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三个中国

Share on Google+

原创: 小戎在望 拾我折戟 2019-04-20

(卫三畏博士)

中国这一概念异常复杂庞大,卫三畏博士倾毕业所著洋洋千万字的《中国总论》,也不过揭开冰山一角。围绕着这一概念产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政治、文化、历史、经济活动、人类学融为一体,即"汉学"――Sinology。那些内涵是"中国"这一概念不可分割的一体多面:它既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和民族,没有固定的边界和名称,通过一个自称信奉孔子学说,实际上奉行权力至上主义的官僚体系,将一系列治乱交替的王朝串联起来,王朝的兴亡即此官僚体系的不断摧毁和重建;它又是一种独特文化,既非宗教、也非政治学说、又非价值观,却同时扮演着三者的角色;它有着孤立于世界之外,完整而庞大的历史叙事体系,既没有对外部世界构成太大影响,也很难象罗马人继承希腊历史、日尔曼人继承罗马历史那样,将外部世界的历史吸纳进其中;它有着几乎一成不变的小农经济结构,一个个贫困的自耕农家庭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经济主体,每个家庭自成一个自足的极微经济系统,家庭之间很少存在经济合作和商业来住,更罔谈投资行为,维持这种静态小农经济形态,既是政治目标又是政治手段,统治哲学认为:自耕农所占人口比例越大,人口和财富流动越少,王朝就越是政治安定。

从南到北尽管口音各异,但整个帝国几乎都是这番景象。仿佛永远无法从内部生出改革的萌芽,只会越来越麻木而懈怠,这一古老文明数千年来一直处于缓慢而不断地衰败之中。

在帝国的边缘是所谓"四夷",随人口膨胀,汉人不断向边疆地区反复渗透扩张,在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循环中,将帝国的边疆向外推移,并在边疆地区形成了一圈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混合地带。这里是皇权统治的边缘地带,官僚体系在这些地区的控制力非常薄弱;家庭农耕经济与儒家文化也很难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在亚洲腹地与中国的过渡地带,以及东南面海的丘陵地带,形成了两片隶属于中国版图之内,却又与内陆中国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带,是所谓:亚洲腹地中国和面海中国。

亚洲腹地是指从满洲、蒙古高原延伸至突厥斯坦、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区。这一带遍布着操各种语言、来自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的部落。部落之间结成联盟,弱者追随强者的旗号。这是一种不问语言、文化、宗教、种族,以部落为单位,唯旗号是尊的联盟制社会组织模式。在中国的"乱世"及先秦早期亦能觅见端倪。当某个部落涌现一名优秀的军事和组织天才作为首领,乘上机运便可以在短时间内象滚雪球一样赢得大量归附,旗号席卷内亚大草原甚至到达欧洲东部。匈奴、突厥、蒙古俱是如此。

内亚雄心勃勃的部落领袖们从未放弃过征服中国的野心,而中国人则想将他们归化为儒家信徒,于是产生了一种趋势:集合内亚部落的力量登上中国皇位,中国用自己的皇朝秩序来征服征服者。在内亚和中国之间产了一种古怪的认同:内亚的历史是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既是也不是。

(李世民第一次实现了内亚和中国的整合)

东南沿海一带与内陆中国被丘陵隔开,这里土地贫瘠,台风暴雨频繁,并不适于农耕,是统治者眼中可有可无的蛮荒天涯海角。居民是一些不知何时接受了中国文化和民俗的各色土著,方言繁杂。原生土著部落与中国的家族文化混合在一起,已经很难分辨其来龙去脉。这里以其说是象中国,更不如说象日本。主要产业是渔业、制盐、治铁、采珠等倚赖商业带动的行业。这里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沿海岸线展开的商业体系,拥有悠久的商业传统。至少在东汉末年,东南沿海便与辽东、朝鲜半岛存在着频繁的海上贸易来往。这里的商人们不仅精明,更充满合作精神且十分珍视商业信用,放诸全球亦堪称商业伦理的典范。各行业的生产也很早就开始了商品化。在斯里兰卡和马六甲打通,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格局形成之后,东南沿海更是成了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的窗口。

