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惨案过去五周年了，留给中国人民的情绪是创巨痛深的。去年十一月江泽民来到美国西雅图，我也去了。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江泽民：“‘六四’事件什么时候平反？”江紧张地回答道：“这个嘛，已经成了历史。”这句简单的自白，反映了屠夫们企图把流血惨案的责任推给历史，也就是希望大家忘却中共一手制造的血腥罪行。
年复一年，时过境迁，人们对“六四”的红色恐怖渐渐忘却，可叹的是若干御用文人写文章诋毁八九民还的历史功绩，有一位是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的，他建议：一旦邓小平归天，不必再放映“六四”屠城的现场录影，免得激超公众的公愤，因为会变成暴民，那时就比中共执政还要糟。
我撰文批判日：“这是对惨死于天安门广场千百死难烈士的背叛，就像鲁迅所说：‘有的青年被宁汉分裂的血迹吓坏了，有的颓唐，有的倒戈，有的落荒而逃。’”
捷克作家昆德拉说得好：“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
犹太人被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事隔六十年，犹太人集资在华盛顿建造了一座纪念这场民族浩劫的博物馆，体现了非常强的“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意识。
对比之下、华国锋上台后唯一的政绩只是建造了中国希特勒的僵尸纪念堂，而这个僵尸生前残害同胞的人数达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八倍！再如，天安门城楼至今还高挂这位暴君的遗像，恰好与美国首都的犹太人浩劫博物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将屠夫误作伟人的颠倒，正由于屠夫的孝子贤孙还在朝廷里掌权的缘故！深感痛心的是，八九民运高潮期间，有三个湖南青年给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泼墨，正是参与学运的大学生将湖南青年立即扭送公安局，判刑二十年。
这充分暴露了中国民族性的弱点。中共统治几十年中，最早一批学者、党干、无辜良民在一场政治运动中惨遭杀害、禁锻，流放，其他人觉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做个旁观者、逍遥派，只要自己被定性为“革命群众”，便对暴君感激涕零，狂呼“万岁”不止，没过1年半载，新的一轮政治迫害却轮到自己的头上，并株连五族，这时才痛哭流涕，大骂自己可悲、愚蠢。如此这般的红色恐怖周而复始。很多中国同胞表现的奴性十足、记性不佳，就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里养成的。有句老话讥讽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现在改作“五分钟记性”更能傅神。
中共现政权得以维持稳定不倒，就建立在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顺民意识以及替这个丑陋政权涂脂抹粉的御用文人的基础上。
八九民运的两大历史功绩
八九民运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新篇章上大书特书两项功绩：
一是中共统治的暴虐性质震惊了海内外大众，从此大失民心，一发不可收拾。我到欧共体几个国家游历，从侧面了解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原来海外华侨分成台湾来的和大陆来的，两下里井水不犯河水，正是以八九年为界，这两个地域的中华儿女自发地融成一体，大陆华侨也敢于在台湾同胞跟前控诉中共作恶多端的经历，反共的认同成为感情结合的起点（这一情况，香港和美国同样是如此）
另一巨大的历史功绩是造就了民运人士、民主精英的第一代群体，其诞生是自发的，作为中共残暴统治的对立物而崛起。这个没有命名的政治群体将成为中共专制的掘墓人（没有正式命名，其实是策略的考虑）。江泽民认识到这一点，就咬牙切齿地发下宏愿：“一定要把动乱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说明他每时每刻没有忘却“六四”这笔血债，反证他在西雅图所讲的“成了历史”言不由衷！
于是他就运用专政机器，疯狂地打压新生的民主力量，采取追捕、刑讯甚至枪杀等等法西斯手段，指望把他们一网打尽。民运人士仍然在血泊和追捕中前仆后继地由小到大，由零星到凝聚，由幼稚走向成熟。就像，《水浒传》第一回所比喻的，一旦打开了天罡地罡的魔匣，任何帝王将相休想收拾一百零八将。
正是从八九年以后中共统治开始下滑，即使有一度的市场繁荣也难以挽回颓势，这个估计是提据一系列危机四伏的末世景象而来的。试把主要的危机爆最点列举于后：
一、反映大陆人心“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例，最典型的是去年发生连续十次的劫机到台湾的事件。接着，今年三月底发生千岛湖惨案，中共开头死不认账，严控舆论，用假话搪塞，令人不能不怀疑是警匪一家的合谋，使中共丢丑四海，连台湾李登辉总统也痛斥“这样的党像一群土匪”。
二、有近一亿的农民成为“盲流”，涌向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联合国劳工组织统计去年中国登记的失业数字达一亿二千万人，国营企业有数百万职工发不出工资。国务院只得下令加印新钞，不管通货膨胀，宁愿“饮鸠止渴”。
三、外债激增，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外债总额高达七百五十亿美元（上年为八百九十三亿美元），人民币随之贬值，由一美元兑七点四元人民币到六月跌至十二元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被迫抛出二十亿美元，才回升至八点八的比率。同期物价上涨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粮食开始紧张，市民有钱买不到粮食。
四、在拜金潮泛滥的后面，党官加速走上贪污、腐败、寡廉鲜耻的道路。虽则陈云、邓小平惊呼“再不肃贪便要亡党亡国”，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肃贪只是走过场。只打苍蝇，原来做戏给老百姓看的。
陈云的警告也有问题，没听说亡党连带国家民族一同陪葬的，亡党是一种必然，“亡国”则是虚声恫吓。合乎逻辑的句法应是“亡党救国”，也包括香港人、台湾人、西藏人一齐得救。
五、民主斗士唤醒民众，给中共当权派施加压力的浪潮有突飞猛进之势。去年十一月，北京的周国强、秦永敏、刘念春等九人发起和平宪章签名运动，尽管江泽民暴跳如雷，又抓又压，仍有许良英、丁子霖夫妇、张抗抗等七人上书人大和政恊，王丹也发表致乔石、江泽民的公开信，提出民主和人权的诉求，紧接着，上海的民运群体以杨周、鲍戈领衔，共五十四人联名向中共中央、人大提出十九条修宪的纲领，凸现一浪高过一浪，不怕坐牢、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
这第五项实是改变大气候的核心力量和发动机，其他四项危机的连锁反应，大大促进了民运群体的勇气与斗争艺术。原来，四大危机与民运群体之间是相辅相成，水涨船高的关系。
《美华工商报》1994年7月10日
附：
王若望先生的呼吁
纪念“六四”五周年，我们应大声疾呼：
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思想犯和宗教犯！
要求平反“六四”！
邓小平生前不平反“六四”，便是历史罪人，死有余辜！
持许良英、丁子霖夫妇、张抗抗等七人上书人大开放党禁报禁的要求！
支持杨周、鲍戈等五十四人联名发表的修宪大纲，要求全国人大着手修改宪法，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
立即停建好大喜功的三峡工程，与其将庞大经费抛入长江，不如移作教育经费！
一九九四年五月 于纽约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