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镇宏:阿根廷的冠军疮疤(上篇)世界杯交换的“肮脏战争”

Share on Google+

张镇宏 译者秦传安 2018-06-18

阿根廷的冠军疮疤
上篇:世界杯交换的“肮脏战争”

© 张镇宏/文
© 来源:UDN Global

为了世界杯,一个国家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2018年6月,由俄罗斯主办的“世界杯足球赛”,终于在全球球迷的沸腾情绪中,正式开踢。在过去4年的“赛间期”中,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导弹打下了马航MH17、国家操作体坛禁药的丑闻曝了光,反普京领袖莫名在克里姆林宫对面被刺杀,甚至开赛百日前,还涉入了英国的间谍毒杀事件——当然,还有俄国当年申办世界杯的FIFA贪腐疑云——种种黑色的阴谋故事,也让国际社会一度思考:是否该抵制今届的足球赛?

国际社会想归想,普京的世界杯依旧华丽开幕(就算他本人只喜欢柔道和冰球,对足球基本冷感),“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再一次地成了真理;仅有些细微的声音,质疑世界是不是又重演着40年前,1978阿根廷世界杯的黑暗往事。

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是阿根廷足球第一次“称霸世界”,照理来说,在自家封王的故事,理应是阿根廷人永恒的骄傲;但当时,阿根廷正逢军政府高压统治的高峰,在魏地拉将军(Jorge Videla)的铁腕之下,超过3万名异议份子、无辜学生自此“人间蒸发”——因此,当年用白色恐怖灌溉的胜利,究竟算不算“荣耀”?整个社会在转型正义的过程中,又该如何面对这座“冠军”呢?

▌1976年军事政变:当人们开始“被消失”

1976年3月24日清晨1点,军方派出的直升机降落在了阿根廷的总统府“玫瑰宫”,一队军人押走了当时的总统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on)。2个小时后,阿根廷全国的电视、广播全数中断,睡梦中的收音机只传来一首又一首的军歌进行曲。

直到破晓,讯号终于接通,广播宣布:阿根廷已进入紧急状态、全国戒严,所有政党活动全面中止,管制期间的一切政事,全由“新任总统”——陆军司令魏地拉将军——领导的军方委员会接管。

当时,阿根廷的社会“松了一口气”,因为在前总统庇隆(Juan Peron)死去之后,庇隆当年的民粹从众,因为意识形态彻底分裂,极左派的“蒙托内罗斯”(Montoneros)与极右派的庇隆主义者,彼此在国内捉对厮杀,各种政治谋杀、恐怖攻击让国家濒临崩溃,心神具疲的社会,才宁可相信魏地拉将军“替阿根廷结束腐败和政治暴力”的宣誓。

在政变之前,魏地拉将军就曾得到伊莎贝尔总统的平乱授权,在阿根廷东北部针对左翼份子发动“清乡行动”;而在政变之后,掌权的军政府也进一步以“国家重整进程”(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为名义,发动全国大扫荡,强势镇压了政党人士、学生运动、工会团体与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甚至是犹太人或“不符合天主教义的败德者”,超过3万阿根廷人都在未经审判、纪录不明的情况下,“人间蒸发”。

一开始,军方的强力扫荡收到了一定功效,但将军们很快地就发现“治理国家的困难”。

除了国内经济的崩溃继续,国际舆论对军方政变的负评,也对阿根廷的外交与投资带来压力——因此由前朝争取来的“1978年世界杯主办权”,即成为了军方重点关注的“国家门面工程”。

▌冲锋前进!将军们的昂贵世界杯

1978年的世界杯主办权,早在1966年夏天就已决定。当时,在各国兴趣缺缺、竞争对手又纷纷因故退出的当下,阿根廷才以“唯一申办国”的身份,提前12年取得主办资格。

然而拿下主办权后,阿根廷的经济状况却一路向下,到了1970年代初期,国内也不断出现“放弃主办”的声音,像是阿根廷的《体育画报》(El Grafico)主编潘泽里(Dante Panzeri)就曾高调质疑:

“没有那个屁股就别吃那种泻药……明眼人都知道,阿根廷没有钱办1978年世界杯……就算有,那也一定是从哪偷来的!”

