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史景迁 理想国imaginist 2019-05-04

今天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919年5月4日,来自十三个地区多所院校的学生代表齐聚北京,通过五项决议,并即刻付诸行动,大约有三千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参与游行示威。无论是凡尔赛发生的事件,还是地方政客的怯懦,都逼迫当时的中国人重新探索在追寻现代中国的过程中,要往何处去?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写到在此过程中改革者的主张和五四运动的诸多面向,今日与诸君分享,一起进入这历史的现场。

五四运动的诸面向

作者:史景迁

1.
“全宇宙energy的总量”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议论,对共产主义兴趣的高涨,都是中国文化剧变将至的征兆。这一剧变被称为“五四运动”,因为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这场文化运动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全国的影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此,“五四运动”一词有广狭两义,既可以用来指涉5月4日当天所发生的示威事件,也可以描述尔后出现的复杂的情绪、文化和政治发展。

1919年5月4日,来自十三个地区多所大学院校的学生代表齐聚北京,通过五项决议:第一,抗议巴黎和会通过的山东决议案;第二,努力唤醒全国各地的民众;第三,倡议组织北京市民的群众集会;第四,敦促成立一个北京全体学生的联合会;第五,决议当天下午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

第五项提议即刻付诸行动。大约三千名学生不顾警察禁令,齐聚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这里当时还只是个有围墙的公园,不是后来经过扩建的大广场——朝东交民巷西口的外国使馆区前进。在游行队伍的前头,一幅挽联随风飘荡,上面写着亲日内阁成员的姓名。学生向围观市民发放传单,上面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向他们解释此次示威的目的和不满情绪——将山东的权利让渡给日本,便意味着中国领土不再完整。学生呼吁民众不分职业阶层,一起加入示威抗议的行列。示威学生受到外国使馆警卫与中国警察的阻拦,转而包围负责与日本协商巨额借款的内阁官员曹汝霖的府邸。虽然曹汝霖当时不在家,但部分学生依然破门而入,并烧毁了曹宅。有些学生发现了躲藏在府内的政客章宗祥之后,将他痛殴至不省人事。示威队伍数度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一名受重伤的学生三天后在北京一所法国医院去世,是唯一的死者。到了傍晚,大多数示威人群都已散去,增援的警力赶到现场后,逮捕了仍在街上逗留的三十二名学生。

接下来数日,北京的学生及一些老师开始执行5月4日早上通过的其他决议事项。他们迅速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把北京市内中、高等学校与各大学院校学生的力量结合起来。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该会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男女学生一起集会,并正式主张男女合校,不再单独设立女子学校(1920年,首批女学生进入北大就读)。这种大规模的学生组织观念迅速在中国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区流传开来。1919年6月,来自全中国三十多个地区的学生会代表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

学生示威行动也成功地向不同立场的中国人传播了他们的理念主张,再次体现了学术精英的威望。这些精英曾是清朝儒家教育的重心,而今则换上了现代装束。学生的罢课行动以及政府对学生的大规模逮捕,激发了全国民众对示威学生的同情,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商业团体、个别的实业家、店家及工人的支持声浪此起彼伏。尽管当时中国并没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无从查找精确的数字,但仅在上海一地,就约莫有四十三家企业的六万名工人发动了支持学生的罢市或罢工行动。这些行动在纺织工厂、印刷厂、金属工厂、公共事业部门、运输业、造纸业、炼油厂、烟草工厂等均有发生,这些激进的行动大多受到了1919年间已遍布各地的社会主义研究学会或团体的鼓舞推动。

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抗议声浪四处蔓延,与新期刊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有着密切关系。为了便于向市井百姓宣扬理念,这类期刊报纸多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体,刊登的文章分析各类文化与社会问题,昭示了一种新生力量在中国内部崛起,它跨越阶级、地域、职业等,将几百万中国人团结在一起,在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追求凝聚力与意义。尽管五四时期的刊物大多都是昙花一现,但它们的刊名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时代的骚动:《曙光》《少年中国》《新社会》《民钟》《新妇女》《平民》《向上》《奋斗》。

刚从日本归国的浪漫诗人郭沫若,在1919年的诗句里彰显出了当时中国青年的奔放热情: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在这首诗里,郭沫若运用X和energy两个英文字,为他热情夸张的语句中增添了一缕异国风情。

