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戎在望 拾我折戟 2019-02-27

(变乱后萧条的汉中城)

同治回变在中国一直是个触动着敏感神经的话题,历史学家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回避它,而另外一些算不上历史学家的研究者们则多流于偏颇。总体上,穆斯林研究者倾向于将变乱起因归咎到汉人和官府头上(在很大程度二者被视为一回事),热衷于收集那些对回民有利的证据;而汉人研究者则恰恰相反。双方都试图把变乱的责任(至少是肇因)推卸给对方,这些狭隘的作法实实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历史学家们装聋作哑,更加剧了各种狭隘观念的流行。不能正视两个群体的历史,将给双方的未来蒙上阴影。曾经尖锐冲突的英法、徳法关系,如今一片阳光灿烂,历史得到正视,便不会成为他们走上未来的包袱。

各种狭隘观念虽然立场各异,结论不同,但都执有一个基本共同观点:将这场变乱视为回、汉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其蕴涵着一片深深的焦虑,双方都对对方怀有过度的恐惧和防范心态,以及对双方未来前景的深深担忧。

无庸讳言:在同治回变中故然有族群冲突的因素,但真相远远要比族群冲突要复杂深刻得多。相比之下,在西南地区频繁暴发的苗民暴动,却鲜有人将其归类为族群冲突。回汉之间的的差异要比苗汉之间小很多,为何?

(敦煌莫高窟壁画复原图:高昌王和公主。高昌回鹘与当代回民并无太多渊源,后者当时属于沙陀部)

中国的回民主要有三个来源: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是"东干人"(Tunganis ),他们的祖先是受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派遣,帮助唐朝与吐蕃作战的军队。后来加入"回鹘"联盟,作为一支雇佣军在亚洲腹地的突厥部落之间征战。在中国历史留下最著名的一笔是在安史之乱中应唐朝之请,攻入被叛军占据的长安,然后"土地士民归唐,金帛女子归回鹘"。之后,唐王封赏土地,这支"回纥"兵中的一部份没有选择返回草原而在陕、甘、宁、青一带定居下来,"东干"即为"定居者"之意。其后世以农商为业,自称"回回"。

第二批系宋元时期在东南沿海经商的阿拉伯、波斯、斯里兰卡、印尼商人之后,主要居住在浙闵漳、泉、台、福各口岸城市;第三批是在蒙古西征中归顺蒙古的伊斯兰教徒,被称为"叛逃者"(Pantainis ),远祖可能来自伊朗、阿富汉和中亚一带,随着蒙古灭大理和蒙古灭宋的战争进入中国,主要居住在西南地区或作为蒙古人的辅助军散落在各大城市,以云南最多。在回人统治的几个省份如云南,他们保护儒家文化免受摧残,以赢得治下汉人的人心(当然一些蒙古人也在做同样的事,如著名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尔)。由是诞生了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化的逊尼派――谓之:"儒回"。

(统治云南的赛典赤.瞻思丁,他家族的仁政至今仍为云南人所称颂,昆明的诸多文化古迹建于他的统治时期。)

元朝末年回民在文化及族裔认同上与汉人已相当接近,他们响应汉人号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视之为开创明朝的重要力量。

无论回民的起源如何,长期与汉人杂居之后,在血缘、语言、文字、民俗等方面都已高度汉化,唯独不同之处仅在伊斯兰教信仰。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回民的身影,也很少有回民会去考究自己先祖的来历,绝大多数已把中国视为母邦,汉语汉字视为母语。当十八、十九世纪东方文化热在欧洲兴起时,西方人用"东干"一词来称呼他们,意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

回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当成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另一个民族对待,自身也没有独立的民族认同,他们是中国(汉)人的一部份。在民族身份这一点上,与那些信佛、道、斋公、"洋教"的汉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至于祖先的来历,汉人中祖上来自匈奴、鲜卑、南方"獠獦"者大有人在,鲜有人会去使劲盘这些古董。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们将其强行定义为一个单独民族。

(全世界最著名的回人,三保太监郑和)

回民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十分尴尬,他们经常被歧视性地称为"回子",所谓"某子"意味着不被认同为中华序列,是故不是"自己人"。但是和"苗子"、"鞑子"这些生活在皇权统治之下少数族群不同,他们没有土司统辖权和裁判权,没有帝国境内其他少数族群可以享受到的所谓"夷酋自辖之"的自治权。在纳税、刑律、征役等方面,他们都与汉人一样必须听命于官府。因此,他们也不是"外人"。

正是这种既不是"自己人",又不是"外人"的身份,或者说"自己人"中的"外人","外人"中的"自己人",是专制体制之下最主要的不满情绪发泄对象。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某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情结。但专制统治会极大地加剧人们的恐惧心理,使之弥漫到世俗生活中来。专制社会中的人普遍怀有受害者情结,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一路都在受罪中活着过来,说起自己的身世一肚子苦水。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暗中谋害自己。但是,只有少数人清晰地知道(或者是愿意去探知),这恐惧的根源来自专制统治者及其国家机器。对绝大部份人来说,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发泄出口,不自觉地将恐惧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

(伟大的心理学家拉康,他的研究成果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学。)

成为这样的目标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弱势、时不时出现在主流社会视野之内,却又不为主流社会所熟悉或认同。即所谓边缘群体。专制政体之下的人们总是在疑心他们心存不轨:少数群体、下九流滥人、阶级敌人……并不仅仅在中国如此,我们只需对照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在全世界的命运即可知:一个社会的专制程度越高,对边缘群体的恐惧心态就越强烈。加州大学的汉学家孔飞力教授在大量翻阅中国古代刑律档案后发现:对和尚道士们"作歹"、"胥民"作奸、回民短斤缺两的无端指控,诸如此类涉及社会边缘群体的案件,占了刑律档案的大部份。这些案件指控方绝大多数并无实据,一部份来的大众的疑神疑鬼心态;另一部份系"胥吏"专找弱势群体敲诈勒索。而地方官为了平息"民意",或者由于对手下"胥吏"们的依赖和纵容,判决基本无法维持公道。他们不惜牺牲边缘群体的利益来"结案",以免自找麻烦。

自元朝灭亡之后,回民失去了第二等"色目人"的特权,沦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即便通过科举或武举进入到官场,他们几乎不可能升到三品以上,除非隐瞒自己的出身。可见对边缘群体的恐惧心态并非芸芸大众所有,连官场也在所难免。

(持洋枪的穆斯林民兵)

恐惧必然是双向的,当主流社会在恐惧边缘群体之时,边缘群体自然也在恐惧主流社会,并且可能更深。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西北环境持续恶化,生存资源越来越紧张。西北的汉人不似长江流域那般勤苦且脑筋活络,大规模堕入赤贫。而回民因为活跃在河西走廊上经商,较汉人相对富裕。回汉之间的强弱格局被逆转。贫穷的汉民盗窃回民的财物,或者被迫向回民出售产业,在汉人的伦理中,趁贫困购人房、地,乃趁人之危。村社之间械斗成风,半民半匪之徒遍地撒豆,商旅农民深受其害,官府已无力钳制,任由民间自相争斗。回民民风慓悍、物资器械充足,如果械斗发生在回、汉两个村落之间,则汉人很难占到上风,他们必须设法寻找到官府的支持以求力敌。变乱的阴云正在汇集,它将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爆发。不过,并不宜夸大其特性,这些械斗与酿就太平天国大变乱,涉及数百万人的两广土、客大械斗相比,不过小儿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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