九年(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马哈茂德.巴达鲁丁父王莫哈迈德.曼苏尔(Muhammad Mansur)在位之时,一七一七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拉图.阿努姆.卡马鲁丁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签订协议,由荷属东印度公司保证採购,以满足锡矿对欧洲与东亚的出口需要,到了马哈茂德.巴达鲁丁,为了增加产量,乃派人到华南地区招工,许多客家人因此而来到邦加。

荷兰在当地殖民掠夺矿产,尽管邦加为荷兰赚取了大量财富,公共建设却极为落后。一七九五年(清高宗乾隆六十年)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军占领荷兰,东印度也并入法国,一八一一年(清仁宗嘉庆十六年)英国攻占巴达维亚,东印度改隶英国,而为英属印度之一省。英国东印度总督,就是开发新加坡而闻名的柔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一八一六年(清嘉庆二十一年)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战败,欧洲召开维也纳会议,英国与荷兰协议归还东印度,东印度才又属于荷兰所有。一八一二年(清嘉庆十七年)邦加因而一度为英国殖民,直到一八二四年(清宣宗道光四年)英荷签订〈荷兰条约〉(Treaty of Holland),划分东南亚势力范围,邦加岛才与荷兰在印度拥有的柯枝(Cochin)对换.邦加人许多人为此感到遗憾,因为英国殖民过的马来亚、新加坡、汶莱、香港发展得都还不错,不像荷兰人强取豪夺.

排华时印尼政府颁布第十号总统令,禁止华人在县级以下地区经商,以致邦加资产阶级华人许多被迫迁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即曾派遣船舰撤侨,没想到印尼归侨一回国便倒楣遇上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邦加归侨许多日后设法辗转移民香港,这些香港邦加客侨遂成为邦加复兴华教的重要资助来源。但邦加本地并无排华冲突,主要是地处偏远,未受到雅加达排华的太多情绪感染,加以华商为邦加人自外岛进口食米,为邦加民生经济的重要支柱。

海外客乡,时光倒流

在槟港得帕提.阿米尔(Depati Amir)机场为我们接机的是邦加客属公会主席兼邦加勿里洞省孔教协会主席邹霖财和邦加勿里洞省槟港市印华百家姓协会主席林金图.林金图是福建省金门县人,因家贫而来邦加,排华前为华校中文教师;邹霖财则为梅县石坑第二代客家移民,他的父亲为中华民国遗民,为避秦而流亡南洋。我们由邹霖财的公子开车载到巴斯尔海滩(Pasir Padi)的船型餐厅,享用了一顿带有客家色彩的丰盛邦加海鲜料理。

餐后先到邹霖财开设的米特拉花园酒店(Mitra Garden Hotel)入住。酒店地近占米清真寺(Masjid Jamik Pangkalpinang),此际正值伊斯兰教回历九月斋戒月,伊斯兰教徒只能在日落后进食,整日寺院里都传出诵经声。在酒店稍做休息后,邹霖财即载我们到槟港市长官邸大王屋(Thai Bong Buk)参观.这是一座白色的洋宅,有着广阔的前庭,坐落在莲雾林中,昔日是荷兰邦加总督官邸。市长官邸庭园可以任由游人进出,正说明瞭印尼在民主化以后社会的安定和谐.

接着前往唐人区的大伯公庙(关帝庙)。该庙庙址原为华人猪仔移工宿舍,一七九七年(清嘉庆二年)华人即将随身带来的关帝金身置于该处奉祀,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始由地主温庚武捐地建庙.一九九八年大火,几乎付之一炬,现为火后重建者。邦加关帝庙形制较为简陋,还保留着原来宿舍的格局和外观.客家人称福德正神为大伯公,是客家人普遍的民间信仰,在印尼和南洋各地,关帝信仰亦十分普遍,反倒不见台湾常见的三山国王。关帝信仰恐怕和华人秘密会党如天地会之类的有关,因为人在异域,加以清朝外交交涉能力孱弱,华人权益无法他求,生活问题的处理和公共秩序的维护,只能凭靠义气相结和一己之力来解决.客家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是邱荣裕的研究专长,徐静兰是他的指导学生,硕士论文《清代台湾北部霄里地区客家七姓移垦之研究》,即从桃园霄里当地玉元宫的相关资料采集中发掘出许多客家移民历史。他们的研究方法,同样也可以运用在印尼客家移民的研究上。陈玛琍带着黄佩玲和曾怀慧到附近的鱼巴刹(Pasar Ikan)市场买凉茶和沙嗲烧烤,这一带的店家和摊贩,果然几乎为客家人。晚间邹霖财招呼我们到城市海洋(City Ocean)海鲜餐厅用餐,林金图和邹霖财的妹夫亦在座。饱餐后便回米特拉休息。

次日上午,邹霖财带着我们出槟港,先到流石。流石是华人的传统聚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街上许多混合了南洋和中国风格的旧式洋楼,因不合现代使用需要,或者年轻一代外移,年久失修而荒置。老人、小孩、老屋和停滞的时间,是我此处的感觉.我们在街上乱逛,陈玛琍走进了一家杂货店买鱼饼,年长的老闆是金门人,还能用闽南语和我们交谈。我们又跟着邹霖财走进了阿贤(Ahyan)西服店,老闆是陈新贤、陈新强客家兄弟,客家话已不大会说,但你看到的是亲切而熟悉的华人面孔和举止。这是一家祖传的手工西服店,店里英国布料一应俱全,价钱便宜实在,邱荣裕和我原都有意当场量身定作一套,可惜知道没时间隔日来取而作罢.沿着大街漫行,一座南洋大院映现眼前,一对客家老夫妇和他们的小孙女在庭院乘凉,我们上前问候,老夫妇热心地打开中门让我们到大厅参观.原来这栋建筑为李七和故居。李七和是广西博白县双风人,在当地颇富名望,曾与广西客家同乡叶亚旺等人揭竿而起,组织三点会,参与一九零零年(清光绪二十六年)邦加华人反抗荷兰殖民者的刘义战争。李七和曾回乡与邦加客家侨领李光前等共同于一九二四年捐资博白图书馆兴学,是一位侠义的华商。李七和家族现已不住流石故居,我们见到的客家老夫妇系承租户。

