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戎在望 拾我折戟 2019-02-27
（变乱后萧条的汉中城）
同治回变在中国一直是个触动着敏感神经的话题，历史学家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回避它，而另外一些算不上历史学家的研究者们则多流于偏颇。总体上，穆斯林研究者倾向于将变乱起因归咎到汉人和官府头上（在很大程度二者被视为一回事），热衷于收集那些对回民有利的证据；而汉人研究者则恰恰相反。双方都试图把变乱的责任（至少是肇因）推卸给对方，这些狭隘的作法实实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历史学家们装聋作哑，更加剧了各种狭隘观念的流行。不能正视两个群体的历史，将给双方的未来蒙上阴影。曾经尖锐冲突的英法、徳法关系，如今一片阳光灿烂，历史得到正视，便不会成为他们走上未来的包袱。
各种狭隘观念虽然立场各异，结论不同，但都执有一个基本共同观点：将这场变乱视为回、汉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其蕴涵着一片深深的焦虑，双方都对对方怀有过度的恐惧和防范心态，以及对双方未来前景的深深担忧。
无庸讳言：在同治回变中故然有族群冲突的因素，但真相远远要比族群冲突要复杂深刻得多。相比之下，在西南地区频繁暴发的苗民暴动，却鲜有人将其归类为族群冲突。回汉之间的的差异要比苗汉之间小很多，为何？
（敦煌莫高窟壁画复原图：高昌王和公主。高昌回鹘与当代回民并无太多渊源，后者当时属于沙陀部）
中国的回民主要有三个来源：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是＂东干人＂（Tunganis ），他们的祖先是受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派遣，帮助唐朝与吐蕃作战的军队。后来加入＂回鹘＂联盟，作为一支雇佣军在亚洲腹地的突厥部落之间征战。在中国历史留下最著名的一笔是在安史之乱中应唐朝之请，攻入被叛军占据的长安，然后＂土地士民归唐，金帛女子归回鹘＂。之后，唐王封赏土地，这支＂回纥＂兵中的一部份没有选择返回草原而在陕、甘、宁、青一带定居下来，＂东干＂即为＂定居者＂之意。其后世以农商为业，自称＂回回＂。
第二批系宋元时期在东南沿海经商的阿拉伯、波斯、斯里兰卡、印尼商人之后，主要居住在浙闵漳、泉、台、福各口岸城市；第三批是在蒙古西征中归顺蒙古的伊斯兰教徒，被称为＂叛逃者＂（Pantainis ），远祖可能来自伊朗、阿富汉和中亚一带，随着蒙古灭大理和蒙古灭宋的战争进入中国，主要居住在西南地区或作为蒙古人的辅助军散落在各大城市，以云南最多。在回人统治的几个省份如云南，他们保护儒家文化免受摧残，以赢得治下汉人的人心（当然一些蒙古人也在做同样的事，如著名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尔）。由是诞生了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化的逊尼派――谓之：＂儒回＂。
（统治云南的赛典赤.瞻思丁，他家族的仁政至今仍为云南人所称颂，昆明的诸多文化古迹建于他的统治时期。）
元朝末年回民在文化及族裔认同上与汉人已相当接近，他们响应汉人号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视之为开创明朝的重要力量。
无论回民的起源如何，长期与汉人杂居之后，在血缘、语言、文字、民俗等方面都已高度汉化，唯独不同之处仅在伊斯兰教信仰。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回民的身影，也很少有回民会去考究自己先祖的来历，绝大多数已把中国视为母邦，汉语汉字视为母语。当十八、十九世纪东方文化热在欧洲兴起时，西方人用＂东干＂一词来称呼他们，意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
回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当成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另一个民族对待，自身也没有独立的民族认同，他们是中国（汉）人的一部份。在民族身份这一点上，与那些信佛、道、斋公、＂洋教＂的汉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至于祖先的来历，汉人中祖上来自匈奴、鲜卑、南方＂獠獦＂者大有人在，鲜有人会去使劲盘这些古董。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们将其强行定义为一个单独民族。
（全世界最著名的回人，三保太监郑和）
回民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十分尴尬，他们经常被歧视性地称为＂回子＂，所谓＂某子＂意味着不被认同为中华序列，是故不是＂自己人＂。但是和＂苗子＂、＂鞑子＂这些生活在皇权统治之下少数族群不同，他们没有土司统辖权和裁判权，没有帝国境内其他少数族群可以享受到的所谓＂夷酋自辖之＂的自治权。在纳税、刑律、征役等方面，他们都与汉人一样必须听命于官府。因此，他们也不是＂外人＂。
正是这种既不是＂自己人＂，又不是＂外人＂的身份，或者说＂自己人＂中的＂外人＂，＂外人＂中的＂自己人＂，是专制体制之下最主要的不满情绪发泄对象。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某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情结。但专制统治会极大地加剧人们的恐惧心理，使之弥漫到世俗生活中来。专制社会中的人普遍怀有受害者情结，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一路都在受罪中活着过来，说起自己的身世一肚子苦水。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暗中谋害自己。但是，只有少数人清晰地知道（或者是愿意去探知），这恐惧的根源来自专制统治者及其国家机器。对绝大部份人来说，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发泄出口，不自觉地将恐惧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
（伟大的心理学家拉康，他的研究成果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学。）
成为这样的目标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弱势、时不时出现在主流社会视野之内，却又不为主流社会所熟悉或认同。即所谓边缘群体。专制政体之下的人们总是在疑心他们心存不轨：少数群体、下九流滥人、阶级敌人……并不仅仅在中国如此，我们只需对照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在全世界的命运即可知：一个社会的专制程度越高，对边缘群体的恐惧心态就越强烈。加州大学的汉学家孔飞力教授在大量翻阅中国古代刑律档案后发现：对和尚道士们＂作歹＂、＂胥民＂作奸、回民短斤缺两的无端指控，诸如此类涉及社会边缘群体的案件，占了刑律档案的大部份。这些案件指控方绝大多数并无实据，一部份来的大众的疑神疑鬼心态；另一部份系＂胥吏＂专找弱势群体敲诈勒索。而地方官为了平息＂民意＂，或者由于对手下＂胥吏＂们的依赖和纵容，判决基本无法维持公道。他们不惜牺牲边缘群体的利益来＂结案＂，以免自找麻烦。
自元朝灭亡之后，回民失去了第二等＂色目人＂的特权，沦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即便通过科举或武举进入到官场，他们几乎不可能升到三品以上，除非隐瞒自己的出身。可见对边缘群体的恐惧心态并非芸芸大众所有，连官场也在所难免。
（持洋枪的穆斯林民兵）
恐惧必然是双向的，当主流社会在恐惧边缘群体之时，边缘群体自然也在恐惧主流社会，并且可能更深。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西北环境持续恶化，生存资源越来越紧张。西北的汉人不似长江流域那般勤苦且脑筋活络，大规模堕入赤贫。而回民因为活跃在河西走廊上经商，较汉人相对富裕。回汉之间的强弱格局被逆转。贫穷的汉民盗窃回民的财物，或者被迫向回民出售产业，在汉人的伦理中，趁贫困购人房、地，乃趁人之危。村社之间械斗成风，半民半匪之徒遍地撒豆，商旅农民深受其害，官府已无力钳制，任由民间自相争斗。回民民风慓悍、物资器械充足，如果械斗发生在回、汉两个村落之间，则汉人很难占到上风，他们必须设法寻找到官府的支持以求力敌。变乱的阴云正在汇集，它将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爆发。不过，并不宜夸大其特性，这些械斗与酿就太平天国大变乱，涉及数百万人的两广土、客大械斗相比，不过小儿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