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永昌 译者秦传安 2018-06-08
无用的诗：一千年前一场
关于考试、教育与政治的大论战
© 撰文：童永昌
© 来源：StoryStudio
如果11世纪70年代的北宋科举考生，穿越到当代，面对课纲、考试、教育改革的争议，可能不会太陌生。
1071年二月，北宋朝廷发布了一项重大教育改革方案：废除专业考试，进士科不再考诗赋、默写经文。所有进士科考生都必须选修一种经典，加上论语和孟子。考试内容为经典大义，殿试时再考政策论文。
宋代的科举制度，继承唐代，早期分成进士、明经与诸科。明经与诸科，可以视作专业考试，考生选择一组经典、历史著作或是一种专业（可能是法律或典礼）。进士科重视的是通才，地位最高，将来出路比较好，考试也最难。考生必须创作诗、赋，默写古代经典，另外则是政策论文。
这样的考试能考出什么人才，没有定论，但大家也就这么考过来了。
大概在11世纪50年代，一批以范仲淹为首的青壮政治家，怀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想，打算推动改革，翻转朝廷。范仲淹提出了著名的十事疏，包含人事、财政、民生、国防的改革方案，其中教育改革一项，便要求检讨科举考试内容，找出一个最好的人才征选办法。
无用的诗
如果把这个问题简化一点，官员念兹在兹的，就是到底要不要考诗赋。写诗很好玩，堆砌词藻也很有挑战性，但你考他音韵正不正确，到底有什么用呢？踏碎琼瑶，是能踏碎契丹、党项的大军吗？至于默写，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范仲淹的批判很凶狠，但方案比较保守。他认为人才必须在学校中培养，在学表现优异的，才能考科举。考试顺序应该改变，舍弃默写，先考经书的「大义」，如果一定要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大概就是用申论题，考「核心价值」一类的东西吧。通过大义考试的人，才能再考诗赋。这样一来，录取的考生才不是一群不懂公平正义的书呆子。
这个方案还没真正开始就夭折了。原因很多：朝野恶斗、改革派人缘不够好、皇帝不够挺。不过，「诗赋无用」自此成为教育改革很重要的基本理念。到了11世纪70年代，范仲淹的后继者（虽然他绝不承认），王安石的教改方案，基本上遵循这个预设，并且野心更大。王安石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考试是为了招募人才，如果都招来一些只会写诗喝酒跑趴的文人，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有什么用呢？诗肯定是没用，还是废了吧。只要懂大义，能写时评就好。
这实在是很重大的变革。想象一下，你已经为了考试投入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教科书也买了不少，精熟某一种答题方式，现在一下子翻转，是开玩笑吗？即使在当代的开放环境下，考试方法改变，还会引起家长抗争，何况是以科举为出人头地几乎唯一解的宋代？
范仲淹的盟友、几番大起大落的政坛不倒翁欧阳修，在50年代担任主考官的时候，曾坚决修改录取标准，所有喜欢堆砌词藻、文风华而不实，号称太学体的考生，通通落榜。这些人本来都是万众瞩目的文坛新秀，不甘心被打脸，于是趁他上班时号召同志路过，痛批欧阳修不公，甚至写祭文丢进他家。一次考试可以弄到这么严重，涉及制度修改，当然不能不慎。
代表这种顾虑的苏轼，当然不会坐视不顾。1071年正月，教改方案正式发布前的一个月，他上书皇帝，建议沿用旧案，不要随便改革。苏轼的理由是：号称对当代比较有用的策论，其实只是文字游戏，考生完全可以事先准备很多陈腔滥调，临时再拼凑黏贴，是一种简单的嘴炮，而且还很不好评分。
比起来，诗赋是一种原创的艺术，而且观诸过去，诗赋取士未尝没有人才，而精通所谓「大义」、很能大发议论的，却可能反而是酸腐学究。苏轼最后也放了大绝：「啊这两个都没有用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
王安石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他想要尽善尽美。在他来看，将最精华的岁月，拿去学习诗赋，是一种浪费，等到当了官以后，与社会脱节，什么都不懂，如何培养治国的人才？（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因为他这么坚定，神宗又这么挺他，于是才有当年二月的公告。
自此到北宋灭亡的55年间，除了短暂的元佑政党轮替期间（1085-1093），朝廷曾一度恢复考诗赋；在徽宗、蔡京主政的深化教改时代，甚至一度连科举都废除，完全透过学校取士。王安石的教改，看起来大获成功。
有用的核心价值？
二十世纪以来，时常赋予王安石变法一种现代性的想象，诗赋的「无用论」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变法被当成打败契丹人、拯救国家的唯一解。稍微浏览一下二十世纪中期的解释，你会产生一个错觉：反对变法的官员好像都存心让国家垮台，亲辽卖宋。
但是，王安石从来不是要去开创什么现代性价值观，甚至也不完全是今天定义中的实用知识。他的核心价值，来自古典，来自三代圣王的政治。核心价值的考试，重点在解释圣王的想法、经典的意义、制度的实践。相较于文学能力，他更相信这些核心价值可以衍生现世意义。譬如，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民生政策如青苗法，不仅仅是研究财政与经济的结果，更是遵循古代制度的精神。经典可以支持学者去掌握世事，这是他构想的「实用」。