离开流石,邹霖财带我们回槟港绕了一圈邦加勿里洞大学(University of Bangka Belitung)。这是合并三所学院而于二零零六年成立的新学校,二零零九年新校园落成,学生仅有一千七百人。该校并未设立中国语文学系,但设有社会学系。就当地华人社会史的挖掘和研究,显然需要精通中文的教师。目前这一条件还未具足。

接着我们直奔烈港。烈港为邦加县首府。沿途可见许多村落,家家户户前则皆建一土地公祠,对大伯公的如此热爱,一望可知他们是华人,而且是客家人,但则多已土着化,不会说华语,甚至也没有中文姓名了。全邦加华人村就有八十多个。

邹霖财把车子开到位于中兴村的新中兴学校。这是成立于一九二九年中兴学校,在历经禁华后,于二零零八年改名重新出发的三语学校,由黄士辉等在雅加达发展的乡亲们组织之中兴团结联谊会出资,接受不分种族的学生。在印尼恢复华文教育后,乡亲与宗长们捐资兴学,传承文化,令人感动,在我脑海中再又浮现雅加达和万隆那些长老们慈爱的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侨教育上用力至深,我听该校刘姓女教师和郑姓教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每年都提供该校教师短期进修和举办学生夏令营,费用低廉,甚至免费,亦推荐侨教学生来此实习或支教,这些措施,很受该校师生欢迎。该校教师和学生对于台湾也相当向往,直问我台湾有没有同样的优惠政策。这里的华人都是客家人,台湾的客家语教师和教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的,如何让台湾的客家学生来此实习,也帮台商在此未来的发展,培养一批与台湾人价值相同的华人工作夥伴呢?

当地惹波(Rebo)村新建的三圣宝殿(三教殿),位于山丘的大岩盘上,背发兴山(Bukit Fathin),山脚为老鼠滩(Jl. Pantai Tikus),奇石嶙峋,但又有着大片的岩滩,面对着南海。海的那一边,看不见的尽头,就是中国。三圣宝殿是集佛教、道教、孔教三教于一的庙寺。但因缺乏传统工匠,建筑的雕刻和壁画皆相当粗糙,当地喜用粉红色油漆,亦让人感到俗艳.全世界最好的中国传统建筑工匠和设计师,都在台湾哪。接着来到嘉烈示村的万德殿,该寺主祀关圣帝君、观世音菩萨和大伯公,乡人们正在用竹架纸紮大士爷,大士爷是传说中被观世音菩萨收伏的鬼王,在阴间则领导众好兄弟。在台湾或邦加这种移民社会,在移垦的过程中许多人不幸一生孑然,客死异乡,客家人则请出大士爷日常照顾好兄弟,在中元普渡的时候,再好好一起感谢保佑和犒赏祂们一番。寺旁是一家杂货店,店主姓陈,已不会祖宗言也看不懂中文了。

中午则到梁记(Liongki)菜馆吃邦加客家菜。

午后路过一座华人华洋合壁大院,我们眼光被吸引而停车下来採访.主人姓陈,年逾七十,在家含饴弄孙.陈先生让我们攀上二楼阳台的祠堂,上面奉祀的是他们的第一代来印祖、宅院的起造人陈光道,也就是陈先生的祖父。陈光道是福建省思明县沙塘人。我用闽南语告诉陈老先生,思明县早已在一九三零年代改名为厦门市了。陈先生的儿媳妇是印尼人,他的儿孙辈中文每下愈况,最终将融入印尼主流社会,尽管如此,他们是幸福的。

下午来到了勿里洋的福德祠。该祠始建于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标准的南方庙宇形制,保存情况良好,香火不坠。庙旁厢房设有义塾,乃成立于一九零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随后则转到位于摩天岭(Bukit Mo Thian Liang)山脚下的天主教圣地圣母玛丽亚圣洞(Gua Maria)。圣洞内有一块奇石,就是玛丽亚的形象。但信徒则又在外面竖立了玛丽亚的雕像。圣洞外则整理成一个天主教主题公园,林木青葱,沿着石径,竖立着耶苏和玛丽亚事蹟的介绍看板和相关的雕像,公园内是勿里洋天主教堂,主殿有一座耶苏的石雕睡像,不同于中国庙宇的人声鼎沸,钟鼓声与诵经声交响,时间彷彿在此凝结.教堂外的公园凉亭闲坐着两位客家少女,祖籍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一位黄姓女孩用客家话说,她有亲戚嫁到台湾桃园.远处的操场上则是一群在踢足球的华人少年。

傍晚邹霖财带我们去吃着名的邦加点心烤蕉叶鱼茸(Otak-otak)。鱼茸是鱼浆和树薯粉打成小条块状,用竹籤包在蕉叶中以文火烤熟,沾着南洋甜辣酱食用,一次一口,鱼香和蕉叶香充满头腔,十分过瘾.这一家烤蕉叶鱼茸小摊就位于一座关门的华校旁边,离去之前,走来一位客家老妇人,听到我们说华语,激动地过来探问。原来她曾是华校教师,禁华的社会冲突和文化压迫,在她的教学生活中烙下极深的伤痕。听到我们流畅的华语,就像是她遥远的年轻记忆里传来的回音,勾起了她的心事。回到槟港,时间已晚,经过一天的长途旅行,在阿财(Achai)豆腐角麵摊用完晚餐,便回到米特拉休息。

战争与和平

在邦加的第二天上午,睡到自然醒,才到锡矿博物馆(Pewter Museum)参观.这一个精緻的博物馆,用实物、照片和模型介绍了锡矿的开採过程,具体呈现了当年华工悲惨的遭遇。早期邦加华工多系由巴邻邦苏丹招募而来,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太平天国彻底覆亡之后,许多遗民流亡海外,而清廷也利用工人出口,将太平天国俘虏遣送出国,以减少善后处置的负担。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中国与英法签订〈外国招工章程条约〉,允许外国招募中国劳工,荷兰于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加入上该条约,邦加锡矿务局(Banka Tin Wining)即通过香港好时洋行在广州、厦门、福州和海口等地招募华工,来到南洋打工的华人如潮涌一般一波波到来。荷兰人管理华工的方式,是以华制华,即将华工数人编成一班挖锡井,每班有固定工作份量,而为逼迫华工达到进度,华人工头(吧叻头)辄不惜鞭打工人,每致血流肉烂。而又为苛扣剥削工人,又有经营赌场和贩售烟毒者,并对周转赌本或深陷毒瘾的工人放高利贷,工人还不起钱,只好不断延长僱佣契约期限,而形同沦为奴工。体弱多病的工人往往不堪操劳而客死异乡,更有许多人索性弃职逃亡,匿居于热带雨林之中。不耐饥饿而偶尔外出觅食者,一旦被发现踪影,经常被荷兰军警视同盗匪而击毙。

