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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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论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以什么名义?〉,针对余杰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中对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批评,提出了「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社会政治表述的一个起点,在这之前我主要写作诗歌与小说评论。

  强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简单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个延展性的视野,即对于我们从小所处革命传统的反思,是希望不要再重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顽固。即使在那样「极左」的历史结束之后,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尤其是同样会存在于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们身上。

  这个反思性的立场,开始于1980年代。更准确地说,来自1970年代末期。我是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的第一届77级学生,1978年春天进校。我们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结果,在这之前中国大学十年没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三年,在江苏沿海的射阳县种棉花。

  上大学最初几年,始终沉浸在一种思想解放的热烈气氛当中。1978年3月我们进校没几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学,重新肯定了科学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将一大批人从各种各样的污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罪名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时,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

  我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王蒙、张贤亮等那批右派作家的归来之作,我的古汉语老师在教授先秦诸子百家的同时,不时插进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议论,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插曲。南京大学南园的报纸栏里,一连多日陈列着张志新烈士的美丽照片,她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种思想英雄。

  1978年我22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期。每天与周围人们一道经历新的发现、新的真相、新的话题,经历「开禁」所带来的希望以及新的失望,就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头感受到了刺目的阳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诗人王小妮(当时是吉林大学学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阳光〉的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能代表包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心情:

  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

  我 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来是这样强烈暖的人凝住脚步,亮的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聚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

  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

  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

  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两件东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并不流行,相反,它们需要有人坚持,这种坚持有时候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一段非常弯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谬的东西,它们或许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我在一种混乱、晦涩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祖母带着我们在树荫下吃饭。饭菜上桌时,飘来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闻着这种不祥的味道很难下咽。循着味道找过去,原来是有人将当地淮剧团五颜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点起火来烧,那些色彩鲜艳的袍子、裙子、腰带,被伸着长长的火苗渐渐吞没。不时有一两个毛绒绣球滚到脚边,沾满了脏土。而那些美丽的头饰和绣鞋曾经寄托了我幼年时许多梦想。我母亲爱看戏,于是我们孩子有许多机会跟着她进剧场观看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虽然并不懂什么意思。

  从「破四旧」开始,这是我头脑中有关文革记忆最初的镜头。我所居住的是当地政府的机关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漂亮姐姐参加了这次燃烧的行动。她原先经常穿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扎两个小辫,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她有个妹妹叫小毛,与我年龄相仿,我们都叫她「小毛的姐姐」,应该是初三或者高一的学生。很快,她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走路的样子劲头十足。她也是全院子第一个去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舵手接见的人。

  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里,有位当年北京101中学学生、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的杨瑞教授,她这样谈到当年的情况:此前作为小孩子,说话没有人在意,但是成为伟大领袖指引的革命小将之后,在家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觉得神气起来了(大意)。杨瑞所说的,与我们院子里「小毛的姐姐」情况十分吻合。此前这个姐姐在院子里众多孩子中并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瞩目的「明星」。与我们住得更近的还有一位哥哥,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成绩不好,但是成了学校红卫兵领袖之后,也是突然神气起来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当时我的眼里,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像是一群「天兵天将」。他们突然从天而降,来到人们中间,彷佛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并拥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他们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逻辑,这些逻辑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诸如此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像我们课本中的孙悟空和哪咤,在天庭中翻滚打斗,俯瞰人间一切。当然远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视」。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是,被他们称之为「敌情」的,就在我们身边的角落,「敌人」原来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同学或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比如「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听人说,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里面,藏着一条「蒋介石万岁」的标语,长我一岁的哥哥带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试图找出它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想要发现一桩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大标语,那上面将人的名字倒过来写,再划上叉叉;沿街的大字报栏上面,还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比如我们院子里的某位叔叔有几任妻子之类;有将这些走资派的头像放到一起,冠之以「狗头集」,我的小伙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赶去之后很快发现:「你的爸爸也在上头」,我们一同羞愧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的,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达的感情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悲愤、悲怆、被遗弃的感情在内,比如那首著名的歌「远飞的大雁」,听上去是红卫兵本身被围困了,他们正处于无助当中,非常Kitch。

  夜晚人们突然涌上街头,因为要庆祝新下达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声播送,一遍一遍,还有记录速度的播报,很慢,很庄严,就像是天庭里传来的声音,那种时候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人不仅渺小,而且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播出,在纪录片中充当解说的女红卫兵的音量尖锐、急促,声调要多高有多高,几乎是声嘶力竭,表达一种不要命的忠诚与牺牲。

