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我所知道的孙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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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蹊当代艺术中心 2019-02-28

本文摘自《宁静的地平线》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第一版。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尼娅。这天没有卖票,请来许多高官名流和文艺界的各路人马。我爸爸、妈妈也都来了,我和姐姐缩在前排靠边的一个位置上。

灯光慢慢暗下来,一下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伙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过去我们看海默写的话剧《粮食》,那唯一的布景,是放在地上的一个大木头箱子。汉奸四和尚就藏在箱子里,伪军队长李狗剩和八路军的队长坐在箱子上斗嘴,四和尚在柜子里百爪挠心,我们看得乐不可支……

就连当年解放区的重头大戏《白毛女》,我们觉得布景已经相当复杂了,但和这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笔记,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他们意思意思就行了,别太刺激大伙了。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任意翱翔。

我看完这个戏完全被迷住了,直到回家睡进被窝里,手里还拿着那张说明书,还在看那个演员名单,不断地唱那支孙维世填词的主题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在那静静的小河旁,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这是我们心爱的故乡。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个曲子也是孙维世写的,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一首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聂伯尔汹涌澎湃》,孙维世借用来当这个戏的主题曲。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洲留学时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一九二六年就参加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为掩人耳目,给孙维世改名叫李琳。当时,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小李琳。

金山的太太王莹是著名女作家,又是当时文化修养最高、处事为人最得体的电影演员。还有刚刚蹿红的赵丹和蓝苹。蓝苹在剧团里和王莹争演女主角连连失败,同时和赵丹的把兄弟影评家唐讷恋爱、结婚,不久又甩掉唐讷。唐讷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剧团里大家对蓝苹都有看法,任锐女士让李琳少和这个“作风不好”的演员接触。

三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

她的记性实在好。

一九三八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江青为“二姨太太”,叫孙维世为“大小姐”。

孙维世休息的时候常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据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很好的感情,几乎像亲生父女一样。

邓颖超主动提出,既然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干脆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吧。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自己的女儿认了这门干亲,实在太幸运了。

一九三八年,孙维世入党。作为周恩来的女儿,她很自然地就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周恩来的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谕。

她先在东方大学学俄文、学政治,然后去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和苏联人民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只是几口窑洞,药品还要靠宋庆龄等人的帮助辗转运来,医疗条件好不到哪儿去。

林彪来到莫斯科,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中共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平型关大捷”,指挥员正是林彪,那会儿他成了民族英雄。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她去请林彪来给大家做报告,讲战斗故事。

林彪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得绘声绘色,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据说,后来大家再请他,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那些大学生顿时明白了,以后要请林彪来,一定得派孙维世去。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孙维世当时大红大紫,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上下一片喝彩中自然得意非凡,得意必忘形。虽然她经常出入中南海,主要还是去西花厅,碍于大醋坛子江青的阴阳怪气,她就不怎么去见毛泽东了。当时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她的道路上布满了定时炸弹,而孙维世继续天真地误解,以为所有的伟人都了解她,喜欢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当时,青艺的主要演员有两拨:第一拨都是从延安到东北,然后再来北京的老革命;另一拨是从“国统区”来的,也是白区的左翼艺术家。

那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那么他这个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潜伏在敌营里十七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达到一生中人生曲线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啊。”

如今排练《保尔·柯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金山深知一个艺术家没有作品等于零,他一进剧组非常敬业,认真排戏,琢磨角色,服从导演。这部戏是孙维世的处女作,一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导演这些大牌明星,真是麻秸秆打狼——两头害怕。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的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人会弄得清楚。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

不过,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

一九五O年十月十四号,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对这个婚姻是有保留的。

周恩来没有看错。

一九五一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边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可宾主都高兴之际,好事变成了坏事。相传金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彭德怀请示北京,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平常被他光芒刺伤的人,或者觉得感情被他伤害过的人,都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恨不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么一根线上。

孙维世慢慢站起来,走到台前说: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他们后来搬到北京饭店西边南夹道,当年皇城中的古建筑里。孙维世把最南边隔开来,变成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驸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每次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由于金山事件,她依然选择“为爱情牺牲”,牺牲了她政治层面上的机会。如果她和金山划清界限,毅然决绝,可能在政治上会平步青云,但她对红墙内的多数要员基本看不上眼,宁愿与政治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条件下发展自身的艺术才能。

一九六四年十月,孙维世参加了周恩来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后的座谈会,江青也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牒,希望孙维世到她那儿去,帮她工作。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试图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个坏人,是特务。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候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经常往西花厅跑,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了。

周恩来忍气吞声,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她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孙维世出人意料地被送到已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干净,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中央文革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她和周恩来之间的“特殊”关系,孙维世断然否认。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又写道:“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孙维世被迅速火化了。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拿到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许留反革命分子的骨灰。

打倒“四人帮”以后,孙新世后来向有关部门追问,为什么当时没通知她姐姐死亡,让她及时去收尸,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见到?人家的回答相当幽默:我们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妹。

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妻子的亡灵。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

张郎郎简介:

1943年出生于延安的张郎郎,是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家、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九年后出狱。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作品有《七十年代·宁静的地平线》。九十年代后曾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康乃尔大学东亚系之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学系教授汉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之驻校作家,同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同时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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