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务正业的警察

综观世界各国的司法、刑事犯罪纪录,“官商一家”的以权谋私可说司空见惯、比比皆是,而“警匪一家”则属罕见。

连小孩子都知道:警察是捕捉土匪、小偷和刑事犯罪的,一旦警察兼做强盗、小偷、刑事犯呢?警察的概念一变而成了它的反面,称他警察已不合适,只有改称“警匪一家”来概括矛盾的统一了。

这里所说的“警”,不限于警察一类,军人、执法人员、党政领导干部皆属之?总之,“警匪一家”的现象是反常的,是专政机关不务正业的变态。有个相声段子讥讽警察不务正业的故事,说的是四个警察去抓赌,连麻将牌和枱面上的赌资也一并没收;晚上他们却寻了一个安全地点,四个人又挑灯夜战起来,连赌资也不用自己掏腰包。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警匪一家”的代表作。

往下,我们举出去年发生的实有其事的“警匪一家”的例证:

大陆“警匪一家”的例证

一、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港报载:国际海事局报告指出,中共巡逻艇在香港海域截停商船二十九艘,并勒索金钱,中共外交部指出该报告并无根据,却没有否认中共当局截停船只的行动,只承认有个别的误会曾出现邻近国家海域。

国际海事报告中有统计,其中至少有七成半的商船在公海被截停,北方海域也搜查了俄罗斯船只,藉口阻止走私活动而索取金钱,这类行径接近海盗行为。

二、大陆铁路沿线兴起铁道游击队式的劫匪,抢掠财物,起初捉拿了一批东北籍的路霸,但屡禁不止。后来发展到湘桂线,有一案捕捉到六名劫匪,报载牵连到乡支书挂帅领导的,这不叫警匪一家,而是党匪一家了。我听国内出来的人说,目前不仅铁路沿线有劫匪,公路上也有成群结队的路霸,在村子里头大都有党政干部撑腰,还订下盟约——作案者中有谁被捕吃官司,由集体供养其家属的生活。

三、去年五月七日美联社报道:陕西安康县有一个地下基督教教会,有五名教友遭毒打,其中一人赖曼平(二十二岁)被打死,此外至少抓走了九十名教友,香港牧师有一张赖的尸体照片,但因穿着衣服,看不出挨打的痕迹。信和照片被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牧师偷偷携带出境,信中说:警察的验尸报告说死者(赖曼平)是病故的,警察为了阻止打死人的消息传播出去,后来逮捕了当地九十名地下教徒。

四、去年八月,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徐克仁等三人夜访三家卡拉OK黄色娱乐厅,无意间发现它的后台老板是公安局特警队的大队长。这一细节刊出后引起广泛的震惊,江泽民对此事件是明显地偏袒警方,他的批示曰:“我完全信任上海的公安队伍。”结果,这位徐克仁便遭到官方的政治迫害,他买了机票准备赴日探亲时,机票被“警匪”没收,未能成行。

五、此文尚未脱稿,今年初又给本章增添了一件案例,为“警匪一家”增色不少。

一月二十一日港报报道: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湖北蒲圻市五名国家干部,包括法庭工作人员、银行营业主任、厂长等,用酒强行灌醉蒲圻纺织二厂双翼酒家女服务员,对其调戏侮辱,之后又不顾酒店经理劝阻,将女服务员劫持到当地法院,在法庭里轮奸七个小时。出事那天,正是受害人的三岁女儿的生日,全家人哭作一团,痛不欲生,几次企图自杀。报道说,案发后,蒲圻市公安部门缉拿罪犯,五名罪犯拒捕,还将一名公安人员的眼睛击伤。

蒲圻市纺织总厂的万名女工,联名上书北京多个政府部门,强烈要求严惩五名轮奸女性的国家干部。

这件丑闻不见大陆刊登,只因激起公愤,竟有上万名女工联名上告,事发两个月后才由港报报道出来。这里也可看出中共的新闻封锁实际包庇了坏人。

巴西、菲律宾的“警匪一家”

为了研讨大陆的“警匪一家”现象,再举海外的实例,有助于作对照研究。

第三世界偶有一两个国家传出“警匪一家”的事件,如去年七月二十三日深夜,巴西卢内市一个教堂门廊下有五十名流浪儿在那里过夜,一辆载有六人的汽车向孩子开枪,当场打死五人,汽车辗毙两人。杀害他们的凶手,其中三名是警察。警察为什么要杀小孩呢?原来有些商店老板觉得流浪儿童偷窃乞讨,影响生意,宁愿出钱请警察当杀手,据说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地的市郊,雇人杀一名小孩只须付十美元,故《巴西日报》在次日发表社论谓:“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一有刑事案发生,马上怀疑是警察干的。”据官方统计,从一九八八年起,三年内共枪杀四千六百一十名流浪儿,杀手一半是警察一半是黑社会毒贩和匪帮。

另一个警匪一体的国家是菲律宾,去年上半年,连续发生多起华侨财东被绑架案,使华侨人人自危,皆作迁地为良的打算,在破案中发现作案的竟是警察或是退职的警官。拉莫斯总统下决心整顿警察队伍,下半年绑架华侨之风总算煞住。