但看准阿根廷对足球的狂热执念,军政府不仅不敢承担“弃办大赛”的政治成本,魏地拉将军反以“重振国家精神”的逻辑,安排海军将领拉科斯特(Carlos Lacoste)全权主持“世足筹备委员会”(EAM)。

在76年政变过后,国际足总曾一度考虑取消阿根廷的主办资格,或将比赛转移到乌拉圭、巴西境内进行;然而拉科斯特却透过私交斡旋,拉拢时任FIFA主席阿维兰热(João Havelange)全力支持,更宣布军政府“还要替世界杯加码投资7亿美金”。

在1976年的阿根廷,7亿美金的天价承诺,不仅是原定预算的10倍,更超过阿根廷政府全年预算的10%——就算是4年后、从16强扩军成24强的1982西班牙世界杯,52场比赛的总支出都还不及阿根廷78年大赛的30%——对阿根廷国财政的长期负担,夸张程度也就不难想象。

“在这段期间,EAM为世界杯开出的慷慨支出,估计有3成以上都是军方的‘贪腐成本’。”

曾深入调查的阿根廷资深记者佩格利尼(Mario Pergolini)表示。筹备球赛的过程中,EAM虽然重铺了公路、开设了阿根廷境内第一座彩色电视讯号发送中心;但同时也给好几家大型球队发下了可疑的球场修缮预算,计划监督人拉科斯特“莫名多出”近千万美金的收入不说,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罗萨里奥等赛事都会区,军方也强行都更,甚至在市区盖起了“景观长城”,用彩绘壁画的高耸围墙,遮蔽住城市天际线的“贫民区街景”。

▌教练梅诺蒂:白色恐怖的打手?华丽足球的骑士?

但要赢得世界杯冠军的关键,仍是球队的实力。与一般印象中不同的是,阿根廷当年正处于“黑暗时代”,相较于屡屡夺冠的巴西(与那亲爱的乌鸦嘴球王贝利),或者是称霸欧洲的荷兰“全能足球”,阿根廷却从60年代走上了暴力足球的路线,再加上国内经济的持续走低,青年选手也开始向欧洲职业联赛大规模的外流。

蓝白军团的低迷状况,在1974年西德世界杯的全面崩溃,虽然阿根廷在第一轮分组赛中惊险晋级,但在第二轮分组首战,却惨遭“飞人”克鲁伊夫(Johan Cruijff)压阵的荷兰队以4-0的耻辱比数打爆,与世界顶尖之间过大的实力差距,大大重创了阿根廷的足球心灵。于是1974年惨败的阿根廷国家队,这才决定全面改革,并找来才出道4年的少帅“瘦子”梅诺蒂(César Menotti)接掌国家队。

当时36岁的梅诺蒂,是60年代阿根廷本土联赛、罗萨里奥中央队的著名前锋。在1969年挂靴退休之后,梅诺蒂曾一度退出足坛,甚至找到一份汽车业务的工作,但车没卖出几部,爱球成痴的他就常放着工作不管溜回球场“指导后进”,最后甚至因此受到“同城死敌”纽维尔老男孩队(梅西的故乡爱队)的赏识,自此展开教练生涯。

足坛中的梅诺蒂,一直有着“足球哲学家”的称号,这不完全是因为他的长发造型,或总是在教练席上疯狂抽烟的波希米亚形象——在场内,梅诺蒂对阿根廷足坛时盛的“功利足球”嗤之以鼻;在场外,踢球之余他喜欢看书,年轻时甚至加入共产党,对于左翼思潮、政治自由主义更有所期待。

两种特质相互影响,让梅诺蒂坚信:“足球即是文化,因此足球必须华丽。”

梅诺蒂认为,政治中的左右翼路线,在足球文化中也有着清晰的对照体现:功利派的足球就像是“保守右翼”,他们强调力量、对抗与效率;而华丽派的、梅诺蒂主张的、符合阿根廷文化传统的足球则像是“自由左翼”,他们的足球在意的是速度、创意、节奏主动,“重要的是场面好看、精彩,因为观众期待,而足球即为人民所生!”

