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人大”议会化质疑

Share on Google+

——评严家其《民主化将从“人大”议会化开始》

专制王朝的古怪脾气

探索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可以说千头万绪,从“五四”运动作为民主化启蒙的起点,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严家其先生把他的研究成果,概括为《中国民主化将从“人大”议会化开始》(刊于六月十日之《新闻自由导报》,以下简称“严文”),提供了一条具体的轻便的途径,自然令人高兴和注目。

捧读之余,本人感到尚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有必要率直指出,通过用民主研讨方式澄清几个问题。

严文首先从大陆的实际出发,举出人大表决的若干事例来证实“议会化”的可行性。他举了“八九”民运的一段往事:“戒严令颁布后第四天,北京知识界数百人集体签名,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戒严令。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共有一五五人,胡绩伟发动的连署提案已达四十余人,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人大常委的连署还将继续下去,如果连署超过七十八人,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其他什么人,都阻止不了召开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在数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压力下,人大常委会完全有可能作出‘撤销戒严令’的决定。”

作个事后诸葛亮,是各人的自由,可惜只是神话,回顾这一段历史只能证明中共专制的顽固不化,不可救药,证明所谓“议会化”道路失败了,真是大煞风景。

严文赞赏胡绩伟争取连署,为“议会民主化”而奔走。严酷的事实是,即使人大常委果真超过了七十八人的连署,也不会改变军委主席决心以暴力镇压的既定方针。在“六四”惨案之后,人大常委会特地通过决议:撤销了胡绩伟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以示惩罚。这就表明了中共专制皇朝容不得谏臣、诤臣和持不同政见者,“人大”并不是反映民意发扬民主的场所。中共的领袖自毛泽东传至邓小平、江泽民,他们在惩罚自作主张、不听党的话的党员干部(实际就是自由化、民主化的表现)时,从来都是冷酷无情,决不手软的,对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也不例外。

香港有个统战对象名张炳良者,他是民众团体“汇点”的主席。为了贯彻“港人治港”,以备九七年接管香港,张先生被选中任港事顾问。就在今年五月,“汇点”酝酿与“港同盟”合并建立民主党,这就大大增强了港同盟的实力。而港同盟是坚定的民主派,故有广泛的港人拥戴。中共的意识形态历来把民主派看成洪水猛兽,一旦两大政派结成一个民主党,势必成为推行奴化驯化港人的巨大障碍。故一夜之间,北京港澳办变脸炒了张炳良的鱿鱼,撤回他的聘书。

再如,在台湾做过县长的黄顺兴,他回大陆定居,被作为对台统战对象,选入人大常委。去年三月召开人代会,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反对李鹏、邹家华交议的兴建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仅投反对票,中共不得而知)。他又在会场外,破天荒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结果被剥夺人大委员连同代表的资格,连对统战对象许诺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也置诸脑后了。

上述港、台和北京的三位著名人物,加上政治学学者严家其先生,都吃不透党中央专制君王的古怪脾气,这种脾气可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两句话形容之。哪里有一点民主气息呢?

中共如何包办选举

通常,是由国家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由公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省市的代表。我国宪法的条款不能说不完备,其中主要的规章还是抄袭西方民主国家的范本。问题在于付诸实施中要不要服从什么党的旨意,由什么人去执行,有没有健全的公民监督和新闻自由的媒体监督。

只要一党专政的体制君临天下,为了捍卫党天下的利益和虚假的合法性,所有民主化的东西从里到外都会变质。遥想民国初年,也有过曹锟、袁世凯的选举总统和议会政治,那时的国会臭名昭彰,历史上称之曰“猪仔议会”。中共党天下的人代仍然继承了公开作弊一手包办的传统,与八十年前的“猪仔议会”的选举比起来,并无多大长进!

这里专门介绍人代的选举。首先,人代候选人都由各级党组织内部圈定,最高当局由统战部分配名额,送交各部委、各省市党委补充修订,例如:规定党员占多少,照顾四面八方,劳模、民主党派、成功的企业家、科技及教育界知名人士,港澳人士、军队官兵(如好八连指导员,去年三月的人代,军队代表猛增)、妇女代表等等。候选人的头一条标准,看他是不是听党的话。

候选人被圈定、指定出来,不需要发表竞选演说,公民投票不过是演戏走过场,最大的优点:只要候选人榜上有名,几乎是百发百中当选就是了。只是在胡耀邦执政时期,在候选人划圈的名单上,有几名可以不圈,试行差额选举,总算给民主选择留出一点儿变数。于是,才有党中央内定的贵州、浙江两省省长在差额选举中出现落选的新闻。

