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先知书店 千字文华 2019-05-04

策划:先知书店
作者:加西亚 编辑:那兰

1919年的5月4日,下午2:00,北京。

3000多名北京高校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

他们原想前往东郊民巷的使馆区请愿,孰料被军警阻拦。愤怒的学生调转方向,去了曹汝霖家。

在曹家,他们砸了东西,打了人,最后,一把火把“卖国贼”的家烧了个精光,这就是著名的“五四事件”。

在中国近代史的语境下,“五四事件”常与“新文化运动”并举。前者被称为“小五四”,后者被称为“大五四”。但无论怎样界定“五四”,毫无争议,它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界标。

100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反思?先知书店精选了四本书,从「大国政治博弈」「质疑激情」「批判与启蒙」「20世纪的激进狂潮」四个角度,还原、重新理解和反思这段历史。

▍世界局势“扇一扇翅膀”
在中国引发一场龙卷风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正要从这场巨大的浩劫中走出,可以说,巴黎和会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带着“十四点和平原则”而来, 他主张“民族自决”“公理战胜强权”,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威尔逊如一股清流,给全世界点燃了希望。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各界更是一片欢腾。北洋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前庆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蔡元培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公开演讲,蔡元培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同样这些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手指,写了血书。

事实上,一战后的世界,不是美国那位理想主义的学者总统威尔逊所能左右。

《缔造和平》这本书里写到一个细节:

巴黎和会正式召开之前,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去伦敦见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开门见山就问:“和我说说你想要什么?”劳合·乔治说:“我想要摩苏尔(今天伊拉克一带)。”克列孟梭说:“它是你的了。还要别的吗?”劳合·乔治说,“是的,我还想要耶路撒冷。”克列孟梭说:“它也是你的了。”然后就是反过来,劳合乔治承诺支持法国控制黎巴嫩和叙利亚。

在那个信奉丛林法则的时代,在一个欧洲殖民帝国的眼中,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事,就是欧洲强国内部的事。

最终,巴黎和会开成了一地鸡毛,理想败给了现实。不仅德国人觉得上当了,中国人本来指着美国人主持公道,可以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山东,最后也是一瞬曙光之后,迅即陷入黑暗。五四由此爆发。

外部大国政治博弈改变中国历史命运,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同样的逻辑,在随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上不断重演。

1945年,二战结束,雅尔塔会议召开,三大巨头并未把世界重新转到真正和平的轨道,而是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两大阵营对抗的历史。中国的内战、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以及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都是这一秩序的投影。(1949年后,世界格局对中国历史逻辑的影响,可参考《雅尔塔》《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

过去,我们常认为内因决定历史,可把历史的镜头拉得更远时,会惊异地发现,历史,还存在另一个面向。

▍当理智被激情裹挟
历史开始转弯

我是一条天狗呀 !
我把月来吞了 ,
我把日来吞了 ,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
……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
我便是我呀 !
我的我要爆了!

郭沫若的诗歌,或许是那个时代青年精神最好的写照。

而举目四望,周围的生活没有任何光亮和色彩。国内政局混乱,国际公理难伸,巴黎和会导致的情绪落差,让学生们的爱国激情一股脑迸发出来。

这股激情,让任何当时的人,都无法不为之动容。

五四当日,当游行队伍行进时,街道两侧的行人,都默默伫立,认真倾听学生呼喊的口号,热泪盈眶。一些小学生,也来加入游行队伍,帮忙散发传单,或维持秩序。

甚至连本来应该阻拦学生的军警,在五四运动中,也表现得相当“软弱”。在曹家,当手无寸铁的学生动手打人时,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军警,竟然束手无策。当闹够了的学生大队人马离去,才抓了几个掉队的学生交差。

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五四学生获得各界支持。以至于即使学生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学生爱国的正当性,说他们“纯本天良”。

然而,当人被激情裹挟时,理智往往被迫沉默,而激情则会以崇高的名义,提升至真理的位置。

当时,学生们闯进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误将来找曹汝霖谈公事的章宗祥当作了曹,于是动手就打,甚至用铁棍打他的头部,下手之狠,简直想置他于死地。