  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自己也没有赶得上写一张大字报,但是我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革命歌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红歌」。这些东西强而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那种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口吻和气势,流进了我们的血液。后来我们都清晰地记得80年代初听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那种震撼,原来还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样啊。

  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缝。我们半夜起床大街上排在长长的队尾,不只是购买毛主席像章,还要购买紧缺的煤炭。实际上,当父母在「监管室」里,家里的保姆、祖母被驱逐,我们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白天买菜做饭,晚上熄灭煤炉关好门窗,秋天给父母送棉衣等。我们是日常生活的承担者。有一年多的时间,13岁的哥哥带着我过日子,家中没有大人,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称之为「家」。

  我母亲(1925年生)年轻的时候,也见过「天兵天将」,那是真正的、带枪的「天兵天将」。她当时16岁,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本来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对安徽南部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军队的其他主要将领被杀害,随后这支军队残存的余部来到了江苏苏北。这年的夏天,重整之后的新四军军部来到了我母亲所在的村庄,新军长陈毅也住在这里。新四军是共产党在长江沿岸的抗日部队,如同总部在延安的北方的八路军。

  「一个叫停翅港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名字」,随军部同行的电台女记者戈扬在日记里写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日记中她记载了入住我母亲家的情况:堂屋里住着一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们的脸上显出不欢迎的表情,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意思是说「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

  这位新四军的女记者比我母亲大十岁,她是我母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为了打掩护,这位女记者也称呼我的外公外婆为「爸爸、妈妈」。新四军在这里进行抗日动员,发动群众依赖文艺演出,我母亲加入为其中的一员,她背着二胡在附近四乡八邻奔走。她还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布置做军鞋、送军粮等。前几年我回家过年她回忆说,当时她的父母对说她:「你现在跟共产党走,国民党回来你要被杀头的」。在一次胜仗之后,我母亲在乡间万人大会上作为抗日积极分子代表发言,她至今记得「场面盛大」。

  在这篇有关我母亲的日记的结尾,戈扬特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孩「也出来了」,她指的是我母亲最终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了。戈扬是共产党报界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北京主编一个叫做《新观察》的刊物,提倡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初春天她所举办的改革派会议被看作是「八九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在64岁高龄流亡,后来病逝于美国。在那部叫做《天安门》纪录片的开头,她回忆道:战争期间,革命者能够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但是后来进城了,老百姓却无法住进他们家了(大意)。1980年代初我从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因没有住房而住进作家协会一家杂志社的办公室,与她在同一栋楼上,我经常去看望她。

  至少在当时,共产党的部队是受到当地群众欢迎的,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的。我父亲的家乡很快也来了新四军。父亲的家庭是地主,按说算是「剥削阶级」,但是父亲他们弟兄四个连同我姑母全都参加了共产党。应该是1972年春天,父亲作为下放干部重新调回城里工作,临别时与家里三个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谈话。他认真地向我们谈了当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对于一个地主的儿子来说,这是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国民党十分腐败,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量少打搅老百姓,人来了先打扫庭院,临走时收好睡觉用的门板。父亲用「看不惯」来形容他心中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的个人用语。其中的「老百姓」是他的工作术语,这放在稍后谈。

  父亲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皇帝与普通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担当者。族谱里记载着比如我祖父如何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等。他们虽然是秩序爱好者,但是信奉儒家「君轻民贵」的思想,由于距离底层百姓比较近,因此他们的同情和立场放在了普通人民一边。1922年出生的父亲,是受过20世纪初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父亲的父亲早逝,但是他的两个叔叔在北京学法律,一个叔叔学数学,他们假期从京城带回来国民政府的律法小册子以及鲁迅、朱自清的著作。父亲本人还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祖母说,父亲曾经带着弟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没有藏起来的「浮财」(金银首饰之类),需要交出来。他们对自家财产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远,这需要他们放弃个人的一切。这种自我牺牲的想法应该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够找到源头:「士弘毅而道远」。父亲性格温和,偶尔也会突然严厉起来。

  我时常提醒自己,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是简单丢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你想要把它们丢弃的时候,已经在重复它的错误。革命传统曾经用「封资修」来称呼所有过去的人类文明成果,认为它们是「大毒草」,弃之不顾。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时时记起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其中的错误和黑暗,乃至运用其错误来培育新的开端。

  我甚至不认为在目标上我的追求与我父母亲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接受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样一个前景的出现,但是很可能他们采取的路径错了,他们抵达目标的方法有问题。我认识一位十几岁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老先生、老共产党员,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对我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叫何家栋。我希望他奋斗一生的终点以及他所思考的终点,是我的起点。我愿意负担起他——也是我父母一代人——的全部困惑,担负起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理想,包括他们的宿命。我愿意将他们的道路,看做我自己的原罪和我的起点。

