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动武的信息
一九九四年二月号的《北京之春》似乎是有关“台海大战”的特辑,封面上赫然大字写着《台海大战的前景》,其中有两篇预测性的文章:一篇艾端午作《拿下台湾符合中共战略利益》,一篇陈力的《二十一世纪的警世钟》,还有一篇石柳子的《中共在扩充军备吗?》和欧尼尔的《五十位将军上书江泽民》。后面的“上书”提出对霸权主义美国应采取强硬态度,此处勿论。而艾、陈二文的立论如出一辄,皆认为中共下一步将武力侵占台湾,兹将两文的论点概括如下:(一)邓小平对三军将领“托孤”,将生前未能解决的两峡统一的重任让功于江泽民,而江的权威合法性只有靠南进台湾,从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才能坐稳交椅。
(二)军内超过百名老将已两次上书邓小平、江泽民,要求对台取强硬姿态。
(三)过去毛泽东、邓小平时代所以没有攻台,是由于中共先后打了四十年的战争,特别是中苏对立,双方各将精兵百万部署在边境,如今双方皆撤兵,苏联不再成为威胁,可以腾出手来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了。
(四)台湾的一中一台及台独倾向趋上风,也刺激着北京当局以武力解决的趋势。
(五)美国绝不会为了保卫台湾甘冒军事干涉的风险。
(六)中共是社会主义的专制独裁国家,又有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迷信武力的传统。他们对北京市的学生都敢动用坦克和机枪,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吞并台湾、复活共产主义,这一步棋势在必行。同时,以此来摆脱国内的种种危机。
两篇文章的结尾都是同样的声明:“但愿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艾文)。“我愿把它当作一场恶梦,永远地抛弃掉”(陈文)。
这一声明给自己的立场留下退路。
“托孤”所托非人
凡做预测文章,除气象预测三两天内可得验证,其它方面的预测都只能是假定式,如国际时局的预测,须待若干年的变化来证实,而命中率一般都很低。
因为人类社会受到已知和未知的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它的可变性很大。加之目前资讯的汇集又是极不完全的。比如“艾文”说:邓小平会见三军将领的宴会,究竟怎么说的,具体内容不知道,不能因为制定对台作战计划的作战部长张震也在座,就据此猜测邓大人可能指示“身后解决统一问题”。这属于捕风捉影的猜测,不足凭信。
再如“军中超过百名老将已两次联名上书邓和江。”该上书只是要求对美、对台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并未提出动用武力。事实上,中共对台的决策已够强硬了,去年还以国务院名义发表过打压台湾的“白皮书”,解放军老将真的连续“上书”,那是批评中共中央太软弱了,一般来说,解放军离职老将不会如此无礼,真的上书,也不致用这种猜谜般的文字。
邓小平请军中一批将领饮宴,假想为邓大人临终前的“托孤”,这种安排不是不可能,如果说把“拿下台湾”的光荣任务交给江泽民,这就是所托非人了。因为江这个人只配在太上皇跟前等因奉此,唯唯诺诺,此人不是攻城开边、雄才大略的人物,邓死后,他能守住偌大杂乱无章的遗产,不出乱子就是难能可贵了。怎能要他去越海进行冒险的赌博呢?遥想当年,不可一世的毛泽东何尝不想吃掉台湾,最严重的攻势除了逢双隔岸开炮吓吓金门马祖外,终于未能实现统一大帝国的梦。台湾经四十年的经营,军事装备的现代化为中国所不及,又加之大气候使中共专制政权陷入孤立无助的状态,邓死后的江泽民之辈就能实现海峡两岸大一统吗?