所以这从来不只是考试制度的改革，而牵涉到价值体系的全盘改造。更重要的是，它必须出自统一的见解，这是王安石「一道德、同风俗」的理念。新人才分享着一个单一、强大的理念，他们清楚知道国家应何去何从，反对的人则是脑筋不清。如何确保所有人都拥有正确的知识，用以对抗那些「流俗」的愚见？自己的课本就自己编吧。
王安石自己编写的《三经新义》，搭配上其他新法派官员的作品，成为学生的指定读物，也是考试的依据。古典是变法的力量泉源，也是他信仰的真理。从学校科举出发，改变世界。
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王安石的这种说法。新法的民生政策受到很多攻击，平心而论，不少批评确实是意气用事。不过，核心精神被批评只是王安石的一家之言，倒还算中肯。譬如，王安石用他自己的方式解释造字逻辑，写成了《字说》，苏轼就觉得太没道理：「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永远不要在苏轼面前宣称自己最聪明。即使是同意诗赋无用的司马光，也不能忍受王安石的一家之言。
更讽刺的是，虽然科举不考诗赋了，士人写诗的兴趣与动机却从未停止。新法在神宗过世后，被短暂停止，科举也恢复了诗赋。但因为主政者不少也认为诗赋无用，朝廷将诗赋与经义分成两科，考生可以自由选择。根据纪录，1093年，2176位太学生中，选修诗赋的有2093人，选修经义的只有83人。
即使政党轮替真的这么威猛，比例的差距还是相当惊人。诗赋是开趴的重要活动，自不待言；即使在职场上，也必须写作流畅优雅的公文书，大概是一个职场写作技能的概念。在以诗赋为文化资本的社会中，即使改革派极力压抑，知识与技术还是找到了出路。
知识与权力
宋代的教育改革，总是伴随政治的权力斗争，诗人墨客并未浪漫以对。王安石代表的新法，在1085年被停止，新皇帝哲宗的奶奶，高太皇太后，不太喜欢新法。她找回蜷居洛阳写书的司马光担任宰相，而新政权的首要工作就是检讨过去的十七年遗毒，一部分的新法被停止，科举也勉强恢复了诗赋。旧法派的官员被召回，新法派的官员被迫离任、贬逐。
旧法派的好景不常。小皇帝早就恨透这些挟祖母自重的大臣，一则故事说，小皇帝曾经抱着一张准备报废的桌子不让丢：「这是爸爸的桌子。」等他在1093年亲政后，首先就是重新启用爸爸信赖的官员，推崇爸爸认可的思想，延续爸爸未竟的事业。旧大臣现在自己被称做八年遗毒，死的追讨封赠，活的贬去外地，子孙限制住居，更不用提做官了。他们在过去怎么对付新法派，现在加倍奉还。旧党成了一个邪恶的图腾，是阻碍进步的象征，结果，连那些过去支持新法、但跟现在的当权派过不去的人，也莫名其妙进了黑名单。
伴随着政治上的整肃，知识也被重新界定。因为只有王安石等人认证的古典，才是真理，其他的作品都只能是异端邪说，下达禁书令也是很正常的。考生只该读一种解释，如果信奉异端，不但无法录取，还会惹上政治麻烦。司马光代表的历史学，苏轼代表的诗学，通通都因为不够古典、没用、价值不正确，遭到禁止。
没错，资治通鉴，这部被当代一些传统文化派视作典范的史书，曾经一度是威胁「古典」的著作。这还没有算上那些躺着也中枪的陶渊明、李白、杜甫。官方的理由是这些人的作品妨碍人认识真正的经典。北宋的最后四十几年，便在这种反反复覆的真理—邪恶辩论中度过，在这个时代，教改永远不只是教改。
士人的信心
宋代的科举战争，是一个未完的进程。帝国的北部被女真人夺走后，迁往杭州的朝廷仍然在辩论。什么科目可以纳入考试，什么知识应该学习，又有什么知识应该被禁止，仍然是激烈且没有定论的问题。其间也并非没有残酷的剧情，辩论的战神之一、今天被认为是「霸权」的道学，也曾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公不义。这是另一个故事。
诗赋与经义，或者可以看做两种不同的核心能力，对核心能力的效用，双方没有共识。被一部分人认为「无用」的知识，其实拥有坚强的社会基础；而被认为有用的价值，却必须仰赖政府的强力支持。
我们或许可以用诗赋的例子，证明知识唯有与社会结合，才能生存，但社会性只能解释存在的合理，却未必保证知识的正当。又或者，我们可以说，唯有现世的，才反映最真实的智慧与理念。但这么一来，似乎又坠入了比人数、比大小的陷阱，并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带有古典意味的知识。
从后见之明来看，虽然王安石的古典最棒论，问题很多，但有强大舆论支持的诗赋，似乎对治国帮助也不大。国家要支持的，到底是社会基础强的知识，还是曲高和寡的知识？宋人与我们可能有类似的困扰。
不管是哪一种倾向，北宋的官员都有十足的信心，王安石、蔡京、宋徽宗知道他们信仰的价值是什么，他们认证的知识，绝对正确；那些被扫进垃圾桶的知识，则是罪有应得。他们偶尔也会说服对方，但更多时候则是无情镇压。据说，在12世纪开头几年，还曾有官员要求，凡是学习诗赋的，都要打一百下屁股。当代的人们，能否、又应否有这种信心？
当然，王安石也好，王安石的敌人也好，最终逃不开形式主义的如来神掌。为了适应考试，再有理想的知识，也必须形成一种固定模式。据说王安石自己都感叹，推动价值教育，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当他自己的理论成了教科书，也就被系统反噬，失去了本来预期的弹性与创意。这或许也印证了苏轼的预言：这么大声，还不是没用。也许，他们的敌人，根本就不是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