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永昌 译者秦传安 2018-06-08

无用的诗:一千年前一场
关于考试、教育与政治的大论战

© 撰文:童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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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1世纪70年代的北宋科举考生,穿越到当代,面对课纲、考试、教育改革的争议,可能不会太陌生。

1071年二月,北宋朝廷发布了一项重大教育改革方案:废除专业考试,进士科不再考诗赋、默写经文。所有进士科考生都必须选修一种经典,加上论语和孟子。考试内容为经典大义,殿试时再考政策论文。

宋代的科举制度,继承唐代,早期分成进士、明经与诸科。明经与诸科,可以视作专业考试,考生选择一组经典、历史著作或是一种专业(可能是法律或典礼)。进士科重视的是通才,地位最高,将来出路比较好,考试也最难。考生必须创作诗、赋,默写古代经典,另外则是政策论文。

这样的考试能考出什么人才,没有定论,但大家也就这么考过来了。

大概在11世纪50年代,一批以范仲淹为首的青壮政治家,怀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想,打算推动改革,翻转朝廷。范仲淹提出了著名的十事疏,包含人事、财政、民生、国防的改革方案,其中教育改革一项,便要求检讨科举考试内容,找出一个最好的人才征选办法。

无用的诗

如果把这个问题简化一点,官员念兹在兹的,就是到底要不要考诗赋。写诗很好玩,堆砌词藻也很有挑战性,但你考他音韵正不正确,到底有什么用呢?踏碎琼瑶,是能踏碎契丹、党项的大军吗?至于默写,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范仲淹的批判很凶狠,但方案比较保守。他认为人才必须在学校中培养,在学表现优异的,才能考科举。考试顺序应该改变,舍弃默写,先考经书的「大义」,如果一定要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大概就是用申论题,考「核心价值」一类的东西吧。通过大义考试的人,才能再考诗赋。这样一来,录取的考生才不是一群不懂公平正义的书呆子。

这个方案还没真正开始就夭折了。原因很多:朝野恶斗、改革派人缘不够好、皇帝不够挺。不过,「诗赋无用」自此成为教育改革很重要的基本理念。到了11世纪70年代,范仲淹的后继者(虽然他绝不承认),王安石的教改方案,基本上遵循这个预设,并且野心更大。王安石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考试是为了招募人才,如果都招来一些只会写诗喝酒跑趴的文人,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有什么用呢?诗肯定是没用,还是废了吧。只要懂大义,能写时评就好。

这实在是很重大的变革。想象一下,你已经为了考试投入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教科书也买了不少,精熟某一种答题方式,现在一下子翻转,是开玩笑吗?即使在当代的开放环境下,考试方法改变,还会引起家长抗争,何况是以科举为出人头地几乎唯一解的宋代?

范仲淹的盟友、几番大起大落的政坛不倒翁欧阳修,在50年代担任主考官的时候,曾坚决修改录取标准,所有喜欢堆砌词藻、文风华而不实,号称太学体的考生,通通落榜。这些人本来都是万众瞩目的文坛新秀,不甘心被打脸,于是趁他上班时号召同志路过,痛批欧阳修不公,甚至写祭文丢进他家。一次考试可以弄到这么严重,涉及制度修改,当然不能不慎。

代表这种顾虑的苏轼,当然不会坐视不顾。1071年正月,教改方案正式发布前的一个月,他上书皇帝,建议沿用旧案,不要随便改革。苏轼的理由是:号称对当代比较有用的策论,其实只是文字游戏,考生完全可以事先准备很多陈腔滥调,临时再拼凑黏贴,是一种简单的嘴炮,而且还很不好评分。

比起来,诗赋是一种原创的艺术,而且观诸过去,诗赋取士未尝没有人才,而精通所谓「大义」、很能大发议论的,却可能反而是酸腐学究。苏轼最后也放了大绝:「啊这两个都没有用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

王安石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他想要尽善尽美。在他来看,将最精华的岁月,拿去学习诗赋,是一种浪费,等到当了官以后,与社会脱节,什么都不懂,如何培养治国的人才?(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因为他这么坚定,神宗又这么挺他,于是才有当年二月的公告。

自此到北宋灭亡的55年间,除了短暂的元佑政党轮替期间(1085-1093),朝廷曾一度恢复考诗赋;在徽宗、蔡京主政的深化教改时代,甚至一度连科举都废除,完全透过学校取士。王安石的教改,看起来大获成功。

有用的核心价值?

二十世纪以来,时常赋予王安石变法一种现代性的想象,诗赋的「无用论」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变法被当成打败契丹人、拯救国家的唯一解。稍微浏览一下二十世纪中期的解释,你会产生一个错觉:反对变法的官员好像都存心让国家垮台,亲辽卖宋。

但是,王安石从来不是要去开创什么现代性价值观,甚至也不完全是今天定义中的实用知识。他的核心价值,来自古典,来自三代圣王的政治。核心价值的考试,重点在解释圣王的想法、经典的意义、制度的实践。相较于文学能力,他更相信这些核心价值可以衍生现世意义。譬如,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民生政策如青苗法,不仅仅是研究财政与经济的结果,更是遵循古代制度的精神。经典可以支持学者去掌握世事,这是他构想的「实用」。

所以这从来不只是考试制度的改革,而牵涉到价值体系的全盘改造。更重要的是,它必须出自统一的见解,这是王安石「一道德、同风俗」的理念。新人才分享着一个单一、强大的理念,他们清楚知道国家应何去何从,反对的人则是脑筋不清。如何确保所有人都拥有正确的知识,用以对抗那些「流俗」的愚见?自己的课本就自己编吧。