如若“托孤”是托的刘阿斗,那么谁是诸葛亮呢?辅佐江泽民的两位将军刘华清和张震,他们并不是诸葛亮角色,不仅是他们二人做不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大的缺憾是他们二人都进入垂暮之年,一个七十六,一位七十八,老年人的心态是但求太平,安度晚年。这二人在位,多争取一点军费,或部署几次以台湾为目标的军事演习之类,就尽了最大的责任,老态龙钟的老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假定托孤的是做过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那还差不多,此人背熟两句口头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他妈的指挥枪,一谈起带军队杀人,便勇气百倍、眉飞色舞,他头脑发起热来真的会两肋插上板斧,杀向宝岛。
不能说“艾文”所得的信息全无根据,即使真有拿下台湾的叫嚣,应该看作是,军方为了多争些国防预算放出的姿态,一般而论,军中皆有鹰派、鸽派之争,鹰派好战,鸽派则努力于不战而胜。自一九八四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台湾,于是和平统一海峡两岸就成了朝野认同的国策,只有台湾真的宣布独立,鹰派才会抓住把柄对台动武;至于台湾强调司法主权啦、“一中一台”啦,这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不能指责为闹“独立”。
这里附带要说明者:邓的“一国两制”,对香港、台湾都一样包藏祸心。“陈文”提到邓小平是棉里藏针,惯用心机的人,此言不虚,“一国两制”不过是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胜之计,最后的目标是以大吃小,不损一兵一卒,拿下香港台湾。一旦“拿”到手,就可以予取予求,那时孙行者也难以跳出一党专制的五指山!有鉴于此,台湾当局对中共的“一国两制”并未响应,就因为香港政制的纠葛,中共表现了露骨的霸气十足,深具戒心也。
大气候对中共不利
以上只是从中共高层的小气候所作的考察。一场战争的爆发,总有多种远因近因的交织。除了领导层人事方面的分析,还须考量外来的大气候条件。以希特勒挑起二次世界大战为例,当时的大气候:有英法合作的绥靖政策,斯大林跟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他对内严重削弱了红军指挥系统等等,有利于希特勒扩大其侵略。
“陈文”也谈到了大气候,他认定邓以后的江李体制会复兴共产主义,重新举起“一片红”的大旗。我不同意这种推断。自一九八九年以来,社会主义阵营象多米诺牌那样,一个接一个的崩坍。去年年底,意大利大选中,左派共产党虽占优势;波兰的选举,前共产党的党员当选总理,这些事实不能证明已垮台的共产党卷土重来,因为波兰、意大利新当选的已经不是原来的共产党,它们不仅改了名字,连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已发生质的转变,也就是向民主、自由、人权和尊重多党政治的方向转变。
至于中共何以在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中,却能维持不倒?是不是邓小平有过人的智慧?刚巧在《北京之春》刊出“台海大战专号”的同一期上,刊有刘宾雁连载的“走出幻想”一文,以及胡平的“写在世纪之交”113、115两节中,对这个问题作出较有说服力的回答,此处略而不论,但有一点是世界一致认识的结论:原教旨主义式的共产党及其政权是不会起死回生的了。
陈文引了钱其琛外长在年终发表的演说《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说什么“中国不会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更加欣欣向荣。”钱外长在这里偷换了一个概念,眼下大陆欣欣向荣的经济活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至今还是压在人民身上的沉重包袱,中共正在踢开它赖以生存的党纲和乌托邦理想。如今,世界只有中国、北韩两三个称作社会主义的国家成了世界上的弃儿和孤儿,当苏联阵营瓦解后,西方国家面对的只有最后一个胡作非为的军事大国,中共面临着许多危机即来源于此。
第二个大气候特点:因两大阵营的对立,随着苏联的瓦解而消失,代替它的是协调、合作、建立地区性经贸共荣圈,如剑拔弩张几十年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解,辜汪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普遍裁军和消除核恐怖成了世界的主流等等;只有中国在去年试爆了一颗原子弹,似乎向西方世界示威,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谴责并提高了警惕,使中共更趋于孤立。
大气候的第三个特点:中共给台湾不断施压,尽量扼杀台湾的生存空间,在海峡两岸的广大人民中亲如一家的融合过程以不可阻遏的势头向纵深发展,即以钱外长颇为得意的“经济上欣欣向荣”而言,要知道,这里面就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资金是由台湾人投放的;经济实力的渗透就会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休戚相关的关系;自一九八六年前蒋总统允准老兵回大陆探亲以来,中共几十年谩骂、诬蔑台湾的宣传一扫而空。从此,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关系成为牢不可破的,例如:沿海几个大城市的姑娘以找台湾人做女婿为荣(至于引发了“一国两妻”的伦理难题,属于法律范围),至少证明两岸民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再如:去年一年内,有十起劫机到台湾的高记录,令人惊讶(尚有两三起劫机未成者未统计在内)。劫机犯刚踏上台湾土地,就直言不讳地声明:我是投奔自由民主来的,我对中共的统治已经绝对失望之语,这是表明中共已失去民心的铁的事实。上述种种,在平时不会显示它的力量,如果北京当局心血来潮,一意孤行,真的对台诉诸武力的话,那么都会在双方实力对比上反映出来。
战争的性质决定成败
讨论未来的台湾大战,如果不先弄清楚战争的性质,就会不辩是非,不得要领。
而战争的性质不外正义的或是非正义的两种。“艾文”的题目叫做“拿下台湾符合中共战略利益”,指明中共是战争的发动者,挑衅者;不过真的打起台海之战来,既不符合大陆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台湾人民以及在大陆有投资的台湾人的利益,不符合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中共挑起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性质。不论中共的虚伪宣传大大宣扬这是中国人自家的事,不容外国干涉等等,并不能改变非正义性质,人们从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里,就会质问好战分子:和平统一台湾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又要用流血和武力去杀害骨肉同胞呢?非正义的性质就决定了军无斗志,兵无士气,人民皆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识甚至以“资敌”为荣。……老实说,所谓“符合中共的战略利益”本是一种昏庸的决策,挑起对台战争,最大可能将导致专制王朝的覆灭,中共自身崩溃的危险!
古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秦是虎狼之国,果然传之二世而亡;台湾虽小,当它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时侯,它就是不可战胜的。所以不应以加减法来预测胜负。而貌似强大的中共,正象虎狼之国一样,成为西方国家面对的社会主义阵营最后一个战争策源地,西方国家不至于隔岸观火吧。□
《北京之春》1994年3月1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