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 中国宪治网 2019-01-20

一、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

精英文化圈热议已故或在世文化老人的高级八卦,所谓“卧底”或“告密”,当然是翻旧账。我近年习惯不读报,要靠京穗两位熟人电话之中及时点拨,才略知一二。这两天在读索尔仁尼琴,有句话多少可以应景,语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班长告诉小说主人公如何绝境求存,他说三类人在古拉格熬不出头:舔别人盘中的残羹剩饭者,指望医生帮忙者,再有,就是出卖同伴的告密者。但是主人公劳改几年,不尽认同从前班长的话,因为告密者往往熬得出头,只不过,告密者救自己,是以别人的鲜血为代价。

告密者救自己,代价还有良心(如果还有良心)。索尔仁尼琴当年发配广阔天地古拉格,也因为他给朋友写信发牢骚政治不正确,被朋友以“爱国”名义将他告发。但是这个事例太有名,引经据典讨论古拉格告密者又太极端另类不够“通俗”。要做告密文章,我只想翻出年前读过的那本英文好书: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尤其古拉格,这些年我也读过几本好书,除了索尔仁尼琴,还有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萨拉莫夫(VarlamShalamov)那本《科雷马故事集》,又有AnneApplebaum荣获普利策奖的《古拉格史》(Gulag:AHistoryoftheSovietCamps)。但是《耳语者》与众不同,这本详实之作将近七百页,建基于大量日记、档案与访谈,酝酿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书于2007年,重点不在古拉格,更不聚焦已为人知的名流遭遇或政治内幕,用作者的话说,《耳语者》是想深入探究苏联小民在斯大林治下如何生活: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他们感觉如何?如我从前看过的一部精彩电影《东方西方》(Est-Ouest):这些苏联小民住在缺少私人空间的挤迫公寓,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几乎所有谈话都是隔墙有耳,稍一失言,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只能过上双重生活,伪装自己,不单对危险邻居,甚至向子女隐瞒政治观点、家族渊源、宗教信仰,隐瞒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一切。他们活在恐惧之中,丈夫若与妻子说话,哪怕生活小事,也必须耳语。至于当年那些孩子,最好听听他们现在如何回忆:“妈妈常说,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我们害怕邻居,尤其害怕警察。”“有时候,大人要说些事情,然后会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是‘管好你的舌头’,要么别有表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刚说的话,不想让我们听到。”

二、告密可捞到实惠,也可整人害人

正因为每个外人可能都是告密者,所以人人成了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究竟有多少告密者?官方统计欠奉。根据估计,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数百万“老大哥”在机关、工厂、学校、公寓和公众场所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并向当局揭发或举报同事、朋友和邻居。《耳语者》引述一位高级警官所说,每五名苏联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据声称,苏联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经常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卧底占了5%(但普遍认为这个比例还要高)。因为城市不同,监视程度也有区别。再据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而在基辅东面的哈尔科夫,84万居民只有50名卧底。说完两个极端数据,再来看看中间值,或许更有代表:1938年,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城人口40万,告密者大约一千。不过,以上数据只代表记录在案的告密者,并不包括数百万可靠群众,即工厂和机关工作者、学生积极分子、看更、门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发检举,因为人人知道,忠诚的苏联公民应该提高警惕。

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至于后者,或被秘密警察胁迫,或想通过告密来帮助被捕亲人,也让自己免于迫害。1937年,高尔基地区一名乡村医生拒绝为老友的情妇堕胎(堕胎当时并不合法),这位老友恰好就在该区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为了报复,他指使几名告密者检举医生是“反革命”,还给医生的妻子扣上一顶大帽,说她在当地医院杀害一名工人,结果,这对夫妇双双入狱。工程师尼古拉的父亲是名教士,1937年被当局处决,但是尼古拉觉得自己学有专长,应该不会下狱,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终难逃厄运,被“情敌”揭发,成了“人民敌人”。

下级官员检举上司也属家常便饭,成千上万小官员因此爬上高位。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有位老兄名叫伊万·米亚钦,1937年2月至12月,被他检举的阿塞拜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下14位,而伊万老兄当然春风得意。说到这里,不妨将告密者得到的部分实惠形象化:一套公寓因为主人被捕腾空,接踵而来的新主人多半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是其他可靠群众,如机关工作者和小车司机。毫无疑问,这些新主人之中,就有检举旧主人的告密者。伊万·马里京是列宁格勒以北某地的工程师。马里京很有才干,在厂内亦受人尊敬。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幢大木屋,房子是他自己盖的。但是,一位同事出于嫉妒把他告发,说马里京利用这幢木屋跟芬兰人秘密接头。不过,幕后策划者却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位官员,他们强迫马里京以七千卢布贱卖这所房子(新近估价将近50万),否则就要逮捕他的妻子。马里京最后还是被枪决,他的家人被扫地出门,而房子则落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之手,这些官员的后人至今住在里面。

三、六亲不认的“少年英雄”