  今天的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始终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甚至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如此空洞、苍白和无力,而是感到需要某些自我肯定,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因此,我们也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肯定这样的传统和背景,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并非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年轻人仅仅在狼群中喝狼奶长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长成两颗头、六条胳膊、八条腿的怪物。我们能够理解世界,世界也能够理解我们。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本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是社会资源的享受者,而肯定有人感受会不同。如果有人表示非常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我也能够理解。

  这个传统中包含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它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被理解、接受,从中又发展出了别样东西。这种文化既有对于平民的体恤,对于百姓受苦的同情,有那种将心比心的悲悯,但是这种态度中,很可能包含了一种看待风景一样看待他人的心情,穷人被看做构成眼前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己分享共处的一部分。汉语中「人民」这个词,意味着不能沟通的两个部分「人」与「民」:前者是受过教育的、主动的、应该受到尊敬的;后者是缺乏教育的、被动的、供驱使的及不能自己做主的。我父亲经常用的那个词汇「老百姓」,其中既有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又将自己与这些人划分开来。这之间的不同在于——许多事情不在老百姓掌握之中,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么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人们会将同情的眼光落在老百姓身上,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以老百姓自居,与老百姓同甘苦,学习老百姓的语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他们归根到底不属于「老百姓」。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思想,身处另一个不同的秩序,这个秩序属于一些特殊的、先知先觉的人们,「老百姓」并不在其中,他们不与老百姓分享同样的权利以及信息。因此,出现在「老百姓」当中的他们,总有一种「扮演」的味道,彷佛质地不同的两个物种。

  而一旦有可能,他们又会过一种有保障的或受庇护的生活,享受在等级秩序之内的种种好处。所有等级秩序中的「特权」被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回报,不同的特权位置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感到找到归宿。这之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能够向自己这个圈子之外的这个世界再看上一眼,有意无意认为那里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藏垢纳污的,是危险和需要警惕的。在很长时间之内,「社会」这个词代表了「体制之内」对立面的存在,因而拥有了许多负面含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

  在民族生活中,拥有一个「先锋队」是十分可怕的。它更像一支「别动队」,凌驾于整个民族生活之上,把整个民族的目标替换成它自己的目标,将民族数亿人的生活变成它的途径和工具,甚至不惜人的生命。它变得不受约束,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滑进民族的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限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加以制止。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老百姓」有理没处讲,有怨没处申。国家部门本来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他们如今成了这个国家最成问题的那部分。普遍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丧失,成了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特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从理想主义开始,最终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拯救开始,最终将民众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从拥有无限远景开始,最终落入毫无目标无所适从;从追求自由开始,最终变成专制的维护者和专制本身。所有这些当事人不是魔鬼,也曾经有一个热血的开始。这是怎么回事?

  这条道路不应该被重复。我们的任务远非只是批评当下的专制,在这种批判中,应该始终包含一个命题,如何不让那样的悲剧再度上演。的确,我经常看到一些激烈的批判者,在思维方式上只是在重复他们批判对象的错误。他们与其批判对象之间,存在拉康所说的那样一种「镜像关系」。那么熟悉的一种东西,也许太容易上手了。

  哪里是我们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新的生长空间,拥有一个可能性的未来,让未来从现在开始取得雏形和加以培育,不要等到所谓「天翻地覆」的某个戏剧性的日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那个日子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每时的变化。而实际上每天都令人眼花缭乱,问题是往何处去变。

  前面提到关于余杰的文章里,我指出他喜欢使用「必须」、「只有」这样不容商量的句式。比如他理解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实际上哈维尔是将昆德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作为一个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言行当中。而且哈维尔反复强调,他与朋友们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是因为知道必定取得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某个发言权(支配权),而是出于自己的良知,感到需要这样去做。余杰的说法,让我想起曾经流行的那种高音及个人道德制高点的意味。

  最初的这篇文章,也表明了我的工作起点:比较起来,我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更为敏感,对于人们在言论和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思维定势更为敏感,尤其是当我看到某些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强烈反对的声音,但其背后,却拖着一条浓重的过去的阴影,是在复制对方的思维方式,这种时刻我就会感到特别不安。比如2006年余杰与王怡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临时抛开本来说好一起见面的郭飞雄,理由是他不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在我看来,作为「民主的反对派」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反对当权者容不得异己的做法,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自己身上,还要重复同样的错误呢?