锡矿博物馆有件镇馆之宝值得一提,是马来古国三佛齐(Samboja;室利佛逝Srivijaya)王国的科达.卡布林(Kota Kapur)碑铭。这是三佛齐哥拉洞(Kadatuan)王朝开国女王悉莫(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六八六年(唐睿宗垂拱二年)征讨爪哇时所立,内容在祈神助威并降灾厄于爪哇。三佛齐古代无信史,这是罕见的碑铭,可以印证其存在。

在我们后面,来了一批新加坡华人游客。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听到我们是台湾来的,就问道,你们是支持统一还是独立的。我回答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那老先生不高兴,竟然拒绝再与我们交谈和合照。华人的中原意识和大中国情结,是华人移民与当地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当年採行单一国籍政策,迫使印尼华人放弃中国国籍,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也就是使印尼华人的文化和国家认同分开.但是华人根深蒂固的我族意识并没有真正翻转和反省,印尼的排华和禁华在一定的主流社会支持基础之上,遂成为难以避免的悲剧。新加坡华人选择自成一个国家,台湾人为何不行,那位新加坡老先生自己都不愿回去中国,又有什么立场反对台湾独立。

中午在槟港着名的阿水(Asui)海鲜餐厅用餐,费劲吃完了咖哩螃蟹。在离开槟港的路上,途经华语广播电台.邹霖财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荡漾出来的是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这本是印尼三宝垄(Semarang)音乐家奥斯曼(Osman Ahmad)一九五零年为电影《阿罗哈》(Aloha)所创作的主题曲〈划舢板〉(Dayung Sapan),由庄奴填上中文歌词,主持人讲的则是印尼话。邹霖财经常上华语广播电台接受访问,华语广播电台能说完整华语的播音员没有,全部以华语播音,听众也听不懂。

邹霖财开车将我们直送往邦加华人历史的起点,文岛.站在文岛港边,邹霖财说,印尼排华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了两艘军舰到港外撤侨,许多邦加华人就在此和家人和侨乡告别,自此生死两茫茫。回去中国的,并不是送回原乡,而是送到全国各地的华侨农场,摆明就是被当成廉价劳力,可说是现代的猪仔。文革时期,大部份华侨都被怀疑是外国间谍,而备尝艰辛,因为大陆乡民不解,中国这么悽惨,为什么还要回中国?岂不别具用心?而留在印尼的华人,则又受到苏哈托政权的压迫,那段过去,造成许多华人家族的再度离散,真是不堪回首。

文岛由港口进入市区的道路上竖立着印尼文“世界锡都”的牌楼,入口处的一座深宅大院,就是第一任玛腰(Mayor)锺阿添(Tjoeng A Tiam)的官邸玛腰大屋(Rumah Mayor)。荷兰东印度的华人官员,分为雷珍南(Letnan)、玛腰和甲必丹(Captain)各级,以甲必丹地位最高,相当于今之行政长官,主管华人户籍、税赋和争讼等事项,而以雷珍南和玛腰辅佐之。锺阿添是首任邦加文岛玛腰,是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今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徐溪村人氏,其故居犹在,因家族发达海外而捐官,清朝为其树立旗杆。文岛历任玛腰、甲必丹皆由其家族世袭,直到一九三一年始为荷兰政府废止。当年华人自文岛上岸后,例由玛腰、甲必丹先行安置管理,而由邦加锡矿务局派医师进行检疫,再由各个矿场在此将人领走。

一九零零年(清光绪二十六年)邦加爆发华工抗荷的刘义战争,领导者为化名刘义的粤西客家人郑十六。郑十六为会党三点会侠义中人,化名刘义,与黑旗军大将军刘永福原名相同,以此为暗示,号召徒众,活跃于粤西地方,因无法见容于官府,于是投身海外,来到中邦加县首府高木镇担任锡矿工人。郑十六因不忍见同胞受难,登高一呼,率众亡命山中,劫富济贫,出入无时,像流寇一般,投奔之追随者聚集至三百人,郑十六乃率众劫掠槟港和流石各地,李七和等侨领出而响应,文岛总监乃佈告悬赏捉拿,郑十六终于在流石山中之双兴村经人密报而为数十名军警围捕落网.在庭讯过程中,郑十六慷慨痛诉华工被虐状况,最后被判处吊刑。行刑前,郑十六告诉监刑的文岛甲必丹锺怀薰说:“君为甲必丹,素爱同胞,使九港中为甲必丹者,尽如君,刘固视如兄弟,又何至扰乱地方如此?今日之变,皆某甲酷虐工人之所致也。故某甲欲见我,我大骂其为吸同胞血之臭人,我固深恶痛绝而不之见。”郑十六自陈其为官逼民反,而诚恳建议荷兰改善华工管理办法。锺怀薰将郑十六遗言悉数记录,呈之文岛总监,再上闻巴达维亚总督,荷兰当局乃基于人道改良对于华工之管理,并特赦刘义战争中的起义华工,蠲免其一切欠款。此之甲必丹锺怀薰即为锺阿添之后人,并为清朝授与同知职衔。