对于这种运动中的暴力,当时的舆论,基本上没有谴责的。只有梁漱溟等少数两三人公开发表异议,却立刻引起学界精英一连串的批评。随后,北京14所学校学生一起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与此同时,人们疯传曹家的火是曹家为了掩盖罪证,自己放的,试图掩盖事实的真相。

更耐人寻味的是,不久,学生中盛传,“卖国贼”曹家人打死了北大预科生郭钦光。郭作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被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吊祭。单单北京郭钦光的追悼会,赴会者5000余人,各界送的挽联3000余副,追悼会现场,全场大哭。

但后来据参加运动者罗家伦回忆,郭钦光本来就有肺结核,死因乃参加游行劳累过度。

▍启蒙本身
仍需再启蒙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五四的灵魂。

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能够“发出一些恶声”,群众响应,从此改变国家;钱玄同一心想要勇猛奋进、拯救中国的新青年;留美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没有这篇文章,就没有现在的中国白话文历史……

当时中国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主要聚集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本杂志,以对“西学”的宣扬,担负着“启蒙”的使命。

然而,对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启蒙本身,仍然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

邓晓芒在纪念五四100周年的新书《批判与启蒙》中写道:

启蒙本意是“光照”“启发”的意思,多半是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即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而五四的启蒙运动则特别赋予了启蒙以“开启民智”的含义,所以表面看起来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骨子里包含着更深的政治伦理动机,即替人民说话,代人民立言,救人民于蒙昧。

于是,“启蒙”成了救亡的工具,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不但是“救亡”,任何一种别的口号,只要打着“为人民”“为广大劳苦大众”这一旗号,都可以压倒启蒙。所以,当知识分子发现随着时局变化,启蒙不再能充当合适的工具,另一些东西更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于是就立刻抛弃了启蒙理想。

为何五四启蒙,没有走到启蒙的核心?归根结底,“救亡”或许只是一种外部刺激。在思想的深层,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启蒙、认知自身上,尚需深入。

在五四期间,尽管知识界让“自由”等概念广为人知,但这些概念,大多是从日本间接的引入,概念本身就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陈独秀把人类社会前进比作蝗虫渡河,由个体的尸骸堆成一座桥。甚至连近代自由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胡适,都主张融“小我”为“大我”,认为“小我”对“大我”负有重大责任。但试问,失去了“个人”的基底,自由还是自由吗?

▍中国
学习西方的时机很不幸

20世纪是人类不幸的世纪,在进步的表象下,激进主义思潮一度主导了世界。

在国际上,激进主义思潮,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就了多个世界强国,尤其是德国和苏联。但德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的崛起,也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几百年建立起来的文明大厦变成一片废墟。

在国内,激进主义思潮,也蒙住了胡适、鲁迅等人的眼睛。胡适这样的盗火先驱,曾把苏联人当做了理想主义的政治家,视他们正在做的,为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鲁迅先生也一反尖酸刻薄的文风,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激赏文章。

偌大一个文坛,似乎只有二十四岁的徐志摩看到了激进主义的鬼魅之处:“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1919年,《加拉罕宣言》签订,莫斯科宣称无偿放弃一切在华权益,较之日本的“二十一条”,中国各界都回以强烈的感激。在学习西方的关键时刻,苏联向中国知识分子抛出橄榄枝。

冯克利老师感慨地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两种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都受这两种观念的支配。

历史会在每个时代人的眼中定格,但却永远不会耗尽它要向人们诉说的东西。

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先生,在早年,给予五四高度评价:“从旧中国过渡到新中国底一个契机,是中国历史前进最显明的里程碑。”

而晚年,殷海光先生却不无反思道:“五四运动的声势大过它的实质,五四运动的火焰大过它的成就。”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0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彻底的改变。但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是主流,而那时提出的问题依然有待思考和解决。

或许,在历史发展尚未告一段落,历史本质尚未充分显露之时,一切仍还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 感谢您的阅读,先知书店精心策划“五四启蒙反思”书单(有的已绝版,有的正是为纪念五四百年而著)。这份书单,或许能让我们见到五四的另一些面向,让历史的涵义更丰富一些,也能让我们在继承五四启蒙思想时,获得全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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