和内亚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相比,东南面海似乎兴不起什么风浪,因此它的历史影响受到严重忽视。但我们追溯中国文明的兴衰会发现,其深刻程度远远超过旧的历史叙事体系所赋予它的角色:这里是中国文明真正的龙头和绝地的避难所、灰烬后重生的不息之根。

尽管旧中国的统治者们从各个领域压制商业和商人阶层,担心商业动摇帝国的政治体系。但中国的文明重心却在随着商业系统移动。在秦汉时期,北方有一套从山东半岛经洛阳、长安延伸到阳关、楼兰和喀什嗄尔的道路网络,即李希霍芬所谓"丝绸之路"。修筑这套道路网本是为了应对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便于调动军队和物资。却围绕它们衍生出了一个陆上商业网络,使汉帝国维持了近四百年的繁荣。当环境恶化和年久失修使这套道路网瘫痪,商业网络随之陷入萧条,中国内部的腐化和溃烂速度加剧,无力抵御来自内亚的反复入侵,北中国陷入长久的战乱,道德和文化体系遭遇灭顶之灾。

几乎在丝绸之路衰败的同时,地中海文明将商路沿斯里兰卡和马六甲开拓到中国东南沿海。依靠这条商道,及沿长江水路的国内商业系统,逃到南方的中国遗民们重建了自己的文明体系并抵挡住了游牧部落的反复进攻。

(建在广州越秀山中的书院,只是这座城市上千书院中不起眼的一所。)

大战乱结束后,雄心勃勃的隋朝皇帝开始了一项重振北中国的庞大计划:开挖运河网络将北中国的重要城市们连接起来,重振北方商业体系。这一伟大工程被唐朝和宋朝统治者们继承,并在北宋时臻于完善。依托一千多条大大小小运河所织成的水网,商业再次繁荣起来,北中国迎来了第二次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这两个王朝成了古代中国各种成就的颠峰阶段。

但是每一次黄河泛滥都给运河系统带来泥沙,数百年下来终于超过了运河自身的承受能力,北宋末期泥沙淤积使运河系统瘫痪了,失去商业系统的支撑,北中国再次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在内亚部落的打击下接连失败,遗民们再次被迫逃入南方。依靠东南沿海的外贸,中国苦苦支撑,与所向披糜的蒙古人对峙了50年,创全世界之最,直到"崖山之后无华夏"。

明清两朝都是最典型的内陆农耕王朝,专制系统高度完备。王朝拼命地打击沿海商业体系,虽然有时需要关税来补充财政。运河被重建了,但不再具备商业功能,而仅仅是一个盘剥糟粮的运输工具。世道的虚伪、贪婪、残酷、放荡、萎糜、疲态、冷漠、软弱和市侩,生动地存在于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正在中国破落之际,欧洲人的航船绕过好望角而来,茶叶、丝绸和手工纺织业的外贸,使中国文明最后的气息依赖长江和珠江水系的商业网络,得以苟存在乡绅文化中。商品化生产使农村和城市的手工业得以长期存在,支撑那些世代读书的家庭不致动荡,中国文明的中心再次转到东南沿海。

(达伽马船长首次绕过好望角)

随着这些航船而来的远不仅仅是外贸,更有欧洲新兴起的近代公民社会。它将深远地影响中国,并向内陆中国的皇权秩序发起数千年来最深刻的挑战。与此同时,内亚的部落联盟秩序被另一个专制帝国摧毁了。在从满洲到突厥斯坦的漫长边境线上,中国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新型专制模式。它与自东南沿海而来的欧洲公民社会竞相渗透,试图按自己的方式改变中国。

从陆上而来者更容易引发内陆中国的共鸣,早在清朝初年俄罗斯沙皇便取了与清帝的平等地位,并把使团和教团驻进北京;而从海上来的英国却遭到冥顽抵制。在两面夹击之下,中国沿着自身的历史惯性继续向历史深处滚动,但这场竞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东南面海处,一个全新的公民社会已如灯塔般矗立在海峡对岸。这场深刻沉痛的现代化进程,正是本刊欲孜孜探索之事。是为绪。

阅读次数:346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