位于文岛市区甘榜丹绒(Kampung Tanjung)的大清真寺(Grand Mosque)和广福庙(福民公庙Kung Fuk Min Temple),是邦加岛的华人文化遗产,也象征着邦加岛上不同文化和民族间的和睦共处。广福庙初建于一八二零年(清嘉庆二十五年),比槟港的关帝庙还久,因为文岛是邦加进出的口岸,华人最早的落脚地。隔街相邻的大清真寺,则建于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是锺阿添、华社富豪及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资助兴建者,聘请广福庙的建筑师Fu Kien Kuan(傅建观)设计起造,因此建筑风格上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如运用了中国的重簷和绿瓦。我信步走到甘榜丹绒市区的一座石桥,桥上看去,河岸两边人家一面面河,互以舟船代步,另一面则面向大街,很像江南的格局。可惜的是河水漆黑如墨,熏臭不堪,大街上塞满摩托车,人车争道,秩序大乱.河岸的华人古建筑群则多已倾圯或改建。傍晚时分,我们来了文岛丹绒卡利阿(Tanjung Kalian)海岸,这里保留了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荷兰建造的白色灯塔白火塔,现仍在使用之中。全团只有徐静兰登上塔顶。海上飘浮着几艘沉船残骸。我们坐在海岸边,平静的海面上满佈血红的落日。岸边立着一块一九九三年三月的石碑,记载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片海面上的屠杀事件。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占领了邦加。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六十五名澳大利亚护士由新加坡搭乘维耐尔.布鲁克(Vyner Brooke)号军舰行经邦加海峡,遭到日本军的猛烈攻击而沉没,有五十三人竭力游到丹绒卡利阿海岸的拉吉海滩(Raji Beach),当中的二十一人当场遭到日本军的机枪屠杀,最后只余三十二人在邦加人的协助下倖存上岸,却仍沦为日本的战俘,在邦加文岛历经了三年半的集中营生活,以有限的医疗资源和无限的爱心,在生死交界照顾无数的战俘,直到日本战败才重获自由。五十年后,仍在人间的七位当年护士重临丹绒卡利阿凭弔往事与难友,在最接近维耐尔.布鲁克号的海边,泐石立碑纪念这一群不幸而又伟大的护士。

晚餐在Tuah Palapa 3餐厅用苏门答腊的巴东菜。晚间则入住于帕萨迪纳(Pasadena)饭店。待安顿妥当,才与邹霖财别过.

7.21-23巨港

海上霸业,华人巨港

巴领旁,即巴邻邦,或译巴林邦,古译渤林邦,位于苏门答腊岛和马六甲海峡南端,地控太平洋与印度洋通道,为三佛齐王国故都。其地肥沃,有“一年种穀,三年生金”之古谚传世。三佛齐以巴领旁为据点,作为东亚与南亚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唐朝黄巢之乱时,有许多华人逃难至此进行垦殖,南宋致力于开拓海上贸易,本地与中国往来更加密切。一三七六年(明太祖洪武九年),三佛齐国王麻那者巫里(Maharaja Mauli)向中国称藩,引起原宗主国爪哇满者伯夷(麻喏巴歇Majapahit)王国的不满,遂诱杀麻那者巫里,尽灭其国,华人追念故国港都京华烟云,乃将渤林邦称为旧港,旧港闽南语音同“巨港”,华人以渤林邦繁华依旧,盛况更胜从前,乃又将旧港改书为巨港。三佛齐亡国后,爪哇鞭长莫及,不能尽有其地,当地华人乃拥广州南海县人梁道明称王。梁道明受明成祖招抚而返中国,其余众由副手施进卿领之。惟另有潮州人陈祖义继起称雄。施进卿为穆斯林,俟郑和一四零七年(明成祖永乐四年)南来,陈请收勦陈祖义,郑和乃发动旧港之战,破敌五千,生擒陈祖义,亲自解送南京献俘斩决,施进卿则受命为旧港宣慰使。郑和本为云南穆斯林,对于施进卿非常支持,二十八年间七次下南洋,船队四次在此靠岸,留下许多工匠协助旧港建设,巨港市区里无数的中国式古代建筑以及清真寺,见证了明初穆斯林华人在此经略的沧桑过往。

话说三佛齐国王麻那者巫里死后,太子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被满者伯夷收为驸马,他胸怀大志,一心复国,日后利用机会出走,夺取淡马锡(Temasik)而称王,但旋即为暹逻所败,出亡马六甲(满剌加Melaka)而于一四零二年(明惠帝建文四年)在此建国,次年(明永乐元年)朝觐中国,受封为满剌加国王,为中国打通马六甲海峡,从此在中国和郑和的支持下逐渐壮大。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东侵,满剌加苏丹马末沙(Mahmud Shah)不敌,在一五四零年(明嘉靖十九年)出奔柔佛,其国即为柔佛王国。二十年后的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在中国粤东地区,爆发了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广东省饶平县人张琏、大埔县人萧雪峰、程乡县(今梅州市梅江区与梅县)人林朝曦领军侵越闽粤潮、漳、汀各州,并于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零年)四月建国号飞龙,拥立张琏为皇帝,称飞龙人主,建元造历。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明朝任命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为福建省正副总兵官,偕同广东省总兵官刘显,归福建省巡抚谭纶节制平乱,刘显私下纵放飞龙国残部由云霄河接漳江出洋,另以人头冒功。在张琏兵败出亡之后,林朝曦以程乡为据点,还独自抵抗了三年。明穆宗隆庆年间(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年),飞龙国残部张琏、林朝曦、黄启荐等人率众陆续抵达柔佛国治下的巨港,凭藉军力从事海上贸易。明神宗万历五年(一五七七年)张琏被柔佛苏丹任命为蕃舶长,约即港务大臣,主管海上贸易与关税,飞龙国遗民特别是饶平客家人闻风大量前来巨港投靠。张琏在投靠柔佛之前,仍以飞龙人主号令海上,因此在东南亚留下许多使用飞龙年号的史迹和遗物,梁启超即称赞张琏为中国海上殖民第一人。前已言之,在邦加引进客家人开锡矿的巴邻邦苏丹马哈茂德.巴达鲁丁王妃的祖父阿布杜勒.哈亚特,来自中国,在万历年间被柔佛王国苏丹任命为暹旦太守,和张琏出任蕃舶长约当同时,印尼传说阿布杜勒.哈亚特原名Lin Tau Kian,是中国明朝官员,我大胆猜测,Lin Tau Kian就是林朝曦的转音,或者因同一时期的海盗林道乾名气甚盛,论者乃误将林道乾与林朝曦混为一谈,总之,他不是明朝官员,是飞龙国的官员.飞龙国这一客家帝国的流亡巨港,并且融入当地社会,获得巨港苏丹信任,或许正是客家移工最初引进邦加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文岛码头上认识一位华人老人许荣权,他祖籍广东省电白县,住在巨港,在邦加投资,经常来往两地。知道我们从台湾来,一见如故,协助我们登船,并和我们谈起排华种种.我们搭乘的海峡号渡轮跨越邦加海峡,由穆西河(Musi River)进入巨港,我们走的河道也正是当年郑和和张琏的船队进入巨港的同一航线。河岸处处是水上人家,这些穷人家会指使他们的小孩游泳到河道向船员或游客索取财物,他们的泳技当然十分优异,但不小心仍然常会发生撞船意外,所以船上一再广播呼吁旅客不要投掷财物给他们。

