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镇宏 译者秦传安 2018-06-19

阿根廷的冠军疮疤
下篇:黑牢里的“爱国决赛”

© 张镇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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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作政治工具的“足球传说”,能不能被代代相传、歌颂?

肮脏战争期间,阿根廷军政府的大规模处决与冤狱,很快就被异议人士与“五月广场的母亲们”传出海外。但除了国际特赦组织与少量欧洲NGO,欧美各国对于“肮脏战争的传说”装聋作哑,面对少量“抵制世界杯”的人权质疑,FIFA与参赛国足协都不予回应,亢奋的魏地拉将军更对国内喊出骇人的口号:

“谁说阿根廷没‘人权’?我们都是‘人’,同时极有‘权’。”

为阿根廷足球写传的体育作家威尔逊(Jonathan Wilson)指出,在世界杯前夕,国际舆论对军政府的人权指控,在阿根廷社会竟形成了一种集体变态、排外的“围城心理”,人们不再愿意相信“有人消失”的故事;“欧洲人怕输,所以千方百计要阻止阿根廷办世界杯”反成了主流指控。

像是通说传奇里,当时的荷兰球王克鲁伊夫,与西德的中场布莱特纳(Paul Breitner),都因反对军政府独裁,而拒绝前往阿根廷参赛;但在多年之后,克鲁伊夫才终于说明当初之所以拒绝征召,真正的原因是家人遭受绑架(但另一说法是他与荷兰队友们不合),而布莱特纳则与西德足协有过节,根本就被高层冷冻——因此,阿根廷世界杯的开幕,并未真正受到世界足坛任何公开抵制。

梅诺蒂日后强调,他自己有感受到独裁压力,也耳闻被消失的故事;但比起两手一挥、逃离国家队,他自己更想“守护美丽足球的认同”,让阿根廷国家队能用“美好的方式”陈述“阿根廷的足球是属于人民、而非国家的!”无论如何,梅诺蒂决定照常带兵、配合军政府的要求,阿根廷世界杯也在1978年6月盛大开幕。

▌各位国民!世界冠军!

在第一轮分组赛的期间,阿根廷军政府虽然收敛不少、但各地的黑牢却仍继续秘密抓人,而梅诺蒂的带队成果,虽然让阿根廷以2胜1负的战绩成功挺进第二轮,但在次轮小组赛、攸关决赛权的末轮战中,阿根廷却争议地以6-0大胜秘鲁,后来居上力压巴西、如愿晋级在纪念碑球场举行的决赛。

这场比赛争议在哪里?一方面是秘鲁意外性的溃败,巧合地提供了阿根廷足够的进球数,妥妥当当地将主队“送”进了决赛;另一方面,场边的政治疑云与各种“假球阴谋”,也绘声绘影地在赛后流传。

像是在比赛之前,甫从华府卸任的基辛格,也应魏地拉将军的邀请,以“私人好友”的身份赶赴阿根廷观战。2名政治大老,甚至在秘阿战开赛之前,携手“突袭了”秘鲁的更衣室,错愕的秘鲁球员只能原地立正、紧张地听着大将军“没头没尾地高谈拉美大团结”的心理战施压;又或者是英国《周日泰晤士报》,在1986年世界杯英格兰大战阿根廷的比赛(马拉多纳神迹展现日)当天,刊出一篇以“不具名公务员的说法”,指控魏地拉,涉嫌以3万5,000吨谷物、5,000万美金信贷额度,外加每名秘鲁队员2万美金,交换秘鲁队的“友情放水”。

但这些说法无人能证明——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决赛里,阿根廷透过延长赛,以3-1的比分击溃荷兰,首度摘下了世界杯的冠军荣耀。

当阿根廷国家队队长“凯萨”帕萨雷拉(Daniel Passarella),从一身西装、喜不自胜的魏地拉总统手中捧过冠军奖杯的瞬间,阿根廷全国都沸腾了起来,据说60%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都冲上了街,喇叭、旗帜、欢呼、歌声,瞬时成为撼动全国的兴奋地鸣。

这些声音,全都灌进了“海军电机学校”(ESMA)的黑狱。

▌世界杯是黑牢里唯一有希望的声音?

