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8月,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的数百名农民,因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上独立战争结束后,市场上对于粮食的需求大减,农产品价格猛烈下跌,尤其是早年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老兵更是因为伤残、不善经营等原因收不抵债,而根据美国法律到期不能偿债就得入狱受刑。就这样,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维护国家的自由与独立,放弃了祖上的财产,经受了除死亡之外的一切苦难,而现在当他们青春不再,缺吃少穿的时候,国家不但没有兑现给他们早年承诺过的任何补偿,反而以监狱和镣铐对待这些衣衫褴褛的缔造人。这种种苦境逼得许多农民铤而走险,决心用枪炮提醒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公正地对待它的恩人。他们拿起了武器,甚至好多人拿的只是农用的桶板和草叉,就向波士顿进发了。领头的是退伍老兵丹尼尔·谢斯。一路上,他们提出平均财产权,废除一切债务等纲领,并冲进一些县法院捣毁了审案的卷宗和材料,在遭到政府军的弹压后分散各地坚持游击战争。虽然反抗最终持续了不到一年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十分显著。它暴露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对于处理公共事务的无力。

  当时民主派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后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以公使身份寓居巴黎,听到消息后,对反抗者深表同情,并怀着兴奋的心情给约翰·亚当斯(后任美国第二任总统)的夫人———艾比盖尔·亚当斯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热情地赞扬了农民的反抗精神,说:“在政府不公正时,这种反抗精神将时常加以运用。但是运用,比一点儿也不运用要好。我喜欢不时发生一次小小的叛乱。它好似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而在此前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里,他已公然声称自己“宁要自由下的危险,也不要奴役下的安静”。

  在叛乱被平息,事情差不多过去已快一年,在给朋友威廉·S·史密斯的信里,杰斐逊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庄严写道:“我们有13个州,独立11年了。只有一次叛乱。这等于每个州在150年内才有一次叛乱。过去有哪一个国家存在150年而没有一次叛乱?而什么国家能保存它的自由,假如他们的统治者不时时被警告说他们的人民保持着反抗精神?让他们拿起武器吧!补救之道在于让他们弄清事实,赦免他们和抚慰他们。在一两百年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要紧呢?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并说农民反抗是因为“人民不可能总是消息灵通的。犯错误的那部分人的不满,是与他们对事实误解的程度成正比例的。在这样的误解下,如果他们保持沉默的话,那就是萎靡不振,而萎靡不振就是公众自由死亡的前兆”。因而,他郑重呼吁:“但愿每隔20年发生一次这样的叛乱。”

  我不知道诸位在听到这样的议论时有什么反应,我自己是深深地为这种清新刚健的声音所打动。杰斐逊之前,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过因为笼络人心、稳定秩序,甚至逢年过节一时心血来潮的需要而赦免叛乱者的先例,但真正出于对专制的由衷憎恶,对自由做出如此积极而深远的回响的,我是第一次听到。我为人类智慧突破自身利益局限而达致的高度惊骇不已。从小我被告知说,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是没落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利益的,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外交官,面对一个与自己亲手参与缔造的政权为敌的“乱党”,却发出如此悲天悯人的声音,这是我无论如何在读它们之前所不敢想象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人伦的根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这个美国人却告诉我,假如统治者不时时被人民的枪炮声警醒,国家就不可能长久保存自由;打小我从父辈那里接受晓谕说,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并且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可这个美国人却告诉我,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并希望始终保持下去;对于这样的叛乱,老实说,“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才符合我的思维定势,甚至对犯上作乱的人“灭门九族”、“凌迟处死”也绝不会使我意外,可这个美国人却公然号召国家的敌人“拿起武器!”,并请求“赦免他们和抚慰他们”。

  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的是,这是从二百多年前的美国官员嘴里说出来的。当这个身穿燕尾服,看上去有些土气的驻外公使,用鹅毛管笔写下这些意气风发的句子时,我们的乾隆爷爷正大搞文字狱,四处剿杀白莲教、天地会呢!近世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在衣食器物、行旅用具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灵,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制度、礼俗还停留在丛林里。时间在我们这里仿佛停滞不动。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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