到岸后,苏南留台校友联谊会会长林一心率副会长陈瑞成和尚在台湾留学的林振勇、刘世勇两位同学前来迎接。和许荣权道别,他竟流下泪来。排华与禁华的历史,不知在他心中烙下多么深的伤痕,让他一听到华语,多少往事浮现心头.林一心是建筑师,毕业于中原大学建筑学系,是巨港活跃的侨领,他先带我们到大祖日巨港酒店(Grand Zuri Palembang)安置行李,然后午餐的安排,就是带我们巨港街上安乐乾麵吃麵,这家传统麵店是当地华人喜爱的小吃,接着又带我们去吃华人发明的鱼饼(pempek)和南洋冰品摩摩喳喳。在巨港的街上巷内逡巡寻找美食小吃,跨越穆西河两岸的安培拉大桥(Ampera Bridge),成为重要的地标。安培拉大桥桥头坐落的雄伟中国式清真寺,中间高耸翠绿色的圆顶,上饰星月标志,两边各有一座中国宝塔式的五层宣礼塔,就是华人回教徒协会巨港分会兴建而于二零零八年落成启用的穆罕默德?郑和清真寺。事实上,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入,郑和正是关键,他带来了中国的穆斯林,另一方面,他则扶持了巨港王子拜里米苏拉建国马六甲,受明朝封王之后即皈依伊斯兰教,使之成为国教。

从安培拉大桥和穆罕默德?郑和清真寺迤逦而下的笔直大道苏门答腊快速道路(Jalan-Raya-Lintas Sumatera),直抵阿贡大清真寺(Palembang Great Mosque)。阿贡大清真寺的建造者就是客家女婿马哈茂德.巴达鲁丁苏丹,他请了中国穆斯林工匠为他设计施工,所以在清真寺的标准形制之外,于细部的雕樑画栋中显示了中国工艺藻饰的风格和技巧。过了阿贡大清真寺和寺前圆环,就是苏迪曼将军路(Jalan Jend Sudirman)了。这条热闹而繁华的大街,恰似台北的中华路,新旧建筑交杂,带着时代的韵致和况味。廖锦梅本身就是巨港出生的,当年她家就在苏迪曼将军路上。

廖锦梅是祖籍梅县客家人,她的父亲是巨港南华中小学校理事廖棣传,廖锦梅的祖父一代则是自中国移民于印尼者。南华中小学校系一九四零年由巨港客属公会创办者,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印尼政府接管与印尼无邦交华侨学校,廖锦梅父母便决意离开,在一九六零年九月搭乘兴安丸投奔台湾,参与了印尼归侨联谊会的创立。林一心就南华学校相关使史事打电话给苏南客家同乡会主席曹裕光求证时,当年就读于南华中学的曹裕光说他认识廖棣传,也明确告诉林一心,廖锦梅的家还在。曹裕光和廖锦梅一样,祖籍都是梅县.林一心回忆道,当年巨港还有一个华侨学校,巨港中学,是左派的,受中国政情的影响,南华中学和巨港中学的学生常常在街头打来打去。一九六六年三月起,印尼各地政府依苏哈托总统命令接收所有华校,两校都被接管,改为印尼伊斯兰教会学校,自此再也看不到华校学生街头打架了。巨港中学创校更早,源自一九零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创立的巨港中华学堂,一九一二年改为巨港中华学校,一九五一年巨港总商会捐地,巨港中华学校改制为巨港中学.这些华校历史与人物,俱往矣。廖棣传已经过去,南华学校风流散尽,巨港客属公会早于排华时解散,如今巨港当地,除了老人,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客家人以前曾经在巨港办学了。

傍晚我们应曹裕光之邀,出席华人基督教会印尼基督耶苏教会巨港会堂成立二十九周年礼拜。曹裕光也是巨港华人基督教会联会主席。陈玛琍是基督徒,非常高兴有此一机会到印尼华人教会礼拜。我们一进会场,主持牧师便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礼拜系穿插着宣教的戏剧和歌舞演出,曹裕光夫人梁月娇和女儿都上台参与表演,曹裕光则在进行见证前绊到舞台台阶而摔跤,全场都担心以他的年纪他的身体是否堪受这一摔,只见他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若无其事地展开演讲.这正是神蹟的最好见证不是吗?会后晚餐,曹裕光则宴请我们吃印尼巴东菜。

苏南客家,世界一家

二十二日上午,林一心首先安排我们到巨港开心三语学校参观.该校系由台湾弥勒大道弥勒佛堂捐资兴建,林一心为该校董事。弥勒大道总部在新竹县峨眉乡湖光村大自然文化世界,以世界一家为开教宗旨。在此,我们又继看见慈济在雅加达和万隆的发展之后,再次看到台湾人间佛教理念无远弗届的召唤力。开心学校由小学向高级中学一贯学制发展,在林一心的穿针引线下,该校提供了台湾学生实习教学的名额,也使得该校得以台湾特色作为号召。我们来到的时候,该校正有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研究生和南台科技大学学生在此实习和支援教学.弥勒大道巨港弥勒佛堂还设有佛学文化班,其中针对学生的,实际上就是中文的加强班,林一心安排中教大的研究生负责补救教学和课后辅导,并对于有心要到台湾升学的协助准备事宜。林一心期待有更多的台湾学生来此实习教学或来此任教。

第二个行程则来到华人福利基金会老人院。曹裕光本人亦身兼巨港华人福利基金会主席。该基金会于一九六八年由侨领林青山创立,老人院原名难民所,一九八三年之后成为老人院,主要免费帮助六十岁以上没有工作能力、没有家庭的、被社会遗忘的华人在此食宿。七十年代基金会曾遭印尼政府接管,后来交由巨港市长接管,现则交还巨港华人自行经营,在老人院之外,基金会的服务对象则虽以华人为主但不限于华人,亦对巨港社会提供救助。院方由曹裕光和老人院民梁日焕接待,《巨港兴报》总编辑潘振胜亦亲自前来採访报导。老人院设施齐备一应俱全,环境清幽而整洁明亮,院后则有灵堂万灵阁,也为华人送终安排了去处。林一心的父亲和弟弟都长眠于此。我们和院里老人们简单寒暄问候,基金会为他们在这个地方安排了尊严的晚年生活,曹裕光在这些细微处十分贴心。离去前我则在签名簿上题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祝福他们。

