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僧格林沁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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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戎在望 拾我折戟 2019-04-09

(僧格林沁的著名照片)

清朝是一个没有权臣的朝代,纵有位高权重,也无非梁启超所谓"名为臣权、实为弄臣"。名义上,官僚体系不再是皇帝请来共同安邦定国的"贤良",而是皇帝的私人奴仆管事。当内亚的部落秩序与中国的皇朝秩序相遇时,不是使权力分散的联盟制被吸收,而是将家奴文化灌注到政府中。当然,对满洲统治者来说同样:他们没有吸收中国的文官制来改良自己野蛮好斗的风尚,而是用中国的集权系统来扼杀自己的联盟制度。在中国与周边不同文明形态为数不多的碰撞中,总是那些最糟糕的东西相互融合强化,而优良者被扼杀湮没。这种悲剧在人类史上虽非中国所独有,但中国最为典型和无助。大西哲孟德斯鸠融汇了英国的分权思想和亚平宁半岛上的共和主义后尖锐地指出:国家的扩张必然引发权力集中,然后向专制主义不断退化,整个社会将因此持续不断地道德沦丧、精神病态,政治邪恶、文化萎糜、人民奴化。在文明碰撞中,社会并没有朝着相互吸收精华的开明方向演化,而是相互吸收糟粕向着更邪恶的方向堕落,中国的问题尤为复杂深刻,因而更加曲折、悲怆而壮阔。

僧格林沁真正的军政生涯只有短短十年,却几起几落,得势时统领天下半数兵马,瞬间又差点人头不保。他的一切都来自皇帝,无论权倾朝野还是沦为万夫所指,全在皇帝喜怒之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雄心勃勃的杨秀清派出林凤祥、李开芳两员大将率军北伐,林、李俱才俊,他们一路挺进打到天津附近,皇帝急招僧格林沁率科尔沁草原上的蒙古骑兵南下勤王。自此,在后世历史书上留下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形象:因为与太平军和捻子交战,僧格林沁被称为"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因为与英法联军交战,他又被当作"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僧王死后的际遇,并不比活着的时侯被皇帝颠倒折腾时轻松多少。

(军机处,清代皇权进一步扩张的标志。帝国最有权势的高管:军机大臣,其性质是皇帝的私人帮工。)

经过一年多苦战,僧格林沁最终水淹太平军,连续擒获林凤祥、李开芳。他非常擅长利用各种自然环境灵活用兵,并往往料敌先机,决非一般想象中只知蛮力的草原勇夫。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意识到交战地区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最关键的因素,他努力约束部下不扰民生事,虽然收效并不能完全如他所愿。在清朝的官方记载中,他是一位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优秀统帅,"忠勇朴诚,发乎天性"。他爱兵如弟,体恤百姓,是位宅心仁厚,足智多谋的勇将。不过湖北、安徽一带交战地区的民间记载却称:僧王军队搋掠之甚,更在捻子之上,百姓苦不堪言。他的军旅生涯在1859年于大沽炮台成功地阻止英法联军舰队驶入而达到顶峰,以"16世纪战胜19世纪",让英国人遭遇了"19世纪以来在苏伊士以东最惨重的失败"。次年又因在八里桥以"45000:5"的惨败而跌入底谷。

因捻子渐大,失势逃回蒙古的僧格林沁再度被启用,统领五省军务剿捻。他发现当地民心完全站在捻子一边,所谓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官兵只是在趁着打仗大肆掳掠,根本无心与捻子交战。每次官兵退去之后捻子再出动时,都会有大量的人加入,声势越发浩大。但捻子仅是些缺乏训练和统一指挥的乌合之众,很难称得上是一支真正的军队。他们组织形式是由入捻的家庭向军队提供青少年作为兵源,需要用兵时响应盟主号召入伍,军队的补给主要由沿途入捻的村镇提供,外加抢劫官仓和敌对民团。忠诚发乎自愿,当这些青少年成年之后,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他们大量本钱,让他们回家成家立业,成为新的补给源。这是当政府完全成为人民生存的累赘,并失去对人民的控制力之后,民间自然演化生成的自治和自卫体系。它带有浓厚中国色彩,能明辩中国式人情是非,拥有按中国式人情伦常调解各种纠纷、平衡各方利益者,将自然地上升成为大小领袖。

(罕见的清代寨墙遗迹)

在"文官贪财、武将怕死"的世道里,捻子依托一系列农村圩寨大行其道,但他们的组织模式使其首领大多是一群精通人情世故和"讲义气"的人,很难产生出真正的行政官员和军官来组织起有效的财政和军事系统,当遇上僧格林沁这位真正的将军时,捻子变得危机重重。

