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镇宏 译者秦传安 2018-06-19
阿根廷的冠军疮疤
下篇：黑牢里的“爱国决赛”
© 张镇宏／文
© 来源：UDN Global
被当作政治工具的“足球传说”，能不能被代代相传、歌颂？
肮脏战争期间，阿根廷军政府的大规模处决与冤狱，很快就被异议人士与“五月广场的母亲们”传出海外。但除了国际特赦组织与少量欧洲NGO，欧美各国对于“肮脏战争的传说”装聋作哑，面对少量“抵制世界杯”的人权质疑，FIFA与参赛国足协都不予回应，亢奋的魏地拉将军更对国内喊出骇人的口号：
“谁说阿根廷没‘人权’？我们都是‘人’，同时极有‘权’。”
为阿根廷足球写传的体育作家威尔逊（Jonathan Wilson）指出，在世界杯前夕，国际舆论对军政府的人权指控，在阿根廷社会竟形成了一种集体变态、排外的“围城心理”，人们不再愿意相信“有人消失”的故事；“欧洲人怕输，所以千方百计要阻止阿根廷办世界杯”反成了主流指控。
像是通说传奇里，当时的荷兰球王克鲁伊夫，与西德的中场布莱特纳（Paul Breitner），都因反对军政府独裁，而拒绝前往阿根廷参赛；但在多年之后，克鲁伊夫才终于说明当初之所以拒绝征召，真正的原因是家人遭受绑架（但另一说法是他与荷兰队友们不合），而布莱特纳则与西德足协有过节，根本就被高层冷冻——因此，阿根廷世界杯的开幕，并未真正受到世界足坛任何公开抵制。
梅诺蒂日后强调，他自己有感受到独裁压力，也耳闻被消失的故事；但比起两手一挥、逃离国家队，他自己更想“守护美丽足球的认同”，让阿根廷国家队能用“美好的方式”陈述“阿根廷的足球是属于人民、而非国家的！”无论如何，梅诺蒂决定照常带兵、配合军政府的要求，阿根廷世界杯也在1978年6月盛大开幕。
▌各位国民！世界冠军！
在第一轮分组赛的期间，阿根廷军政府虽然收敛不少、但各地的黑牢却仍继续秘密抓人，而梅诺蒂的带队成果，虽然让阿根廷以2胜1负的战绩成功挺进第二轮，但在次轮小组赛、攸关决赛权的末轮战中，阿根廷却争议地以6-0大胜秘鲁，后来居上力压巴西、如愿晋级在纪念碑球场举行的决赛。
这场比赛争议在哪里？一方面是秘鲁意外性的溃败，巧合地提供了阿根廷足够的进球数，妥妥当当地将主队“送”进了决赛；另一方面，场边的政治疑云与各种“假球阴谋”，也绘声绘影地在赛后流传。
像是在比赛之前，甫从华府卸任的基辛格，也应魏地拉将军的邀请，以“私人好友”的身份赶赴阿根廷观战。2名政治大老，甚至在秘阿战开赛之前，携手“突袭了”秘鲁的更衣室，错愕的秘鲁球员只能原地立正、紧张地听着大将军“没头没尾地高谈拉美大团结”的心理战施压；又或者是英国《周日泰晤士报》，在1986年世界杯英格兰大战阿根廷的比赛（马拉多纳神迹展现日）当天，刊出一篇以“不具名公务员的说法”，指控魏地拉，涉嫌以3万5,000吨谷物、5,000万美金信贷额度，外加每名秘鲁队员2万美金，交换秘鲁队的“友情放水”。
但这些说法无人能证明——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决赛里，阿根廷透过延长赛，以3-1的比分击溃荷兰，首度摘下了世界杯的冠军荣耀。
当阿根廷国家队队长“凯萨”帕萨雷拉（Daniel Passarella），从一身西装、喜不自胜的魏地拉总统手中捧过冠军奖杯的瞬间，阿根廷全国都沸腾了起来，据说60%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都冲上了街，喇叭、旗帜、欢呼、歌声，瞬时成为撼动全国的兴奋地鸣。
这些声音，全都灌进了“海军电机学校”（ESMA）的黑狱。
▌世界杯是黑牢里唯一有希望的声音？
“阿根廷比赛期间，牢房里外是听得到战况的……但在受难者之间，该不该为国家队喝采，却分裂成不同的反应。”