中午在金龙餐厅(Golden Dragon Abalone Restaurant)用餐后,则先到巨港穆西河畔华人区的水月宫参观.该庙俗称观音亭,建于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主祀观音,附祀玉皇大帝、释迦牟尼佛、保生大帝、弥勒佛祖、妈祖和金花娘娘等。水月宫一带都是中国建筑、街景和来往的面孔。随后再到甲必丹(Kapitan)村参观.甲必丹村共有十五间古厝,而以首任巨港甲必丹蔡巨川故居为中心。蔡巨川为漳州人,其故居大院占地广阔,惜年久失修,目前由其后人与黄姓女婿居住其中。蔡家后人已不懂中文,黄姓女婿则还能说上几句,他们对于蔡家历史所知有限,蔡家后人因曾受雇于林一心的建筑师事务所,因而开门欢迎我们入内参观.林一心告诉他我们的来历,蔡先生立即拿出蔡家手钞家谱给我们看,我想,他也应当非常期待重振家族的光荣,但当地缺乏华人文史人才,当地政府可能也比较缺乏财力来协助整理,这一工作也就根本难以展开.蔡巨川故居前有二零零二年漳州市人民政府赠送的宝塔模型。离开蔡巨川故居,林一心则带我们到郊区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甲必丹蔡咸兴的墓园参观.蔡咸兴在一九三一年为荷兰所解职。墓园藏于荒烟蔓草之中,地理冷僻。

在回到巨港市区的路上,我们特地绕经安培拉大桥,居高临下鸟瞰穆西河两岸。接着,便依着曹裕光的电话指示,找到苏迪曼将军路四十七之A号的廖家旧居,目前为一家咖啡馆.建筑依旧,人事已非。廖锦梅的母亲已高龄九十,一九五八年离开巨港六十年来,未再回到此一伤心地,没想到女儿廖锦梅竟然寻根至此,找到当年她曾经辛苦经营过的家园.廖锦梅的硕士论文《1930年代梅州客家人移民海外历史印记——以印尼客属华侨华人际遇为例》,由邱荣裕和中大客家学院院长罗肇锦教授共同指导,写的其实是普遍化了的她的家族故事。

傍晚到苏南客家同乡会拜会,主席曹裕光、副主席文衍华,以及锺玉锦等耆老,以及祕书长曹鸿恩在场接待。该会成立于二零零三年。虽然华人移民巨港已有六百年历史,过去也有巨港客属公会的组织,但排华之后,资料文献惨遭回禄,领袖人物凋零,历史烟灭,一切只能从头来过.我看到理事名单中有曾繁干,惜其已年迈,不便外出。曾繁干出生于邦加槟港,祖籍蕉岭,排华前曾担任巨港市华人联络主管,地位相当于甲必丹了。我留了一本《台湾曾氏亮寅公派下世次源流》下来,希望苏南曾姓客家宗亲有机会看到。苏南客家同乡会的领导阶层大多逐渐年老,我看到他们对于林一心青壮一辈充满期待。我在发言中表示,华人在巨港的六百年历史中必定留下许多丰富的文化资产,虽然经历排华的文化浩劫,只要有心寻访和採集,一定可以重建历史,让世人认识到华人对于巨港乃至于印尼的具体贡献,而这些文化资产也可以转化为巨港观光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资源。像在台湾,我们就不可想像类似甲必丹村遭到荒废的情形。巨港的室利佛逝大学(Sriwijaya University)并未设立中文系,所以华人子弟中文和文史人才的培养,一定要靠到台湾或中国升学的途径来完成。台湾的大学在社区总体营造和文史工作上有很丰富的社区合作经验,也可以提供绝佳的学术专业训练,希望今后我们在台湾能有机会在巨港和印尼的客家与华人研究提供服务。

结束苏南客家同乡会的拜会,再跟着林一心去弥勒佛堂佛学文化班,他要去提醒台湾中教大和南台的实习教师们晚上留下来餐叙。这一晚,我们在名人(Selebriti)餐厅接受苏南留台校友联谊会设宴欢送,会长林一心更准备了从台湾带回来的玉山陈年高粱金箔酒以飨大家。一晚宾主尽欢,曹裕光特别跟廖锦梅说,欢迎她常回巨港,就把他家当成她家,吃住都不成问题.当年伤心远离巨港的廖棣传,半个世纪后,她的女儿把他的名字带回巨港,而且拍了照片,要在回去台湾后,和廖棣传的妻子,她的母亲,交换关于苏迪曼将军路的往事。

7.23-24雅加达

黑色五月,黑色红溪

我们上午在林一心陪同下搭乘印尼航空班机由巨港返抵雅加达,黄德新再次用他的车和司机让黄俊霖来接我们进行在此间所有的行程。汤崇源有事去了外省,确定不会与他再见面。在离开雅加达这段期间,饶淦中交给了黄俊凌他参与主编的侨社书刊,要转交我们带回台湾。

在往雅加达诺富特曼加达广场饭店(Novotel Jakarta Mangga Dua Square Hotel)的路上,黄俊霖指着远方的双塔米特拉巴哈里(Mitra Bahari)大厦,告诉我们黑色五月暴动期间在那里发生的事。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印尼特种部队镇压雅加达特里萨底大学(Trisakti University)一万名反苏哈托示威学生与群众,四名大学生遭当场射杀,愤怒的印尼民众冲上街头抗议,却演变成为排华暴动,传说苏哈托女婿特种部队总司令帕拉波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是幕后主脑,放纵特种部队便装与暴徒攻击华人以围魏救赵,让政府取得治安上的理由对反对者进行镇压。帕拉波沃在二零一四年参选总统,被佐科威击败。当时许多人就担心帕拉波沃当选后,印尼会收缩已对华人开放的政策。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雅加达、棉兰、巨港、梭罗(Solo)和泗水等大城爆发一系列针对华人的屠杀事件,但以雅加达最为严重,雅加达二十七个地区、全市五千多家华人商店和房屋被烧燬,一千两百五十名华人死亡,四百六十八名华人妇女遭强奸,最小的年仅九岁.米特拉巴哈里大厦正是一座华人聚集的大厦,在暴动期间,暴徒封锁了大厦的进入,然后逐层进行劫掠,男性就杀,女性则奸。而直到现在,印尼政府对于追捕暴徒毫无进展,凶手们仍逍遥法外。在黑色五月暴动中丧生的华人,许多被埋葬在东雅加达的庞铎(Pondok Ranggon)公墓万人塚里,印尼全国妇女受暴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建议在彼处设立纪念碑,此议则已获得佐科威和锺万学主持的雅加达专区政府的支持与推动。黑色九月暴动是种族灭绝的反人类行为,但真相为何,印尼政府有无可能不惜动摇国本,追查到底,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排华根植于印尼深层的社会不平等,是国家纵容而用以转移马来人内部重大政治或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暴力,我们只能祈求民主转型后的印尼日后不再发生。