2.
改造中国文化

在遥远的凡尔赛发生的事件,地方腐败政客的怯懦,似乎都聚合到了中国人的心中,逼迫着他们重新探索中国文化的意义。身为中国人的意义何在?国家往何处去?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又应采用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广义而言,五四运动的目的,便是尝试厘清中国文化,使之成为现代世界真正的一部分。不出所料的是,在此过程中,改革者的主张大异其趣,取径各不相同。

某些五四思想家力主全面批判儒家思想、父权至上的家庭制度、媒妁之言的陋习和传统教育模式等反动和不切实际的封建遗绪。有些人则通过改良写作形式,推广白话文运动,过去因掌握晦涩难懂的古文而必然衍生的精英主义,随之走到了尽头。有些文人雅士对西方传统艺术与文化心往神驰,另一些则推崇西方前卫艺术,如超现实主义与立体派的绘画风格、象征主义诗歌、平面设计、写实主义戏剧以及服装与室内设计。还有一些人希望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绘画技巧,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增添新的民族主义精神。

一些作者主张应从社会学、经济学、史学、哲学等学科里借鉴方法,来针砭中国的积弊并提供解决办法。其他有识之士也采取了类似的实用主义途径,不过他们认为,欲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更深刻地认识西方科学、工程技术和医学的成就。这种实用主义的立场与其他意识形态化的世界观产生了抵触,后者主要是受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批判的启发,试图迅速彻底地完成社会改造。有的学者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已进入最后总结阶段)吸引,试图用汉语来表达“俄狄浦斯情结”“阴茎嫉妒”“歇斯底里”这类观点。还有一些学者则希望通过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的信仰飞跃,破除阻隔爱与进步的藩篱,实现人类心灵的解放,彻底释放人类的无限潜能。

这类改革者大都胸怀爱国情操,无不企求一个统一、复兴的中国,粉碎军阀、“封建”性质的地主剥削经济,以及外国帝国主义等“三座大山”。他们在推崇西方科技力量的同时(正如六十年前同治中兴时期儒家学者心中所想一样),依然不忘主张保存中国文化的本质。

广义而言,五四运动是全国性的文化现象,但是支撑这场文化运动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发轫于北京大学的师生。民国肇建之初,北京大学迅速蹿升为全国知名的学术研究与英才教育的中心。北京大学能引领时代风骚,部分得归功于一代硕儒兼翻译家严复的勇于任事。

1912年,严复担任了更名后的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面临当年预算不足的窘境,严复说服政府相关部门全力支持北大的预算,他说:“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严复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从五四运动的三位领导者与思想家那里便可见一斑:继严复之后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及北大哲学教授胡适。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体现出五四运动的激荡与兴奋,但是这三人的背景与行为,却能为当时动荡的中国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展示出人们对中国首要任务的看法是多么不一样,而出发点的不同,为何会使人们对西方产生既怀疑又尊敬的态度。

3.
蔡元培和陈独秀

三人中年纪最长的蔡元培,地位也最显赫。1890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蔡元培中进士第,后升补翰林院编修。清末,蔡元培在家乡浙江担任了几年教育官员,后又成为几所激进学校的教员与反清会社的支持者。蔡元培后来加入了同盟会,但武昌起义发生时,他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修习哲学。1912年,蔡元培归国后,曾先后短暂担任过孙中山、袁世凯内阁的教育总长,但不久便再度去往德国(于此研读康德的思想),后在法国协助成立了旨在帮助留学生的勤工俭学项目。

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勇敢与控制北京政府的军人和政客划清了界限。他捍卫北大师生的言论自由权利,主张实行“世界观教育”,主张大学校长的职责在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四天,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以此来抗议政府逮捕参与示威游行的北大学生。1919年年底,蔡元培再度被委派担任北大校长,一直到1922年离职。在此期间,他不改其志,坚定人权价值,护卫学术研究的自由,带领北大师生走过了纷乱岁月。