不过一个狂放不羁、一脸“左胶”模样的主帅,明明与军政府的政治意志对立,但为何将军们竟会“放过”梅诺蒂,让他续掌国家队兵符?

一方面,是几名骨干球员对教头的真心力挺;二方面是军方内部也认为,“国家队展现的娱乐性有助于凝聚民心、分散社会压力”;三方面则是梅诺蒂的“带兵计划”极为严苛,这点刚好与军人看重计划、教范、规矩的风格不谋而合。

例如1976年夏天,在国家队的王牌“斗牛士”肯佩斯(Mario Kempes)转队到西班牙联赛踢球后,不满的梅诺蒂竟以“防止优秀球员外流”、“备战世界杯”为由,说服阿根廷足协下达近乎独裁、甚至有法律问题的“转队禁制令”——直到1978年世界杯结束之前,阿根廷境内所有28岁以下的职业选手,都不能在“未经梅诺蒂总教练允许”的情况下,离开阿根廷、前往境外踢球。

▌黑色的冠军:纪念碑球场与海军电机学校

梅诺蒂积极练兵的这段期间,阿根廷的军政府也紧锣密顾地加快“国族清洗”的速率。在世界杯前的这段期间,魏地拉将军也以“反共开放”的名义,积极拉拢了依旧主掌美国外交大权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让阿根廷被纳入了美国“兀鹰行动”的支持范围,各种非法逮捕、刑囚、处决与暗杀公民的行动——所谓的“肮脏战争”——自此展开。

在肮脏战争之下,政党、劳团、工农运动、学校、媒体记者,全都因“国家重整进程”而被军政府肃清,军方不需要理由或证据,也不需要法院允许,就能直接把人押走,那怕是一句话或一本书,都能让你即刻“被消失”。

在1976-1983年间,军政府在全国开设了数百多个集中营,除了陆海空军之外,宪兵、警察、地方警备队、右翼民兵都有“授权”开设的秘密黑牢,地点包括军事基地、公家宿舍、废弃球场、甚至首都金融区的地下室…等;尽管切确冤狱与处决名单至今仍未全面公开,但总受害数字,据估计超过3万人。

在黑牢中,最为恶名昭彰、逼供手法也最为残酷的,即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滨海,距离世界杯决赛场馆、南美足球豪门河床队主场“纪念碑球场”不到1公里的“海军电机学校”(ESMA)。

在肮脏战争中,超过5,000名男女政治犯,在ESMA遭到刑囚、性侵、凌迟与处决;直到军政府垮台为止,只有150人侥幸活着离开。

一开始,军政府为了掩人耳目,还会秘密枪决、焚尸、乱葬受难者遗体;但随着刑囚数量的快速扩张,军方也决定采用“更有效率”的方法——在1977-78年间,每逢星期三清晨,军方就会从ESMA里挑出几十个名字,他们会被打上一针镇静剂,然后送上空军的运输机,接着在拉普拉他河口或大西洋外海,被高空抛下。

这就是恶名昭彰的“死亡航班”(Vuelos de la muerte),将近2,000人就这样从空中被丢进海底而“失踪”。

由于河床队不仅是阿根廷最受欢迎的职业球队之一,纪念碑球场也是阿根廷国家队各种友谊赛与预选赛的“主场首选”,刑囚的哀嚎、悲鸣与皮肉痛打声,据说也时常传到街上。

因此,日后在阿根廷转型正义的追讨中,当初的球员、球迷与地方居民,究竟是对ESMA的存在毫不知情?还是故意对“被失踪的故事”、“哀嚎的风声”装迷糊?争辩之下的各种定调,至今仍是禁忌。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78年国家队的王牌10号,肯佩斯(Mario Kempes)在30年后如此陈述,“直到世界杯结束前,国家队都被锁在训练基地,关于那些‘被消失者’的事,我们是最后一个知情的。”

阅读次数:717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