当时被囚的利瓦伊斯基（Norberto Liwski），在2014年的访问中曾对《ESPN杂志》回忆，无论是狱卒大声的广播、还是球场的欢呼咆啸，都能让牢里的人与比赛同步。
有的狱友会为进球欢欣鼓舞，因为在绝望与酷刑之中，那些想象中的比赛画面与声音，是苟延残喘下的少数美好，也是他们与真实世界的仅存连结；但有狱友却是痛苦愤恨，因为他们知道国家队每进一球，军政府的声望与社会被麻醉的生活满意度都将随之暴涨，并毫不理性地将经济的饥饿、社会的痛苦全都冷冻。
但众受难者中，最为残酷的，仍是幸存者葛拉西耶拉•达蕾欧（Graciela Daleo）的证词。
达蕾欧是在1977年10月18日上午11点，在市中心的地铁站被便衣警察强行掳走的。之后，她几经转折，被送到了ESMA，被控的罪名包括持有毒品、贩毒、谋杀、恐怖攻击、颠覆政府；但证据无、审判无，唯一的嫌疑原因，只因为达蕾欧曾参加过“庇隆青年军”，是政治抗争的街头干部。
在ESMA，审问官们最恶名昭彰的刑求手段，是电击。一开始是膝盖，接着是四肢末段、指尖、敏感部位。最后，受刑者会被吊挂起来，电线通上铁管、或者是驯牛用的狼牙棒，侵入你的直肠、阴部。日复一日，无限循环，就像刑求官对达蕾欧的威吓：“在刑求室里，时间不存在！”
但在6月25号、世界杯决赛的那天，纪念碑球场旁的ESMA却暂停了审讯，狱卒们开始鼓噪起来：“阿根廷赢了！我们赢了！”接着，超现实的荒谬剧开始上演。
▌加害人与受害者的超现实拥抱
刑求官与被害者开始一起为冠军欢唱，ESMA素来残忍、铁面的指挥官“老虎”阿科斯塔（Jorge Acosta）更是踏进大牢，与每一个“被消失”的被害人恭喜、握手、甚至热情拥抱，开心地庆祝“我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阿科斯塔不只前来致敬，他甚至备好了一辆标志敞篷车，特别“恩准”监狱军官，挑了达蕾欧等几名表现良好的囚犯“上街兜风”，要让她们亲眼见证，军人领导的国家有多么团结，因冠军狂喜的人们“是多么地幸福”。
“我在车窗后，看到满街人们笑闹着、欢庆着，不分你我地狂喜着……没人在乎车里的我们，那死白僵硬的表情。没人在乎这个国家，是否正遭受不公义的恐怖统治。”达蕾欧回忆，在押车军官的允许下，她从天窗探出头来，本想高声呼救，但却完全崩溃于这种既远又近的超现实瞬间，
“在那个当下，黑牢里所有‘被消失’者的存在，全都被狂喜抹灭于时空之间……我们已不存在。”
▌我恨世界杯
“老虎”之所以让达蕾欧出来放风，真正的目的，其实为了配合酷刑与思想改造的“震撼疗法”。在黑狱中，军政府一方面有计划地消灭“社会渣滓”，一方面也会捡选特定个案，以实验评估“是否有教化、洗去污染思想的机会”。因此大多数狱友自此消失，但达蕾欧却接受军政府的实验条件，1979年被“流放”到玻利维亚，狱方报告认为：她虽有改造可能，但不够格留在阿根廷社会。
“在经历这些事之后，我至今仍深深地憎恶着世界杯。”
达蕾欧表示。在1978的冠军之后，阿根廷进入了一段“国民小高潮”，但经济政策却也开始承担世界杯与军政府贪腐的后果。国内军头彼此争权，最后在无力维持民生需求、也无法再用暴力抑制反对声量的1982年，阿根廷军方这才决定“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福克兰战争——此一失着虽让阿根廷遭遇惨败，但也迫使军政府在1983年崩溃、还政于民。残酷的“肮脏战争”自此终于落幕。
军政府垮台之后，魏地拉将军也多次被逮捕、起诉、然后特赦，直到2013年5月，魏地拉在监狱的浴室中滑倒，引发内出血逝世，死时88岁；至于被魏地拉起用、从世界杯中大捞特捞，却又指挥“死亡航班”、ESMA黑牢刑求的拉斯科特，退伍之后仍继续留在南美足坛，在当年FIFA高官好友们的护航下，更当上了南美足联副主席、甚至是FIFA主席，甚至到还亲自见证了1986年阿根廷世界杯二度夺冠的“另一次冠军时刻”，一路安稳直到2004年逝世。
