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先知书店 千字文华 2019-05-04
策划：先知书店
作者：加西亚 编辑：那兰
1919年的5月4日，下午2：00，北京。
3000多名北京高校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
他们原想前往东郊民巷的使馆区请愿，孰料被军警阻拦。愤怒的学生调转方向，去了曹汝霖家。
在曹家，他们砸了东西，打了人，最后，一把火把“卖国贼”的家烧了个精光，这就是著名的“五四事件”。
在中国近代史的语境下，“五四事件”常与“新文化运动”并举。前者被称为“小五四”，后者被称为“大五四”。但无论怎样界定“五四”，毫无争议，它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界标。
100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反思？先知书店精选了四本书，从「大国政治博弈」「质疑激情」「批判与启蒙」「20世纪的激进狂潮」四个角度，还原、重新理解和反思这段历史。
▍世界局势“扇一扇翅膀”
在中国引发一场龙卷风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正要从这场巨大的浩劫中走出，可以说，巴黎和会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带着“十四点和平原则”而来， 他主张“民族自决”“公理战胜强权”，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威尔逊如一股清流，给全世界点燃了希望。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各界更是一片欢腾。北洋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前庆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蔡元培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公开演讲，蔡元培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同样这些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手指，写了血书。
事实上，一战后的世界，不是美国那位理想主义的学者总统威尔逊所能左右。
《缔造和平》这本书里写到一个细节:
巴黎和会正式召开之前，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去伦敦见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开门见山就问：“和我说说你想要什么？”劳合·乔治说：“我想要摩苏尔(今天伊拉克一带)。”克列孟梭说：“它是你的了。还要别的吗？”劳合·乔治说，“是的，我还想要耶路撒冷。”克列孟梭说：“它也是你的了。”然后就是反过来，劳合乔治承诺支持法国控制黎巴嫩和叙利亚。
在那个信奉丛林法则的时代，在一个欧洲殖民帝国的眼中，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事，就是欧洲强国内部的事。
最终，巴黎和会开成了一地鸡毛，理想败给了现实。不仅德国人觉得上当了，中国人本来指着美国人主持公道，可以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山东，最后也是一瞬曙光之后，迅即陷入黑暗。五四由此爆发。
外部大国政治博弈改变中国历史命运，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同样的逻辑，在随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上不断重演。
1945年，二战结束，雅尔塔会议召开，三大巨头并未把世界重新转到真正和平的轨道，而是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两大阵营对抗的历史。中国的内战、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以及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都是这一秩序的投影。（1949年后，世界格局对中国历史逻辑的影响，可参考《雅尔塔》《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
过去，我们常认为内因决定历史，可把历史的镜头拉得更远时，会惊异地发现，历史，还存在另一个面向。
▍当理智被激情裹挟
历史开始转弯
我是一条天狗呀 !
我把月来吞了 ,
我把日来吞了 ,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
……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
我便是我呀 !
我的我要爆了!