“阿根廷比赛期间,牢房里外是听得到战况的……但在受难者之间,该不该为国家队喝采,却分裂成不同的反应。”

当时被囚的利瓦伊斯基(Norberto Liwski),在2014年的访问中曾对《ESPN杂志》回忆,无论是狱卒大声的广播、还是球场的欢呼咆啸,都能让牢里的人与比赛同步。

有的狱友会为进球欢欣鼓舞,因为在绝望与酷刑之中,那些想象中的比赛画面与声音,是苟延残喘下的少数美好,也是他们与真实世界的仅存连结;但有狱友却是痛苦愤恨,因为他们知道国家队每进一球,军政府的声望与社会被麻醉的生活满意度都将随之暴涨,并毫不理性地将经济的饥饿、社会的痛苦全都冷冻。

但众受难者中,最为残酷的,仍是幸存者葛拉西耶拉•达蕾欧(Graciela Daleo)的证词。

达蕾欧是在1977年10月18日上午11点,在市中心的地铁站被便衣警察强行掳走的。之后,她几经转折,被送到了ESMA,被控的罪名包括持有毒品、贩毒、谋杀、恐怖攻击、颠覆政府;但证据无、审判无,唯一的嫌疑原因,只因为达蕾欧曾参加过“庇隆青年军”,是政治抗争的街头干部。

在ESMA,审问官们最恶名昭彰的刑求手段,是电击。一开始是膝盖,接着是四肢末段、指尖、敏感部位。最后,受刑者会被吊挂起来,电线通上铁管、或者是驯牛用的狼牙棒,侵入你的直肠、阴部。日复一日,无限循环,就像刑求官对达蕾欧的威吓:“在刑求室里,时间不存在!”

但在6月25号、世界杯决赛的那天,纪念碑球场旁的ESMA却暂停了审讯,狱卒们开始鼓噪起来:“阿根廷赢了!我们赢了!”接着,超现实的荒谬剧开始上演。

▌加害人与受害者的超现实拥抱

刑求官与被害者开始一起为冠军欢唱,ESMA素来残忍、铁面的指挥官“老虎”阿科斯塔(Jorge Acosta)更是踏进大牢,与每一个“被消失”的被害人恭喜、握手、甚至热情拥抱,开心地庆祝“我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阿科斯塔不只前来致敬,他甚至备好了一辆标志敞篷车,特别“恩准”监狱军官,挑了达蕾欧等几名表现良好的囚犯“上街兜风”,要让她们亲眼见证,军人领导的国家有多么团结,因冠军狂喜的人们“是多么地幸福”。

“我在车窗后,看到满街人们笑闹着、欢庆着,不分你我地狂喜着……没人在乎车里的我们,那死白僵硬的表情。没人在乎这个国家,是否正遭受不公义的恐怖统治。”达蕾欧回忆,在押车军官的允许下,她从天窗探出头来,本想高声呼救,但却完全崩溃于这种既远又近的超现实瞬间,

“在那个当下,黑牢里所有‘被消失’者的存在,全都被狂喜抹灭于时空之间……我们已不存在。”

▌我恨世界杯

“老虎”之所以让达蕾欧出来放风,真正的目的,其实为了配合酷刑与思想改造的“震撼疗法”。在黑狱中,军政府一方面有计划地消灭“社会渣滓”,一方面也会捡选特定个案,以实验评估“是否有教化、洗去污染思想的机会”。因此大多数狱友自此消失,但达蕾欧却接受军政府的实验条件,1979年被“流放”到玻利维亚,狱方报告认为:她虽有改造可能,但不够格留在阿根廷社会。

“在经历这些事之后,我至今仍深深地憎恶着世界杯。”

达蕾欧表示。在1978的冠军之后,阿根廷进入了一段“国民小高潮”,但经济政策却也开始承担世界杯与军政府贪腐的后果。国内军头彼此争权,最后在无力维持民生需求、也无法再用暴力抑制反对声量的1982年,阿根廷军方这才决定“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福克兰战争——此一失着虽让阿根廷遭遇惨败,但也迫使军政府在1983年崩溃、还政于民。残酷的“肮脏战争”自此终于落幕。