陈独秀的个性则与蔡大相径庭。他反复无常且多愁善感,对被压迫者的支持更多是出于直觉而非智识。1879年,陈独秀出身于安徽的一个望族家庭,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不过在1897年的江南乡试中,他并没有考中。在晚年的自传里,陈独秀以辛辣揶揄的语调嘲讽了弥漫在传统考试制度中的病态、虚伪及不公。陈独秀曾两度赴日留学,并在日本组织过激进的政治社团。不过,当时他却拒绝加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认为同盟会的反清革命目标是一种狭隘的种族歧视。在反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过程中表现突出的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后又在1917年接受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刊物,而身为杂志主编,陈独秀提倡大胆的理论探索,主张扬弃传统儒家社会伦常与思想的窠臼,通过涤净个人品格来提升中国政治的道德水平。

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鼓动风潮,发起了对儒家思想残余的全面批判。他认为,个人独立是“现代”生活的核心,而儒家伦常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与这一点是背道而驰的。陈独秀曾在1916年年底论道:“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兼容之孔教……”陈独秀还力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体例,以他所谓的“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两个概念来痛批儒家思想的传统。

陈独秀热烈响应五四的学生示威运动,并因被北京政府指控在运动期间散发煽动性言论,遭监禁三个月。他被捕时正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亲日内阁阁员,保障市民言论与集会的自由。获释后,陈独秀离开北京,迁居上海,越来越热衷马克思主义,憧憬激进的社会变革。1920年,陈独秀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4.
胡适

三人中最年轻的胡适,起初是陈独秀志趣相投的密友与合作者。虽然胡适也鼓吹中国要实践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但他后来渐渐认为陈独秀的思想太走极端,只是空谈各种“主义”,而不知慎思明辨。胡适同样出身安徽的官宦之家,后来到上海的西式学校读书。1910年,十九岁的胡适获得庚子奖学金(美国从庚子赔款份额中拨出了部分归还中国政府,用以资助优秀的中国青年留学美国),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在该校时,胡被选入了美国优等生联谊会)获得哲学学士后,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John Dewey)等人,学习哲学。胡适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但到1917年返回中国时,论文仍未完成。归国后,胡适受蔡元培的邀请,担任了北大哲学教授。

胡适成了白话文运动不遗余力的支持者。此外,他还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史学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为语言的叙述明晰和灵活性提供源泉。1920年代,胡适对曹雪芹在18世纪所著小说《红楼梦》的开拓性研究,让他的学术成就臻至巅峰。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小说对当时社会层级的详尽描写,部分出自作者的亲身体验:曹雪芹的先祖曾侍奉康熙皇帝多年,在遭雍正抄家之前,曹家在南京的生活可以算是极其奢华的。

无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上,胡适一直在崎岖之道上奋力前行。他坚信西方方法论的优越性,拒斥佛教的宿命论,一如他扬弃了曾在1911年短暂信奉过的基督教教义。在个人情感方面,胡适同样深感束缚重重,他自认处于世代交替,对过去与未来都负有义务,也注定要为过去与未来奉献牺牲。他对文化与历史问题提出大胆假设的同时,也务求小心求证,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分析逻辑,追求“不断纯美的永恒过程”,而不是绝对的完美。1919年在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里,胡适猛烈抨击了陈独秀等激进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俱乐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五四游行过后,胡适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不过1920年代初,他的政治倾向却日趋保守,试图在互相竞争的派别中寻找民主的中道。然而,一如五四运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胡适亦无法化解他对新中国的设想中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尽管他对妻子并无太多爱恋,也曾承认为了释放自己而狎过妓,但却依旧维系着他的包办婚姻;而另一方面,他又极力鼓吹摆脱传统的束缚,争取婚姻自由。1922年,著名美国女权主义者和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造访中国时,充当翻译的就是胡适。

桑格的造访让人们更加开始关注当时不断冲击中国的许多新议题。这一时期有众多外国人来华访问,对五四那一代思想家造成了深刻影响,她只是其中一个。1920—1921年间,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抵达中国,并各处游历,甚至还去过远在内地的湖南长沙。罗素对数理逻辑精湛的阐释,令听众大为着迷,而他的和平主义理念也吸引了不少追随者。杜威曾在1919—1920年间卜居北京,开设过好几门课程,并到中国各地旅游讲学,后来,他还对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思想生活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1922年年底,刚刚完成第一篇关于“统一场论”文章的爱因斯坦,受邀访问中国。1923年,印度诗人、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到中国做巡回演讲,宣扬他的美学、非暴力主张,以及基于自给自足与合作的劳动原则而设立的农村公社理念。