曼加达是雅加达由香港人投资开发的中国城,当地华人称之为香港城。中午我们到曼加达广场吃印尼简餐。下午邱荣裕和曾怀慧先行回国。送走他们之后,我们余下的再去国际日报社拜会,该社由赵金川总裁和黄国栋总经理出面接待。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此行的目的和成果,赵金川则送给我们李卓辉的着作。他也提到,为加强对读者的服务,他们刚在台北派驻记者。

傍晚来到西雅加达的红溪(Kali Angke)。虽然在惨案之前即名红溪,却因为当年堆满华人屍体、溪水被血流染红而闻名,现在是一条污浊恶臭的黑水沟,沿岸的贫民区,被称为雅加达的黑色心脏.一七四零年(清乾隆五年),为了解决巴达维亚华人过多形成荷兰统治上的问题,荷兰东印度大总督俄甘里尔(Adriaan Valckenier)下令清除逮捕无居留权(大字)华人,强制遣送锡兰担任苦力,又以治安为由,逮捕穿着黑色唐装之华人。一部分华人不愿坐以待毙,逃至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武装自卫.黄班身形高大,爪哇人称之阿长(Sipangjang)。华人起义因叛徒林楚向荷兰当局告密而破局,荷兰当局于十月九日,于黄班攻城之际,以华人内应为藉口,在城内对华人大开杀戒三天,华人约一万人死难,以致红溪为之染红.黄班攻城不下,退走中爪哇,与墨尔达布拉(Merta Pura)、孟温诺囊(Mangunonang)共同拥护马打蓝(Mataram)国王巴布古武诺二世(Pakubuwana II.)为黄帝(苏南古宁Sunan Kuning),意为“黄皮肤的帝王”,共同抗荷。由红溪惨案引爆的爪哇战争,最后以华爪联军溃败、马打蓝沦为荷属东印度公司附庸国的结果告终.我望着红溪黑色的溪水,想着这段华人与爪哇人联合抗敌的历史,想着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怎么以多元文化主义接纳华族为印尼国族的一份子,华族怎么样重建自己在印尼发展的历史,而在此一基础上建立对于印尼的国家认同,心里不免感到焦急。我国慈济功德会在二零零二年曾经与印尼分会和印尼金光集团创办人黄奕聪共同整治红溪和规划迁村,不过在市区红溪惨案发生的这一段河岸,情况还是有待改善。我们跨过红溪,到沿岸的旧社区闲步逛逛,机车如群狼出猎呼啸而过,传统中国与南洋混合风格的老街屋蒙着厚厚历史的灰尘,无尽的心事哽住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也许我多事了,红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以及丰富历史积淀的地方,佐科威和锺万学似乎可以以红溪整治和历史散步区的规划,来作为华印族群和解的社会工程。

金色印尼,金砖印尼

日暮之后,夜色低垂,独立广场(Merdeka Square)中央印尼国家纪念碑(Monumen Nasional)顶端的金色火燄雕塑越来越灿烂。国家纪念碑是埃及式的方尖碑造型,以大理石为材料一块一块堆叠而成。在古埃及,方尖碑是战争的记功碑,一九六一年苏卡诺下令建造此碑时,乃意以方尖碑象征着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火焰则象征着印尼人民永不熄灭的精神。我们车行过独立广场侧面则看到了印尼民族英雄迪波内哥罗(Diponegoro)骑马塑像,英姿焕发地站立在喷泉之上。迪波内哥罗是日惹(Jogjakarta)王子,一八二五年(清道光五年)发动抗荷起义,是为爪哇战争,一八二八年(清道光八年)十月建立瓜哇王国,一八三零年(清道光十年)三月为荷兰生擒、放逐。我们最后驻足于独立广场东北部的塔曼维加亚库苏玛公园(Taman Wijayakusumah-Jakarta),瞻仰公园内印尼最大的清真寺独立大清真寺(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Masjid Istiqlal)。这寺是国家为永久纪念独立解放战争牺牲的烈士所建者,于一九七八年落成启用,可容纳十二万人聚集礼拜。一九九九年印尼举办民主转型的奠基性全国大选当年,地库曾遭到激进份子爆炸,目的是为了嫁祸基督教。当时,独立清真寺对面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Gereja Santa Maria Pelindung Diangkat Ke Surga)便遭到报复的恐吓,虚惊一场。七月夏季晚风习习,公园内的公共广播系统随风同步放送寺内道长讲经声,在都会下班时间的交通巅峰中,这里却四野一片祥和宁静.

印尼是一个民族与宗教文化极其多元与複杂的国家,又历经帝国主义长期殖民,民族自尊极强,但另一方面又由于长期在权贵资本主义宰制下,社会贫富差距极大,因而社会潜藏着宗教有时难以平抚的结构性冲突。要将这一遍布海上的千岛之国整合为一体,确实不易。但令人欣慰的是,在新秩序崩溃之后,多元的政治竞争和政治菁英的努力,为印尼创造出宪政民主的制度基础,以往的分裂主义和种族冲突,已经趋于缓和,显见现代的印尼,已经慢慢找出内部族群和解共生和国家发展的方向。近几年,印尼在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全球国家自由度评比中,于亚洲国家中稳居最自由国家之列,紧追台湾、日本、韩国等传统自由国家,这是印尼人民的伟大成就。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印尼这一人口两亿的大国,乃被视为第五块金砖国家,是全球瞩目的新兴市场。