说起告密怎能漏过“少年英雄”巴甫里克。1932年9月3日,西伯利亚西部某个偏远贫穷乡村,15岁的巴甫里克·莫洛佐夫和9岁的弟弟死在森林之中。兄弟俩是被人用刀刺死的,而凶手是莫洛佐夫家的亲友。根据官方宣传,巴甫里克是位英勇的少先队员,因为检举自己的富农老爸,所以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实情复杂得多,巴甫里克根本不是少先队员(村里并无少先队组织),他只是一名“要求进步”的少年,经常向警察告发邻居。身为长子,巴甫里克怨恨做过三届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因为父亲抛下家人与另一女人同居。1931年11月,巴甫里克向当局检举了父亲的“罪行”(大概因为父亲同情富农,反对成立集体农庄)。审判就在村中学校举行。根据官方报道,父亲在庭上向儿子吼道:“我是你父亲啊。”但是儿子告诉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亲,但我不再觉得他是我父亲。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巴甫里克的父亲被判劳改,后遭枪决。

巴甫里克兄弟的死因扑朔迷离(检举父亲之后,他更大胆,积极揭发村民私藏谷物或攻击集体农庄的“反动言论”,而他9岁的弟弟亦成了一名小线人)。家中亲友是否预谋杀人,虽然确凿证据欠奉,当局还是成功挖出一个“莫洛佐夫富农集团”。1932年11月,“富农集团”五名成员受审:巴甫里克的叔父和教父(所谓谋杀的策划者),他的祖父和他的表兄(所谓谋杀的执行者),还有他的祖母(所谓将兄弟俩诱进树林)。除了叔父不知怎么逃过一劫,其他四人全被处决。

1933年秋,巴甫里克成了举国皆知的少年英雄,歌颂巴甫里克的故事、传记、诗歌、戏剧、电影和歌曲蔚为大观。高尔基呼吁为少年烈士树碑,因为巴甫里克懂得,就算某人与你血浓于水,他一样可能成为你的精神敌人,而这样的人不应该放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巴甫里克的人气指数高峰期,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苏联少先队员,那你就得用检举亲友的无私行为来证明自己。有此大环境,难怪父母只好背着子女咬耳朵,正如一名医生回忆:“我从不对儿子说斯大林的坏话。巴甫里克事件之后,你说什么都害怕说漏嘴,哪怕当着你的儿子,因为他可能在学校无心提起,校方就会报告,而他们会问孩子,‘你从哪儿听来的’,孩子会说,‘爸爸这样说,爸爸总是对的’,而不等你知道,你就会有大麻烦。”

四、忏悔者和自豪者

比起自发告密者,被迫告密者多半“出身不好”,他们更脆弱更无助,也更难抵御秘密警察的诱惑,即通过告密,令自己成为一名有用的苏联公民。对于这类“弱势人群”,内务人民委员会有既定的招募政策,他们常常挑选被捕者的亲友下手。根据某位秘密警察回忆,招聘过程通常如下:譬如,有个女人的丈夫被捕,秘密警察与这个女人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你是真正的苏联公民吗?”“是的。”“你准备好证明自己吗?人人都说自己是好公民。”“是的,我当然准备好了。”“那就帮助我们吧。我们所求不多。要是留意到任何反苏言行,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一周碰一次头。在这之前,你应该写下你留意到的事情,谁说了什么,谁当时在场。就这些。然后我们就知道你真的是位苏联好公民。你要是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帮助你。你要是被开除或被降职,我们也会帮助你。”

这样的诱惑很少有人可以抵御,尤其初涉人世想要融入“苏联大家庭”的年轻人。索菲亚17岁就做了告密者。她生于明斯克附近一个波兰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索菲亚的父母转而务农,农业集体化开始,他们一家以富农身份被流放到科米地区。1937年,一家人又回明斯克附近原居地,但索菲亚的父母随后被捕,再被遣送到彼尔姆附近的“特别安置地”。索菲亚决定逃跑。她先是进了一所工厂学校,然后又进乌拉尔附近的某地一所医学院。没人问起她的富农出身,甚至没人问她是否具备合法旅行证件(大概相当于中国从前的单位介绍信)。过了半年,该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把索菲亚叫去,她以为要进监狱,但人家只是告诉她,她要是不想因为隐瞒出身而被学校开除,就必须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她的任务就是跟同学聊起有关政治的话题,然后详尽报告。随后,索菲亚不仅有了合法证件,还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在彼尔姆从事救护工作,并且嫁给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的公子。回首往事,索菲亚先是毫无悔意,哪怕她知道很多同学因为她的告密而被捕,因为她觉得身为富农女儿要在斯大林时代生存下去,自己当年的举动乃是必要代价。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用索菲亚的话说,当自由来临不再害怕,她决定把一切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和孙辈。

也有毫无内疚的告密者。跟索菲亚一样,生于1930年的瓦伦狄娜亦是富农女儿,从白俄罗斯一路去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阿巴坎城。瓦伦狄娜13岁才有机会上学识字,她的童年记忆满是饥饿与褴褛衣衫。就算进了学校,瓦伦狄娜仍然受尽歧视,并为自己的出身和父母的贫穷而羞耻,但她努力学习,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希望。瓦伦狄娜相信斯大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她亦坚信党的报刊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后来回忆:“跟斯大林一样,我毫不同情送到古拉格去的那些人。”