  事情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所谓「后极权主义社会」,允许人们有吃有喝,用哈维尔的话来说,即仅仅拥有选择电冰箱与电视机牌子的自由,而不能自由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某些政治性的话题被禁止公开谈论,在网络上也不行。比如「六•四」,比如「刘晓波」、「艾未未」,还有许多被监禁的人们,他们的名字随同他们的身影一同消失在公共光线之下。人们也不能就这个国家的去向、就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提出不同的方案,以供讨论和参考,比如08宪章。谁要是想「突破禁区」,罚单很快就会到来,遭到严厉处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能量便越是选择阻力较小的地方去释放。因此,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扩展公共话题,尤其是不去回避那些不能回避的公共话题包括政治话题,是十分需要的。

  另一方面——它十分容易被忽视——那就是除了建设我们的公共生活,还要同时建设我们的「个人」,这里指的是有责任感的个人,而不仅仅是消费的个人。我们国家从前很长一个时期之内,「个人」被视为危险的和罪大恶极的一个词汇,任何个人的要求、利益、想法,都被认为是腐朽的西方思想,是需要铲除的。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缺失,同时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习惯,那就是将一切都向外推,碰到任何不顺心都是国家不好、社会不好。在食堂饭菜里吃出一条虫子来,都是国家的问题。有些事情比如生产安全,是同时需要当事人本身也要警觉和负起责任来的,而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别人应该做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当我读到哈维尔以个人良心作为立足点,感到这既是一个道德的立场,也是一个个人的立场——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个人的身份、个人的起点、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的责任感。在我们这样有着长期屏蔽「个人」的地方,提倡一种「个人的特立独行」,永远都是有意义的。有「个人」在先,才会有「平等地尊重每个个人」在后。当个人意识到自身的不同意见,他才有可能慢慢去学会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认为它们也同样重要。

  比较起来,捷克的反对派运动,带有更多知识分子的色彩;而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则扎进广大社会之中,与工人阶级的要求齐头并进。波兰反对派知识分子库隆(J. Kuron)、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提出的「重建社会」,同样切中了这种制度的要害。在这里,「社会主义」分成两个互不相干且互相对立的词汇:「社会」与「主义」。结果是要「主义」不要「社会」,尽可能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平行联系,将这种联系当做一种挑衅,不管是行业的还是宗教的或者是大学联盟,都被视为有潜在危险,从而把人们陷入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前面说过,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就不信任社会。最近最高当局正在试图用「社会治理」一词代替被诟病的「维稳」,然而在其表述中,「社会」仍然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尊重、学习、听取的主体。在他们看来,政府是老师,社会是学生。甚至「公民社会」一词,从2010年10月份也开始从报纸上消失。

  在种种箝制之下,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发育、自我建设的过程。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一样重要。尤其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得由自己动手,来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符咒。如果不是曾经举行过这么一个类似的「手续」或者「仪式」,哪怕到了美国、英国、瑞典、墨西哥,这个人仍有可能保留很多那样的东西,比如恐惧、冷漠症、抢夺道德制高点、患了关节炎的病态自尊心,以及不善于与那些不同意见的人们相处共事等。因此,在今天关注民主、人权的人们,包括那些被官方视为敏感的人们,他们实际上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们一样,并不拥有某种天生的免疫力,并不拥有任何特权,称自己不需要警惕和剔除自身专制的阴影。他们并不会因为走在民主的道路上,受到官方压制,就免除了学习民主以及向他人学习的过程,免除了听取不同意见和自我修正的过程。

  我在那篇〈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方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我们不能是一批新的「天兵天将」,不能再来一次——怀揣着自己认为正确的真理,从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相反,我们需要回到社会和公众中去。在接受种种限制的条件之下,拓展思路和开辟工作。

  在这篇奉命作文的题目是「我们到底要什么?」的文章中,我最后想说的是,当然我们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但是面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公众,我不想回答「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是如何「非要什么不可」,或者我(与我的朋友们)设想中国未来一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做。不是这样的。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制度平台和公共言说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充分的讨论,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弱势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体现。至于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以及各种具体的政策,则需要允许不同立场、意见冲突的人们来讨论,让大家来选择,而不会因为有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而遭遇牢狱之灾。言辞是行动的引导,没有身处其中人们的充分讨论,谁能够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非常赞同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的这个表达,钱先生本人经历了台湾民主转型,有着许多切身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汉语世界的知识分子极具警醒意义。他说:「如果社会还不允许差异存在、不容许非权威的方式形成共识,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我想,除了协助差异的论述出现、协助非权威的说理方式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识分子做的。」(〈略谈「公共型」知识分子〉)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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