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犯夜半歌声

1968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K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这段时期,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地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日夜不停。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一套。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地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小刘(信使)、小李(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还知道他爸爸……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得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作曲家郑沙梅先生。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地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

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秘书。当时我问这干部:“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保尔·柯察金》女导演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我们家和青艺的关系源远流长,一来爸爸在延安,有一度在青艺工作,所以青艺的领导和明星都是他的老朋友;二来我的姐姐乔乔自幼就酷爱戏剧艺术,在延安刚会走路就登台给第一个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她演“小白毛”。当时我家离青艺很近,一到周末,就把我带去玩,我见过孙维世很多次,在我印象中她很高大,也很爽朗。我那时才六七岁,看所有的大人都很高大。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尼娅。

灯光慢慢暗下来,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音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伙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笔记,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地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任意翱翔。

延安“大小姐”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州留学时就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1926年就参加革命了。

1927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到了延安。孙维世去抗大党校读书,她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成焦点人物。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

1938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江青为“二姨太太”,叫孙维世为“大小姐”。

孙维世休息时候常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邓颖超主动提出,既然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干脆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

1938年,孙维世入党。作为周恩来的女儿,她很自然地就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以为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

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孙维世天真地以为,所有的伟人都了解她、喜欢她。

“戏子”金山

孙维世在苏联上学太久,学糊涂了,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制,几乎完全不明白,因为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戏子”金山──

金山十几岁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虽然没条件读书,可是聪明过人。在蓝衣剧社混上个跑堂演员。他人高马大、漂亮,富于激情,头脑灵活,口齿便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典型成功的都市边缘人。

金山入党后,李克农要他一定维持好和杜月笙的关系,因为蒋介石对杜月笙一直都毕恭毕敬。

金山很快变成社会名流,和蒋介石都见过几面。这一切得到周恩来的激赏。

金山本来想跟周恩来去延安,周恩来告诉他:

你应该留在这里,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扩大知名度、扩大影响。

周恩来很明白,这混世魔王要是去了延安,等于压在阴山背后,就失去了他特有的魔力。

金山心领神会,和《鹿鼎记》里边的韦小宝一样,暗自窃喜:“两边都是俺的人”。很快他和李宗仁、白崇禧就关系密切了。

日本投降后,金山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去长春接收日伪的电影制片厂,当了厂长,还拍了一部电影《松花江上》。回到南京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打到长江边上。国民党组织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和刘斐;顾问是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可见金山多么能混。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那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潜伏在敌营17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达到人生曲线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

北京青年宫婚礼

如今排练《保尔·科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人会弄得清。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人们不知道是首演式之前,金山和张瑞芳就分手了,还是后来的事。

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她的条件在中国当时应该是第一号种子,嫁给金山就委屈了。可怎么也拗不过这个干女儿,周恩来终于明白,孙维世是个刀山火海也拦不住的人。金山是她非嫁不可的人。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来祝贺。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对这个婚姻是有保留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起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大家都明白这是观音菩萨给混世魔王上个紧箍……

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个孩子来了。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是她当年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跑去祝贺新人。好像其他人她都不认识。

金山风流到朝鲜

周恩来没有看错。

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边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相传金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彭德怀请示北京,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一线。

孙维世只说了一句话: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在金山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面无笑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周末就去探监。最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附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孙伪士”:关死对象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挖朱老总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一封是给周总理。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经常往西花厅跑,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12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已经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周恩来忍气吞声,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她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派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调到五角楼,和她成为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那位不断叫喊的女犯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保持沉默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也许她不断地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孙维世被迅速火化了。

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妻子的亡灵。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孙维世死难日期是1968年10月14日,这天正是她和金山结婚18周年的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五角楼遇见的是不是孙维世,至今无法证实。

(摘自《宁静的地平线》,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版)

来源:《 书摘 》( 2014年01月01日)

张郎郎简介:

1943年出生于延安的张郎郎,是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家、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九年后出狱。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作品有《七十年代·宁静的地平线》。九十年代后曾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康乃尔大学东亚系之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学系教授汉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之驻校作家,同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同时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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