军政府垮台之后,魏地拉将军也多次被逮捕、起诉、然后特赦,直到2013年5月,魏地拉在监狱的浴室中滑倒,引发内出血逝世,死时88岁;至于被魏地拉起用、从世界杯中大捞特捞,却又指挥“死亡航班”、ESMA黑牢刑求的拉斯科特,退伍之后仍继续留在南美足坛,在当年FIFA高官好友们的护航下,更当上了南美足联副主席、甚至是FIFA主席,甚至到还亲自见证了1986年阿根廷世界杯二度夺冠的“另一次冠军时刻”,一路安稳直到2004年逝世。

直到今天,阿根廷都还未完全解禁肮脏战争的档案,数万被消失者的生死下落也依旧未明,但国民之间对于“转型正义”的追寻过程,却回头影响了阿根廷人,对自家那座78年冠军的态度。

▌不知情的球员?有罪吗?

“对许多阿根廷人来说,1978年的世界杯,等同于那‘被失踪’的3万人。”

78年冠军守门员“鸭子”菲洛尔(Ubaldo Fillol)表示,当年的冠军是78年国家队的最高峰,但肮脏战争的阴影,却如鬼魂般跟着这批球员挥之不去,“作为国家队选手,我们从没凌迟或杀害任何人!难道我们为当时的国家带来快乐,是错的吗?为了捍卫阿根廷的蓝白旗帜,我们不也在场上竭力拼搏吗?对此……我从未感到有愧于心。”

但菲洛尔的困扰,其实是阿根廷解禁之后,社会长期不敢触碰的疮疤。以当年从“将军们”手中接过奖杯的队长帕萨雷拉来说,在2013年魏地拉逝世时,帕萨雷拉时任河床队(他们的主场仍是ESMA旁的纪念碑球场)俱乐部主席,还发布了一纸吊诡的悼词,大意指过去的悲剧“都是历史共业”,将军死后大家终于可以把过去画下句点,“从此之后,一起向前。”

这听起来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阿根廷《民族报》资深评论员莫雷斯(Ezequiel Fernández Moores)认为,自1983年军政府垮台后,照理来说阿根廷的社会已展开转型正义的国家进程,虽然大家都默认1978年的冠军,确实与军政府的介入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在那个荣耀当下,做为政治工具的阿根廷足球,影响力有多深远?无论体育圈、政治圈或社会学界,都刻意回避自省与辩论,鲜少正面凝视“冠军身后的罪恶阴影”。

莫雷斯指出,在阿根廷的社会记忆里,国家队在1986年世界杯冠军,总是比1978年更受崇拜、尊敬与热爱。但比起78年的行云流水,86年国家队的球风分明是难看、粗鲁暴力、甚至反足球的风格——这一方面固然与86年队长“球王”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的传奇特质有关,但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1986年的冠军相对踏实、没有“军政府的份”,而马拉多纳反体制的色彩,也才大声放出了阿根廷人心中的“解放共感”。

不过这类说法,却让不少“英雄”极为不快。像是与军政府密切合作的梅诺蒂,就不断强调自己的足球,“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国家”,他只能竭尽全力贯彻场内的自由意志;而名列78年冠军阵容,但却没有出场纪录的阿根廷替补后卫帕格纳尼尼(Ruben Pagnanini)不满地抱怨,“批评者总喜欢把我们打成独裁者的同路人,尽管我们从不涉入政治、政治与我们也无关……至今,阿根廷都没有给这支冠军队伍应有的评价,与尊重!”

“只要有人把我们的成就和非关足球的政治问题讲在一起,我就火大!”在决赛中面对荷兰,踢进第三球的阿根廷冠军边锋贝尔托尼(Daniel Bertoni)曾愤慨地表示,“这不公平!我们拼了老命,好不容易熬过苦战、战胜那些强队,凭什么我们就得受到有色眼光对待?我是足球选手,我不是军人、也不是蒙特内罗(当时被镇压的庇隆左翼)。就算那次的世界杯被当成了某些人的宣传工具,但哪一届不是这样?这又不是我的决定!”

“但凝视历史的真相,并不只是单纯判断谁有罪、说谁无辜。”阿根廷资深体育记者博纳德奥(Gonzalo Bonadeo)强调,“比起让谁认错,或称赞谁的表现,阿根廷社会需要更多的自我检视,或许是从过去看见现在,或许又是自问:如果你是那些球员,你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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