晚餐在碧丽宫餐厅接受印尼地区台大校友会的宴请。出席者有副会长刘礼华,以及江斯汉、黄凤瑾、Josus Andress等人。他们笑谈当年赴台升学时言语不通的糗态.他们的父母之所以将他们送到千里之外的台湾读书,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台湾的自由学术环境中,兼有中文和专业知能上的增进,相对而言,他们的家庭对于中国大陆的自由学习环境,则有更多的疑虑.而印尼支撑金砖第五国发展所需的人才培育不足,特别是在公共建设和公共行政、企业与工业管理、观光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对华贸易等方面,台湾的高等教育,对当地华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台湾的客家高等教育,更有助于印尼客家文史工作人才的养成。

次日上午到曼加达广场买了一支行李箱,以便带回黄俊霖搬来的珍贵印尼客家社团书刊与台大客家中心收藏。廖锦梅决定和陈玛琍、黄佩玲继续留下,回巨港住曹裕光家进行更进一步的论文写作资料採集,陈玛琍、黄佩玲则要为台湾知识库寻求开拓印尼文化教育市场的各种机会。我则和徐静兰一同搭乘计程车到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再搭乘印尼航空班机返回台湾。

8.2 苗栗

印尼客家在台湾──罗福星

林一心因来台出席中原大学全球校友会议,我邀他来苗栗县走走。中午在苗栗市乡园客家小馆请他嚐嚐台湾的客家菜,也请了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暨客家中心特约助理研究员薛云峰和新竹县峨嵋社区发展协会《峨嵋乐活休闲产业发展计画》专案经理人邱盈滋作为陪客,我们点了薑丝炒大肠、客家小炒、梅干扣肉等传统菜色,饱食一顿,餐后到铜锣乡客家大院走走消食,与薛云峰和邱盈滋于兹作别,我则带着林一心来到大湖乡昭忠祠和罗福星烈士纪念馆.

罗福星,原籍广东省镇平县(蕉岭县)高思乡大地村,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生于巴达维亚,十岁时随祖父罗耀南经商来台,寄籍于苗栗,入学于新竹州立苗栗公学校,过四年返巴达维亚,十八岁毕业于巴城中华学校,而于一九零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再来台湾,一九零七年(清光绪十二年)后返回蕉岭,在大地村学校担任体育教员,并结识原住苗栗铜锣的前台湾民主国副总统丘逢甲.丘逢甲当时担任广东省教育总会会长,对罗福星极为赏识,遂派他到南洋视察侨校。一九一零年(清宣统元年),罗福星出任巴城中华学校校长,时与胡汉民往来南洋各地,鼓吹中国革命。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二年),罗福星赴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十月,奉黄兴之命赴南洋爪哇招募两千华侨民军,亲自率领乘船抵安南西贡与胡汉民会合,再同赴广州增援。广州光复后,罗福星再奉胡汉民之命,与朱玉廷率南洋侨军经上海入苏州驰援革命党.年底,南北和议成功,于是解甲归田,回蕉岭执教。

一九一二年,罗福星受革命党人刘士明之邀来台湾筹画反日起义,组织华民联络会馆.因罗福星为客家人,负责苗栗、台北的准备工作。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事蹟不幸败露,罗福星于淡水被捕,日本随之大举扫荡苗栗,并设立苗栗临时法院进行审理,史称苗栗事件。罗福星在台北法院被依〈违反匪徒刑罚令〉判处绞刑,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于台北刑务所就义,年仅三十一,葬于台北叛民公墓。

台湾光复后,大湖乡民改建日本神社为义民宫,合祀开垦大湖先人和当地历年抗日起事义士,而将罗福星由台北改葬于此,一九五三年,进而将义民宫改名昭忠祠,并在庙后建立昭忠塔,存放罗福星等义士遗骸。一九九零年,罗福星烈士纪念馆在昭忠祠旁落成。

我问林一心以前在印尼可曾知道罗福星,他说未曾听过.对罗福星当年居然可在爪哇招募华侨组织民军开返中国参加革命,更感不可思议,啧啧称奇。罗福星就读与主持的巴城中华学校,系巴城中华会馆于一九零一年设立于巴达维亚八帝贯区(Patekoan),后为与其他中华学校区隔,校名再改为八华学校。印尼排华后关闭,二零零八年复校。

印尼客家与台湾客家文学

稍后我开车载着林一心在大湖一带名胜游览之后,再到大湖乡境内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这一天,新北市大河文化协会在此举办《寒夜》文学营.廖锦梅是学员.我们一起上山去探望她。

《寒夜》文学营是以苗栗客家文学家李乔(李能棋)为主题的文学营队,《寒夜》是李乔以苗栗为场景的着名大河小说.李乔的第一部话剧剧本即为一九七二年发表的《罗福星》。他还有一部客家戏剧本《罗芳伯传奇》,描写梅县石扇堡人罗芳伯于一七七二年(清乾隆三十七年)率一百零二人前往西加里曼丹,而于一七七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在坤甸(Pantianak)建立兰芳大总制共和国的传奇故事。该国规定总长必须为梅县人,共传十三任,于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罗芳伯传奇》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由苗栗荣兴客家採茶剧团搬上台北国家戏剧院舞台,当年则亦巡回全国各客家地区演出。

林一心对于《寒夜》文学营和李乔的客家主题文学亦感到相当新奇,他说有机会一定要买李乔的小说回去看看。

后话

二零一三年台湾国际客家移地学习营的第二梯队因为旅行成本过高,受制于价格,学生市场之接受度无法突破,而导致胎死腹中。九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客家论坛,我们因与商霓在电子邮件的联系上不顺利,因此也就未特别组织学者前去发表论文。但就我们的研究而言,此行过程中对于印尼客家社群的理解以及对印尼客家领袖的近身认识,都是弥足珍贵、旁人难以取代的体会,从而使我们对于印尼客家油然而生更多的温情与敬意。二零一四年七月三日我出席了廖锦梅的硕士学位论文口试,那是我们此行最令人感动的余韵,一位出生印尼巨港的客家女子,在中国、印尼和台湾的历史架构下,找到关于自己家族命运的解答,她的存在和幸福,就是在她的论文书写之外,不可言诠的,关于其父母生命奋斗历程的最好说明。

印尼客家的命运和印尼华人整体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印尼客家与华人的研究,则使我们对于客家的海外飘零──包括台湾移民,形成更为具体的轮廓.然而,有关印尼客家最好的研究,还是应当酝酿自印尼当地就地取材的田野调查当中,我们在台湾能做的,也只是抛砖引玉的工作而已。

民国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四时半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职务宿舍初稿

2014/11/2

(作者为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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