直到今天，阿根廷都还未完全解禁肮脏战争的档案，数万被消失者的生死下落也依旧未明，但国民之间对于“转型正义”的追寻过程，却回头影响了阿根廷人，对自家那座78年冠军的态度。
▌不知情的球员？有罪吗？
“对许多阿根廷人来说，1978年的世界杯，等同于那‘被失踪’的3万人。”
78年冠军守门员“鸭子”菲洛尔（Ubaldo Fillol）表示，当年的冠军是78年国家队的最高峰，但肮脏战争的阴影，却如鬼魂般跟着这批球员挥之不去，“作为国家队选手，我们从没凌迟或杀害任何人！难道我们为当时的国家带来快乐，是错的吗？为了捍卫阿根廷的蓝白旗帜，我们不也在场上竭力拼搏吗？对此……我从未感到有愧于心。”
但菲洛尔的困扰，其实是阿根廷解禁之后，社会长期不敢触碰的疮疤。以当年从“将军们”手中接过奖杯的队长帕萨雷拉来说，在2013年魏地拉逝世时，帕萨雷拉时任河床队（他们的主场仍是ESMA旁的纪念碑球场）俱乐部主席，还发布了一纸吊诡的悼词，大意指过去的悲剧“都是历史共业”，将军死后大家终于可以把过去画下句点，“从此之后，一起向前。”
这听起来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阿根廷《民族报》资深评论员莫雷斯（Ezequiel Fernández Moores）认为，自1983年军政府垮台后，照理来说阿根廷的社会已展开转型正义的国家进程，虽然大家都默认1978年的冠军，确实与军政府的介入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在那个荣耀当下，做为政治工具的阿根廷足球，影响力有多深远？无论体育圈、政治圈或社会学界，都刻意回避自省与辩论，鲜少正面凝视“冠军身后的罪恶阴影”。
莫雷斯指出，在阿根廷的社会记忆里，国家队在1986年世界杯冠军，总是比1978年更受崇拜、尊敬与热爱。但比起78年的行云流水，86年国家队的球风分明是难看、粗鲁暴力、甚至反足球的风格——这一方面固然与86年队长“球王”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的传奇特质有关，但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1986年的冠军相对踏实、没有“军政府的份”，而马拉多纳反体制的色彩，也才大声放出了阿根廷人心中的“解放共感”。
不过这类说法，却让不少“英雄”极为不快。像是与军政府密切合作的梅诺蒂，就不断强调自己的足球，“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国家”，他只能竭尽全力贯彻场内的自由意志；而名列78年冠军阵容，但却没有出场纪录的阿根廷替补后卫帕格纳尼尼（Ruben Pagnanini）不满地抱怨，“批评者总喜欢把我们打成独裁者的同路人，尽管我们从不涉入政治、政治与我们也无关……至今，阿根廷都没有给这支冠军队伍应有的评价，与尊重！”
“只要有人把我们的成就和非关足球的政治问题讲在一起，我就火大！”在决赛中面对荷兰，踢进第三球的阿根廷冠军边锋贝尔托尼（Daniel Bertoni）曾愤慨地表示，“这不公平！我们拼了老命，好不容易熬过苦战、战胜那些强队，凭什么我们就得受到有色眼光对待？我是足球选手，我不是军人、也不是蒙特内罗（当时被镇压的庇隆左翼）。就算那次的世界杯被当成了某些人的宣传工具，但哪一届不是这样？这又不是我的决定！”
“但凝视历史的真相，并不只是单纯判断谁有罪、说谁无辜。”阿根廷资深体育记者博纳德奥（Gonzalo Bonadeo）强调，“比起让谁认错，或称赞谁的表现，阿根廷社会需要更多的自我检视，或许是从过去看见现在，或许又是自问：如果你是那些球员，你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