王安石自己编写的《三经新义》,搭配上其他新法派官员的作品,成为学生的指定读物,也是考试的依据。古典是变法的力量泉源,也是他信仰的真理。从学校科举出发,改变世界。

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王安石的这种说法。新法的民生政策受到很多攻击,平心而论,不少批评确实是意气用事。不过,核心精神被批评只是王安石的一家之言,倒还算中肯。譬如,王安石用他自己的方式解释造字逻辑,写成了《字说》,苏轼就觉得太没道理:「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永远不要在苏轼面前宣称自己最聪明。即使是同意诗赋无用的司马光,也不能忍受王安石的一家之言。

更讽刺的是,虽然科举不考诗赋了,士人写诗的兴趣与动机却从未停止。新法在神宗过世后,被短暂停止,科举也恢复了诗赋。但因为主政者不少也认为诗赋无用,朝廷将诗赋与经义分成两科,考生可以自由选择。根据纪录,1093年,2176位太学生中,选修诗赋的有2093人,选修经义的只有83人。

即使政党轮替真的这么威猛,比例的差距还是相当惊人。诗赋是开趴的重要活动,自不待言;即使在职场上,也必须写作流畅优雅的公文书,大概是一个职场写作技能的概念。在以诗赋为文化资本的社会中,即使改革派极力压抑,知识与技术还是找到了出路。

知识与权力

宋代的教育改革,总是伴随政治的权力斗争,诗人墨客并未浪漫以对。王安石代表的新法,在1085年被停止,新皇帝哲宗的奶奶,高太皇太后,不太喜欢新法。她找回蜷居洛阳写书的司马光担任宰相,而新政权的首要工作就是检讨过去的十七年遗毒,一部分的新法被停止,科举也勉强恢复了诗赋。旧法派的官员被召回,新法派的官员被迫离任、贬逐。

旧法派的好景不常。小皇帝早就恨透这些挟祖母自重的大臣,一则故事说,小皇帝曾经抱着一张准备报废的桌子不让丢:「这是爸爸的桌子。」等他在1093年亲政后,首先就是重新启用爸爸信赖的官员,推崇爸爸认可的思想,延续爸爸未竟的事业。旧大臣现在自己被称做八年遗毒,死的追讨封赠,活的贬去外地,子孙限制住居,更不用提做官了。他们在过去怎么对付新法派,现在加倍奉还。旧党成了一个邪恶的图腾,是阻碍进步的象征,结果,连那些过去支持新法、但跟现在的当权派过不去的人,也莫名其妙进了黑名单。

伴随着政治上的整肃,知识也被重新界定。因为只有王安石等人认证的古典,才是真理,其他的作品都只能是异端邪说,下达禁书令也是很正常的。考生只该读一种解释,如果信奉异端,不但无法录取,还会惹上政治麻烦。司马光代表的历史学,苏轼代表的诗学,通通都因为不够古典、没用、价值不正确,遭到禁止。

没错,资治通鉴,这部被当代一些传统文化派视作典范的史书,曾经一度是威胁「古典」的著作。这还没有算上那些躺着也中枪的陶渊明、李白、杜甫。官方的理由是这些人的作品妨碍人认识真正的经典。北宋的最后四十几年,便在这种反反复覆的真理—邪恶辩论中度过,在这个时代,教改永远不只是教改。

士人的信心

宋代的科举战争,是一个未完的进程。帝国的北部被女真人夺走后,迁往杭州的朝廷仍然在辩论。什么科目可以纳入考试,什么知识应该学习,又有什么知识应该被禁止,仍然是激烈且没有定论的问题。其间也并非没有残酷的剧情,辩论的战神之一、今天被认为是「霸权」的道学,也曾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公不义。这是另一个故事。

诗赋与经义,或者可以看做两种不同的核心能力,对核心能力的效用,双方没有共识。被一部分人认为「无用」的知识,其实拥有坚强的社会基础;而被认为有用的价值,却必须仰赖政府的强力支持。

我们或许可以用诗赋的例子,证明知识唯有与社会结合,才能生存,但社会性只能解释存在的合理,却未必保证知识的正当。又或者,我们可以说,唯有现世的,才反映最真实的智慧与理念。但这么一来,似乎又坠入了比人数、比大小的陷阱,并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带有古典意味的知识。

从后见之明来看,虽然王安石的古典最棒论,问题很多,但有强大舆论支持的诗赋,似乎对治国帮助也不大。国家要支持的,到底是社会基础强的知识,还是曲高和寡的知识?宋人与我们可能有类似的困扰。

不管是哪一种倾向,北宋的官员都有十足的信心,王安石、蔡京、宋徽宗知道他们信仰的价值是什么,他们认证的知识,绝对正确;那些被扫进垃圾桶的知识,则是罪有应得。他们偶尔也会说服对方,但更多时候则是无情镇压。据说,在12世纪开头几年,还曾有官员要求,凡是学习诗赋的,都要打一百下屁股。当代的人们,能否、又应否有这种信心?

当然,王安石也好,王安石的敌人也好,最终逃不开形式主义的如来神掌。为了适应考试,再有理想的知识,也必须形成一种固定模式。据说王安石自己都感叹,推动价值教育,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当他自己的理论成了教科书,也就被系统反噬,失去了本来预期的弹性与创意。这或许也印证了苏轼的预言:这么大声,还不是没用。也许,他们的敌人,根本就不是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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