僧格林沁深知自己无法从交战地区的百姓那里获得足够的补给,于是采取了不需要大量补给的精兵突入战术。他率领一支精锐的骑兵深入捻子的老巢,穿棱于圩寨之间,攻坡那些防御薄弱的圩寨之后以战养战。捻子无法与之在野外接战,又缺乏机动性难以相互支援,僧王不断声东击西如鱼得水,捻子只好龟缩寨内,要么望风而降,要么被各个击破。

1863年,捻子人心动摇,每次投降动辄数万,盟主张乐行作出生死择,决定无视对自己的招安:"世上有白头贼焉?"他发布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动员令,十几万人从各路赶来想与僧格林沁决一死战。他们远远还没有结集完毕,张乐行部便被先行击破。张乐行逃入盟友圩寨却被出卖,为官吏所擒。其余捻子纷纷投降。

和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汉臣"相比,僧格林沁意识不到战后重建的必要性。曾、左等人在用兵之前便将战后重建当作首要重任精心筹划,没有重建的军事胜利,叛乱很快会死灰复燃。叛乱之所以爆发,究其根本在于政府失去了人民最低限度的容忍,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府,获得叛乱地区人心的归附,军事胜利将变得毫无意义。每一次战争的蹂躏,都只是在为下一次叛乱酝酿阴云。

(后来左宗棠平定回变,可谓费尽苦心,西北的回汉没有因为这场大变乱结成世仇,皆赖左公之功)

当僧格林沁以为捻乱已就此平定时,捻子的第二代领袖张宗禹却卷土重来。用安徽话的发音,张宗禹的名字听起来很象"张总愚",清朝的官方文件用"张落刑"、"张屁"(张乐行之子,真名不详)、"张总愚"这些羞辱性的谐音来称呼捻子的张氏门中首领们。和伯父张乐行靠仗义和公道成为盟主不同,张宗禹完全靠军功一路上升。他拥有罕见的干练作风和敏锐的战略头脑,在张乐行死后他重组了捻子的军队。他痛定思痛,在短时间建立起一支大约3000人的精锐骑兵。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只能从后果判断: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远远超过僧格林沁的蒙古兵,连左宗棠和李鸿章装备着洋枪、洋炮的军队都难以奈何。

这支军队神出鬼没,他们闪电般出现并闪电般解决战斗,捣毁州县、劫走官仓、惩处贪官污吏、礼敬清官贤绅,入捻风潮再次被点燃。很多城市看见捻子出现不慌不忙地根本不抵抗,任凭他们进城来把官仓洗劫一空,把地方官抓起来当街羞辱一番后扬长而去。

从此,捻乱进入了第二期:流寇主义阶段。清廷急调曾国藩与僧格林沁会剿。曾国藩试图使用政治攻势,他要求百姓相互检举告发"莠民",利用相互揭发瓦解捻子社会。但几个月下来只有五人被告发,曾国藩不得不作罢,可见捻子之得人心决非寻常。捻子社会系人民自发自愿演化而来,并非山大王式的霸占地盘。当捻子出没到北京附近时,朝廷大怒,责成僧格林沁剿办不力。无奈的僧王不顾曾国藩劝阻,率军日夜不停追击张宗禹,但捻子的行动比他更加迅捷,他们牵着僧王在华北平原上几千里来回兜圈。当蒙古兵已被拖垮时,捻子已在前方挖出几条长壕布下口袋阵。

1865年5月的某天,连续行军多日,僧王的军队来到山东曹州(今荷泽)。他已年有50又5,在马上摇摇晃晃,连握在手里的马鞭也觉得沉重不堪。这时一小股捻子骑兵出现在附近,这是捻子惯用的分兵诱敌战术,但也许是过于疲惫影响了僧王的判断力,他命今追击这支一冒头便狼狈逃窜的敌人。追到一个叫高楼寨的地方时,大队捻子冲杀而来,据说张宗禹在战前动员道:"今吾必不与胡虏共生!"疲惫的蒙古兵很快败走,却发现四面都是难以逾越的深壕,无路可逃,他们被包围了。

5月19日夜,僧格林沁在少数忠实亲兵保护下,在合围还未完成之前连夜突围。他侥幸逃出包围圈,但过于疲劳,似乎还受伤,没走多远,便在一片麦田里坠马。一个名叫张皮绠的16岁小捻子追着马迹在麦田里搜索时,发现有个穿黄顶红的大官倒在那里动弹不得。他对这身穿戴非常好奇,杀了这个大官后他剥下黄马褂和顶戴,神气活现地穿在身上,扮成一品大员的模样回营。根据顶珠,人们判断出这少年所杀,正是亲王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的一生是专制社会的缩影,他表面上位极人臣,实际蝼蚁般轻贱。在一人之下各色人等俱如尘埃般朝不保夕,就象任何数字和无穷大一比,都等于无穷小-样。

至于张皮绠,他几年后带着赏钱复员回安徽老家涡阳奉养老母,当了个磨坊老板,过着小康生活。1873年被清廷暗探查出,官吏从他家中搜出了僧王顶珠,他被凌迟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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