5.
鲁迅

透过这些人物与思想理念的力量,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从而为中国人的生活与行动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方面,另外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当时他的戏剧在中国各地上演后,受到了热烈赞赏。1918年,《新青年》杂志编辑了“易卜生专号”,让一代中国青年了解到这位剧作家对资产阶级虚伪造作的根本批判和他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强力提倡。

1918年的这期专号刊发了易卜生戏剧《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今译作《玩偶之家》)的中文版,故事女主角娜拉在剧终处毅然离开丈夫投入社会、追求自我命运的行为,成为五四时代中国年轻女性的文化与个人符号。她们母亲那一辈已经解开了裹脚,开始为基本的教育权利而斗争,而她们则将离家去各省大学接受教育,与自己选择的年轻男女生活在一起。许多人也的确这样做了,无论是当教师,当作家,还是当记者、艺术家或政治活动家,她们都尽力活出理想中的自由浪漫。

罗素的游伴布拉克(Dora Black)在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学生聊过之后,对这些女孩子向她追问关于婚姻、自由恋爱、节育的各种问题,感到大为惊讶。鲁迅在面对他所谓“娜拉现象”时,既表现出了同情,也流露出了焦虑,他在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发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时,就曾提醒听众,切莫忘记她们身处的是红尘滚滚的现实世界。女人或许能挣脱婚姻与家庭的部分枷锁,但除非她们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否则争取到的自由只会是一种假象,因为男人并不会轻易放开对经济权的掌控。鲁迅最后精明地补充了一句,他是“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

鲁迅无疑是五四运动时代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作家,他的文字总能吸引大批读者。鲁迅曾在日本学医,做过翻译,后在故里浙江和北京担任过小职,钻研过金石学。在经历这些不如意之后,1917年,三十五岁的鲁迅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使命。鲁迅脍炙人口的小说大都在1917年与1921年间付梓出版,其中便包括不世名作《阿Q正传》。在这部小说里,鲁迅将辛亥革命刻画成了荒谬绝伦、不得要领的事件,一场由骗子控制并最终让无知与轻信之人丢了性命的闹剧。鲁迅用怀疑的目光,批判着中国人的文化惰性和道德怯懦,并将此视为己任,因此他的小说虽然洋溢着悲悯情怀,但却总是批判冷峻,语带悲观。

在和友人聊天时,鲁迅说他明白了身为一位作家的使命:“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对此,朋友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段话的旨趣与毛泽东那篇论赵小姐的文章相去不远。不同的是,鲁迅相信,通过他的写作唤醒中国人的思想,即使要死,也会死得明白,而毛泽东则坚持,即使要死,也要“奋斗被杀而亡”。

鲁迅憎恶儒家思想,对它进行辛辣讥讽的抨击。在鲁迅其他作品,《阿Q正传》的主题也一再出现过,即辛亥革命并未彻底改造中国人中的民族劣根性,只是将一批新的流氓恶棍推向了官场。鲁迅认为,革命政治行动有朝一日或许真能促成建设性的社会变革,然而他也忧心,进步的思想会混杂着迷信与冷漠,最终让这个可能的道路变得问题重重。鲁迅悲叹,在中国,要跨越阶级分界实现对话,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仍保有希望,都非常困难。在1921年出版的著名小说《故乡》的结尾中,鲁迅令人动容地思考到:“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这段话与胡适在五四运动时的核心思想是一样的,只是含糊些,甚至悲观些。但是,同这场运动中其他三十岁以上的卓越人物一样,鲁迅也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了文字领域内。只有陈独秀亲手散发“不当”言论而身陷囹圄后,一种新的行动主义、新的阶段,才真正诞生。对未来更具无畏眼光的年轻一辈学生,趁势抓住了这条行动路线,开始要求将其推向第三阶段。对他们来说,那些前辈相信自己可以“用笔推翻世界”,固然可喜,但对他们这些进步青年学生而言,五四运动的真正意义却是让他们认识到,“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奋斗”的时刻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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