人大的选举既然是官方圈定的,就决定了“人大”是不民主的,尽管有差额,在总体上无碍大局。党员非党员只适宜充当对党效忠的角色,他们就没有对选民负责的感情和义务。多年来,中国人把人代,政协委员看作是一种荣誉的称号,与上级组织部分配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我在去年初华府召开的民运团体合并未成的选举中,发现有一小撮以“民主”自诩的民运人士在选举运作上通同作弊,把从大陆学来的操纵选举的一套出口到美国来了。这一点令人万分失望。当时我无力挽救操纵选举的丑恶局面,本人乃退出竞选表示抗议。当时我初识严先生,因他熟悉“民权初步”和研究宪法被大会推重。令众人更为失望者,严先生竟站在弄虚作假的一边。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他被“橡皮图章”的假民主蒙住了眼睛,才产生了理论与实践严重的背离。

“人大”的量变冲不破专制硬壳

严先生乐观地说:“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中,人大常委和人民代表在投票时,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按本人意愿,而不是党的意愿去投票。……总有一天,人民代表大会不仅会阻止某一议案通过,而且会按宪法六十三条规定罢免某一位不得人心的总理、副总理或部长,甚至通过‘废除四项原则’的宪法修正案”。

这里,作者也承认人民代表投票时,是“按党的意愿”,而且在时间表上又言明“在未来几年中”即可达到议会化的演变。他可忽略了极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无论人大呀、政协呀,它是先天的缺钙,只配成为专制政权的遮羞布。只要这种专制政体继续存在,人大的属性不会变,更谈不上议会化、民主化了。

辩证法讲到事物的渐变(又称“量变”)。人大即使在四十多年中有少许量的变化,如上节胡绩伟征求连署和差额选举等,但不可能引发质变。这是由于我们只知量变的进化论,不知量变是由不同质的事物属性(又译成“质的规定性”)决定的。“议会化”和“人大”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质”,“议会化”的质包含真正自由的选举、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宪法至上。做不到上述四个方面的配套成龙,“议会化”只会流于徒有虚名的橡皮图章。大家知道:赫鲁晓夫不愧为反斯大林暴君的先驱者,但他的改革没有触及拱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包括这个体制的装饰品——最高苏维埃。他不允许民众自由组党、自由办报,他虽枪决了万恶之首贝利亚,却没有解散KGB的特务队伍,这样就不会引发质变,更谈不到实施议会化、民主化了,结果仍然是KGB的特务推翻了赫鲁晓夫。

相似的历史教训又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重演。由于文革十年的浩劫,使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极为反感。邓小平利用群众的情绪,将反文革转移到反“四人帮”身上,又煞费苦心地竖立“毛泽东思想”保护和掩盖了毛的种种暴行,在毛死后的近二十年中,即使更换了三四个接班人,依然保住了一党专制的连续性。换句话说,量变并未引起质变。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有点象赫鲁晓夫。不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比邓的反毛早了二十年,而且反得彻底;赫鲁晓夫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没有屠杀人民的记录,也没有推倒两位总书记(如果两名总书记继续干下去,也许成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研究邓、赫两人的异同,对苏联提前崩溃,而中共尚能苟活至今,可以找出某种因果关系。

“议会化”的两次论战

严先生于去年四月号《开放》港刊上发表《改革“人大”已不是幻想》一文,我写了《纸上谈兵的幻想》与他展开论战,如今是第二回合了。这表明他仍未看出人大是专制体制的遮羞布。这里不妨摘录去年他的“幻想”一文开头一段:“‘人大’三月二十八日投票决定总理人选时,反对票加上弃权票达三百二十张,投票反对李铁映任国务委员的人数七百二十二人,加上弃权票八百五十九张,这一事实证明在现有体制下,全国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橡皮图章’成为真正的议会。”

今年严文又重提李铁映得票数大减,得出将成为“真正的议会”的乐观估计,不过已把“一夜之间”改为不确定的“未来几年”,只是弃权加反对票合计数字下跌为六百余张了。严先生两次举出李铁映的例子,只能证明相反的铁的法则:弹劾或选落中央要员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铁映的后台系邓小平和陈云,这就决定了他是不倒翁。中共做官全凭靠山加资历。尽管李铁映并无政绩可言,尽管他上任以后表现很“左”,讲话满口党八股,

人民甚至不知朝中有这么一位要员,他的失票超过李鹏,而他任国务委员又兼体改委主任仍照做不误。而这一事实,又提供了中共政要遵循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李铁映是个默默无闻的“劣币”,人大委员长乔石可不是庸碌之辈吧,十四大以来,乔石声言健全法制的谈话,人们期待他将大有作为,不过任职一年半以来,并无行动的表现,例如:许多敢言之士上书“人大”,皆反映了拯民于水火的迫切的呼声。但未闻人大委员长采取什么措施,犹如石沉大海,杳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有。这一事实表明:“人大”这个机构原是聋子的耳朵,无职无权,连乔石这样的干才在这个清水衙门里也是无能为力的。

我的《纸上谈兵的幻想》一文的结束语,至今仍然有效:“中国知识分子太善良,太驯服,又善忘,总是对压在十亿人民头上的太上皇寄予幻想和祝福。八届人大中小小两个弃权和反对票数字,便使某些人忘乎所以,说什么‘全国人大的改革也许无需经过四个循序渐进,而迅速实现议员的直接自由选举。’我们忘了在台上的当权派,正是四年前在天子脚下屠杀青年的同一伙人,我们常常被表面现象和说谎话所蒙骗,时过境迁,又为独裁者唱赞歌了!”

