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巧会”周勇军
捐款捐进了监狱，我在炮局狱警中近乎新闻人物，也因此得到了某些狱警的善待。在拘留所号外打扫卫生、干零活儿是公认的肥差，既可活动筋骨散散心，也有机会抽烟解闷解心烦。这等美差经常交给我，而且干零活打扫卫生往往流于形式，实际上大多是让我偷闲散心和抽烟，有两次在淋浴室还吃了西瓜和草莓。尽管狱警再三叮嘱，烟只许抽，不许带进号里，我还是偷带了几次烟蒂进号。
在号内，抽烟被严禁，抽烟是最奢侈的享受。号内没有火柴、打火机，斜眼儿竟能用鞋底棉絮磨擦起火点烟。
狱警班班长三十左右，人高马大，浓眉大眼，面相富态。一天，班长值夜班，晚上九十点钟，我被领到值班室。班长和另外两个年青狱警切开一个西瓜，让我随意吃。狱警们谈天说地，不时问我一些时政和改革开放问题，让我发表一些看法，我坦言相告。我有自知之明，以眼下的身份，我只是被动作答，并注意把握分寸。约摸过了一个小时，班长说：“王老板，我有一个政治迷语。你要是猜对了，我下次值夜班还请你吃西瓜。”
“好吧，你说吧，我试试看。”
“比基尼泳装，打一政治术语。”班长狡黠地微笑着。
我略加思索，然后答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四人哄然大笑。
班长说：“当老板的脑子就是好使！好，下次值夜班一定还请你出来吃西瓜。”他看了看手錶说：“送王老板回去吧，快查岗了。”
不知什么原因，班长此后并未兑现他的许诺。
有一次，狱警A值班，像往常一样，我被叫出牢房打扫卫生。狱警A安排我清洁狱警专用淋浴室，并把半包香烟和一个打火机交给了我，然后告诫我：“我一咳嗽，你就把烟掐掉装着干活。”
我平时并不吸烟，但是两种情况例外：一是激动兴奋，二是压抑苦闷。自从进了牢房，我嗜烟如命。关在牢内的人几乎无一例外。
此时我靠坐在长椅上，开始贪婪地过着烟瘾。在大牢笼中能有这一小小天地，相对自由地翘着腿呑云吐雾，倒也优哉游哉。一切都是相对的，社会上自由自在的人们绝无如此闲情逸致！
过了半个时辰，狱警A倚在浴室门口，与我低声说了几句话：“王老板，你知道你的身价吗？”
“什么身价？我又不是青楼女子。”
“我告诉你吧，外面出十万——只要能保你出去，开价十万！”
我听后，并不奇怪，认为在情理之中，但内心还是感到温暖和慰藉。对亲人，尤其是对妻子的思念，萦绕着我的心。
“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谁也不敢沾边，躲还躲不及、择还择不清呢！现在是人人都得过关呀！”
A向甬道入口望了一眼，又说：“你要是刑事犯，哪怕是死刑，只要肯出钱走门子，也能变死缓、变无期、变有期，然后保外就医！顶多囚个3、5年。可现在不行。我们顶多让你少吃点苦，少受点儿罪，多抽几根烟。”
“多谢了，这我己经很感激你们了！”我本想许诺，却又感到俗恶。我切实感受到了一种超脱尘俗的关切和同情，感受到了暗流涌动的人心向背。但我内心在承诺，一旦出狱，定要报答酬谢，于是问道：“你贵姓？”
A笑了笑：“以后你就知道了，来日方长。”
我从狱警A略有歉意的微笑中，感受到一种职业特有的警觉和防范。我能够理解。据斜眼儿说，看守所年内己经抓了一个看守和一个预审员，都是里勾外连行贿受贿。之所以东窗事发，全在于收钱不办事或收了钱办不成事。
A在囚徒中口碑好，每次放茅时间最少五分钟，从不打人，也很少骂人。
八月上旬一次放茅，是A值班，我从厕所里出来时竟遇到正在甬道排队等候的周勇军。两人喜出望外，寒暄问候了几句。
“不许说话！”A煞有介事地喝斥着，似乎在给别人听，然后叫住我，低声问：“你们是同案吗？”
“是。”我点头答道。
过几天，又轮到A值班放茅。我被提前叫出去，手持扫帚，被安排在厕所附近打扫甬道卫生。这时，周勇军所在牢房的二十多人奔向厕所。在厕所门口，A示意周勇军停住蹲下。我心领神会地凑过去蹲在周勇军旁边急促地聊了起来。因为我与周勇军之间并没有触犯刑律的隐情，所以双方只用三言两语便让对方明白放心了。令周勇军津津乐道的是，前些天公安局长和看守所长找他谈话，说有东南亚的政要要探视他，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告诫周勇军如何应答，并许诺周勇军只要听话，事后一定从宽处理。当东南亚某政要如期探视并询问周勇军时，周勇军并未完全从命。公安局长自然不十分满意。
从周勇军口中得知，炮局关押的政治犯，主要是工自联的头头，以及与工自联案情相关的人。
约摸7、8分钟过去了，A示意周勇军如厕，示意我继续打扫卫生。周勇军全号二十多人在厕所蹲了十分多钟。A举重若轻、漫不经心地安排了这次晤面，事后没有任何表示，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这使我再次回味起刚关进看守所那天深夜A的近似轻佻的幽默。A确实是一位有趣而又有几分神秘的人。我非常喜欢他，立志出狱后结交这位朋友。
出狱后，我曾委托小舅子向阳到炮局寻找A，由于不知姓名，又不便细说细问，所以心愿未了，至今仍感到遗憾。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