1948年,瓦伦狄娜18岁,她离家出走,进了一所会计学院,然后在萨哈林岛的海军基地找了一份见习会计的工作,并且嫁给一位海军军官。她成了海军基地的可靠职工,并为内务部招募成了线人,专门告发其他海军军官的妻子。她的工作就是跟这些女人拉关系,向上级汇报她们的私人生活和各种言论。她回忆道:“有时侯,我会接近这些女人,请她们帮我做些我可以买到的东西:很多女人靠缝缝织织来打发空闲时间。别的时候,我会跟这些女人交朋友,让她们请我上门喝茶。或者,我会在她们工作的时候拜访。我的上司给我钱来支付这些‘订单’(我现在还有很多,主要是些外套和毛衣,都是我的‘客户’给我做的)。他也给我钱买茶点,或别的礼物,这样初次接触我就能够对付,并且赢得这些女人的信任。重点在于拉上关系。真的很容易。只有一条规则:在重要谈话开始之前,你得跟某人独处。只有这样,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狄娜做了好几年告密者。她写了数十封告密信,她告发的人随后都被逮捕。与此同时,瓦伦狄娜收入优厚,不仅给年迈父母汇去大宗卢布,还在阿巴坎买了一所房子。1969年,她39岁,就跟丈夫双双退休。当《耳语者》一书相关的研究小组采访瓦伦狄娜,她依然坚持,她的告密乃是被迫,她自己也是牺牲品……不过,瓦伦狄娜坚信,她告发的那些人真的都是人民敌人,“证据确凿的间谍”,她不觉得有愧,她的确为自己得到的荣誉而自豪,用她的话说,她从事的是“反间谍工作”。

五、光明的尾巴和淡淡的阴影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米嘉·卡拉马佐夫说:“要是上帝被赶出地表,那我们就会在地下见到他!”黑暗与绝望之中,人性光辉不亦如是,哪怕明灭细弱。既然到处都是告密、背叛和诬陷,既然只能耳语,既然连耳语有时都不可能(1937年11月29日,在拥挤火车上,作家普里什文偶遇某好友,两人坐在一起,都想搭话,却都不敢多言。两小时下来,他俩只有不断重复这样两句话:“是的,米哈依尔·米哈依诺维奇。”“是的,格里奇·依杜阿多维奇。”),那么,胆子够大的人只好冒险写日记,在日记中与自己对话,也向纸上亲人和想象中的朋友倾诉。因为担心随时被捕,普里什文的日记都以细小字体写就,要用放大镜才勉强看得清楚。对他来说,写日记就是确认自己的独立,坚守内心自由,不对自己说假话。1937年12月,叶甫盖尼娅的父母被捕,她开始写日记,在日记中跟消失在古拉格群岛的父母对话。1939年12月,这位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因为极端孤独(她是所谓人民敌人的女儿,她的同学都不信任她),在日记中写道:“除了这本沉默的日记,有时侯,我极其渴望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够理解我的朋友,我可以与之分享所有痛苦的朋友。”跟叶甫盖尼娅相似,阿卡狄亦渴望与人沟通。当他去听列宁格勒图书馆某个讲座,阿卡狄决定把自己的日记给并非熟识的某位同学看。鉴于他的日记充满反苏言论,阿卡狄的举动既鲁莽又勇敢,但是,正如他在日记中坦白,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孤独,一天一天没有尽头令我虚度人生的孤独”。

比起上述两位孤独苦闷的少男少女,普里什文相对幸运。1938年12月,他请一位朋友帮他找个秘书,协助他整理日记。但是,普里什文亦意识到,让一个陌生人闯入自己的世界有多危险。几天之后,一名女子前来应聘。要帮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整理日记,她同样顾虑重重。她提议工作之前,他俩应该彼此了解。结果,普里什文和这名女子一口气聊了八个小时。他俩堕入情网,并在一年之内结为夫妇。

限于篇幅,笔者早该知趣收笔。鉴于这篇长文满纸“荒唐”,我自作聪明黏了一条相对光明的尾巴(普里什文的婚恋)。但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因为这个尾巴拖了一条淡淡阴影,那是我在最新一期《纽约书评》读到的一篇文章“Putinvs.theTruth”(作者正是写《耳语者》的OrlandoFiges)。除了引述2005年俄罗斯一项民意测验,即42%的俄国人,还有60%超过60岁的俄国老人,希望再有一位斯大林式的强人领袖,Figes还提到两则趣闻:最近两年,俄罗斯官方向历史教科书作者颁发指引,其中,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是一个“好”字;另外,在某次访谈中,官方认可的历史教科书一位作者如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写出第一本这样的教科书,即不将俄国历史看做一系列令人丧气的不幸和错误,而是用来灌输对国家的自豪感。教师必须以这样明确的方式来教授历史,而非给祖国抹污泥。”

〔文章来源〕周成林:《告密记》,《南方都市报》200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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