上述两国发生“警匪一家”现象,系政治未上轨道,警察队伍素质低下所致,与大陆的警匪一家不同的是,上述两国首脑力挽狂澜,制止了政权机构内部的腐败,不像大陆的警匪一家是受中共暗中支持。被海外媒体曝光的如大陆的海军巡逻艇在香港海域干了海盗式的勾当,外交部发言人还竭力为其开脱。

还有去年九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发内部文件称:“为了维持稳定,不得损害我军和公安人员的尊严和荣誉,只有敌对势力才肆意污蠛我军和公安部门……所有报刊出版物不得刊登部队和执法部门阴暗面的文字,一经查出,出版总署定将追究总编和党组书记的责任。”

上一节所举第四个事例中,江泽民的批示又可作为中共中央支持“警匪一家”的旁证。

中共中央文件中所指的“阴暗面文字”,包括的范围颇广,不仅是海军巡逻艇到海域外拦截商船勒索财物,连老毛小毛的玩弄女性(英国BBC电台广播毛的性史,受到中共外交部及驻英使馆的严重抗议,即是明证),以及军警侵犯人权等等,都在严禁外泄之列。由此我们又生发出另一个判断:所谓“阴暗面文字”,将成为“政治敏感”的广阔无边的禁区,换句话说,党中央成了军、警、执法人员为非作歹、藏污纳垢的护法神和包庇犯!

邓旋风后的全民经商运动,使军队、公安局均可以经商,开设大饭店和挂牌商店。这个做法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列入“中国特色”内,这就为军人、公安执法人员和警察的搜刮勒索大开方便之门,也使军队用军车走私逃税成了公开的秘密。“警匪一家”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得到了合法的掩护。

古语云: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现在是警匪一家从四面八方袭来,而知党不成党、国将不国矣,乌呼哀哉!

“警匪一家”在大陆不是能不能煞住的问题,而是继续蔓延,肆无忌惮地方兴未艾。中共从里边腐烂的腐败症候也就病入膏盲,加速了自取灭亡的过程。

“人质”的历史背景

另一类“警匪一家”现象,出现于八九年后中共对民运人士的大逮捕,引起了国际上的同声谴责。中共为了缓解这种不利局面,在美国的干预下,头一名被交换的民运人士是方励之,接着,便以方作为先例,又陆续放了少数几个人,这时,美国总统承诺的物质回应,是围绕着最惠国待遇。这样,劫持人质和出资赎买的身份明确了,“人质”的提出,循名质实,确是一语道破了真相的命名。

不过,从此北京当局处于侵犯人权的一方,等于明火执仗的绑票者,而美国并无实际利益可得,却站在上风,所希求的是主持正义与人权。

天真的人对上述历史背景缺乏理解,便提出这样的疑问:“哪有绑架自家的子女去向邻居勒索赎身费呢?”这一问问得好!只有专制独裁的暴君才把子民、同胞当作寇仇关入黑牢,而西方国家则把中华儿女视作人才和精英,这一根本性的分歧,才产生了不正常的人质勒赎的荒唐现象!

我们也要指出,西方国家对北京当局人权记录的干预,在这几年中证明是有效的,已判刑坐牢的民运人士,如魏京生、王丹、王希哲、杨周等被释放,即使提前释放为期无多,但对民主运动及他们本人都是好事。第二,中共拒绝讨论人权问题,硬说这是西方以人权为武器,“亡我之心不死”;自一九九三年,中共承认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了,并准备出版人权杂志。第三,北京当局已与国际红十字会洽谈允准该会派人考察中共的监狱。尽管司法系统在外宾参观之前肯定会弄虚作假,眶骗洋人,但上述的表现还是向好的方面转化,不完全是“劫匪”的蛮横面孔了。

我不同意美国驻北京大使芮孝俭在今年初对(纽约时报)的谈话,说什么“中共在人权上已大有改善,美国应该放弃把人权问题列入最惠国待遇地位的考量中”。我赞扬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评价:“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释放持不同政见人士只是零敲碎打的,我们希望看到大幅度地释放更多人。”

美国国务卿指出中共答应放人是零星的,这一批评很准确,正由于中共的放人是看赎金的利得而定,不是从政策上、立法上真正保障公民的人权,所以在放人上表现了四方面的不足:一是挑选知名度高的“人质”,无名之辈只能把牢坐穿;二是挑选放的人基本上限于北京市的,外省市和边远地区的政治犯不在考虑之列;三是前门放人,后门又捉拿新的政治犯,故民间流传“前门放了魏京生,后门抓去刘京生”的民谣,似乎害怕出清了存货,于是急于补足“人质”的新货源,充分表演了“警匪一家”的劣根性;四是获释的大多是刑期将满的,而提前释放的幸运儿在所有被捕被押的总数所占比例很小,即以去年只释放了十人为例,大概只有大逮捕总数的六十分之一;至于以刑事犯名义给政治犯定罪的无辜者,尚不计在内。综上所述,我们没有事实说什么中共的人权记录已有改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上述四个方面明显没能做到。

只有在中共做到给“六四”平反,在六月份之前释放所有政治犯、思想犯和宗教犯,不仅口头承诺了,而是已付诸行动,才可以不再重新审查贸易优惠待遇,那时可以考虑给北京当局摘去“人质劫匪”的帽子了。☆

《争鸣》1994年2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