人大票决产生变数的原因

按照中共领导层的如意算盘,无论是政协会、人代会,委员和代表只有点头权,没有说“不”字或不置可否权。毛时代的人代,政协确实作到了万众响应,百发百中。只因物换星移,延至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党的权威日渐式微,统治的力度开始弱化,再加上“六四”屠城的大失民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一切都会有形无形地影响政协和人大代表的愚忠心态,自一九八零年后的数届人代会,开始出现敢于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现象。根据这种“变数”,看作是多少反映了一点儿民意,表明看出了党的权威已大为削弱,这才是务实的态度。而严先生把这一类变数夸大到邓小平的“专制帝国”正在走向“自由帝国”(且不谈自由而称“帝国”,文法上也欠通),这不是忘乎所以的一厢情愿吗?他的幻想的翅膀不由得飞到巴黎和纽约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冲击着人大的百发百中的统一局面,那就是一千几百位人大代表中,总有一些是富有正义感,并尊重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仁人志士。上述胡绩伟、黄顺兴就是著名的例子。这里再补充两位:在中共九次代表会上只有陈少敏大姐一人挺身而出投了反对票,她公开声明不同意给刘少奇扣上三顶诬陷的帽子,党内称她为孤胆英雄;另外一位人大常委千家驹,他在一次人代会上揭出经济界的弊端,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人民日报》报导,鼓掌持续五分钟之久)。党中央高层人士不仅不去重视千老的呼吁,反而恼羞成怒责难千家驹哗众取宠,个人突出。胡乔木还责成《人民日报》负责人检讨瞎捧场,并通知报刊封杀千家驹的文字或转载他的谈话,充分暴露了遮羞布后面连鼓掌的自由都是犯忌的。

如果把“人大”从整个上层建筑里割裂开来,让它担负不能胜任的质变(导向“议会化”),将永远冲不破专制的硬壳。英、法、美、德、俄诸国走上议会政治的历史,都是在该国发生政治经济危机和广泛的民主运动,各个阶层齐心协力进行革命,后来占压倒优势下,才做到突变的彻底改造政府的整个架构。

严文比他一年前的那篇“已不是幻想”有了一点进步,他在结尾这么说:“未来的中国将会有一次又一次的街头骚动、罢工,选举制改革,金权政治的恶化和被揭露……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政府危机和政府更迭,中国的民主才得以成长起来。”这种预见虽则与该文大部分论点并不契合,所举事例与后边的结论大相径庭,不过他看到“政府更迭”的不可免,这就跳出了进化论的套子,应该说是认识论的一次飞跃。□

附录:对《人权九十九条》的意见

对七月号《北京之春》发表的《人权九十九条》,与同期刊出李晓平的《诉诸公民意识,争取首要人权》加以对照研究,我赞赏李先生的提法。如按照首要人权的解释,九十九条里有许多可以归并到李先生的条目中。想用通俗的语言,把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原则,传播给大陆人民,这个立意很好。我觉得提纲挈领的提法,正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宪法,首要人权皆放在首位加以抽象的高度概括,作到了言简意赅。只是在执法中卫护人权的各个方面,则通过本国某省某县的具体判例,在实践中给以充实与完善。而各国的司法案例可以出版厚厚的一本书。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保护“首要人权”的影子,至于由首要人权派生的细目,尚不是最迫切的诉求。应看到人权保护规定得太琐碎,有可能模糊了最关紧要的部分。不过我还是认为把争取人权开列得完整,涵盖面大一些,作为启蒙的读物,还是有益的。

以下,对个别具体条目提出一些意见:

第十六条用词“把人划分为超法律的类别(如右派、反革命份子……等),而加以区别对待。”。这里的“超法律”匪解,“区别对待”是政府的政治迫害和歧视,还是处分上把几种受害者分成等级?不明朗。

关于律师的职能,中国律师必须服从上峰的意旨,而且不能自由开办律师事务所。这一类对保护人权至关重要,但它又属于法律范围。将它列在“监狱条件下的人权保障”的栏目里,在观念上缩小了律师的功能。

中共治下,践踏人权最令人难堪的是株连受害人家属;应增加根绝株连家属一条。

还有一条是中国特有的蛮横,犯人服刑期满,变成留场人员,仍不得自由,等于终身监禁。□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阅读次数:811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