郭沫若的诗歌，或许是那个时代青年精神最好的写照。
而举目四望，周围的生活没有任何光亮和色彩。国内政局混乱，国际公理难伸，巴黎和会导致的情绪落差，让学生们的爱国激情一股脑迸发出来。
这股激情，让任何当时的人，都无法不为之动容。
五四当日，当游行队伍行进时，街道两侧的行人，都默默伫立，认真倾听学生呼喊的口号，热泪盈眶。一些小学生，也来加入游行队伍，帮忙散发传单，或维持秩序。
甚至连本来应该阻拦学生的军警，在五四运动中，也表现得相当“软弱”。在曹家，当手无寸铁的学生动手打人时，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军警，竟然束手无策。当闹够了的学生大队人马离去，才抓了几个掉队的学生交差。
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五四学生获得各界支持。以至于即使学生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学生爱国的正当性，说他们“纯本天良”。
然而，当人被激情裹挟时，理智往往被迫沉默，而激情则会以崇高的名义，提升至真理的位置。
当时，学生们闯进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误将来找曹汝霖谈公事的章宗祥当作了曹，于是动手就打，甚至用铁棍打他的头部，下手之狠，简直想置他于死地。
对于这种运动中的暴力，当时的舆论，基本上没有谴责的。只有梁漱溟等少数两三人公开发表异议，却立刻引起学界精英一连串的批评。随后，北京14所学校学生一起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与此同时，人们疯传曹家的火是曹家为了掩盖罪证，自己放的，试图掩盖事实的真相。
更耐人寻味的是，不久，学生中盛传，“卖国贼”曹家人打死了北大预科生郭钦光。郭作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被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吊祭。单单北京郭钦光的追悼会，赴会者5000余人，各界送的挽联3000余副，追悼会现场，全场大哭。
但后来据参加运动者罗家伦回忆，郭钦光本来就有肺结核，死因乃参加游行劳累过度。
▍启蒙本身
仍需再启蒙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五四的灵魂。
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能够“发出一些恶声”，群众响应，从此改变国家；钱玄同一心想要勇猛奋进、拯救中国的新青年；留美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没有这篇文章，就没有现在的中国白话文历史……
当时中国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主要聚集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本杂志，以对“西学”的宣扬，担负着“启蒙”的使命。
然而，对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启蒙本身，仍然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
邓晓芒在纪念五四100周年的新书《批判与启蒙》中写道：
启蒙本意是“光照”“启发”的意思，多半是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即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而五四的启蒙运动则特别赋予了启蒙以“开启民智”的含义，所以表面看起来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骨子里包含着更深的政治伦理动机，即替人民说话，代人民立言，救人民于蒙昧。
于是，“启蒙”成了救亡的工具，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不但是“救亡”，任何一种别的口号，只要打着“为人民”“为广大劳苦大众”这一旗号，都可以压倒启蒙。所以，当知识分子发现随着时局变化，启蒙不再能充当合适的工具，另一些东西更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于是就立刻抛弃了启蒙理想。
为何五四启蒙，没有走到启蒙的核心？归根结底，“救亡”或许只是一种外部刺激。在思想的深层，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启蒙、认知自身上，尚需深入。
在五四期间，尽管知识界让“自由”等概念广为人知，但这些概念，大多是从日本间接的引入，概念本身就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陈独秀把人类社会前进比作蝗虫渡河，由个体的尸骸堆成一座桥。甚至连近代自由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胡适，都主张融“小我”为“大我”，认为“小我”对“大我”负有重大责任。但试问，失去了“个人”的基底，自由还是自由吗？
▍中国
学习西方的时机很不幸
20世纪是人类不幸的世纪，在进步的表象下，激进主义思潮一度主导了世界。
在国际上，激进主义思潮，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就了多个世界强国，尤其是德国和苏联。但德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的崛起，也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几百年建立起来的文明大厦变成一片废墟。
在国内，激进主义思潮，也蒙住了胡适、鲁迅等人的眼睛。胡适这样的盗火先驱，曾把苏联人当做了理想主义的政治家，视他们正在做的，为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鲁迅先生也一反尖酸刻薄的文风，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激赏文章。
偌大一个文坛，似乎只有二十四岁的徐志摩看到了激进主义的鬼魅之处：“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1919年，《加拉罕宣言》签订，莫斯科宣称无偿放弃一切在华权益，较之日本的“二十一条”，中国各界都回以强烈的感激。在学习西方的关键时刻，苏联向中国知识分子抛出橄榄枝。
冯克利老师感慨地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两种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都受这两种观念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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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在每个时代人的眼中定格，但却永远不会耗尽它要向人们诉说的东西。
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先生，在早年，给予五四高度评价：“从旧中国过渡到新中国底一个契机，是中国历史前进最显明的里程碑。”
而晚年，殷海光先生却不无反思道：“五四运动的声势大过它的实质，五四运动的火焰大过它的成就。”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0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彻底的改变。但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是主流，而那时提出的问题依然有待思考和解决。
或许，在历史发展尚未告一段落，历史本质尚未充分显露之时，一切仍还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 感谢您的阅读，先知书店精心策划“五四启蒙反思”书单（有的已绝版，有的正是为纪念五四百年而著）。这份书单，或许能让我们见到五四的另一些面向，让历史的涵义更丰富一些，也能让我们在继承五四启蒙思想时，获得全新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